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斗爭：當貿易戰常態化，我們怎么看、怎么辦 || 大視野

十年前的7月，深圳衛視推出了八集新聞紀錄片《共贏海上絲路》，反映中國企業的出海歷程。作為特邀嘉賓，我去了亞非歐多國采訪。最近，深圳一家跨境新零售企業“沃客非凡”（WOOK）向港交所遞交了招股書，他們主要在印尼做3C配件及小家電的零售，就是當年的一個采訪對象。

十年來，我是中企出海的積極倡導者，但不是盲目倡導。我經常提醒，要加強風控、全面合規、堅持長期主義、充分本地化、踐行ESG，等等。

本文寫于馬德里，切入點是歐盟與中國的貿易摩擦。目前，中美之間的經貿博弈、壓制與反制，盡管沒有平息，但暫時可控、可預期。中歐的經貿關系，卻越發緊張起來。

在西班牙這個人類大航海時代的重要發源地，總結十年的出海觀察，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

文章較長，分上下兩部分，上篇著眼于歐盟和中國的經貿關系，下篇是對貿易戰的整體思考。

上篇：歐盟觀察

歐盟的焦慮

歐盟有27個國家，又是一個整體，堪稱史上最具想象力的地緣政經融合實驗，對維護內部和平、實現經濟深度整合、提升全球話語權，有著重要作用。

但由此形成的“超國家權力”（成員國必須讓渡部分主權和國家事務決策權），以及這一權力自身的問題——決策機制復雜，效率低下，監管過度，也給不少成員國的自主發展選擇帶上了緊箍咒。

一位企業界的朋友曾在布魯塞爾工作過幾年，和歐盟方面經常溝通。他感覺歐盟主要的工作就是立法，用立法構筑一張自我保護網。

前些年，歐盟的心態比較從容。國防靠美國，能源靠俄羅斯，低端制造靠中國，高端制造捏在自己手里。現在發現，美國靠不住，俄羅斯更是對頭，中國制造已越過高端化的萬重山，歐盟擅長的很多產業（如汽車）則因競爭力弱化陷入危機。

所以歐盟比過去焦慮了很多，高度強調“戰略自主”和“去風險”，即過度依賴中國制造的風險。

2025年，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接近3600億歐元，是2019年逆差（1650億歐元）的兩倍以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是“每天10億歐元”。中國歐盟商會主席彥辭（Jens Eskelund）描述說，中歐貿易是“一艘長400米、裝載著2.4萬個集裝箱駛向歐洲、返程時卻幾乎空載的超級貨輪”，“我們甚至不能確定歐洲能否在不使用中國原料的情況下生產一支牙膏”。

高盛近期發布報告稱，貿易逆差只是中歐貿易戰的表象，比逆差更令歐洲焦慮的是中國制造在非洲、拉美、東盟等第三國市場對歐洲產品的全面擠壓。

數據顯示，2005年歐洲在全球資本品出口中的市場份額為54%，如今降至43%，同期中國的份額從7%升至24%。過去，德國的機械、法國的工業設備、意大利的裝備制造是歐洲出口競爭力的核心，但近年來，中國在工業機械、汽車、軌道交通、電氣設備、新能源裝備等領域迅速升級，攻入了歐盟的戰略產業腹地。

《華爾街日報》稱，德國大量中型制造企業已開始感受到來自中國制造的全面競爭壓力，部分企業被迫將部分生產轉移至中國。德國工業產出自2022年以來累計下降了約10%。“對歐洲來說，真正的問題已經不是中國向歐洲出口了多少商品，而是歐洲正在全球市場上失去多少原本屬于自己的市場。”

高盛預計，歐盟將放棄對華較為寬松的貿易政策，轉而采取更強硬和更有針對性的措施，但預計不太可能是“美式全面關稅”政策，因為歐盟不愿危及從中國進口稀土等關鍵材料。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貿易摩擦不會升級——歐盟正在準備新的貿易防御工具，以應對所謂的“中國2.0沖擊”。

