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底能不能拿ADHD玩梗？

我們到底

能不能拿ADHD玩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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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諾阿》

最近這兩年，ADHD不斷走進大眾視野。社交媒體上，和ADHD相關的網絡熱梗頻出，網友們紛紛開始自我確診ADHD，也有脫口秀演員以此為素材寫下膾炙人口的段子……面對這樣的流行現象，在感到新奇的同時，我們也懷有深深的憂慮和困惑。

到底什么是ADHD？除了大眾所熟知的多動和注意力不集中，ADHD患者還會遇到怎樣的障礙與困境？在實際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社會給予了這一群體足夠的支持和理解嗎？而玩梗，究竟是打破了大眾對ADHD的認知空白，還是加深了刻板印象和ADHD患者自身的病恥感？

不久前，理想國推出了《無處安心的女孩》一書，作者卡拉·齊格內以親身經歷寫下了身為一名ADHD女性在日常中的困境、遭受的誤解和大大小小的痛苦，以細膩、清晰的講述打破了大眾對ADHD的污名或浪漫化想象。

本書出版后，我們也有幸邀請到了ADHD確診人士、精神健康社工、《紛亂的心靈》譯者隋真和神經科學博士、“青衫neuro”創始人青衫一起就ADHD這一主題展開了一場深入的對談。

從如何為ADHD確診、實施干預，到ADHD人士當下的困境、大眾對ADHD的關注帶來的影響，隨著對話的不斷深入，我們將會重新看見ADHD人士真實的生活。

以下對談整理自播客“naive理想國”第19期節目

「當ADHD成為“口頭禪”：流行背后的真實與誤解」

01

如何判斷自己是否是ADHD？

理想國：現在很多人會覺得自己可能得了ADHD，因為符合ADHD的很多癥狀，比如注意力不集中、多動。但是在醫學上，到底怎么判斷我們的一些特質是否構成ADHD？ADHD作為一種疾病，它的癥狀和網上大家說的又有什么不一樣？

青衫：首先，我一般比較喜歡用“障礙”這個詞來形容ADHD。雖然在醫學上對“疾病”和“障礙”沒有很嚴格的界定，但我還是遵循英語“disorder”的翻譯，一貫稱ADHD以及相關的各類精神類障礙為“障礙”，而非使用很醫學化的“病癥”詞匯。我認為在中文語境中，“障礙”更多強調的不僅僅是存在一些病理因素，或者說生理方面的異常，還更加強調在生活中所能導致的困境。

其次，大眾有一個很常見的誤解：既然分心是很多人在人生中某個階段都會經歷的，多動也很常見，比如抖腿、轉筆等等，那究竟什么能把ADHD的診斷和我們所說的neurotypical——即神經典型者，也就是普通的表現——區分開呢？

這種誤解其實可以理解，但從臨床角度看，它有一個很嚴格的界定。雖然ADHD的診斷要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和發育史，尤其是對ADHD來說，需要看他在12歲以前生活中的各種表現，但對這些表現的界定是由受過發育障礙相關訓練的醫生來進行的。

如果我們看臨床指南，比如DSM-5（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發布的《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它在注意力問題和多動沖動行為部分，各列出了9個行為特征。

成人需要至少滿足5條（每個部分各5條）才符合ADHD的診斷；一般小朋友則需要各部分癥狀至少滿足6條及以上。它其實是有這樣一個門檻，并不是說只有分心或者只有多動就能滿足診斷，而是要同時滿足每個類別的條目數才能達到標準。類似的，國際臨床診斷指南ICD（《國際疾病分類》）也有一系列條目，不過ICD不像DSM那樣要求符合多少條目才能確診。

但總而言之，孤證不立。只滿足一個條目肯定無法確診，通常要從生活的不同場景來評估，比如小時候在家里、在學校，或者在和父母外出等業余場合，分別有什么表現。因為ADHD的表現會跨越生活中很多方面，不僅會在學校這類有挑戰性的環境中出現，一般來說在家里和其他地方也會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對成人的診斷，不僅包括對12歲以前發育史的追溯，也包括對至少近半年內生活中的各種表現的追溯。對于成人的診斷，一般還會做鑒別診斷，看成人中常見的焦慮癥、抑郁癥等在表現中占多大比例。

《這里是亞美子》

理想國：隋真老師，您能否從患者視角，和我們分享一下您診斷ADHD的過程？

隋真：我確實從小就丟三落四得很厲害，天天被家里人打，但就是改不過來。不過因為成績還不錯，家里人也沒覺得需要干預。后來我開始工作，一開始的工作對專注度和精細度要求沒那么高，但老板總問我：“你能立刻給我98%的成果，為什么就差那2%？你就是不能認真把它做好？”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么，直到后來參加一個定量分析的統計項目，涉及大量數據清理和分析，問題就大了，我要每天跟上級領導反復修改定稿。持續一段時間后，我吃不下也睡不著，壓力很大。在這種無法承受的妨礙下，我才考慮去就診。

