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隨著唐代大詩人元稹繼室裴淑墓的考古發掘成果的發布,大眾的目光再次聚焦到這個唐代家族。
元稹為第一任妻子韋叢寫下的悼亡詩“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至今傳唱,第二任妻子裴淑與元稹共同生活十六年,并在元稹去世后獨自操持這個200多人的大家族三十余年。死后,元稹與裴淑均不能如愿與愛人合葬,形成三人異穴的獨特格局。
為裴淑撰寫墓志的是韋叢的女婿、晚唐文學家韋絢,這篇被考古學家認為是“絕無僅有”的唐代墓志極為生動詳盡,其中未因循墓志的慣例贊美裴淑賢惠,反以小說筆法寫她眼光高傲、管夫嚴厲、治家嚴苛,字里行間暗藏揶揄。而元家主持葬禮的庶子元道護在營墓時發現打破了一個舊冢卻選擇妥協,倉促改造了舊墓埋下裴淑。
裴淑墓志是目前唯一與元稹直接相關的考古實物。其中隱約曲折地寫出一個晚唐名門在家主死后三十余年的內宅博弈:精干強勢的繼母、隱忍失勢的年輕庶子、暗藏鋒芒的女婿。這個歷史切片顯示出人性中最幽微的部分。
黍麥離離,荒草萋萋,地表下方八米處的裴淑墓被發現時已尸骨、棺槨均不存,按照墓志所說的,元稹、韋叢、裴淑的墓“左右夾附”,相去不遠,但考古學家遍尋了裴淑墓附近的土地,始終沒找到元稹墓和韋叢墓。
為解讀這個晚唐家族的更多細節,近日,澎湃新聞專訪了咸陽洪瀆原古代墓葬群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李明研究員。
洪瀆原上,延續兩千年的高等級墓地
2021年10月到12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陜西省咸陽市渭城區底張街道布里村發現并搶救性發掘了元稹妻裴淑墓。墓址所在地為已拆遷的原布里村宅基地,現為西安咸陽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南生活區中部。
李明向澎湃新聞回顧了發掘過程:“咸陽國際機場三期工程建設中,我們進行了基本建設的前期考古工作,從2020年一直延續到2022年,整個項目發現了4000多座墓葬,裴淑墓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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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考古工作人員在洪瀆原上進行考古工作場景
裴淑墓所在的位置是咸陽北原,唐代稱為“洪瀆原”。這片黃土臺塬在唐代是長安城近郊,從戰國晚期一直到唐代,都作為高等級墓葬區而存在。此前這里曾發現上官婉兒墓、太平公主駙馬薛紹墓。“洪瀆原墓葬群的特點非常明顯,這里的墓葬規模大、數量多,在全國范圍內很罕見。到了宋代以后,隨著長安失去都城地位,這里新營的墓葬就只剩下平民墓了。”李明介紹。
裴淑墓是元稹家族墓的一部分。元稹、元稹的母親、兄長、發妻韋叢都葬于此。近年來考古工作也逐步確認了這片區域正是元氏家族墓地的核心范圍:2009年發掘了唐元復禮、元溫叔侄墓,2019年發掘了唐元積墓和唐元擢妻鄭德墓,2020至2021年又發掘了唐元行簡妻韋氏墓和唐元延祚夫婦墓。
裴淑墓為豎穴墓道單室土洞墓,長15.7米,墓底距地表8.2米。“裴淑墓在晚唐墓葬中已屬大型。晚唐國力衰落,喪葬風氣也變了,不像盛唐那樣流行大型墓葬,”李明介紹,“裴淑能建這么大,跟她三到四品命婦的身份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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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淑墓的俯瞰圖局部
一座“嵌套”的墓葬:打破前人,就地改造
裴淑墓的考古跡象頗為特殊。該墓并非獨立營建,而是打破了一座更早的唐代墓葬,后者是一座斜坡墓道單室土洞墓,全長約35米,從形制和出土物推斷應屬盛唐時代。裴淑墓的豎穴墓道正好打破了這座盛唐墓的第一天井及其以北部分,隨后利用其天井、過洞的地下結構及甬道、墓室,重新處理后建成了自己的甬道和墓室。