歐盟的工具

事實上，歐盟已經動手了。近年來歐盟出臺的很多措施，中企都是明顯的受者，包括但不限于：

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如針對中國電動汽車的調查；

碳邊境調節機制，旨在建立“綠色壁壘”；

小額包裹關稅，從今年7月起對進口小額包裹征收3歐元/件的關稅；

《國際采購工具》，要求公共采購市場“對等開放”；

《外國補貼條例》，抬升中企赴歐投資的合規門檻；

供應鏈盡職調查與《強迫勞動產品禁令》，提高供應鏈合規要求；

《反脅迫工具》，號稱是“威懾炸彈”，如暫停金融服務合作、禁止參與歐盟公共采購、對特定人員/企業實施制裁等。

目前，歐盟還有兩部“殺傷力”極強的法律提案正在走流程，已進入倒計時。一部是歐盟網絡安全法案2.0（修訂草案），一部是歐洲工業加速法案（提案）。

前者由歐盟委員會于今年1月20日提出并啟動公眾反饋，目標是在2027年初達成政治協議，若正式通過，將在歐盟27國直接適用；

后者由歐盟委員會于今年3月4日發布，預計未來12至18個月內完成立法協商，有望獲批通過。法案通過后，各項關鍵條款將分階段實施，如新能源汽車原產地規則，將在法案生效后6個月內生效。

這兩部法案的核心是什么？對中企有何影響？

網絡安全法案2.0的核心是“安全”，其對安全的覆蓋范圍從傳統的信息通信技術（ICT）擴展到18個關鍵領域，即移動網絡、固定網絡、電力供應與儲能系統、供水系統、聯網和自動駕駛車輛、無人機與反無人機系統、鐵路信號系統、工業控制系統、衛星通信系統、云服務、半導體制造與設計、醫療設備、監控設備、航天服務、邊境安全系統、AI模型、關鍵軟件組件和數據中心基礎設施。

法案提出，一旦某國被認定為“網絡安全關切國家”（“高風險國家”），則自動推定來自該國的供應商是“高風險供應商”。它們會被強制排除在關鍵基礎設施市場之外，會被禁止參與公共采購和任何歐盟資助的項目。如其產品已在歐盟使用，則36個月內必須“存量拆除”。

由于世界不少國家習慣沿用歐盟標準，它們有可能在本國市場排斥歐盟認定的“高風險供應商”。對相關中國企業來說，這意味著，不僅歐盟的存量業務難保，增量業務渺茫，歐盟外的市場也可能被殃及。

再來看工業加速法案。其核心是強化歐洲本土供應鏈和“歐洲制造”，主要針對外資投資歐盟境內的電池、電動汽車、光伏及關鍵原材料等行業。法案在公共采購、綠色補貼中引入了“歐洲制造”“本地含量”的標準，對外資設置了技術轉讓、股比限制、本地含量、本地員工占比等諸多限制性條款。

法案規定，歐盟成員國的公共采購預算必須全面適用“歐盟原產”要求。與歐盟簽有《自由貿易協定》，或屬于WTO框架下《政府采購協定》締約方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品，“等同于歐盟原產”。而中國與歐盟沒有簽署自貿協定，在WTO政府采購委員會中的身份是觀察員而非締約方，所以中國企業的產品不能被視作“歐盟原產”。

那么，中企能不能通過在歐盟投資建廠，獲得原產資格呢？

可以。但法案要求，必須在歐盟進行“實質性加工”才行。之前歐盟法院有判例表明，將第三國生產的電池片在歐盟境內進行簡單組裝，不足以獲得“歐盟原產”資格，必須進行“帶來顯著價值增值的實質性組裝和加工”。法案在不同技術領域設定了1年到6年的窗口期，如果到窗口期結束仍不能實現“歐盟原產”，該業務必須終止。

對于外資在歐洲的并購，尤其是涉及半導體、關鍵原材料等并購，法案也有更嚴格的要求，并購可能會面臨更長的審查周期和更高的被否風險。

一些在歐盟有業務的中企說，如果這兩項法案最終就這么通過了，很多中企在歐盟的發展空間將被極大壓縮，甚至難以生存。如果通過和本地企業合作，為其做代工，可以活下去，相當于“戰略蟄伏”“留下火種”，但至少在今后若干年，不太可能有大的作為。

關于信任的拷問

對歐盟這兩個法案，中方當然不會聽之任之。

今年4月20日，中國商務部明確表示，如中國企業因相關規則遭受歧視性限制，中國將保留采取廣泛反制、發起調查和訴訟等措施的權利。中方敦促歐盟刪除或實質性修改法案中關于“網絡安全關切國家”“非技術風險”“高風險供應商”認定及相關禁止性和限制性措施，修改《工業加速器法案》，取消對特定國家的歧視措施。