診斷分初診和復診。初診不會立刻下診斷，會先問主訴。確定主訴后會開一系列檢查，不只有用于ADHD診斷的結構化訪談，還包括很多鑒別診斷，比如血檢排除甲狀腺功能引起的精神表現，以及抑郁、焦慮量表等。

但在開檢查之前，醫生先問我來干什么。我說我想就診，懷疑自己有ADHD。他看我快30歲了，就說：“啊，又一個上網上多的。”

我并不理解他為什么要這么說，但我不想表現得太激動，免得影響他對我的判斷。醫生看我沒什么反應，就繼續問我在生活里有什么表現？

我說我在注意力調節上有困難，不僅是做細致數據工作時容易分心出錯，也包括一旦開始做很感興趣的事，就會高度集中。初診醫生回答我：“是個人不都這樣嗎？”

我很震驚。因為這位醫生是權威人物，而我說的情況，其實在專業量表上也有描述。作為權威醫生，他應該知道注意力障礙不只是長期分心或拖延，更是一種調節上的困難：該專注時專注不了，該切換任務時切換不了。這是公認的精準表述，但他卻說每個人都這樣。

不過最后他還是給我開了檢查和結構化訪談。訪談是由受過訓練的訪談醫生來做。不同醫院的要求不同，有的要求帶家長來，把我和家長的話做交叉對比；有的則理解患者可能和家里關系不好，或家長照顧疏忽，注意不到情況，所以允許帶長期同住的伴侶來提供另一份證詞。

他們聯系了我伴侶，從我的小時候開始，問各個情境下的表現，再和我伴侶的話對比。這里會出現一些有意思的情況。比如醫生問我“你會經常遲到嗎？”，我說我完全不遲到；然后醫生問我伴侶，ta的回答是我一直遲到。醫生就在記錄上打叉打勾、寫備注。最后把血檢、鑒別診斷條目和結構化訪談結果一起交給初診醫生。初診醫生一邊說“啊，原來真的有（ADHD）”，一邊下了診斷。

青衫：隋老師的就診經歷挺典型的，是我們常聽到的就診困境，尤其是和醫生的互動。遇到困難卻被醫生評判甚至負面對待，是比較常見的困境。我們在做ADHD就診困境那期文章時，很多朋友分享了類似的經歷。

理想國：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是因為ADHD診斷標準比較模糊，還是流程不夠規范健全導致？

青衫：我覺得這是個人的原因，當然也和專業訓練程度有關。但醫生對待患者的態度，首先是個人的選擇。我也收到過很多問題，比如大家很關心ADHD診斷到底是不是主觀的。我們說主觀，更多是希望有儀器能測出某人有ADHD。實際上ADHD患者的腦電很可能沒有明顯異常，卻在行為上有ADHD表現。即使沒有這樣的儀器，也不代表ADHD診斷是主觀的。根據臨床指南，它有很多客觀標準需要逐條符合，才能構成診斷。

理想國：那在診斷之后，治療的主要目標是什么？是消除癥狀，還是提升患者與社會功能的匹配？

隋真：從我自己的工作和相關文獻來看，ADHD的干預目標不是要把人變成一個所謂“沒有ADHD”的人——這不現實也不可能。它非常具體。

首先是降低ADHD表現對生活的妨害。很多ADHD特質長期存在，治療目標不是清零，而是讓這些特質不再拖垮他們。

其次是提升所謂的功能，比如時間管理、任務啟動、情緒調節、工作學習的可持續性，讓ADHD人士不用每天逆風走路、對抗生活。

第三是幫助個體更好地與自身情況共處。尤其對成人，治療中一個重要過程是幫對方從“我怎么這么沒用”等道德性自我評判，轉向“是我大腦工作方式不同，但可以學習如何和它合作”。當各種表現得到支持、功能開始改善，接納和共處才可能發生。

所以常說藥物干預和行為干預最好共同使用。因為藥物如果起效，改善會比較明顯，功能提升后，生活中的困難降低，也更容易調整自我評價。但行為干預有時只靠自己很難實現，可能需要通過心理咨詢或ADHD教練的幫助，去改善自我認知并學習具體操作方法，有時候哪怕只是調整物品的擺放都可能帶來幫助。