“‘打破’是考古學上的術語,指的是晚期的遺跡破壞了早期的遺跡”李明解釋道,考古跡象顯示,裴淑墓的墓室四壁底部有厚約10厘米的紅燒土面及明顯的灰燼,甬道壁面也存在較厚的紅燒土。“可以推斷營造裴淑墓的時候用了前人墓的天井、過洞,還把前人墓室火焚了,修整壁面后繼續施工,”李明說,“在甬道里加砌了磚券來加固,生怕塌方。這說明他們很清楚自己破壞了前人的墓。”
破壞別人墓葬的行為在唐代不僅很不吉利,還涉嫌違法。《唐律疏議》明確規定:“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徒二年。”按照當時的法律,發現打破前人墓葬后應當立即停工,修復古墓后放棄原址,另行選址。“一般來說,從戰國開始,公共墓地是有規劃的,后人不應該破壞前人的墓。正常做法是停工、重新選址,”李明說。
但是營建裴淑墓的人顯然沒有停工和重新選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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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淑墓內壁畫
一篇不像墓志的墓志:韋絢的“小說筆法”
裴淑墓帶有磚券甬道、磚封門和磚鋪地,出土各類隨葬器物91件(組),沒有發現棺槨和遺骸,這些隨葬的器物大多數也都是手掌大小的尋常陪葬物。裴淑墓的甬道與墓室連接處發現現代盜洞一個,直徑約1.6米,順直而下進入墓室。盜洞內填松散的花雜土及現代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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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淑墓的部分陪葬品
被盜掘得比較嚴重的裴淑墓中,所幸留下了一方墓志。墓志的志蓋上陰刻篆書“唐故丞相元公夫人河東郡君裴氏墓銘”,墓主身份由此被確認。
這不是一方尋常的墓志。墓志的撰文者是晚唐著名文學家韋絢。他的身份頗為特殊:元稹發妻韋叢的女婿,娶的是韋叢所生的嫡長女元保子。“也就是說,他給法律意義上的岳母——元稹的繼室裴淑——寫了這篇墓志。”這篇墓志在學術圈引發了大家極大的興趣,李明評價說,這篇墓志“精彩程度完全不輸于一篇唐代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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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淑墓志
與同時期墓志千篇一律地贊頌女性“賢良淑德”不同,韋絢的這篇墓志里有人物對話、傳奇故事、心理描寫和第三者視角。他記錄了裴淑待字閨中時“負重價于時”——圈層高、眼光也高;記錄了舅父庾承宣感嘆“無可與此女為夫者”;記錄了算命先生預言“此兒若是女子,必為宰相妻”;還記錄了裴淑以宰相夫人身份參加元日大朝會時盛裝出行、親友“縮頸不敢仰視”的場景。“這完全是小說筆法,”李明說,而這些細節恰好印證了史學大家陳寅恪近百年前的判斷——陳寅恪曾從元稹的詩入手,分析裴淑不愿隨丈夫外放、留戀長安繁華的心態,推斷這位繼室“可能有愛慕虛榮之心理”。
更有意味的是,這篇墓志沒有一字夸贊裴淑賢惠——這在唐代女性墓志中極為罕見。“我覺得是韋絢有意為之,”李明分析道,“他本人也是庶子出身,與元道護經歷相似,能共情。這篇墓志沒有一個字夸裴淑‘賢惠’,反而寫她眼光高、管丈夫管得嚴、愛炫耀,充滿揶揄。”李明還指出,韋絢與裴淑共同相處了30多年,對這位岳母的生平和個性非常熟稔,“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帶有很強的個人感情和偏向在里面。”
遲來的葬禮:從二月到八月的改刻之謎
元稹發妻韋叢27歲早逝,元稹詩中多有提及,其行跡較為簡單。繼室裴淑與元稹共同生活16年,晚于后者32年去世。裴淑于咸通三年(862年)四月九日病逝于長安安仁里的家中,享年68歲。然而她的葬禮一直拖到咸通五年(864年)才舉行,歷時29個月。墓志上的一處改刻痕跡揭示了其中的變故——原本刻好的下葬日期“二月廿八日”,被人剜去,改刻為“八月六日”。按照當時流行的風水理論,元氏和裴氏皆為商姓,以二月、八月下葬為大通月。二月廿八日本是經過術士推算的吉日,但最終被推遲了約六個月。