今年6月29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貿易委員謝夫喬維奇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談。雙方確認正式成立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每年舉行1～2次部長級會議；機制下設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WTO改革四個工作板塊，并建立聯合監測機制，交換貿易數據，以提高透明度，增進互信，并管控貿易摩擦。

這一常態化的貿易投資交流機制的建立，非常及時和必要，相信也會有建設性成果。但總體而言，要看明白歐盟的對華政策已從包容趨于強硬，從技術治理轉向兼具技術、法律與地緣政治屬性的綜合治理。

兩個法案把原屬各成員國的“國家安全定義權”收歸布魯塞爾，雖然沒有明說中國就是“高風險國家”，但看其認定標準，幾乎是為中國定制。這等于是在安全和敏感產業領域，為與中國“脫鉤”做好法律工具準備。

因此，中方對歐盟既要盡最大努力促和，也要從底線思維出發，做好戰的準備。

歐盟和中國的爭端，最后的靈魂拷問，是信任問題。

歐盟和歐盟成員國的一些官員，動輒拿“中企的設備有沒有留后門”“萬一有突發事件，中企會不會遠程操控讓我們斷電斷網”等說事，那美國設備當年被用于監聽默克爾的電話，為何不阻斷它們呢？

追根溯源，歐盟的網絡安全法案2.0，乃是美國推動的在敏感領域“去中國化”議程，在歐盟層面的法律化、制度化。美國是始作俑者，2020年便推動“清潔網絡”計劃，禁止華為、中興等中企參與美國5G建設，并持續向歐盟施壓，要歐盟效仿，建立安全標準同盟。

歐盟要出臺這兩部法案，也許還有一個原因，希望通過展示對華強硬姿態，推動美國在一些議題上對歐盟讓步。

在歐盟成員國中，西班牙與中國的經貿關系較好，很多中企在西班牙投資。但即使在這里，對中企的不信任也經常彌漫。就在這幾天，我看到當地主流報紙質疑一家中國車企在大西洋邊上的費羅爾港附近投資建設生產基地。這個項目，費羅爾市政府、加利西亞自治區政府都很支持，被當地視為“40年未有的發展機遇”。但報紙援引西班牙情報部門某匿名官員的說法，說該港口是西班牙核心軍港及北約戰略樞紐，中企選址在這里建基地，會利用費羅爾海軍基地并監控北約軍艦的動向。

這種炒作，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所以今天，只讀經濟學、在商言商是不夠的，還要讀一下政治經濟學和地緣政治學。

歐盟之困，困在哪里？

歐盟今天的困境，本質是產業競爭力的下降，但歐盟更習慣把問題歸咎于外，尤其是中國。

德國總理默茨前不久說，人民幣被低估了約30%，中國依靠低估匯率與產業補貼形成過剩產能，沖擊歐洲本土工廠，造成巨額貿易逆差。他建議歐盟借鑒1985年《廣場協議》的模式，聯合對外，推動人民幣大幅升值，重新平衡雙邊貿易關系。

法國總理府下屬的“戰略與規劃高級專員署”也建議，歐盟要么對中國所有商品加征30%關稅，要么推動歐元對人民幣貶值20%到30%。

從實操角度，這沒有可執行性，中國也不會讓它發生，但歐盟的認知傾向，由此可見一斑。

歐洲之困，真的是中國之過嗎？表面看，中國商品是沖擊了本地相關企業，但本質是什么？

我講一個在馬德里的真實體驗。

前幾天的一個上午，我到比亞迪在本地一家經銷商Astara的門店調研，這里有700平方米的展示區，還有數千平方米的服務區，涵蓋維修、機械保養、車身修復、噴漆等服務。比亞迪2023年進入西班牙市場，今年上半年在插電式新能源汽車市場已名列第一。