此外，除了醫生、教練、咨詢師等專業人士，如果患者生活中能獲得親友的理解、不被歧視、擁有愿意配合共同生活的人，對患者的改善也會非常大。比如我自己有時會疏漏、遲到或忘記吃飯喝水，伴侶在旁邊的小小提醒都對我有很大幫助。

青衫：我非常贊同隋老師說的。我比較喜歡說，如果你有ADHD，但生活中自洽，就完全沒必要干預。只有當你需要付出額外很多努力才能和別人差不多，甚至仍有很多挑戰難以應付的時候，才是很好的干預契機。

02

ADHD比我們想象的更復雜

理想國：現在很多人隨口就說自己有ADHD，真正的ADHD癥狀和自以為的差別在哪兒？剛才青衫老師提到，當個人生活受阻礙時應該去尋求幫助，那有沒有更明確的標準作為指引？

青衫：我建議，如果有自我懷疑和生活困難，就去找有資質的專業人士進行診斷。自我篩查有用，能幫自己了解自己；但生活中如果確實有很多相關的掙扎，就需要專業人士介入。有了專業診斷，才能獲得藥物支持。對于考慮藥物干預的朋友，去醫院確診是必經之路。

隋真：我覺得現在的情況是，篩查量表被放在了過于重要的位置。從我的經歷和青衫老師的話也能看出，懷疑自己有問題去就診，往往要過五關斬六將，還要和醫生battle。在資源有限、信息碎片化的情況下，通過他人自述和量表了解自己是第一步，很常見。問題是，如果你確實受到很多困難，我們鼓勵你不要只停在這里。如果確實想獲得藥物或更多知識，可以尋求診斷。

但目前能為成人確診的醫生和科室其實仍然很稀缺，跨市開藥也很難，這種情況下，我會建議在網上搜索ADHD相關的小貼士，先在生活中嘗試調整、改善。等有條件有資源了以后，再考慮正式去醫院做診斷。

理想國：這兩年ADHD經常在社交平臺上被提起，大家對ADHD的認知一般都是多動、注意力不集中，那真正的ADHD患者會達到怎樣的程度？

隋真：真正ADHD肯定不止分心和拖延。診斷標準上，DSM-5分為注意缺陷為主、多動沖動為主和混合型三類。現在較權威的框架認為ADHD本質是執行功能層面存在障礙，包括工作記憶——短時間記憶容易遺忘，說話說到一半忘記要說什么；排優先級——比如出門要做很多事，一下子不知道先做哪件；整理東西——不知道先放什么；還有搶話、打斷別人等等。確診的ADHD人士在生活中很多方面都會出現超出拖延和分心的情況。

《這里是亞美子》

青衫：我可以把DSM-5列出來，讓大家更直觀地理解什么叫診斷的標準。首先，分心部分需要在過去6個月里符合至少6條（成人或更大的青少年需要符合至少5條），且表現與發育水平不符，并對學業、社交、生活造成負面影響。

1.經常無法注意細節，或犯粗心錯誤。

2.經常難以維持注意力。

3.經常看起來沒在聽別人講話，或走神，即使周圍沒有明顯的分心物。

4.很難完成學校作業或遵循指令完成家務、工作任務。

5.很難做整理工作，比如管理任務、規整物品，工作無條理，時間管理差，難趕上截止日期。

6.經常忽視、不喜歡或不愿做需要腦力的工作。

7.經常丟重要的東西。

8.經常因外界刺激（比如聲音）而分心。

9.經常在日常生活中忘事。

以上9條，成人滿足5條以上，孩子滿足6條以上，才能認定存在臨床顯著的分心并影響生活。

接下來是多動和沖動控制障礙部分，也是過去6個月有表現，與發育水平不符，對生活產生負面影響。

1.經常玩東西，比如轉筆、手或腳有小動作，或坐著時扭動、坐立不安。

2.在被期待坐在座位上的時候，經常需要站起來。

3、經常在不適當的場合跑來跑去或者爬上爬下。

4、經常無法安靜地玩耍或享受業余活動。

5、經常忙個不停，很難保持安靜。

6、經常說話太多。

7、經常在問題未問完時就搶答問題。

8、難以等待，比如排長隊時會抓狂。

9、經常打擾或打斷別人，比如插話、插隊、未經同意用別人東西、干擾他人工作。

成人需滿足5條以上才能被認為是ADHD。此外還有重要標準：癥狀需在12歲前就存在，且表現在至少兩個或以上的場景中，并嚴重影響學業、社交、職業等功能。同時需排除其他精神障礙可完全解釋的情況。

