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春祥：棄物 | 天涯·作家立場

天有際，思無涯。

《天涯》2026年第4期

點擊封面，馬上下單本期《天涯》

者按

陸春祥的長文《棄物》以 “萬物皆棄物” 為核心，結合廢報回收、運河拾荒夫婦、運河污水治理、垃圾分類小事等現實見聞，串聯古籍修復、宣紙循環(huán)、古廁文明、三星堆殘器、太空垃圾、核廢料等古今中外事例，梳理農耕時代良性物質循環(huán)與工業(yè)時代塑料、化學廢料、核廢料的長久污染困境。

該文反思現代消費制造的垃圾污染，警示塑料、藥物殘留、核廢料等不可逆環(huán)境危機，倡導正視廢棄物完整循環(huán)鏈條，倡導人類學會與物質和解，懂得取舍、循環(huán)與敬畏天地，關照人與物、人與自然的相處之道。

今日，我們全文推送陸春祥原刊于《天涯》2026年第4期“作家立場”欄目的《棄物》一文，以饗讀者。

陸

棄 物

萬物皆棄物。

瓦礫、屎尿、舊報紙、魚骨頭、核廢料、飄在太空的手套——它們被扔掉，被遺忘，被埋進土里或被燒成灰燼。可沒有什么是真正消失的。它們只是換了名字，換了形態(tài)，換了故事里的角色。

我常想，我們這代人，大概是最后一批還和垃圾打交道的人了。不是那種按一下開關就眼不見為凈的打交道，而是真真切切地看見它、觸摸它，為它頭痛、被它包圍。幾十年間，從垃圾圍城到垃圾不夠燒，從隨地便溺到雪隱如詩，從廢紙堆里討生活到從垃圾山中挖出土地。

這組片段，似乎是一次尋訪。我尋訪那些被扔掉的東西，去了哪里；也尋訪那些扔掉東西的人，在想什么。

萬物皆為棄物，而我們，只是時間的拾荒者。

身邊事

一

杭州日報報業(yè)集團是全國比較早的自辦發(fā)行單位。每日清晨，一千五百多名投遞員從各發(fā)行站出發(fā)，把百余萬份報紙送到訂戶手中。

二十多年前，我管著《杭州日報》的經營，廣告、發(fā)行都管，但投遞交給集團發(fā)行公司。廢報紙如何回收呢？發(fā)行公司大概這么處理。

投遞員送報的時候，往往會往訂戶的訂報箱中塞進一張小卡片，卡片上印著投遞站的地址和電話什么的，如果有什么投遞質量問題，可以隨時投訴，同時，也附一行小字：有舊報廢報，歡迎隨時送到發(fā)行站。發(fā)行公司給每個投遞員下達的任務是，每人每月回收廢報600斤至800斤。發(fā)行公司再與相關回收商簽訂協(xié)議，由他們定期到各發(fā)行站回收。

按估算，每個投遞員一年回收四噸至五噸，整個發(fā)行公司，一年可以回收六七千噸，這與我們印廠每年要進的紙的量相比，不到十分之一。

造紙廠購買廢紙的價格，市場變量極大，它會受到美國、日本等主要紙張進口國的價格影響，就如原油一樣，價格每日都在變化。而廢紙的價格，也隨時在變化。發(fā)行公司老總告訴我，那些廢紙經銷商，為了賣個好價錢，往往在裝車時，往車上的廢紙堆中澆自來水，如此，在過地磅時，重量就會增加不少。

作為報人的我，無論何時何地，遇見報紙總要翻一翻的習慣一直沒變。辦公室數十份報，瀏覽過后，除極少作為資料剪下保存，大多堆在一起作為廢報丟棄。有的時候，也會盯著那些舊報發(fā)一陣呆。這則報道，曾經引起多么大的轟動啊，僅僅幾天時間，鉛字依舊清晰，卻已經成了廢品。那些曾經讓人熱血沸騰的報道，都沉在紙堆里，沉得像化石。旋即又看到，一些版面上，特別是那些大型整版廣告，往往留有許多空白，這些地方都可以練字的呀。

一邊將廣告版多的報紙留起來，一邊就想到那個著名道士葛洪。

葛洪是丹陽人，家境貧寒，連仆人都雇不起。家中籬笆殘破不堪，他常需撥開雜草出門，又推開野草進屋。家中多次遭遇火災，藏書盡毀。于是他只得背起書箱徒步遠行，不懼千里艱辛，借書抄錄，賣柴換紙，燃燈夜讀。因紙張反復使用，旁人難以辨識字跡。

葛洪這最后一個細節(jié)，道盡了古代許多讀書人的艱難。困難時期，有許多讀書人這么做過。常有古時的書生，將家產賣盡，又將那些舊書賣了，都換了柴米。書其實變成了柴，而柴一燒，就成了灰。灰終歸于土——這難道是書的輪回嗎？

又一想，那只是古代。現代，我們可以回收。眼前這些廢報，它們能變成紙漿，重新開始。

當下，現在的年輕人不怎么看報了，廢報越來越少，但電子垃圾越來越多。我不知道哪個更難處理。

為了寫這一小段文字，某個下午，趁發(fā)行站空閑的間隙，我特地又跑了一趟離我家不遠的杭報拱宸發(fā)行站。情況與以前大不一樣了，為增加收入，發(fā)行站也送起了其他的快遞，角落里的廢報不再堆積如山，它散發(fā)出一種奄奄一息的疲憊。

博爾赫斯這樣寫他的巴別圖書館：“所有的書都在那里，所有的可能性都在那里。”而在這里，不只是我們的報紙，所有的報紙都在減少，急劇減少，更多的是消失，自然，所有的昨天都被清空了。

二

我住左岸的時候，在運河邊走路，因為陽光的原因，常按季節(jié)分方向走。

春秋季，沿大運河杭州段往南走，陽光晴好，溫暖，走到拱宸橋，到青莎公園，或者轉到橋西一帶；冬季，在同樣的運河邊，往北走，那里有大運河音樂公園、新建的大運河博物館，這一帶，光線好，冬日陽光充足，曬著舒服。唯有炎熱的夏季，我則往小區(qū)后面的紅建河走，這里原來是浙江麻紡廠老廠區(qū)，樹木茂盛，走在這條路上，基本上都在陰涼中。

在內運河與紅建河接壤處，有一處新的拱橋，對面是建華工業(yè)園區(qū)。橋腳邊，有一大塊空地，一對收垃圾的夫婦據此為點。兩人個子都不高，男人的臉寬而扁，女人的白頭發(fā)居多，看年紀，兩人應該都有六十歲以上，兩人的背都有些佝僂。

因為經常出差，我是隔三岔五走路，但每次走到這里，這對夫婦基本都在，大多時候，他們都系著圍裙，低著頭，各自在整理廢品。廢品中，以紙板箱、廢舊書籍為主，也有各式大小舊家電。

行到此處，有時，我會停下來看一會，他們轉頭，我朝他們點點頭，就算招呼過了。他們理舊書，理著理著，嘴里會念叨一句，然后揀出一本，翻一翻，將其丟到一邊。我猜，他們應該讀過一點書，那書，看著是可以給孩子再讀的，就揀了出來。從廢舊品中尋到寶貝一點也不奇怪。一輛三輪板車就停在他們的身旁，待裝滿了，男的就會將板車上的東西拉上繩索，女的在另一頭幫著抽緊。一切停當，男的拍拍身上的灰塵，似乎松了一口大氣，然后踏上板車，用力踩著腳踏板，鏈條吱吱作響。女的在一旁，臉上露出不易察覺的微笑，看著板車慢慢遠去。

有一年，我家重新裝修。住了二十幾年，老破舊，全部敲掉重裝，這就有許多的舊東西要處理。我就找到了這一對夫婦，這一回，我知道了，他們是安徽人，男的姓王。他雖佝僂著背，年紀其實比我還小一歲。

我和王師傅說了要處理的舊東西，他說，這么多東西，一時說不清，我得上你家，一件件估價。我說，好。王師傅很專業(yè)，他拿著筆記本，一件件對我報價：松下洗衣機，一百元；立式三匹松下空調，一千二百元；西門子電冰箱，三百元。那些隨了我?guī)资甑臅簧偈钦Z法修辭類，大學時代買的，上次大搬家時不舍得扔，這次咬咬牙，終于舍棄。還有一些雜志的合訂本，也一并扔。一書房的書，至少丟棄了五百本。滿屋子的舊東西，王師傅一邊看，一邊笑得瞇了眼。對于他開出的價，我沒有還價，這種信任，是基于運河邊行走得出的，還有就是對拾荒者的同情。他們賺的可是辛苦錢啊。

這以后，我走路經過王師傅他們身旁，總會停下來招呼一下，他也會笑著問：新房裝修怎么樣了？他問話的時候，常常手上也不閑著。

夜幕降臨時，所有的小區(qū)垃圾桶旁，都會出現一些人。

那些人，會將垃圾桶里的紙盒、塑料瓶、易拉罐挑出來，分別裝進蛇皮袋。他們有的動作很慢，有的動作很快，不論快慢，他們都很仔細，絕不會漏掉一個易拉罐環(huán)。

有哲學家說，垃圾是物品的亡靈。那么撿垃圾的人，就是亡靈的超度者。他們讓塑料瓶重新變成塑料瓶，讓紙盒重新變成新紙。他們是這個消費社會最底端的“回收站”，也是最后的“清道夫”。

有一次，初秋的傍晚，夜幕已臨，燈火也漸漸亮了起來。我行至王師傅夫婦的據點，昏黃的光暈里，他們還在整理最后一車紙板箱。女人的動作慢下來，又捶了捶腰，王師傅見狀，迅速接過女人手中的活計。

板車已經裝滿，繩索捆得結實。風從運河上吹了過來，柳枝扭動著身姿，絲絲涼意襲來，王師傅踩上板車，鏈條依舊吱吱作響，女人跟在后面，手里頭拎著一袋食品，大概是他們的晚餐。板車的身影，漸漸融入了這個城市的煙火中。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在撿拾，記憶、夢想都需要撿拾，王師傅他們是直接撿拾，他們讓廢棄之物重生，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是城市的拾荒者，也是意義的收藏家。

三

這樣的對話，或許很常見：

小朋友上完洗手間，看著池中物，隨手一按，嘩啦一聲，水旋轉幾下，污物沖走了。他問母親：那些便便，沖到了哪里？母親正在洗碗，頭也不回地說：下水道。小朋友又問：下水道通向哪里？母親想了想，答：河里吧。小朋友再問：河水臟了怎么辦？母親顯得有些不耐煩了：哪有那么多問題，沖走了就沒了。

馬桶一摁，嘩的一聲，一切煩惱都沖走了。可沖到哪里去，很少有人追問。

沖走了就沒了——這是我們對排泄物最古老的認知。

長安成為十三朝的古都，持續(xù)時間一千多年，但是，隋開皇二年，因為地下水污染無法飲用而另造新城。中世紀的巴黎人，從窗戶往外倒屎尿，也是這么想的。可事實上，沒什么是“沖走了就沒了”的。一切都有去處。