比亞迪西班牙國家經理Albero非常資深，服務過多個國際品牌并擔任高管。他向我介紹了開拓市場的過程。最后我問，你覺得比亞迪和你服務過的別的公司比有什么特點？

他說，和這些公司比，BYD是獨特的，是完全不同的。Stella（比亞迪執行副總裁李柯，主管海外業務）對自己的目標非常清晰，她有堅強的意志，執行的速度非常快。她了解西班牙市場，知道產品怎樣調整才能快速增長。“然后她回到中國，我們說這里的車需要大后備箱，兩個月內BYD就做到了。我們說需要更多歐洲風格的懸掛，調教要更硬朗一些，下一代車型要更多歐洲風格，BYD也很快做到了。她行事非常商業，完全沒有官僚做派。她喜歡交流。你絕對找不到哪個全球CEO或執行副總裁，會經常跑到經銷商那里，直接和基層員工聊天。她真的想了解一線情況。

“我們在跟經銷商開會時，Mr.Wang（王傳福）和Stella會坐在同一個房間聽，而且帶著中國來的高管一起聽。他們非常貼近市場，愿意沉到最基層，而且非常平易近人。我隨時都能聯系到Stella，她再忙也會回復。我不想拿小問題去打擾她，但真遇到麻煩，她總會在背后支持我。結果顯而易見，上個月（6月）我們賣了5000臺車，如今BYD是市場上最受矚目的品牌，大家都在談論它。”

他講這段話的時候，我一下子就想到，說的不就是企業家精神嗎？中國今天的產業競爭力，不就是靠這種精神嗎？歐盟很多產業被中國趕上、超越，不就是因為缺乏這種精神嗎？這種精神狀態是打不垮的，你可以加征一些反補貼關稅、懲罰性關稅，但中國品牌的市場占有率還在不斷提高。競爭優勢太明顯了。

我相信當年歐洲很多企業的創業精神并不亞于今天的中國企業，否則也不會有“萊茵河奇跡”。但隨著成功和富有，這種精神慢慢消失了，中國恰好在這個時候崛起。問題的本質，可能就是這么簡單。

下篇：貿易戰新思考

在西班牙，我既感受到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對中企出海的限制與阻截，也看到市場說話、消費者選擇這一基本邏輯并未失效。對貿易戰，我也有了一些新認知。

過去，一打貿易戰，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好像只有風平浪靜、你好我好的貿易投資環境，才是對的狀態。遇到貿易戰，有時會想，假如中企能從合規到ESG到為本地創造更大價值，全面加強、改進，貿易戰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至少，會大大緩和吧。

這個想法，現在看，有些天真。少了一些政治眼光。

然而，我們是不是就要走到另一個極端，走向一種純粹的“政治正確”，一打貿易戰就認為對方是“反華”，是欺壓我們抹黑我們，一下子就上火，把家國之痛都調動起來，哪怕撕破臉不玩了也毫不在乎。

這樣的態度，也很不成熟和理智。

我梳理了自己的想法，有以下四點：

一、全球化和全球經濟發展到今天，貿易戰是一種常態。

全球經濟秩序、全球供應鏈正在深刻重構。全球三大經濟體，中美、中歐、美歐彼此都在較量、爭斗。去年中美打了一年關稅戰、貿易戰，打打談談，到10月30日兩國元首釜山會晤才暫時企穩。

歐盟和美國也一直在打，歷經多輪拉鋸談判，今年6月25日歐盟理事會正式批準落實去年《歐盟－美國聯合聲明》中涉及關稅承諾的相關內容，算是階段性“休戰”。

戰果是：歐盟對美國工業品關稅全面清零，美國對歐盟的海產品、部分非敏感農產品下調進口關稅，并專門增設對應品類的關稅配額，在配額范圍內給予歐盟產品更低的關稅優惠。

表面看，歐盟讓步更大，但協議專門設有“貿易保障與暫停機制”。當美國工業品進口激增、對歐盟本土企業造成實質性損害或潛在風險時，歐盟委員會可以快速啟動保障措施，臨時調整關稅政策、限制進口規模。可見，歐盟也留了后手。

如果仔細研究，我估計，現在沒有哪個國家和誰都沒有發生過貿易戰。經貿是一種合作，合作收益孰高孰低是一種計算，誰算不過來就會挑起爭端。經貿合作越多，彼此嵌入程度越深，爭端也會越多。這種博弈很正常，比殖民時代由槍炮護衛的貿易，比熱戰、冷戰要好不知道多少，文明太多了。