03

被忽視的ADHD女性

理想國：《無處安心的女孩》里也提到，ADHD診斷和治療早期多以男性為樣本，女性患者經常被忽視。現在的情況有好轉嗎？

青衫：現在的診斷標準沒有完全按性別區分，但有越來越多針對女性ADHD表現的臨床共識，不過具體落實到醫學訓練中，也需要時間去更新。經過幾十年研究，我們已經發現女性中ADHD表現以分心型更多，男性尤其是小孩，多動的表現更多，所以很多女性ADHD被忽視。

另外，ADHD是一個發育性障礙，女孩發育通常比男孩早大概兩年。有ADHD的女孩，其日常表現與沒有ADHD的男孩相當，如果我們要做一個排序的話，沒有ADHD的女孩表現最好，有ADHD的女孩與沒有ADHD的男孩相當，有ADHD的男孩表現最差。所以如果把所有孩子放在一起評估，ADHD男孩最容易被篩選出來；而有ADHD的女孩仍屬于一個所謂“正常”的表現范圍內，雖然比同齡女孩落后，但和同齡男孩相當，所以放在所有孩子中并不明顯。這是歷史上研究主要依據小男孩、標準偏向男性的原因。

但現在有越來越多針對女性特殊表現（結合青春期、激素周期、更年期等）的研究，我們很高興看到這些成果，也希望它們能盡快被臨床醫生學習和應用，來幫助更多ADHD女性。

隋真：《無處安心的女孩》里，作者也提到她的學習成績其實不錯，但性別規范給她帶來了很大的負擔，因為女孩總被要求文靜、貼心，所以她只能努力壓抑自己，即使感受到痛苦也無法講述。

《看見她們》里也提到，老師和家長其實也存在刻板印象。比如同樣是妨害紀律的行為，老師可能會讓男孩的家長帶孩子去看醫生，但卻把女孩的這類行為歸類為道德問題。很多女孩甚至沒被發現有ADHD問題，就更別提去醫院就診。

社會對女孩行為的要求——比如打罵、傷害自尊心等方式——構成了一種壓抑式的行為干預，讓她們看起來較為“正常”，各個層面的忽視和誤解導致了很多女性直到成年后才意識到自己是ADHD。

《這該死的一見鐘情》

理想國：那么青少年階段確診和成年后確診，對干預和治療會有什么不同影響？

隋真：我曾經和一個有ADHD的朋友聊天，她的孩子也有ADHD。她說，她小時候因為不守紀律而過得很痛苦，雖然一直跳級，但和老師的關系非常差，并且在工作以后，和領導以及各種處于權威狀態下的人的關系也很差。

她后來帶著孩子去了加拿大生活，孩子也是在加拿大確診了ADHD和閱讀障礙，但那邊就配有更完整的應對機制，比如學校的老師明白什么是ADHD，所以一旦孩子坐立不安的時候，就會讓他去操場跑兩圈再回來，運動對ADHD的一些表現也有改善作用；同時，針對閱讀障礙的問題，那邊的學校也有專門的軟件能把題目、材料念給這些孩子聽，考試的時候也有軟件能讓閱讀障礙的學生邊聽題目邊做題。

如果沒有被診斷出是閱讀障礙，孩子很有可能會被家長誤以為是不愛學習、不上進。所以早發現就能早干預，不管是在學業上還是自我認知上都會有幫助。

我在確診后查看相關資料，進一步了解自己除了分心還有聽覺處理困難、搶話等很多問題，就像拿到一張地圖一樣，生活有了更多的調節，人際關系和工作表現都得到了改善。所以如果更早發現，可能我會更注意如何與別人相處，有些友誼也不會因此而終結。總之，越早發現、越早獲得支持性干預，應該能讓孩子更好地成長，并且提升孩子的幸福度。

青衫：隋老師說得很對，盡早確診、給予支持，能讓孩子不那么費力地開展人生。我還想從創傷的角度補充一點。ADHD的非藥物干預，比如心理干預，強調的第一步是建立自信心。因為成年后才確診ADHD的人，過去很多年可能一直背負著“我是個失敗者”的負面觀念，因為沒有支持和理解，他們自己背負了所有后果，把ADHD帶來的種種障礙內化成“我這個人很差、我完不成任務、不能守時、生活一團糟”等等觀念。所以在確診后，很多ADHD患者的反饋是他們終于為自己的過去找到了出口——原來不是我糟糕和不努力，而是我真的很努力，但是我跟不上其他人的步伐，也做不到這些事。