二十五年前，我剛住到左岸花園時，運河的水還散發(fā)出一股味道，濃濃的，它的水質，劣Ⅴ類，也就是說，水質最差的黑臭類。沿運河走，兩邊不時看到粗大的下水道嘩嘩往河中直排，我想，這大概就是運河水質差的主要原因吧。

要讓各類污水零直排，必須依靠一套完整的科學治理系統(tǒng)。治理過程極其艱難，可以說是傷筋動骨。數十年后，當運河水面上，不時有釣竿在浮動時，在運河邊的行走，就變得賞心悅目了。我看到資料說，杭州現在的運河，百余條支流，水質均在四類以上，干流水質達到三類，有不少段落，甚至達到二類。

幾年前的一個夜晚，在杭州大劇院，我觀看了《遇見大運河》。這是一場舞臺上的遇見。總導演崔巍，閃爍著疲勞但堅定的眼神告訴我：“這是我醞釀最艱難的一個作品，歷時三年。有了人，才有了河，有了河，才有了運，有了運，才有了千年的繁華。我就是這么尋找人類和運河之間的聯系的。”

大幕緩緩拉開。

兩條主線：找尋大運河歷史時空的藝術家和開鑿、繁榮、遺忘、又見運河的千年回憶。這是一場回憶，更是一場人文尋找。在回憶與尋找的交錯進行中，觀眾對流淌千年的運河有了全新的體驗。

依我看，這出舞劇，就是一滴水的今世前生。這一滴水是這出舞劇的女主角，她是千年運河里的一滴水。

兩千五百年前，吳王夫差下令，開鑿邗溝，從江都（揚州）邗口至淮安末口，以通江淮。自邗溝挖下的那史無前例的第一鋤始，此后的數千年，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近兩千公里，便勾連成了一條線，這是古代中國貫通南北的主要水道。

舞臺上，那一大群前朝民夫，無論男女，衣衫雖襤褸，卻仍爆發(fā)出強大的張力。呼喊，吶喊，手舞，足蹈，滾翻，他們是在向山宣戰(zhàn)，向石宣戰(zhàn)，他們要用雙手，與大自然拼搏。開鑿大運河，充滿著巨大的艱辛和危險，必須要有充分的民力和無窮的智慧，中華民族的先人們都做到了。

于是，有了那第一滴的運河水。這一滴水的出現，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大事件，從此，人類交通有了質的飛躍。那是先人們智慧的結晶，是民眾的巨大希冀，也是水滴的歡快生命。

她從通州出發(fā)，一路雀躍，數河相交，直抵杭州。有了她，兩岸，不，古代中國，迎來了繁榮的大時代。這樣的繁榮在舞臺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運河兩岸的璀璨文化，流水人家，流動的田園風光，商埠林立，喧鬧人群，歌舞雜耍，繁忙漕運，外貿往來，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有了運河。

這一滴水，在舞臺上靈動地穿梭著。陽光下，繽紛多彩，絢爛至極，她靈秀，她歡暢，甲乙丙丁，一二三四，ABCD，都想和她親近，愛護她，保護她，這是幸福的一滴水，她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榮光。

時光荏苒，無情的風吹皺，那一滴運河水，被遺忘了，遭遇了各種摧殘。

女主角，鮮光的身體上裹著數不清的殘缺碎片，她承受著各種非人的折磨。

這個時候，觀眾全神關注著被污染的運河。舞臺上飄起了濃濃的霧霾，崔巍這樣解釋：首演的時候，這里用的是碎紙，但效果不是最理想，主創(chuàng)人員就一場一場地試，綠豆粉，黃豆末，我們現在用的是茶葉碎末，你看看這效果，燈光下，茶灰色，壓抑，是不是形象表現了空氣中的重料？

我盯緊了看，那一滴水，被各種重料包圍，逐漸窒息，最后蜷縮著，佝僂著，一動不動。男主角，就是那個擁抱水滴的現代藝術家，由相知到相離，這是一次悲傷的離開，他抱著她，極地旋轉，悲痛欲絕，幾近瘋狂，失去愛人的痛苦，錐心刺骨，無以名狀。

我身后的一個小女孩，輕聲地問她的媽媽：媽媽，運河是死了嗎？媽媽輕輕地回答：沒死，是被遺忘了。

掌聲。這掌聲不是歡呼運河死了，是送給那表演一滴水的女主角的。她讓我們看到自己對運河的漠然、遺忘。這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假死，但觸及心靈。

觀眾從沉重中回過神來。又遇見運河了。

場景自然愉快。那一滴水——女主角，生命又煥發(fā)了生機。綠色的，輕盈的，浮光的，流動的，大跨度的躍動，爆發(fā)的活力，前所未有的青春勃發(fā)。男女主角又不舍分離，相親相愛，這種愛，一直幻化為生生不息的堅守和相望。

當以大運河的終點——杭州拱宸橋作為巨大背景出現時，我似乎也幻化成劇中的人物了，不，我就是劇中一角，因為，我常常要在那橋上佇立。

左岸花園就在大運河杭州的終點，1786km，這個標桿牌上的數字，我只要一出小區(qū)門，就能看見。夜空下，標桿牌遠遠地、高高地亮著，告訴來往的船只，這里是一個有特別意義的地方。

沿著標桿牌出發(fā)，往南走，沿著運河的石階走，一千多米，就到了南北通津的運河廣場，這里，每晚都人聲鼎沸，風雨無阻。拱宸橋，這座明代才建的橋，和運河比，很年輕，但和我們比，卻沒法比！

我常在橋上四顧，胡思亂想，望橋東橋西，看橋南橋北，探橋下流水，一百年前的拱宸橋是什么模樣？二百年前？三百年前？再往前？更往前？還往前？這橋上的塊塊青條石，被時光磨褪得很成熟的樣子，青條石上無名的大小孔穴，模糊不清的各種字體的文字，它們是怎么形成的，都有著怎樣的故事？這些都是我很想知道的。

拱宸橋下的流水，突然又跳上了舞臺，變成了那靈動的美麗身影。

一滴運河水的前世今生，其實也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她需要好好保衛(wèi)。保衛(wèi)需要愛，需要具體的行動。在尾聲里，我似乎聽到了這樣一種集體的呼喊。穹頂之下，那一滴水，不，無數滴水正蛻變成生動的精靈，升騰上空，齊心合力，捉拿著霾這個妖魅！

回到剛剛那對母子的對話，或許這就是文明：它讓我們不必知道，也能活得體面。可如果永遠不知道，那些替我們處理污物的人，那些替我們吃臟東西的微生物，那些替我們變成肥料、變成磚、變成再生水的棄物，就永遠被隱身了。

因此，馬桶一摁，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不過，這個問題，依然有人擔憂，我是指目前的農村。

數年前，浙江全省實施大規(guī)模的“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澇水、保供水、抓節(jié)水，在農村效果尤其顯著，其中之一就是那些農家新房的下水道問題圓滿解決。但我知道，在全國還有不少省份的農村，看著新房林立，而屋中的抽水馬桶等皆是直排，就是在新房邊上挖一個大坑，污水直接下泄。數十天，幾個月，問題都不大，但長此以往，“龍須溝”現象的惡果就會顯現。問題很簡單，直排的污物，地底下也消化不了。

因有這樣的不解心結，每到農村，看到那些漂亮的房子，我就會問馬桶的水沖到了哪里。大多得不到滿意的答復。或許，這也是現今一種不容忽視的現實。

四

一日，社區(qū)工作人員上門送宣傳品，這一回，他們送的是垃圾分類宣傳手冊，還有一副撲克牌。牌的內容，自然是關于垃圾分類的。難怪，這些天，小區(qū)的廣播天天都在播垃圾如何分類，這撲克牌，也算用心良苦。

過了些時間，沒想到的結果出現了，小孫女瑞瑞迷上了這種新紙牌，原來，它可以用來玩游戲。

有一天，瑞瑞從幼兒園回家，將我從電腦桌旁拽下來，說陪她玩紙牌。

瑞瑞說好玩，我這才注意起了這副撲克牌。每張牌上，都印著一種垃圾的圖案：香蕉皮、礦泉水瓶、舊電池、碎玻璃、過期藥品、破玩具熊，有幾十種。出牌的規(guī)則是，誰先把手里的牌按“可回收”“廚余”“有害”“其他”分完，誰就贏。

瑞瑞出牌飛快，香蕉皮扔進廚余，礦泉水瓶扔進可回收，碎玻璃扔進可回收等等。她顯然玩過多次，她說幼兒園上課要玩，難怪她這么快。舊電池可回收嗎？我猶豫了一下。瑞瑞立即笑我：爺爺，你輸了！

確實輸了。我盯著手中那張印著舊電池的牌，一時不知道往哪兒放。

而且，玩牌的時候，我還走了神。因為這副紙牌，讓人想起很多往事。

我們小時候，農村甚至小鎮(zhèn)上，是看不到垃圾桶的。每家每戶的垃圾，都往門前的河里溝中一倒了事，菜葉、碎碗、爛布，不管什么，都混在一起，等著被雨水沖走，沖不走就堆著漚肥，再倒回去肥田。那時候，垃圾就是廢物。

后來，鎮(zhèn)上有了垃圾桶。就是在街頭街角隱蔽位置，用一些磚頭，搭一個半開放型的垃圾箱，但也很少有人往那里面扔垃圾，反正最后都是同一個人來收，倒在同一輛車上，拉到同一個地方埋掉。

再后來，垃圾桶變成了塑料桶。藍的、綠的，上面印著圖標，下面有輪子，可以推著走。旁邊站著戴紅袖章的大爺大媽，看見誰扔錯了就喊一聲。而真正垃圾分類成了全民運動，則只有十來年的時間。

現在，垃圾分類成了紙牌游戲，在小孫女的手里翻飛。

我一邊出牌，一邊問瑞瑞：這些垃圾，最后去了哪里，你知道嗎？

瑞瑞搖搖頭說，不知道。我想說，有些去了專門的處置廠，里面的重金屬提取后，剩下的就固化填埋；有些卻不知道去了哪里，也許它們會混進普通垃圾中，運進焚燒廠，重金屬隨煙飄散，落到附近的田地里，被糧食、蔬菜等吸收，又回到了人肚子里。

但我說不出口。而且，對一個六歲的孩子說這些，太早了。

我把那張印有舊電池的牌，放進了“有害”垃圾那一堆，夸瑞瑞贏了。

游戲繼續(xù)。

瑞瑞抽到一張牌，上面印著幾根魚骨頭。她看看我說：“廚余垃圾。”

我點點頭。但我腦子里浮現的，是杭州一位八十八歲的高奶奶。在她那里，魚骨頭不是廚余垃圾，是畫材。她用三十多年時間，把無數根魚骨頭拼成菊花，拼成山水，拼成別人看不懂的美。

