上周,在蔚來媒體溝通會上,李斌被問到了當下最火的智駕兜底話題,他用了一句非典型的雙重否定句式做了表態,“如果確實是因為系統本身的原因造成損失,按照我們的服務標準,我不覺得我們公司會不兜底。我們也沒有必要發一個聲明去說這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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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補充到:“我說實話,沒有特別去研究這個事情,我們其實一直都是這么做的。”
這番話很符合李斌和蔚來一貫的行事邏輯,但放在整個智駕行業集體涌入 “兜底時代” 的節點上,這句回應也恰好戳中了一個爭論已久的核心問題:智駕兜底,到底是車企的營銷新話術,還是行業走到今天必須補上的一課?
兜底是普及期的必然產物
智駕行業的競爭邏輯,在 2026 年悄然換了賽道。
工信部 4 月披露的數據顯示,今年 1~2 月具備 L2 級組合駕駛輔助功能的新車滲透率已達 69.15%。乘聯會的數據則顯示,1~4 月新能源乘用車 L2 與 L2 + 合計裝車率突破 87.4%。
短短三年時間,曾經只有頂配車型才有的高階智駕,已經下探到了 15 萬元級市場。硬件戰打到今天,激光雷達、Orin 芯片、大模型上車幾乎成了標配,頭部品牌的場景覆蓋率差距已經縮小到個位數。
但硬件的普及,沒有同步帶來用戶信任的普及。
不少消費者一直誤認為 L2 級輔助駕駛可以 “完全接管車輛,可以經常雙手長時間離開方向盤,認為開啟智駕后車輛能應對大部分突發情況”。
但是,消費者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是,產品宣傳時,聽到的是 “解放雙手,全程無憂”,真出了事故,統一話術都是 “L2 級輔助駕駛,駕駛員需全程監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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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宣傳向上靠、責任向下甩的雙重標準,幾乎已經成為了整個行業的通病。也就是有分析人士所指出的那樣,“廠商拿走了功能溢價的紅利,卻把所有風險都留在了方向盤后面的用戶身上。”
在這種情況下,廠商與消費者權責不對等的矛盾就再也藏不住了。
比如從 2021 年沈海高速的林某某案最終達成私下和解,到近兩年零星個案中,廠商確實承擔了部分經濟補償,確實也有用戶在智駕事故中拿到了來自廠商的支持。
但問題在于,這些賠付全都是 “個案私下協商” 的結果,是簽了保密協議的,根本沒有公開標準,也沒有統一流程,甚至連 “什么情況算系統責任” 都沒有明確的界定。
同樣是智駕引發的追尾事故,有的用戶能拿到全額維修支持,有的只能拿到幾千積分的關懷補償,還有的會被直接告知 “系統檢測正常,駕駛員全責”。
對于事故判定的尺度松緊,往往取決于事件的輿論熱度,而非統一的規則。
這種處理事故的模式確實很靈活,一事一議,各有各的處置。但天然缺陷是,只有會哭的孩子才有奶吃,懂得維權、有能力發聲的用戶更容易拿到補償,而絕大多數普通用戶,在數據黑箱面前幾乎沒有任何談判基礎。
更關鍵的是,用戶在開啟智駕功能時,根本無從預判:如果出事,我能不能拿到賠付?哪些場景廠商會負責?哪些只能自己承擔?這種不確定感,恰恰是信任最大的敵人。
比亞迪和華為的兜底方案之所以引發行業震動,從來不是因為賠的錢更多,而是它們第一次把規則擺到了臺面上:什么場景賠、什么情況不賠、賠付流程怎么走,寫得清清楚楚 ——用戶不用賭廠商的良心,不用靠輿論施壓,按規則來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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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的 “廠家直賠、不走車險、不影響次年保費” 模式,華為的 “用戶可選是否動用車險” 分層方案,都是把兜底從模糊承諾變成了可預期的白紙黑字。