推遲的原因,與墓葬選址直接相關。當施工發現打破了前人墓葬后,原定二月廿八日的葬禮顯然無法如期舉行。而下一個適合商姓的吉日,就是八月六日。如果放棄這個日期,再下一個吉日要等到五年之后。“墓志是先寫好的,日期刻了‘二月廿八日’,后來營墓的時候發現不行,只好磨掉改刻。”李明說,主持葬禮的元道護——元稹庶出的獨子——在發現打破前人的墓葬后,選擇了繼續施工、八月下葬。“他可能是不想等五年之后,就想盡快下葬。”這個決定看似只是時間上的取舍,背后卻牽扯著更深層的家族博弈。
墓志記載,裴淑在元稹去世后執掌元氏家族長達32年。“居大第為二百口之長,資產不耗于前”,甚至“富于舊時”。很多家族在家主去世以后很快就會敗落,而裴淑接手后把200多人的大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條。“非常能干,”李明說,“她管家很嚴,‘黠吏狡仆,不敢面謾’。”但她控制欲也很強,“連元稹外出留宿都不允許,結果元稹還是在武昌跟侍人李氏生下了元道護。”元道護作為元稹唯一的兒子,到30多歲仍未掌家,因為庶出的身份在正室面前沒有地位。裴淑和元道護兩人實際上是長期競爭者,裴淑的死也是元道護翻盤的機會。
李明認為,透過裴淑墓可以窺見中晚唐時代的家庭決策邏輯:“影響家庭重大決策的因素最主要的是禮法,其次是人情所向,風水讖緯可按需取用,至于法律規定則完全看執行程度。而葬禮的決定權出于家庭事務繼承人的意志。禮法是維持家庭秩序的基本規矩,除了禮法不能違背以外,必要的情況下其他因素皆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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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淑墓志蓋
“韋墳舊西,裴壟新東”:三人異穴的葬禮終局
裴淑墓最引人關注的,是她最終未能與元稹同穴合葬。元稹生前在追思發妻韋叢的《遣悲懷三首》中寫道:“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他本意是與韋叢同穴合葬的,但沒有實現。裴淑作為元稹葬禮的主持者,將元稹葬于韋叢墓東側,為自己預留了合葬的位置。然而等到裴淑去世時,葬禮的主持者換成了元道護。墓志記載,術士朱生推算后認為“元氏商姓,于歲時非利,不得祔于夫”——裴淑不能與元稹合葬。元道護采信了這個結論,在元稹墓東“數步別啟塋穴”。
最終形成的格局是:“韋墳舊西,裴壟新東,左右夾附,舉案于中”——元稹居中,發妻韋叢葬西側,繼室裴淑葬東側,三人異穴并列。
“元道護不希望裴淑跟父親合葬,”李明分析道,“那樣等于承認裴淑是唯一的正室,會強化她的地位。阻止合葬,等于削弱裴淑的家族影響力。他把術士的話當作借口,合法地實現了自己的意圖。”李明認為,根源在于三人均無嫡子。元稹的兒子全是庶出,在世的唯一獨子元道護是侍人所生。在正室裴淑眼中,這個庶子“地位低下”,成年后的元道護是裴淑主持元家事務的競爭者。裴淑去世后,元道護成為家族遺產的繼承人,借術士之言阻止繼母與父親合葬,實質上是鞏固自己的繼承權。
裴淑的親生女兒元氏也默認了這一切。墓志中記載她“琴瑟不合,迄今在家”,與丈夫分居,“李亦不親迎”。李明指出,這樁婚事是裴淑定的,“女兒心里有怨氣”。韋絢在墓志中直言此事“人皆嘆之”。
一座墓葬,一方墓志,一個家族三十余年的恩怨糾葛,就這樣被考古工作者從黃土中重新打撈出來。正如李明所說,裴淑墓是“目前唯一與元稹直接相關的考古實物,是第一手材料”,為唐代文學史、社會史、喪葬制度研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新材料。而那些寫在石頭上的故事——精明強勢的裴淑、隱忍務實的元道護、暗藏鋒芒的韋絢——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比詩歌更復雜、更真實的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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