這算不算一種“分類錯誤”？嚴格來說，算。但如果高奶奶不犯這個“錯誤”，那些魚骨頭就真的變成垃圾了。是她的“錯誤”，讓它們從棄物變成了藝術品。

我想，也許分類之外，還有一種更高級的分類——不按“是什么”分，而按“能變成什么”分。垃圾分類教我們的是“標準答案”，但生活中有很多問題，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瑞瑞又抽到一張牌，上面印著一只塑料袋。“可回收！”她喊。

我沒說話。我知道塑料袋理論上可回收，但現實中大部分塑料袋都進了焚燒廠或填埋場。太平洋上，漂浮著塑料袋堆積成的一個“大陸”，面積相當于幾個法國。一只塑料袋，要幾百年才能降解，降解過程中會碎成微塑料，進入魚的身體，從而進入人的身體。

游戲結束，瑞瑞贏了。她把牌收起來，放進盒子里，說下次還要玩。

瑞瑞跑開去玩其他游戲了。我坐在沙發(fā)上，手里還捏著那張印有舊電池的牌。

瓦礫與古人

一

天一閣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佇立在寧波月湖畔，已存四百五十余年的時光。

范欽，這個明中期退休的兵部右侍郎，當年建閣的時候，定下如此規(guī)矩：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讀書閣中，不得攜出。他的子孫，于是守了四百多年，一直守到書頁發(fā)黃，守到蟲蛀鼠咬，守到乾隆年間編《四庫全書》時，天一閣獻書六百三十八種，被收錄的就有九十三種。

那些書，都是前朝的棄物嗎？

我站在那些樟木書柜前，忍不住想，那些書，究竟算不算前朝的棄物？應該不全是。它們只是被時間篩選過的幸存者。每一本書從寫成到入閣，都是一場九死一生的逃亡。戰(zhàn)火要燒它，水患要淹它，蟲要吃它，人要撕它。僥幸逃過這一切的，才有資格躺在天一閣的樟木書柜里，享受著蕓草的香味，等待著下一個讀書人來打開它。

可蕓草也防不住時間。

紙會黃，墨會褪，線會斷。古籍修復師用鑷子、毛筆、補紙、漿糊，一片一片地補。補上去的紙，是新紙，舊紙上的字是舊字，新舊之間，時間被縫合在一起。修復師的手，像外科醫(yī)生的手，又像裁縫的手。他們是在給書續(xù)命。

我見過一本修復過的宋版書。書頁上的蟲洞還在，只是洞被補上了。補紙的顏色比原書要淺一些，看得出痕跡，但不刺眼。修復師說，不能補得一模一樣，要讓人看出這是補的。為什么？因為要尊重歷史。蟲蛀也是歷史的一部分，被蛀掉的字永遠找不回來了，只能讓它空著，讓后人知道，這里曾經有個字。

那些被蟲蛀掉的碎屑，那些被修復師刮下的紙屑，那些從書頁上脫落的老絲線——它們算不算棄物？

算，也不算。說算，是因為它們確實被丟棄了；說不算，是因為它們沒有被遺忘。每一片紙屑都有檔案，每一根舊線都有記錄。修復師把它們都收起來，裝進小袋，標上編號，和書放在一起。若干年后，如果有人想研究這本書的修復史，這些小袋子就是證物。

這是一種對待棄物的態(tài)度：不丟棄，不隱藏，不假裝沒發(fā)生。讓棄物留在身邊，成為歷史的一部分。

其實，那些舊磚舊瓦的瓦片墻，也是被修復的建筑碎片。蟲蛀的宋版書和斑駁的古代墻磚，本質上是一回事：都是時間的棄物，都被重新組合，都讓圍觀者看見殘缺，也看見完整。

古人說書厄有“水”“火”“兵”“蟲”幾大類，其實還應該加上時間歲月。

但又豈止是書，萬物皆有這數種厄運。只是，有些東西厄后重生，有些東西厄后成塵。

不過，那些成塵的，就真的消失了嗎？

二

安徽涇縣，宣紙故里。

山泉從青檀樹下流過，溪邊曬著白色的樹皮。工人們把青檀皮剝下來，浸泡、蒸煮、漂洗、曬干，反反復復，一張宣紙要做一年多。做好的紙，白如雪，薄如翼，柔如棉，韌如帛。寫字不洇，作畫不皺，蟲不蛀，千年不壞。

“紙壽千年”，不是夸張。故宮里存的唐摹《蘭亭序》，一千三百多年過去了，還在。唐人寫經，敦煌藏經洞里悶了九百年，拿出來還能看清字跡。

可這千年不壞的紙，是怎么做出來的呢？

秘訣之一，是“棄物”。青檀皮剝下來的時候，有粗皮、細皮。細皮做上等紙，粗皮做下等紙，最粗的皮和剝下來的碎屑扔掉。但扔掉的不是全扔掉——涇縣的紙坊老人告訴我，以前窮，什么都舍不得扔。碎皮屑攢起來，摻進稻草漿里，做成“皮料紙”，寫字不行，但能用來糊窗戶、包東西。

還有一道工序叫“撈紙”。紙漿浮在水槽里，工匠們用竹簾一撈，簾上留下一層薄漿，晾干，那就是紙。撈紙的時候，水槽里會沉淀一些漿渣，稠的，黏的，撈不起來的。這些漿渣也“棄”了，但不是扔，是倒進另一個池子，和別的廢料一起漚，漚成肥料，再送回青檀林。

青檀皮變成紙，紙的廢料變回肥料，肥料養(yǎng)大青檀樹，青檀樹再生皮——又是一個新循環(huán)。

站在宣紙廠的曬灘邊，看工人們把一張張濕紙貼在烘墻上。烘墻是斜的，下面是炭火。紙貼上去，幾分鐘就干了，揭下來，雪白一張。掉在地上的紙邊，被工人撿起來，堆在一起，說要送到廢料池去。

“這些紙邊還能做什么？”我問。

“以前拿來糊風箏，”工人笑著說，“現在沒人糊風箏了，就漚肥。”

一千多年了，從宣紙發(fā)明的那天起，那些紙邊、紙屑、廢紙，就有它們的去處。糊窗戶、包東西、做紙花、糊風箏。實在用不上的，就漚肥。總之，不浪費。

這是農耕文明的智慧：沒有真正的廢物，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宣紙是這樣，糞便也是這樣，廚余也是這樣，落葉也是這樣。萬物生于土，歸于土，中間的過程，叫作“用”。

可工業(yè)文明來了，塑料來了，電子垃圾來了，核廢料來了。這些東西，土不收了。燒不掉，化不掉，埋了幾百年還不爛，爛完了還有毒。

紙可壽千年，塑料卻壽萬年。

人類終于造出了土不收的東西。

三

莊子對著一群來問道的博士生，諄諄教導：“道在屎溺。”學生你看我，我看你，似乎有點領悟了，我們所尋求的道，存在于一切事物中，連我們每日不潔的出口物中都有。

數千年后，真的有人從屎尿中悟出了道，盡管他不是莊子的信徒。

北宋時期，雪竇山的明覺禪師，曾經在靈隱寺掃廁所三年，整天在和屎尿打交道，但掃出了“雪隱”這個新名詞。“雪”，雪竇山；“隱”，靈隱寺。“遠觀云遮霧罩，若隱若現；近看晶瑩剔透，空明澄澈。雪影留蹤，禪意盎然。”又是寫景，又是抒意，詩意濃厚。后來，僧人們就以“雪隱”代替廁所。這恐怕是廁所最文藝的稱呼了。

真實情況是，明覺禪師確實在靈隱寺隱了三年。他悟性高，出家不久就有了比較大的名氣。有一段時間，他打算游歷浙江境內的錢塘、西興、天臺山、雁蕩山等地，但他的好朋友池州知州曾會，建議他先到杭州靈隱寺，并為他給當寺住持寫了一封推薦信。明覺到了靈隱寺，卻沒有拿出推薦信，而是在僧眾中修持三年。后來，曾會奉使浙西，特地到靈隱寺尋訪明覺，竟在上千普通僧中才查找到他。

明覺在靈隱寺的三年，既然是普通僧侶，沒關系，不起眼，不張揚，成了僧侶中的環(huán)衛(wèi)工人，也極有可能。只是，在他眼中，什么工作都一樣，皆是修禪，所以，他才能將屎尿參成“雪隱”——那個他用三年時間參出的詩意名詞。

在禪宗中，表示廁所的，其實不僅僅是雪隱，雪隱只是指北邊的廁所，南邊的廁所以“登司”命之，東邊的稱“東司”，西邊的叫“西凈”。西凈，是不是西天凈土，我也不知道。

其實，“雪隱”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詩意名詞，數千年來，人類一直在為它糾結，甚至吃盡苦頭。

凱撒請客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故事。他遠征高盧凱旋，準備了一千多間房子，擺上二萬多張餐桌，招待了二十六萬羅馬市民，人們狂歡，宴會持續(xù)時間很長。這樣大型的宴會，我很好奇，他們的方便問題如何解決，如此大量的人流，能隱得了嗎？

法國學者羅歇-亨利·蓋朗，在他的《何處解急——廁所的歷史》中，為我們展現的廁所趣味文明史，讓人大開眼界。人類真不容易，為了妥善處理好自己的屎尿，幾乎用盡了智慧。

我很驚訝，中世紀的法國，“羞恥心”這個詞，幾乎沒有什么意義。人們將街道當作萬能，什么臟東西，各種污水、垃圾、尿甚至屎，都從窗戶往街上倒，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倒的時候，往往會招呼一聲“當心上面”“當心尿”，此時，常常躲閃不及，許多行人身上都會淋上屎尿，甚至包括圣路易國王，他老人家喜歡大清早到巴黎街道上散步。即便在凡爾賽宮，窗口也照樣傳出“注意水啊”的叫喊聲，同時潑下一盆屎尿。每天人頭攢動的司法宮和盧浮宮，遍地屎尿，當人們踏進院子或者走樓梯時，都需要特別小心，穿永久襯托的長筒靴，是巴黎最適宜的鞋子樣式。

便溺的話題，在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中也時有體現。

蓋朗饒有趣味地列舉了路德《桌邊談話錄》中的一則軼聞：一個貴族的妻子，問她丈夫是否真的愛她，丈夫回答，我愛你，就像愛舒暢地大便一樣。妻子對這個回答很不高興，認為丈夫沒教養(yǎng)。第二天，丈夫帶著妻子騎馬出行，一整天都沒讓妻子大小便。妻子于是討?zhàn)垼叮蠣敚F在，我知道您是多么愛我了，我懇求您，看您對我愛的份上，停下來吧。

我讀過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系列的不少作品，他筆下對當時的巴黎也時有抱怨：這個大城市，除了惡臭以外，還有四萬所房屋的屋基浸泡在污穢的垃圾中，政府甚至不曾設法用混凝土墻把垃圾圈起來，以防止最臭的爛泥滲入地層中，防止它污染水井，半個巴黎，都淹沒在庭院、街道以及各種垃圾的腐臭氣息里！