從 “看人下菜碟” 的個案關懷,到 “人人平等” 的公開規則,這不是營銷的進步,是行業的成熟。李斌覺得 “沒必要發聲明”,潛臺詞是 “我們靠服務自覺就能做好”,但對普通用戶來說,寫在明面上的規則,永遠要比藏在內部的服務標準更可靠。
被夸大的道德風險
反對兜底的聲音里,最常被提起的理由是 “道德風險”,如果廠商兜底,用戶就會放松警惕,甚至故意濫用智駕,反而會提升事故率。
這個擔憂不無道理。
但這不意味著應該因噎廢食。原因很簡單,所有正規的兜底政策,都有極其明確的免責邊界。酒駕、毒駕、雙手脫離方向盤、系統提示接管后未響應,這些情況統統不在賠付范圍內。兜底為系統錯誤買單,但絕不會為用戶的違法行為兜底。
恰恰相反,兜底政策最大的價值,是把技術安全和廠商的經濟利益直接綁定在了一起。
在沒有兜底的時代,廠商迭代智駕的核心 KPI 是 “場景覆蓋率” 和 “接管率”,為了搶市場,可以不斷放寬功能適用邊界,哪怕長尾場景的誤判率高一點也沒關系 —— 反正出事了是駕駛員的責任。
但有了兜底之后,每一次系統誤判都是真金白銀的賠付成本。系統識別不了靜態樁桶,撞一次賠幾萬;車道線識別錯誤,亂變道引發追尾賠幾十萬。賠付數據會直接倒逼廠商的技術迭代,而不是優先做最能營銷的新功能。
用經濟邏輯倒逼技術安全,比任何行業自律都管用。李斌說蔚來 “一直都在這么做”,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這一點,當賠付成本真實落在自己身上時,廠商對安全的重視程度,會遠高于任何一紙安全宣言。
兜底不是終點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今天我們討論的所有 “智駕兜底”,本質上都是 L2 級人機共駕時代的過渡產物。
按照我國現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規,L2 級輔助駕駛的責任主體永遠是駕駛員。廠商的兜底承諾,只是自愿承擔民事層面的經濟賠付責任,既不能替代駕駛員的行政責任,更不能免除刑事責任。
這注定了兜底不會是行業的終局。隨著 L3 級高階自動駕駛逐步落地,在法定的設計運行范圍內,廠商將正式成為駕駛責任的主體,屆時 “兜底” 會從商業承諾變成法定義務。
但這并不意味著今天的兜底沒有意義。相反,它是整個行業為 L3 時代做的最重要的一次預演。
一方面,廠商通過兜底實踐,積累事故數據、完善定責流程、測算風險成本,為未來的法定責任體系建立運營基礎。
另一方面,用戶在兜底規則的引導下,逐步建立正確的智駕使用習慣,理解人機共駕的責任邊界,比起模糊的 “自動駕駛” 宣傳,清晰的權責規則,反而能讓用戶更理性地看待智駕的能力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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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看,兜不兜底不是選擇題,而是智駕行業從野蠻生長走向合規成熟的必經之路,是整個行業必須補上的成人禮。
回到李斌那句 “沒有必要發一個聲明”。
某種意義上他是對的,為自己的產品負責,本該是一家車企的底線,不值得拿出來大張旗鼓地營銷。
但底線之所以需要被聲明,恰恰是因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個底線并沒有被整個行業共同遵守。當用戶被 “自動駕駛” 的宣傳吸引入場,卻在事故面前獨自承擔所有后果時,公開的規則和承諾,就是重建信任最基礎的磚石。
蔚來的 “沉默兜底”,體現的是一家用戶企業的服務自覺;但整個行業需要的,應該不僅僅是個別企業的良心,而是全行業的透明規則。
智駕的終極目標,是把人從駕駛中解放出來。而解放的第一步,就是要讓每一個坐在方向盤后面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是我該管的,什么是系統該負責的。
畢竟,沒有規則框定邊界的信任,一定不是真正的信任,就像一張沒有填寫數額的支票,看起來無比慷慨,卻永遠都不可能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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