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失敗了嗎？

（來源：天津日報）

轉自：天津日報

　　明朝有一部暢銷的世情小說——《警世通言》，其中第四卷名為《拗相公飲恨半山堂》，就是一個關于王安石的“社死”故事。

　　話說王安石經歷了變法失敗、老年喪子的打擊，隱姓埋名，獨自赴江寧養老。然而一路上不管他走到哪里，都聽到形形色色的人罵他和新法。他所到之處，街市、店鋪、廟宇、驛站，甚至茅廁里，都見縫插針地寫著挖苦、詛咒他的詩文。

　　一日傍晚，為了尋個清靜，他特意挑了一所偏僻的鄉間茅屋借宿。第二天清晨，王安石早起，恰好看到房東老太太在喂牲畜。老太太拿著木勺在食盆中邊攪邊喚“羅羅羅，拗相公來”，兩頭豬聞聲而至；老太太又喚“喌喌喌喌，王安石來”，只見一群雞小跑著過來。原來這地方的人們深受新法之害，“畜養雞豕，都呼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當作畜生。今生沒奈何他，后世得他變為異類，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

　　《警世通言》流行的年代，距離王安石變法已經快600年了，人們還沒有停止對王安石的群嘲。然而，就算王安石被人們的唾沫星子淹死，他真的失敗了嗎？不見得。

　　其實王安石變法，貫徹的是北宋的國家意志。

　　北宋的國家機器空前費錢。北宋建國后，很快就建立起一個高度集權的財政體制。地方財富以“上供”的形式集中到中央，由度支、鹽鐵、戶部三司統籌支配。皇帝直接掌控“三司”，密切關注財計的盈虧虛實，親自過問政策制定。而且北宋比以往任何時代都依賴商品專賣，鹽、茶、酒、醋、鐵器、礦產、香藥、煤炭，全是百姓無權涉足、官府壟斷經營的領域。

　　在財政的問題上，北宋從來就不是一個“慈眉善目”的國家，它的“手”從一開始就伸得很長。

　　然而在北宋的前100年，國家還是給經濟留了一些空間，比如“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宋史·食貨志》中有這樣一段話：

　　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為先務……而又田制不立，圳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冒偽，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

　　所謂“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就來自于此。然而“不立田制”不是說宋朝沒有土地制度，而是沒有對土地實行大規模的強制再分配；“不抑兼并”也不是說國家鼓勵地主惡霸兼并土地，而是取消占田限額，允許土地在市場上自由買賣。

　　北宋前100年奉行這樣的國策，不見得是出于國家的寬容與善意，但是客觀上的確造就了一個相對自由的、允許市場規律發揮作用的經濟環境，至少在某一些領域、某一些地區是如此。所以北宋的前100年，民間經濟的成長也是肉眼可見的。

　　第一，人口的飆升。

　　據現代學者推算，北宋人口從開國時的1270多萬飆升到了1億多。這1億多人口，讓整個經濟的蛋糕有了做大的可能。

　　第二，占城稻的引進。

　　北宋的淮河以南、長江中下游地區以種稻為主。然而在1021年以前，這一區域普遍種植的是一季晚生粳稻。這種水稻單產量高，但是生長期長，對土壤、水分的要求高。1011年，兩浙地區春季大旱缺水，原有的粳稻無法播種，所以宋真宗遣使從福建取回了一個原產越南的新品種，早熟、耐旱、耐瘠。早熟使它能避免江、淮、浙夏秋季的干旱；耐旱使它可以在灌溉條件差的梯田中種植，甚至可以種在旱地；耐瘠使它不挑土質，隨處都能生長。這就是“占城稻”。據說占城稻自引入以后，幾十年的時間就在北宋的稻作區推廣開來。稻農的種植作業變得更加靈活，而且有可能降低生產成本。

　　第三，以漕運為中心的市場體系。

　　北宋初年，建成了以首都開封為中心，以汴河、五丈河、蔡河、金水河為主干的運河網絡，連通了淮河、黃河、長江三大水系，將全國主要的財富產地與國家的核心地帶貫通起來。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有組織的物流體系——漕運。依托漕運，原來孤立的區域市場被聯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個相互補充、更有效率的市場體系。