許多臭烘烘的事實，仍然不斷還原巴爾扎克的文學現場，一直到1876年，塞納河仍然遭受嚴重的污染：從上游的克里希排污站，到下游的芒特，河水都呈深黑色。在那段河的兩岸，人們每天向河中傾倒二十萬立方米的污水，大部分污水，都來自工廠和化糞場。

法國政府難道不管不顧嗎？絕對不是，但限于技術手段，治理能力極其低下。蓋朗無可奈何地感嘆，在當時環(huán)境下，要扭轉人們的觀念，也是一件極難的事情。政府推出的規(guī)章，市民并不執(zhí)行，即便在一切權力中心的巴黎，要讓市民遵守衛(wèi)生規(guī)章，仍然需要兩個世紀的時間！

18世紀，英國人馬戛爾尼一行，拜見乾隆皇帝，他留下的日記里，對清朝官員的衛(wèi)生狀況，也有不少譏諷：不洗澡，身上有虱子，屋里有便臭。但我不認為，英國人自己的衛(wèi)生已經處理得很好了，世界共性問題，廁所改革只能一步步推進。

窺一斑而知全豹，法國人大小便的歷史，不，應該是所有人的大小便歷史，其實就是人類不斷進步的文明史。

杭州環(huán)城北路，壩子橋邊，離單位很近，我專門去了趟雪隱。一抬眼就是巨石一塊，上書紅色“雪隱”兩字，楷體，穩(wěn)重。進入院中，桂樹叢旁，是一座精致的生態(tài)旅游公廁。大理石地面，感應式冷熱水洗手盆，吹風機，烘手器，椅子，茶幾，花格窗子，當然還有盆景，木質板雕上，刻著明覺禪師的“雪隱”故事。這是廁所，不是家，但文化味道著實濃郁。

模擬一個小場景。

一對正在熱戀中的年輕人，卿卿我我了好長時間，突然，女孩抱歉起身：對不起，我去一下雪隱。

呵，精神雖美好，但終究要回到現實中。雪隱，文明伴生的詩意，也算是對莊子“道在屎溺”的延伸詮釋吧。

四

故宮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房子，卻沒有一間是廁所。

這話聽起來像謎語。九千多間屋子里的皇帝、后妃、宮女、太監(jiān)、侍衛(wèi)，上萬人吃喝拉撒，但那些污物，它們到底去哪兒了？

答案就藏在“天子腳下不得有污穢之物”這句話中。

明洪武二十六年，太祖朱元璋在南京頒下這條規(guī)矩，不是掛在嘴上說說的，是真的要做到。所以，永樂皇帝建北京紫禁城時，也必須將這條最高批示貫徹到底，皇宮核心區(qū)域，是天下的中心，怎么能有污穢？

古人自有古人的辦法。

皇帝要方便，叫“傳官房”。太監(jiān)應聲而來，頭頂黃布套，套里是一只精制的便器，檀木的，雕花的，鑲寶石的，取決于哪位主子用。最講究的是慈禧那件——檀木雕成壁虎狀，四爪抓地作腿，肚子挖空作盆，嘴微張，銜著手紙，兩眼鑲著寶石。用的時候打開蓋子，坐上去，便物落入盆內，盆底預先鋪好香木細末，一落即被包裹，無聲無臭。完事蓋上蓋，太監(jiān)再頂出去，清洗，添香，備用。

存放這些物什的地方，叫“凈房”。凈房設在寢宮的角落或配殿后頭的小屋里，里頭備著恭桶、茅凳、灰槽。灰槽里裝著炭灰，大便后用炭灰蓋嚴，小便則直接倒進桶里，蓋好。每天由小太監(jiān)清理，刷洗干凈，再放回去。

看不見，不等于沒有。那么，這些穢物最終去了哪里？

明代有個機構叫“凈軍”，就是專門負責打掃宮廁、運出糞便的。每月逢四，即初四、十四、二十四，神武門和各小門都打開，夫匠和凈軍們用糞車把堆積的糞便運出去。運到哪里？閻崇年先生說得明白：安定門外有個糞場，面積很大，糞便運到那兒，由糞工處理后，賣給農村種地用。

這是明清兩朝通行的辦法。宮里沒有下水道，沒有抽水馬桶，但他們用一套完整的人力系統(tǒng)，把每天至少有幾噸重的排泄物運出紫禁城，運到城外，變成肥料，回到土地，長出糧食，再進宮變成新的排泄物。

我站在神武門外，想象著當年那些糞車出宮的場景。每月宮門打開的那些日子，一隊人馬推著車，車上裝著幾百只恭桶、便盆，桶里是草木灰裹著的糞便。他們從皇宮出來，穿過北京城的街巷，往北走，走到安定門外。沿途百姓看見，會掩鼻而過，會側目而視，但沒人說什么。這是規(guī)矩，幾百年如此。

可宮外就沒那么講究了。

明人筆記里這樣寫北京城：“遍京師皆糞，無我便處。”意思很明白，當時滿北京都是糞，找不到一個可以方便的地方。隨地大小便，到處是屎。有人抱怨“長安道中有二恨，遍地烏紗，觸鼻糞穢”，官員的轎子過去了，滿鼻子是糞臭。還有人說“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濘沒鞍膝”，一下雨，人和馬的屎和著泥，能淹到馬膝蓋。

這就是明代的北京，皇宮中干干凈凈，宮外卻屎尿橫流。

接下來的清朝，狀況也差不多。直到清末，北京才開始大量修建廁所，有了專門的糞車，以搖鈴為號，定時收糞。民國時還出了“糞霸”，掌控全城糞道，靠收糞發(fā)了大財，買房置地，成了巨富。

糞道——這是個有意思的詞。糞也有道，道可以買賣，可以租賃，可以世襲。誰家在哪條胡同收糞，那是祖?zhèn)鞯模馊瞬坏萌局浮＜S便不再污穢，而是資源，是金銀與錢幣。

紫禁城沒有廁所，卻把廁所修到了城外，修到了田野里，修進了循環(huán)中。這才是真正的“凈房”——不是沒有污穢，而是讓污穢去了該去的地方。

“道在屎溺”，莊子不是說道理在屎尿里，而是說無論多卑微的事物，都蘊含著道的蹤跡。穢物變成肥料，肥料長出糧食，糧食養(yǎng)活人，人再產生穢物——這比任何哲學都古老，也比任何哲學都真實。

五

一個似乎不雅的詞：出恭。

這兩個字今天不太有人用了。年輕人聽見，多半一愣，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知道的也多是當笑話講，覺得古人迂腐，上個廁所還起這么文雅的名字。

但這個詞有意思，值得拆開來看。

“出恭”出自明代。那時候國子監(jiān)的學生有規(guī)矩，上課期間不能隨便外出，要上廁所得領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出恭入敬”——出去要恭敬，回來也要恭敬。后來簡化成“出恭”，專指如廁。

恭是恭敬的恭。

上個廁所還要恭敬？恭什么？恭誰？

古人沒說透，但可以猜。也許是恭敬師長，不能悄悄溜出去偷懶；也許是恭敬規(guī)矩，不能隨意來去；也許是恭敬自己，不能把這種事做得太隨便。

不管恭誰，把“出”和“恭”連在一起，已經是一種態(tài)度：有些事，不能只當它是事。

但“出恭”只是開始。真正有意思的是“恭”完之后的東西。

出恭有出物。那物叫什么？古人叫“便”，叫“穢”，叫“濁”，叫“糞”。名目繁多，都是繞著彎子不直說。直說的也有，但多是俗語，上不了臺面。

這里有一個微妙的分層：動作可以文雅，結果必須回避。

出恭可以叫，恭出的東西不能提。提了就不恭了。

這種分層很有意思。它告訴我們，有些棄物是被雙重遮蔽的——不僅被扔掉，還被禁言。你可以做，但不能說。它存在，但不能被談論。

其實古人并不都這么扭捏。

更早的時候，人們對這些事坦然得多。《周禮》中記載，周朝有專門收糞便的官，叫條狼氏或滌狼氏，負責管理宮中的廁所和糞便處理。那時候糞便不是垃圾，是資源——肥田的寶。

《東京夢華錄》里寫汴京，每日清晨，有“傾腳頭”挨家挨戶收馬桶，收去的糞賣到城外，一年能賺不少錢。孟元老寫這段的時候，語氣平常得很，沒覺得有什么可避諱的。

明清以后，城市越來越大，人口越來越多，糞的處理成了問題。再加上禮教越來越嚴，“穢物”漸漸從日常話題里退出，成了不能說的東西。

到了今天，我們用的抽水馬桶，一按開關，什么都沖走了。沖走之后去了哪里？不知道。不想知道。最好永遠別知道。

這是現代人的“出恭”——只出，不見。只按，不想。

抽水馬桶是偉大的發(fā)明，也是偉大的遮蔽。

它讓出恭變得干凈、方便、無味。它讓出物瞬間消失，消失在管道里，消失在視線外，消失在記憶里。我們每天按開關，但從來不看那東西一眼。

東西并沒有消失，它們去了污水處理廠，變成污泥，變成肥料，變成排放到江河湖海的水。那些水里含著我們的代謝物，含著我們吃下去的藥，含著我們排出的激素。它們稀釋了，看不見了，但還在。在魚的身體里，在水草的根里，在河流的下游。

我們沖走的東西，最終會回來。

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里寫過一個細節(jié)。他說，萊奧尼亞的居民每天制造新東西，也每天扔掉舊東西。垃圾堆成山，包圍了城市。有一天，人們發(fā)現垃圾山里有一些東西，和他們扔掉的一模一樣——原來垃圾也會“回流”。

看得見的垃圾，最終去了填埋場、焚燒廠、回收站。看不見的垃圾，去了哪里？去了河流，去了湖泊，去了海洋，去了魚的身體，去了我們自己的杯子里。

所以，別以為按一下開關就結束了。什么都沒結束。只是換了地方，換了形式，換了名字。垃圾不會消失，只會轉移；不會死，只會等。

“出恭”這個詞，今天已經很少有人用了。也許該把這個詞撿回來。不是要復古，是要記得：有些事，不能只當它不存在。有些東西，不能只按一下開關就以為結束了。

出恭，出的是物，恭的是心。恭什么？恭天地，恭他人，恭自己，恭那個看不見的循環(huán)——你沖走的，總會回來；你避而不談的，總有一天會開口說話。

喜鵲不懂這些，它們只是飛。

但我們可以學。

六

杭州城里有個高老太太，八十八歲了，我在前文曾提到過她。她隔些日子就要去菜市場轉悠。她不買菜，專門在水產攤前彎腰，撿人家不要的蟹腳、魚骨頭，還伸手向攤販討魚鱗。攤販們納悶了好多年——這老太太撿這些做什么？直到有一天，她捧出一幅幅畫來，魚鱗貼成波光，蟹腳拼成枝干，雞骨頭砌出花朵。攤販們全愣住了。