所以我很強調，即使一個孩子成長中沒有其他負面事件，但未被識別的發育障礙本身就可以造成嚴重創傷，更不用說還容易遭受額外的語言羞辱、體罰或霸凌，讓情況雪上加霜。

而在結構化的學習過程中，很多工具書都會強調要慢慢開始改變和調整。如果剛開始我們做不到，千萬不要太急，可以分步驟一點點進行。比如一個人經常容易遲到，他剛開始只遲到5分鐘可能就已經很好了，后面再慢慢讓自己能夠準時，最后進階到更好的時間管理技能。所有的改變都是一步一步進行的，這個過程相當于慢慢去除對自己的負面印象，并給自己積累成功的經驗。

04

我們到底能不能拿ADHD玩梗？

理想國：雖然現在很多心理疾病的認知度在提高，但我們可能仍然害怕被貼上一些標簽，所以一直猶豫不敢去確診。

隋真：如果有人說怕被貼標簽，一定是社會和生活中仍存在很多污名，而他內化了這些污名，這種擔心完全可以被理解。對于有病恥感的人來說，一方面我們可以做相關的教育，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會和對方一起想更切實的辦法幫助對方打消顧慮和害怕。

但診斷的目的一定不是貼標簽，而是指明方向、明確自己該尋求什么幫助。我自己拿到診斷時，第一反應是終于可以拿到藥了。因為我當時工作壓力大到快活不下去。第一任務是吃藥，讓大腦冷靜下來，不再焦慮。

獲得診斷后，我找了更針對ADHD的干預貼士，確診也讓我不再苛求自己，不再死磕不適合自己的努力方向，而是轉換方向，找更適合的方法，節省精力。

同時確診后伴侶也更能理解我，知道之前一些讓他無法理解的行為是因為ADHD，而不是我的惡意。

理想國：兩位老師怎么看待大眾把ADHD變成一種娛樂梗和時髦病的現象？這種討論對真正患者是好的社會環境變化，還是惡化了他們的處境？

隋真：我覺得“時髦病”這個說法和大家對抑郁癥的一些觀點很像，一方面反映出了公眾對ADHD討論度的上升，但另一方面，冠以“時髦”更多是由于社會對精神障礙話題進入主流的不適應，本質上是因為很多人認為這些精神障礙不該頻繁出現在公眾文化中，那我對此表示不認同。

至于梗化和娛樂化，其實我們社群里的伙伴有時也參與ADHD梗的創作，因為幽默是一種策略。困難真實存在，但用輕松的方式會更容易說出口，也能降低孤獨感，讓彼此理解。但問題是，這種表達進入傳播后可能會降低大家對ADHD復雜性的了解，比如我們會更容易強調ADHD有分心和拖延的表現，但時間管理、執行功能、排序等深層問題被隱藏在這些梗的背后。所以很難說只有好處或只有壞處。

我更為擔心的其實是幽默成為了這一切的終點。無論是主觀上哈哈一笑不再深入，還是客觀上就醫遇到挫折、資源不夠、醫生偏見、藥物短缺等，都會給有需要的人帶來傷害。梗的流行也可能配合先入為主的污名，加劇“上網上多了”“為了開藥才來”的看法，而醫療系統里的人也會受污名影響，增加就診者的障礙。所以希望通過公眾教育和科普降低污名，讓有需要的人更容易獲得幫助。

《這里是亞美子》

青衫：我們社群反響很大，大家常分享看到的各種污名化言論。比如認為ADHD是偷懶或給自己找借口；也有浪漫化的，覺得ADHD都是天才。這些論調消解了患者多年的痛苦，所以我個人很反對用任何醫學狀況玩梗。

理想國：兩位老師對關注ADHD、關心這個話題的朋友，有什么特別想說的？

青衫：我會建議不管是醫學狀況還是非醫學的生活困難，都要落在具體的人身上。因為不管是什么樣的遭遇，在每個人身上都是獨特的。如果感興趣可以從生活中做起，觀察身邊有沒有類似現象或群體。所有公眾討論，都應該落到具體的個人身上，因為那才是對每個人最重要的，才是每個人實際日常所經受的東西。

隋真：我完全同意。因為我做互助社群和工作都習慣個案處理。如果有人有訴求，我們會坐下來具體問：你擔心什么？造成了什么影響？最想改善哪部分？有哪些資源可以下一步行動？哪些部分可以根據你的情況微調？

即使你不是親歷者、沒有ADHD，關心別人時也建議像青衫老師說的，關注身邊具體的情況。當有人跟你聊到自己的困難時，可以保持傾聽和開放的態度，自己多做科普，但不要拿科普的癥狀去套用在每個人身上。我們知道ADHD的共性是為了不對此感到陌生，但遇到具體的人時，不要先入為主，而是去聽對方想說什么。如果不確定怎么做，可以問對方：“你希望我做什么？”生活要回到個體，我們的討論也要回到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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