　　第四，制造業的迅猛發展。

　　姜錫東先生認為，宋代生產力的發展，最突出的是制造業。在宋代生產力的至少45項新發展中，農業只占約15項，制造業則占了至少30項。在采煤業、金屬冶煉技術、制瓷業、紡織業、造紙印刷技術、兵器制造技術、造船業、航海技術、茶葉加工技術、復合型機械制造技術、刻書業等方面，宋代都有亮眼的表現。

　　總之，在100年相對寬松、務實的經濟生態中，北宋的民間積累起數量不菲的財富。到了神宗時期，國家財政吃緊，朝廷自然想到民間還有財源可挖。而王安石變法，就是將民間財富汲取到國家囊中的一次大規模嘗試。

　　所以上文講到的法令，大都涉及國家與民眾之間的交易。有時是民眾向國家交錢，有時是民眾向國家貸款，有時是民眾幫國家干活，有時是民眾向國家購買商品。總之，要讓民間的財富（尤其是貨幣形態的財富）以涓涓細流的形式，向朝廷、國庫匯聚。

　　雖然王安石聲稱改革的宗旨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財富就那么多，國家得到了，民眾自然就會失去，沒有兩全的辦法。在國家主導交易、決定價格的情況下，很難嚴格地約束自己不侵犯百姓的利益。這就是為什么這次變法的幾乎所有法令，都令民眾有強烈的被侵害感、喪失感。

　　更進一步地說，在王安石變法中，北宋變成了一個更加財政集權、高汲取型的國家。而這個結果從北宋建立高消耗的國家機制、高度集權的財政制度時，就已經注定了。就算沒有王安石，也會有別的人，用別的方式開啟這個轉變。

　　其實王安石錯就錯在，把一切想得過于簡單了。在主持變法之前，他為這項“使命召喚”做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尤其是以科舉考試頂級精英的身份，一頭扎到基層，一干就是十幾年，實在是夠真誠，夠務實。但即便這樣，也還是不行，因為他面對的是1億多的民眾。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傳統國家治理過如此巨量的民眾。

　　不管各項法令經過怎樣的用心設計，一旦平攤到1億多人的頭上，落到無數的基層社區，就一定會走樣。因為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的理解都不一樣，每一個地區的情況也不一樣。民眾不僅僅是被法令指揮、約束的“工具人”，他們還會鉆法令的空子，去反抗制度，甚至去“玩”制度。于是，那些“逃逸”在政策制定者視線之外的情況，就成了滋生問題的溫床。

　　比如讓百姓幫官府養馬，變法團隊周密地考慮了方方面面，但只要漏掉了馬要吃多少草料、農戶有多少田地這些看似不起眼的細節，這個法令就必然失敗；又比如清查土地和戶口，如果不對普查工作每一個環節的難度有充分的考慮，最后這項工作必然摁下葫蘆起來瓢，或者干脆爛尾。

　　人類學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發現，人類歷史上許多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最后只得到悲劇式的結果，原因就在于：

　　那些項目背后的預言家和設計者犯了自大的毛病，忘記了自己也是凡人，行動的時候似乎覺得自己是上帝。

　　所以，做1億人構成的巨型復雜系統的“話事人”，真是地獄難度。因為基于人有限的理性，決策必然有漏洞。而決策一旦有漏洞，就一定會出亂子。集權程度再高的體制也只能做到“一聲令下”，卻無法確保“整齊劃一”。王安石變法的措施并非不嚴謹、不真誠，卻屢屢翻車，事與愿違，原因大致在此。

　　但更要說明的是，王安石的改革并沒有隨著法令的廢除、王安石本人的隱退而湮滅。相反，它就像一次社會實驗，雖然不成功，卻留下了大量的經驗和數據。后來的王朝統治者可以在這些數據、經驗的基礎上妥協修正、加加減減。所以元明清時期，許多旨在汲取財富、治理龐大人口的政策，都有“王安石變法”的影子。

　　從這個意義上說，王安石輸了人心、輿論，卻贏了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