我們報紙在報道這件事的時候，我腦子里最先跳出來的不是“化腐朽為神奇”這句話，而是一個字：棄。

棄就是被宣布“沒用了”的東西。可這話細想有點怪——誰說它沒用的？誰有資格說它沒用？

南宋杭州城的文學家周密，他寫過一本《癸辛雜識》，里頭記了一件事。說宮中宴飲，吃剩的菜、喝剩的酒，都倒進一口大缸里，日子一長，那缸里的東西發(fā)酵成一攤黑汁，臭得人不敢靠近。宮人們管它叫“棄水”，打算抬出去倒了。這時，一個老太監(jiān)攔下來，說，別急，這東西我留著有用。他把那缸臭水擱在太陽底下曬，曬了一整個夏天，水慢慢變清了，最后竟成了一缸醋。

周密在筆記中感嘆了一句：“物之棄者，未始不可用也，在用之者何如耳。”

東西被扔了，不一定是真沒用，多半是我們還沒找到用它的法子。老太太和那個老太監(jiān)，做的其實是同一樁事——都不急著和眼前的東西“絕交”。

東西方都有棄物的故事。

古希臘哲學家第歐根尼，住在一只木桶里，全部家當就是一件斗篷、一個杯子、一根棍子。有天他看見一個小孩用手捧水喝，就把杯子扔了，說：“這孩子教會了我，杯子也是多余的。”這個故事，常被拿來夸清貧與自足，可我有時候想，那個被扔掉的水杯，算不算棄物？它不過是從一個哲學家手里流落到別處，繼續(xù)被人用著罷了。棄與不棄，全看誰在用它。

文藝復興時候的達·芬奇，喜歡逛佛羅倫薩的舊貨市場。他在筆記里寫過，有一回買了一塊破木板，上面糊著一張不知誰畫的草稿。他把木板帶回家，揭下那張紙，發(fā)現底下一層又一層都是草稿，那是有人反復在這塊木板上練習，不滿意就涂掉，再畫，再涂。達·芬奇把木板留下來，在空白處寫了一行字：每一層都是被遺棄的努力，但它們撐起了最后那一層。

那些被涂掉的草稿，是棄物嗎？是。可它們讓后來的畫有了基底，有了厚度。沒有那些被棄的，就沒有最后留下的。

明代的屠隆，寫過一本叫《考槃余事》的作品，專講怎么用各種“無用之物”做清玩。他說，枯木斷竹，殘磚碎瓦，都可以用來做盆景、做筆架、做硯山。關鍵在于，你要能“會其意”。什么叫會其意？就是你能看見那根枯木里頭藏著的山勢，看見那塊殘磚上隱隱的花紋。沒有這雙眼睛，它就是垃圾；有了這雙眼睛，它就是天成的藝術品。

高老太太的眼睛，大約就是這樣一雙眼睛。一九九一年，她吃魚的時候，把一根肋骨擱在桌上，忽然覺得它像一片菊花瓣。這個瞬間，就是屠隆說的“會其意”。從那以后，她花了三十多年，一點點把那些別人看不見的東西，從棄物里請出來，擺成畫，讓所有人都看見。

七

考古學家挖開三星堆祭祀坑的時候，滿坑的碎片沖擊著他們的雙眼：碎成幾瓣的青銅面，燒成黑炭的象牙，斷成數截的玉璋，揉作一團的金箔。

八千多件文物，幾乎沒有一件是完整的。

三千年前，三星堆的祭祀者們把這些東西砸碎、燒毀、埋進土里，心里想的大概是：這些東西，從此歸神明了，歸祖先了，歸大地了，總之，不再歸我們使用了。

拿今日的眼光看，那就是一場大型的“丟棄儀式”。

考古學家管這種坑叫“祭祀坑”，但如果我們把時間撥回到埋下去的瞬間——那就是一個巨大的垃圾坑。青銅器是廢銅爛鐵，象牙是燒焦的骨頭，玉璋是碎掉的石頭。那時候的人，如果聽說三千年后會有人把這些東西挖出來，小心翼翼地拼起來，放進玻璃柜子里供人參觀，大概會覺得匪夷所思。

棄與不棄，是可以逆轉的。

而且這個逆轉，往往不是東西變了，只是因為看東西的人不同而已。

羅馬城中有座山叫蒙特·泰斯塔西奧，整座山都是碎陶片堆成的。古羅馬時期，人們把用壞的雙耳陶罐，砸碎了扔在那里，日積月累，堆成了一座小山，高三十五米，周長近千米。據估計，陶片數量在兩千五百萬片以上。

兩千五百萬片碎陶，就是兩千五百萬次“不要了”。

今天你去羅馬，會看見考古學家在那座山上搭起架子，一片一片地清理那些陶片。他們從陶片的形狀和印章中，讀出古羅馬的貿易路線——這個陶罐來自北非，裝過橄欖油；那個陶罐來自高盧，裝過葡萄酒。那些兩千年前被當作垃圾扔掉的東西，成了今天研究古代經濟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考古學家有一句話，角度有點特別：垃圾不會說謊。

宮殿會粉飾，碑文會夸大，史書會篡改，但垃圾不會。垃圾忠實地記錄著人們真正吃過什么、用過什么、扔掉什么。你想知道一個時代真實的樣子？去翻它的垃圾堆吧。

三星堆的祭祀坑，某種意義上就是古蜀人留下的“垃圾堆”。他們把自己最珍貴的東西砸碎、燒毀、掩埋，以此完成與神靈的溝通。而三千年后，我們通過這些，看見了一個從未見于史書記載的文明：那些縱目的面具，通天的神樹，黃金的權杖。

一個時代丟棄的，恰恰是下一個時代發(fā)現的。

這讓我想起另一個詞：科技化石。

我們今天用的手機、電腦、電動車，若干年后，也會變成垃圾。電子垃圾是當今世界增長最快的廢棄物類別，每年超過五千萬噸。它們被運到某個發(fā)展中國家，堆成山，焚燒，酸洗，把里面殘存的一點點金、銀、銅、鈀提取出來。

但那些被提取走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電路板、芯片、液晶屏，就那么堆著或者埋了。幾千年后，如果也有考古學家挖開我們這個時代的“垃圾坑”，他們會看見什么？

他們大概會看見硅、銅、錫、鉛、塑料、稀土元素——這些東西以極其復雜的結構組合在一起，形成一些薄薄的、規(guī)則的片狀物。他們與我們一樣，也會睜大眼睛發(fā)問：這是什么？象征什么？

我們現在當作珍寶的，將來可能被當作垃圾。我們現在當作垃圾的，將來可能被當作珍寶。高奶奶的魚骨頭，攤販們覺得是垃圾，她覺得是畫材。三星堆的青銅器，古蜀人覺得是祭品（砸碎埋掉），我們覺得是國寶（挖出來供著）。蒙特·泰斯塔西奧山的陶片，羅馬人覺得是垃圾，我們覺得是史料。

棄物，就是物在時間里的流浪。

它們從一個身份流浪到另一個身份，從一種價值流浪到另一種價值。流浪的終點在哪里？沒人知道。也許三千年后，我們小心翼翼保存的那些“國寶”，又會被后代當作某種過時的、無用的東西，扔進他們的“祭祀坑”。而我們隨手扔掉的電路板，卻被他們挖出來，恭恭敬敬地放進博物館，說：看，這就是我們祖先的“科技化石”。

想到這里，我覺得應該對眼前的每一件“棄物”都多看兩眼。

誰知道呢？也許我現在正要扔掉的這個礦泉水瓶，三千年后會出現在某個博物館的展柜里，標簽上寫著：

公元二十一世紀，日常飲用器具。塑料質地，模壓成型。該器物的發(fā)現，為我們研究早期塑料文明的飲食習慣，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自然課與現代困境

一

亞馬遜雨林的地下，有一座城。

這座城占地二十多平方米，深達八米，隧道縱橫，廳室相連，通風系統(tǒng)精確到每一條支路。城里住著八百多萬居民，全是雌性，全是親姐妹。她們分工明確：兵蟻守城，工蟻覓食，微型蟻育幼，還有一群老弱病殘者，專門負責——倒垃圾。

這就是切葉蟻的社會。

我第一次讀到這個細節(jié)，是在伯特·霍爾多布勒和愛德華·O.威爾遜著的《螞蟻的社會》里。書中有一章，標題就叫“廢物處理”。科學家們發(fā)現，切葉蟻的巢穴里，有專門的垃圾場，設在離菌圃最遠的地方。負責搬運垃圾的，是蟻群中最年長的、最容易被支配的成員。她們把枯葉殘渣、病死同伴、寄生蟲卵，一件件拖出巢外，堆成一座小山。

這座垃圾山，不是隨便堆的。

切葉蟻不直接吃樹葉。它們把樹葉嚼碎，鋪在菌圃里，培養(yǎng)一種真菌——那是它們唯一的食物。菌圃需要恒溫恒濕，需要無菌環(huán)境。一片帶病的葉子，一只死去的螞蟻，都可能讓整座菌圃染病，讓八百多萬同胞餓死。所以垃圾必須隔離，必須遠離菌圃，必須由專蟻負責。

那些負責倒垃圾的螞蟻，從不進菌圃。它們一輩子活在巢穴的邊緣，活在黑暗的垃圾通道里。它們觸碰過腐物，沾染過病菌，身上帶著死亡的氣息。蟻群中最卑微的勞動者，也是蟻群存亡的最后一道防線。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用螞蟻的經驗，來琢磨人類的文明。這聽起來有點可笑——我們是萬物之靈，怎么要向螞蟻學習？可螞蟻存在了上億年，比人類久遠得多。它們的社會結構、分工協(xié)作、廢物處理，都是億萬年演化的結果。我們才幾萬年，有什么資格傲慢？

況且，《詩經》的本意，本來就是向“他山”學習。他山不一定是他國，也可以是異類，是卑微者，是那些被我們輕視的存在。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詩人聽見鶴鳴，看見魚躍，想到的是“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萬物皆可為師，萬物皆可借鑒。這才是古老的智慧。

也許有一天，人類也能像切葉蟻那樣，每一片碎屑都歸其所歸。那時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句話，才算真正做到了。

從學會看一只螞蟻開始。

二

先講一個塑料袋的故事。

一九九九年的電影《美國麗人》，有個十幾分鐘的空鏡頭——一個被人用過的白色塑料袋，在風中起舞，飄來飄去，不知歸宿在哪里。拍這段錄像的少年里奇說，他看著這個塑料袋整整十五分鐘，哭得稀里嘩啦。他說：“有時候這個世界擁有太多的美，我無法承受。”

電影中的那個塑料袋，是被丟棄的。它完成了作為容器的使命，裝過什么東西，被帶回家，然后被扔掉。但扔掉之后，它反而獲得了另一種存在方式——它開始飛翔。

再講一個塑料袋的故事。

二〇〇九年的美國短片《塑料袋》，講一只塑料袋被主人丟棄后，踏上了尋找“制造者”的漫長旅程。它飛過田野，越過城市，在天空中短暫地愛過另一只塑料袋，最后飄進太平洋的垃圾帶——那里聚集著無數和它一樣的漂流者。它說，我終于要和自己的同類在一起了，慢慢地，讓關于那個人的記憶消散。

這部短片有個奇特的設定：塑料袋是不會腐爛的，它被迫承受著“永生”。而它唯一的愿望，是找到那個把它帶回家的女人，問問她：我存在的意義是什么？

兩個塑料袋，兩種命運。

一個在飛翔中看見了美，一個在飛翔中尋找著愛。

把它們放在一起想，會發(fā)現一件有意思的事：塑料袋被扔掉之后，反而更像一個“人”了。

《塑料袋》里那只尋找制造者的塑料袋，它說：“我存在的意義，就是被你使用過。”即使被丟棄了，它的意義仍然維系在那個曾經用它的人身上。

卡爾維諾把垃圾桶稱為“可愛的”，因為他意識到，喜愛一個不是很討喜的東西是十分有必要的——如果沒有它們，那些受人歡迎和追捧的美好事物也沒有了存在的意義。

這兩個故事，講的都是同一件事：棄物，其實是另一種形式的靈魂。

它們曾經是我們的一部分，現在獨立出去了。它們繼續(xù)存在著，飄蕩著，被看見，被尋找，被賦予新的意義。

下一次，當你把一只塑料袋扔進垃圾桶的時候，也許可以多看它一眼。它即將開始自己的旅程。你不知道它會飄向哪里，會被誰看見，會在幾百年后出現在哪個考古學家的探方里。

卡爾維諾說，那些清運垃圾的人是“沉重的黑色天使，卻象征著明凈和光亮”。

因為他們帶走的東西，并沒有消失。它們只是從我們眼前消失了，去往別處，變成別的什么。

就像那只飄向太平洋的塑料袋說的：

我要到那個巨大的垃圾帶里去，那里有我的同類。我會在那里慢慢放下關于你的記憶，但不會完全忘記。因為你就是我存在的理由。

三

這些年，我不斷搜集關于棄物的素材，下面這條，我又差點驚掉了下巴。

美國的湖泊中，檢出了抗抑郁藥物。

不是一兩處，是很多處。不是微量，是足以改變魚類行為的濃度。科學家在五大湖的魚體內發(fā)現了抗抑郁藥的成分，在得克薩斯州的湖泊中，他們發(fā)現雄性魚類體內出現了卵子——這是某些抗抑郁藥干擾內分泌的結果。還有研究顯示，吃了抗抑郁藥的魚變得更“大膽”，更少躲避天敵，更容易被吃掉。

那么，這些藥是從哪兒來的？

研究結果表明，它們從人的身體中來。

人吃了藥，藥物在體內代謝，一部分被吸收，一部分隨尿液排出。這些排出物進入下水道，污水處理廠處理不掉那些復雜的分子結構，它們就隨著處理過的水，流入河流，匯入湖泊，在魚的身體里一層層富集。

于是，湖泊變成了一個巨大的藥池。

人吃下去的藥，最終進了魚肚子里。然后魚被你吃回去，形成一個閉環(huán)。這不是科幻，這是正在發(fā)生的可怕的事情。但這個閉環(huán)不是循環(huán)，是積累。

“化學垃圾”這個詞，對許多人來說不陌生，卻并不完全了解。因為它們看不見。它們溶解在水里，稀釋到肉眼看不見的濃度，卻在生物體內不斷疊加，最終改變生物的行為、性別、命運。

這是一個時代的新特征。

古代人制造的垃圾，是陶片、骨器、青銅碎片。考古學家挖出來，還能拼出形狀，讀出故事。工業(yè)時代的人制造的垃圾，是煤渣、鐵銹、塑料。它們堆成山，填成島，幾百年不爛。而我們這個時代制造的垃圾，是藥物分子、激素殘留、微塑料。它們看不見，摸不著，卻無處不在，從南極的冰芯到馬里亞納海溝的端足類動物體內，都有它們的身影。

這叫“隱身垃圾”。它們不占地方，卻占據了生命的內部。

抗抑郁藥尤其特殊。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隱喻。

世衛(wèi)組織的數據顯示，全球有超過三億人患有抑郁癥。焦慮癥的發(fā)病率在過去二十年時間中上升了百分之五十。抗抑郁藥的處方量年年攀升，有些國家超過十分之一的人口在長期服用。

焦慮，恐懼，孤獨，藥物成了這個時代的止痛片。但止痛片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由魚來承擔。魚不知道什么是抑郁癥。它們只是被動地活著，被動地吞下那些溶解在水里的藥，被動地改變自己的行為。有些魚變得更不愛動，抑郁。有些魚變得更愛動，亢奮。有些魚分不清自己是雄是雌，因為它們體內的激素被干擾了。

這些魚，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替罪羊”。

我在想，那些湖泊里的魚，會不會做噩夢？

這不是玩笑。研究表明，吃了抗抑郁藥的魚，睡眠模式會改變。它們睡得少，醒得多，一直在水里游來游去，像停不下來的人。它們可能也在承受某種“副作用”，只是它們不會說話，沒法投訴，沒法換藥。它們只能承受。

科學家在五大湖中檢測到的抗抑郁藥濃度，雖然遠低于人類治療的劑量，但對于魚來說，已經足夠影響它們的神經系統(tǒng)。因為這些魚一輩子泡在水里，一輩子在喝這些水，一輩子在積累這些藥。

這不是誰的錯，是整個生產、消費、排放、處理等系統(tǒng)性的結果，大家共同制造了這個局面。

抗抑郁藥污染湖泊，只是冰山一角。我們還在往水里排放避孕藥、抗生素、止痛藥、降壓藥、降糖藥。每一種藥，都會在水中留下痕跡。每一種痕跡，都會在生物體內積累。

避孕藥讓雄性魚變性，抗生素讓細菌產生耐藥性，止痛藥讓魚變得遲鈍。降壓藥對魚的影響，我們還不知道，因為還沒人研究。

我們不知道的，可能比知道的更多。

這是另一個層面的“棄物”，它們去了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但那些地方不是空的。那里有魚，有鳥，有植物，有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它們在那里安家，在那里作客，在那里改變一些我們還沒搞清楚的平衡。

有一個說法，叫“環(huán)境歸因疾病負擔”。意思是，有多少疾病是由環(huán)境污染物引起的，是可以計算出來的。但這個計算很難，因為污染物太多了，相互作用太復雜了，潛伏期太長了。也許我們今天吃下去的魚，已經帶著五十種藥的殘留。

這是“棄物”的另一個維度：有些棄物，是無法被重新看見的。它們永遠隱身，永遠存在，永遠在暗處影響我們。

四

愛因斯坦曾說：“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不知道會用什么武器，但第四次世界大戰(zhàn)肯定用的是石頭。”這話有點費解。別急，看完下面這條棄物，你就徹底明白了。

核廢料“與世隔絕”的時間是多少？

不是幾百年，不是幾千年，是幾千萬年——長得足以讓人類這個物種從出現到滅絕來回好幾趟，長得足以讓山川移位、海洋干涸、新的冰期到來又過去。

我們制造的垃圾，比我們活得更久，久得多！

芬蘭人在奧爾基盧奧托島的地下深處，建了一座叫“翁卡洛”的核廢料處置庫。這個名字在芬蘭語中的意思是“藏身之處”。他們挖了四百五十米深的隧道，把用過的核燃料棒封進銅罐，埋進巖石，然后用膨潤土填滿所有縫隙。他們希望，這些廢料能在那里安安靜靜地待上十萬年——直到它們的放射性衰減到對生命不再構成威脅。

但十萬年是個什么概念？十萬年前，尼安德特人還在歐洲游蕩，現代人類才剛剛走出非洲。十萬年里，芬蘭這片土地被冰蓋反復覆蓋了三次，每一次冰層都有幾公里厚，足以把地表的任何標記抹平。

所以，芬蘭人面臨一個難題：如何告訴十萬年后的人，這里埋著致命的東西？

他們不能只靠文字，因為語言會死。他們不能只靠符號，因為符號會被遺忘。他們甚至不能假設十萬年后還有“人類”這個物種存在——也許那個時代的地球主人是另一種智慧生命，他們對核廢料一無所知。

于是，科學家、語言學家、符號學家、人類學家、未來學家坐在一起，開會討論這個問題。他們設計了幾種方案：種一種特殊的樹，讓那片土地的植被永遠不恢復正常；豎起黑色的花崗巖方尖碑，上面刻滿警告的符號；留下一套“原子祭司”——一個世世代代傳遞秘密的祭司階層，負責守護這個危險的消息。

這些方案聽起來像神話，像科幻，像某種古老宗教的起源。但它們是真的。我們正在為十萬年后的世界設計神話。

自古以來，人類都是被時間拋棄的一方。我們出生、衰老、死亡，被時間的洪流沖走。那些我們制造的陶罐、青銅器、石碑，反而比我們活得久，成為后人研究我們的證據。我們是時間的棄物，時間把我們扔在后面。

核廢料也是如此，它不僅比我們的子孫活得久，也比我們的文明活得久。它們是時間的逆行者，是我們扔向未來的石頭，而未來的人，如果還有人的話，只能接住它們或者被砸中。

人不再是棄物，人成了棄物的制造者。而那個棄物，將永遠追殺我們的后代。

二〇一九年，美國科學家在馬里亞納海溝的深處，發(fā)現了一種奇怪的甲殼類動物。它們體內含有極高濃度的碳-14——那是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核試驗的產物。這些核試驗的放射性塵埃，落進海洋，沉入海底，被端足類動物吃進去，一代代傳下去。也就是說，七十年前的核廢料，已經進入了深海生物的基因。

碳-14的半衰期是五千七百三十年。這意味著，這些生物的子孫將在未來幾萬年里，繼續(xù)攜帶那個時代的印記。

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永生”，但這不是我們想要的那種。

有一個詞叫“深時”。地質學家用它指代那種遠遠超出人類經驗尺度的時間。幾百萬年，幾千萬年，幾億年。在這些尺度上，人類文明只是地球生命史上的一根睫毛。

但核廢料把深時和人類生活強行綁在了一起。我們不得不思考十萬年后的事，就像思考明天吃什么一樣。我們不得不設計警告十萬年后的人類的符號，就像給鄰居留一張便條。

十萬年后，歷史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物種都滅絕了，憑什么人類是例外？我們制造了足以毀滅自己無數次的武器，改變了大氣成分，讓第六次物種大滅絕正在進行中。也許十萬年后，地球上根本沒有智慧生命來讀我們的警告。那些核廢料就在地下靜靜地躺著，直到某一天，某種新的生命挖開它們，像我們挖開龐貝古城一樣，研究這個叫“人類”的奇怪物種留下了什么。

它們挖出來的，將是我們的骨頭——不，是我們的垃圾。

那時候，誰是誰的棄物？

一位叫唐·德里羅的美國作家，寫過一部小說叫《地下世界》。書里有個段落，寫的是核廢料處置庫的設計師們討論如何向未來傳遞警告。一個人說：“我們得讓這些標記足夠嚇人。得讓他們一看就知道這里有什么不好的東西。但也不能太嚇人，萬一他們以為是什么寶藏，反而更想挖開呢？”

這是另一個難題：如何設計一種既讓人害怕又讓人不感興趣的警告？

他們討論過用帶刺的金屬雕塑，用放射性骷髏標志的演變版本，用某種會發(fā)出低頻嗡嗡聲的裝置。但所有方案都有一個共同的悖論：如果未來的人看不懂我們的語言，也認不出我們的符號，那這些警告就是一堆沒用的石頭。

也許最可靠的方案，是讓這些廢料自己說話。它們會說話，用一種人類聽不見的方式。它們會發(fā)熱，會釋放粒子，會讓周圍的一切慢慢變異。如果未來的人有足夠的科技水平，他們能在很遠的地方就檢測到這種異常。如果他們沒有，那他們挖開的那一刻，就是他們學到這一課的時候。

這堂課，代價可能有點大。

但核廢料無法被拯救。沒有藝術家能把它們變成什么別的東西。沒有高奶奶愿意撿它們回家。它們被永遠地、不可逆地、徹底地“棄”了。而且這個“棄”，是面向未來的——我們不僅在拋棄它們，也在拋棄未來的所有生命。

這是“棄物”這個詞的終極形態(tài)：一種無法被回收、無法被轉化、無法被賦予新意義的棄物。一種只能被藏起來、被遺忘、被交給時間的棄物。

而時間，會怎么對待它們？

時間是無情的。時間會把山夷平，把海填滿，把一切人類痕跡抹去。但時間對核廢料無能為力——核廢料本身就是時間的一部分。它們按照自己的半衰期，一秒一秒地衰減，不管外面發(fā)生什么。戰(zhàn)爭、瘟疫、冰川、小行星撞擊——它們不在乎。它們只是等著，等著變成不那么危險的東西。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幾十萬年，幾百萬年，幾千萬年。

到那個時候，人類還在嗎？不知道。但核廢料會在。它們是時間的信使，是我們寫給未來的一封信。可惜這封信的內容，只有一句話：“我們曾經存在過。而且，我們傷害了你。”

寫到這里，我想起翁卡洛核廢料庫入口處的那塊牌子。上面沒有文字，只有一張簡筆畫的人臉，表情驚恐，像是在尖叫。

設計師說，這是為了讓十萬年后的人一看就知道：這里有什么不好的東西。

我看著那張臉，忽然覺得它像鏡子，那是我們自己的臉。

回到開頭愛因斯坦那個論斷。第三次世界的核武器，已經消滅了人類。而第四次世界大戰(zhàn)，主角就是新出現的人類了，他們一切都得重新開始，用石頭打仗，再正常不過了！

五

如果人間的垃圾還在大地上流轉，那么另一種垃圾，已經離開地球，在寂靜的軌道上永恒漂流了。

那是1957年，人類把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送上天。六十年后，近地軌道上飄著上萬塊直徑大于十厘米的碎片，小于一厘米的更是不計其數。它們有的是廢棄的衛(wèi)星，有的是火箭的殘骸，有的是宇航員遺失的工具——一把螺絲刀，一只手套，都在以每秒七八公里的速度飛奔。

我查資料時看到一個數據：一個直徑一厘米的碎片，在太空中的動能，相當于地面上一輛小轎車以時速五十公里撞擊的能量。而這樣的碎片，太空中有幾十萬塊。

更讓我心驚的是，這些東西也不會降解。它們會永遠飄在那里，比金字塔更持久，比長城更永恒。如果有外星文明在某一天截獲到這些碎片，他們能不能拼湊出我們的樣子？一個扳手，一片太陽能板，一塊剝落的漆皮——這就是我們留給宇宙的自我介紹。

1965年，美國宇航員愛德華·懷特在太空行走時，不慎飄走了一只手套。那只手套在地球軌道上飄了一個月，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件太空垃圾。我常想象那只手套的姿態(tài)：它依然保持著手的形狀，飄過星辰，飄過日出日落，像一個永不收回的告別。

哲學家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可當我們的廢棄物成為另一種存在，它們是否也在丈量著我們？人間的垃圾被降解、被填埋、被回收，終將歸于塵土；而太空的垃圾，卻永遠懸在頭頂，懸在我們的歷史之上。它們是人類驕傲的副產品，也是我們無法收回的證詞。

拾荒者與無廢城

一

日本東京，有一位叫山田的老人，獨居了三十年。他從不扔東西。門外的垃圾越堆越高，從門口堆到巷口，從巷口堆到街上。鄰居投訴，政府干預，最后工作人員花了兩周時間，從他家里清理出了幾十噸垃圾。那些垃圾里有用過的紙巾、發(fā)霉的食物、舊報紙、破衣服、空罐子——全是別人早該扔掉的東西。

記者問他：為什么不扔？

他說：我不知道怎么扔。我試過，但每次拿起一件東西，就覺得它還有用，還能用，還有感情。扔不掉。

這不是懶，不是臟，是病。這種病有名字：囤積障礙。俗稱“垃圾成癮”。

醫(yī)學上，囤積障礙被歸入精神疾病范疇。患者無法丟棄物品，哪怕是明顯無用的、破舊的、危險的物品。他們對丟棄行為感到極度焦慮，仿佛扔掉東西就是扔掉自己的一部分。久而久之，家里變成垃圾場，自己也變成垃圾堆里的一個活物。

但有意思的是，這些患者并不是“愛垃圾”。他們愛的是“擁有”。

一位心理學家記錄過一段對話：

問：你為什么留著這堆三十年前的報紙？

答：因為上面有我買報紙那天發(fā)生的事情。

問：那些事你還記得嗎？

答：不記得，但只要報紙在，我就隨時可以知道。

問：你會去看嗎？

答：不會。但只要它們在那兒，我就安心。

這就是“垃圾成癮”的核心：東西不是東西，是安全感的替代品。

當一個人無法從人際關系中獲得連接，無法從社會生活中獲得位置，無法從內心深處獲得確認，他就只能從“擁有”中獲得存在感。東西不會背叛，不會離開，不會嫌棄你。東西永遠在那里，聽你支配，證明你還活著。

但這里有一個悖論：東西越多，活著越難。

垃圾成癮者的家里，往往只有一條窄路可以走。床上堆滿東西，他們就睡在沙發(fā)上。沙發(fā)堆滿東西，他們就睡在地上。廚房堆滿東西，他們就吃外賣。廁所堆滿東西，他們就去外面找公廁。垃圾本來是用來“安心”的，最后卻讓生活寸步難行。

這像極了另一種成癮——酒精成癮、藥物成癮、游戲成癮。開始時為了逃避痛苦，最后卻制造了更大的痛苦。開始時為了擁有更多，最后卻被擁有的東西吞噬。

垃圾成癮還有一個名字，叫“第歐根尼綜合征”。

這個名字來自古希臘那位住在木桶里的哲學家第歐根尼。他摒棄一切物質享受，以清貧為美德，最終卻被后人用來命名一種病——一種極端忽視自我、囤積垃圾的病。

諷刺嗎？第歐根尼扔掉杯子，是為了不被杯子束縛。垃圾成癮者撿回杯子，是為了不被空虛吞沒。一個向外扔，一個往里撿，指向的卻是同一個問題：人該如何與物相處？

第歐根尼的答案是：越少越好。垃圾成癮者的答案是：越多越好。

但這兩個答案，都極端。多數人活在中間地帶——我們擁有一些東西，扔掉一些東西，有時為買新東西而興奮，有時為扔舊東西而猶豫。我們不是哲學家，也不是病人，我們只是普通人。

普通人的問題在于：那條中間地帶，越來越窄了。

這個時代在鼓勵我們“擁有”。

電商說，買它，你值得擁有。短視頻說，別人都有了，你沒有？社交媒體說，曬出你的新東西，讓大家看看你的生活。廣告說，擁有這個，你才會快樂。

我們被包圍在“擁有”的敘事里。每一個屏幕都在教我們：東西=幸福，更多的東西=更多的幸福。

但擁有之后呢？東西堆滿之后呢？快樂很快消退，新的欲望又來了。人心永遠是一個無底洞。

于是有人開始囤積，不是因為他們病了，而是因為他們信了。信了“擁有就能幸福”這套話，他們比別人更認真地執(zhí)行。從這個角度看，垃圾成癮不是病，是時代病的極端版本。

另一個值得琢磨的角度是：垃圾成癮和社交障礙常常同時出現。

很多垃圾成癮者都是獨居老人，長期與社會隔絕。他們沒有朋友，不參加活動，不和鄰居來往。唯一的陪伴就是那些東西。東西不會說話，但也不會離開。

反過來看，那些社交活躍的人，很少會成為垃圾成癮者。因為他們可以從關系中獲得安全感，不需要用東西來填補空洞。人和物之間，有一種微妙的替代關系：關系越少，物就越重要；關系越多，物就越平常。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制造垃圾，也在被自己制造的垃圾包圍。有些垃圾是物質的，堆在家里，塞滿抽屜，占據空間。有些垃圾是精神的，堆在記憶里，塞滿情緒，占據心靈。物質垃圾可以清運，精神垃圾呢？往哪兒清？

垃圾成癮者，是那些無法清運精神垃圾的人。他們用物質垃圾來掩蓋精神垃圾，結果層層堆積，最后把自己埋在里面。

我在想，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我們可以和垃圾建立一種健康的關系？

所以，垃圾分類不是扔東西的學問，是放下的學問。該扔的扔掉，該留的留下，該放手的放手。這不是容易的事，但總得有人做。先從自己做起，先從今天做起。

寫完這段話的那天晚上，我又陪瑞瑞玩了一局紙牌。

瑞瑞贏了，很開心。我看著孫女的笑臉，心想：有些東西，確實該扔掉了。有些東西，還應該留著。

留著，是為了記住。扔掉，是為了繼續(xù)。

但還有一種人，他們不扔，也不留，他們撿。

二

三毛小時候，老師讓寫《我的理想》。全班都寫醫(yī)生、律師、教師，她卻這樣寫：“我的理想是做一個拾荒者。”

老師把作文本摔到她面前，讓她重寫。

她重寫了，寫的是醫(yī)生。但后來她在書里說，她做過記者、作家、教師、家庭主婦，最快樂的還是拾荒。

這話不假。

三毛這輩子，就是個拾荒的。

小時候，她撿瓶子、彈珠、碎瓷片，藏在床底盒子里，晚上摸。長大到了撒哈拉，家就安在垃圾場旁邊。房租便宜得可笑，推開窗，沙和垃圾，漫天漫地。她喜歡這樣的生活。她說垃圾場是個寶庫。

她將破輪胎撿回來，荷西洗干凈填上軟墊，成了鳥巢坐墊。空瓶子插枯草，是裝飾。木板釘上墻，是書架。鐵皮罐敲一敲，放雜物。結婚沒戒指，荷西在垃圾場轉了一下午，撿回來一具完整的駱駝頭骨。沙漠里死了不知多久的駱駝，風沙吹得骨頭白如象牙，眼眶深陷，牙齒完好。

三毛愛瘋了，歡喜得不得了，她說，這是她這輩子收到的最好的結婚禮物。

一個從垃圾場里撿來的駱駝頭骨，比珠寶珍貴。不是別人送的，是自己發(fā)現的。不是社會認可是“有價值”的，是他們的眼睛重新看見，它才有了價值。

三毛就有這雙眼睛。

撒哈拉那幾年，她寫過一篇《白手成家》。她寫得很細致。木板哪里撿的，瓶子哪天下午發(fā)現的，盒子誰扔的。她記這些棄物的來歷，不是棄物的本身有多好，而是這些東西跟她的生活長在了一起。因為木板成了她寫字的書桌，鐵架上晾著她的衣服，而瓶子里，則插著她從沙漠中采來的野花。

棄物，就是這樣變成生命的。

三毛拾荒，總跟荷西連著。她負責發(fā)現，他負責改造。她負責想象，他負責實現。荷西是工程師，但不是畫圖紙的那種，是什么都會修的那種。三毛說他的手神奇，能把任何廢品變成有用的東西。她負責撿，他負責變。兩個人加在一起，就是“化腐朽為神奇”的閉環(huán)。

駱駝頭骨不用改，但三毛當寶貝，擺在書桌上，每天看著寫稿。她說那是沙漠的靈魂。我認為，其實也是他倆的靈魂，兩個拾荒者的靈魂。

三毛后來寫過一段話：“我有一天老了，死了，我的骨頭會變成什么？會不會有人撿起來，放在書桌上，說，這是三毛的骨頭？如果真有那么一個人，我希望他是荷西。但如果荷西不在了，那就隨便誰吧。反正我這一生，和骨頭有緣。”

三毛寫這話的時候，荷西已經死了。

三毛把荷西的骨灰葬在撒哈拉，自己回了臺灣。住不慣，到處漂，到處寫，到處撿東西。朋友們知道她的習慣，出門看見別人不要的小玩意兒，就撿回來給她。她收到，高興得像小孩。

一九九一年，三毛在臺北醫(yī)院去世。房間里還堆著很多撿來的東西。那些東西后來去了哪里，沒人知道。大約又被扔掉了，變成新的棄物，等著下一個拾荒者。

三毛說：“拾荒者的眼睛，和別的人不一樣。他們看見的不是垃圾，是故事。”

每一個被扔掉的東西，都有自己的故事。從哪里來，被誰用過，為什么被扔。別人看不見，拾荒者看得見。因為他們自己也像這些垃圾——被某個地方扔掉，被某段關系拋棄，被某種生活拒絕，但還在找自己的位置。

三毛的一生，就是一個拾荒者的一生。她撿垃圾，也撿自己。從一個個廢棄的地方，把那個被世界扔掉的自己，一點一點撿回來，拼成一個人。

那個拼起來的人，就是我們在書里讀到的三毛。

她寫過一首詩，叫《如果有來生》。最后幾句是：

如果有來生，要做一棵樹，

站成永恒，沒有悲歡的姿勢。

一半在塵土里安詳，一半在風里飛揚，

一半灑落陰涼，一半沐浴陽光。

她沒說，但我知道，那棵樹，也是從垃圾堆里長出來的。

因為沙漠里沒有別的樹。

三

現在中國的垃圾焚燒廠，開始搶垃圾了。

起先，我聽到這條消息時，吃了一驚。我吃驚，是因為幾年前我想寫關于垃圾系列文章的時候，垃圾處理還是個令人異常頭痛的問題，而僅僅過去了幾年，就開始搶垃圾了。是的，這不是夸張。說是湖南有兩家焚燒廠，要給物業(yè)公司塞“介紹費”，每噸垃圾給五十塊回扣，就為了讓人家把垃圾往自己這兒送。這件事，后來還被中央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督察組通報。

還有更狠的。廣州興豐那個填埋場，去年把已經埋下去的垃圾再挖出來，拿去燒。三百五十萬立方米，埋下去的時候是垃圾，挖出來的時候是寶貝。海口、上海、武漢也在干同樣的事，把填埋場當礦挖。

垃圾不夠燒，成了行業(yè)中公開的秘密。

這事擱十年前，誰敢想？

那時候報紙上天天“垃圾圍城”，北京、上海，哪個城市不是在求爺爺告奶奶找地方埋？現在倒好，垃圾不夠了。

不夠的原因很簡單：焚燒廠建太多了。

全世界兩千一百座垃圾焚燒廠，中國占了一半，一千零一十家。這還不算在建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部的數據顯示，截至二〇二四年十月，全國每天能燒一百一十一萬噸垃圾。城鎮(zhèn)居民一天產多少垃圾？也就八十來萬噸。產能過剩了三成。

過剩的結果就是搶。搶剛扔的，搶埋下去的，搶隔壁縣的。陜西有家廠，一年能燒十八萬噸，實際只收到十三萬噸，每燒三個月就得停產一個月，去收集垃圾。河南那個項目，啟動以后連續(xù)好幾個月單爐運行，有時候干脆停爐——沒垃圾燒什么？

有工人網上訴苦：央企員工，因為沒垃圾，工資發(fā)不下來了。

這事往回看，有個魔幻的轉身。

二〇〇三年之前，垃圾焚燒還是政府一手包辦的事。那一年開放了特許經營，社會資本涌進來，BOT模式鋪開。二〇〇六年，國家給可再生能源發(fā)電補貼，垃圾發(fā)電開始賺錢。二〇一〇年，污染控制標準收緊，地方不得不加大投入。二〇一四年，新標準出臺，解決了老百姓反對的“鄰避”問題，建廠速度更快了。

然后就是狂飆。

廣州二〇〇九年只有一座焚燒廠，到二〇一九年一口氣投產五座，成了全國第一個垃圾零填埋的城市。河南某一年啟動二十個焚燒項目招標，河北啟動三十七個。行業(yè)龍頭光大環(huán)境，二〇一四年手里十五個項目，每天燒一萬多噸；二〇二〇年變成一百六十八個，每天燒十三萬五千噸。

瀚藍環(huán)境更猛，收購一家公司，一年內處理垃圾規(guī)模從三千噸漲到一萬四千噸，翻了近四倍。這些數字，聽著像神話。但神話有代價。

代價就是現在這樣：爐子閑著，工人閑著，廠子吃不飽。行業(yè)統(tǒng)計顯示，二〇二三年全國焚燒廠“計劃內停運”八萬三千多天次，有些爐子半年沒開過機。這個“計劃內”還不包括設備老化、突發(fā)故障。如果按三個爐子一座廠算，相當于七十六座廠全年停擺。

七十六座焚燒廠是什么概念？整個美國也就七十七座焚燒廠。

那就往外走吧。

中國企業(yè)開始出海。越南芹苴那座廠，把當地隨便扔的椰子殼收來燒，四個椰子殼發(fā)的電，夠一臺風扇轉四個小時。當地人一開始也怕，怕煙怕味，后來發(fā)現廠區(qū)收拾得跟公園似的，比他們自家院子還干凈。

現在中東、東南亞，到處是中國企業(yè)投資的垃圾焚燒項目，據說已經有五十多個，連英法也在引進中國設備、中國生產線。

為什么？因為中國從垃圾堆里卷出來了。

幾十年跟垃圾打交道，從填埋到焚燒，從被洋垃圾包圍到自己沒垃圾燒，這一路的技術、設備、經驗，全攢下來了。煙氣排放標準比歐盟還嚴，飛灰處理技術日本都搞不定的我們也搞定了。地溝油都能煉成航空燃料——還有什么不能燒？

垃圾也一樣。從圍城到不夠燒，從進口洋垃圾到出海搶垃圾，也是十來年。

魔幻的轉身背后，有一個共同的道理：解決問題，不能只靠道德，得靠利益。

寫到這里，窗外有只喜鵲飛過。它大概不知道，它筑巢的那些枯枝，放在焚燒廠里也能發(fā)電。但它知道的是：這些枯枝，能用。

夠不夠燒，是人的問題，不是鳥的。

四

深圳羅湖，有座山，正被打開。

這不是石頭山，是垃圾山——玉龍?zhí)盥駡觯饬硕辏紫聣褐陌僖皇f噸陳年舊物。如今兩百多臺挖掘機齊齊開動，傳送帶晝夜不歇，六條篩分線每日吞吐六千噸。這座山，要一鏟一鏟搬走。

從無人機上俯瞰，只見一頂巨大的天幕罩住開挖區(qū)，灰蒙蒙的，像帳篷，又像一張創(chuàng)可貼，貼住城市肌體上一道舊傷。天幕底下，垃圾被挖出來，篩分，送走。

這極像一場手術。刀是技術，麻藥是系統(tǒng)思維，縫線叫資源化利用。那座被撬開的“山”，是城市身上一道二十年沒長好的疤。

現在，四百一十萬噸，一噸一噸挖出來。輕的可燃物送去發(fā)電，據說能發(fā)一億度，夠兩萬六千戶人家亮一整年。腐殖土去做無害化，無機骨料壓成再生磚。每一份垃圾，都找到了去處。

我曾參觀過杭州的光大能源公司。那里每天處理三千多噸新鮮垃圾，焚燒發(fā)電，煙氣八步凈化，爐渣做成地磚，污水全部回收。垃圾進去，電出來，磚出來，水出來，什么都沒有浪費。

在光大杭州公司的垃圾吊控制室里，工作人員操縱著巨大的機械爪，從幾十米深的垃圾倉里抓起一爪垃圾。他說這一爪能發(fā)五千多度電，夠一個三口之家用一年。然后他笑了，說這就像抓娃娃機，有時候抓歪了，要松開重新抓。

抓娃娃機。這個比喻讓我愣住。那些被抓起、被投進爐膛、被燒成灰燼的垃圾，曾經是快遞盒、舊衣服。它們被扔掉，被混在一起，被發(fā)酵五天，被一爪抓起，被焚燒發(fā)電。它們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么，那個把它們扔進垃圾桶的人，也不知道。

這就是現代社會的代謝。丟棄的東西被收集、被分類、被處理、被轉化，變成我們再次生產、再次消費的原料。循環(huán)往復，生生不息。只是這個循環(huán)里，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被遮蔽了——我們看不見垃圾場，看不見焚燒廠，看不見那些抓娃娃機一樣抓垃圾的手。

深圳的手術，是把這個遮蔽撕開一角，讓那座二十年的山，重新暴露在陽光下。看見，就是開始。

我似乎已經看見那片被修復的土地，它們釋放出了幾十公頃的連片空間，引入了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數字經濟。青草鋪地，花朵綻放，歡快的游人在躍動。抬望眼，藍天白云間，飛機噴出的煙霧，也成了潔白的云朵。

作者簡介

陸春祥，作家，現居杭州。主要著作有《字字錦》《九萬里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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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天涯》品牌欄目“作家立場”“民間語文”策劃推出“我們?yōu)楹卧僬勆鷳B(tài)”小輯、“鄉(xiāng)村的可能”談論小輯、“中國古典時代”二人談、“年代信札”小輯、抗戰(zhàn)老兵口述等內容，記錄時代，關注社會議題，思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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