這些年，中國遭遇了各種形式、各種量級、各種對手的貿易戰。只是我們很少這么提，多以貿易摩擦、沖突、爭端等說法代之。其實，我們要學會適應貿易戰。盡量阻戰，但不怕戰，邊戰邊學，越戰越善戰。千萬不要覺得我們只是跟美國在打貿易戰。在原來的全球化共識已經支離破碎，經濟主權意識、本土意識和安全意識普遍高漲的背景下，貿易戰也常態化了。

我們和發達經濟體會有貿易戰，和新興經濟體如印尼、印度等也會有貿易戰。完全沒有貿易戰、脫離貿易戰，反而不正常，因為那意味著你的全球化程度低，對別人沒啥影響。

二、在全球貿易戰中，中國是一個主角。

中國是貿易戰的主角，假如過去誰這么說，我會覺得很不自在。

但有了對貿易戰的新的理解，我對中國是貿易戰的主角，也很釋然。

本質上，這不就是因為中國的產業競爭力足夠強，在各個市場的影響力足夠大，所以成了主角了嗎？主角不就是最重要、出場頻率最高的角色嗎？當年我們在全球貿易中無足輕重的時候，封閉的時候，誰會跟你打貿易戰？現在，我們出口順差那么多，別人可能覺得這就是在打貿易戰。他們阻截，很正常，我們總不能為了不打貿易戰，就死守在國內市場吧。

不久前，我在第三屆全球出海峰會上提出，“二戰”后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是雁陣模式，產業一波波向外轉移。中國在上世紀80年代接住了這波轉移，不斷深化，今天成為全球制造業產業鏈的軸心、中軸。當中國為軸，那些成本比中國高、性價比比中國低的發達經濟體，必然要“向下遷移”，向中國這個中軸看齊，他們的工作時間必須更長，效率必須更高，否則市場必丟無疑。如果就是不愿下移，那你要么學美國，靠創新“上行”，甚至上行到馬斯克所探索的太空；要么，你要在制造業之外具有獨特的稟賦或價值，也可以不受中國制造的沖擊。

現在，很多國家都在講全球經貿再平衡，大部分含義就是中國要多消費，少儲蓄，多發展內需，讓對外貿易更平衡。我對此不持異議，但我認為，全球再平衡的本質，是過去的經濟全球化格局，因為中國產業力量的崛起，必須改變也只能改變。有些國家會發現中國是機遇，也有一些國家覺得中國是挑戰，中國又不可能停止自己的發展，復歸到原來的格局。這些力量錯綜復雜，最終要達成一個平衡，一個穩態，還需要很長時間。

和美國主導全球化的時候比，我覺得中國的對手會更多。因為美國有很多產業不做了（當然這也是他們的教訓），而中國的產業是“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高高低低都出擊，競爭者必然很多。美國是全世界貨幣的錨，中國是全世界商品的錨，美元降低了全世界的交易成本，中國商品降低了全世界的通脹水平。美元給美國帶來了巨大利益，但絕大部分國家也喜歡，因為它是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國際公共產品。中國商品給全世界帶來了普惠的福祉，但所到之處，因為和當地商品是競爭替代關系，必然就有很多矛盾。

這就是我們的命運，是我們自己的路。所以，要平靜接受。

三、如何將貿易戰引向新秩序，中國責任重大。

全球貿易戰的終局會是什么？我認為，最終取決于中美之間的實力演化和相處之道。世界上很多事，背后都有美國因素的影響。等中美真正互相接受、相處好了，全球很多問題包括經貿格局就會有一個新平衡。

那么中美產業競爭會如何演變？我對中國產業屹立不倒深具信心，源自“中國努力－中國能力－為世界帶來更多福祉”的基本邏輯。我是“能力為王”的信奉者。同時我也認為，美國會依靠創新繼續保持強大。兩國都會具備全球性領導力，而不像以前都是獨霸狀態。

也因為對中國有信心，我不認為，仗劍護商，或者搞“中國圈子”，是好的選擇。這不能讓別國心悅誠服，和中華文明的底色與特質也不兼容。我還認為，經貿世界是立體世界，是分層的，有和國家安全離得近的層面，也有不那么敏感的商品和服務的層面。經常的情況是，兩國在打貿易戰，但只是對某些層面有影響，其他層面還在暢順合作，商貿活動并未斷流，只是更靈活更有韌性了。

就像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寧德時代與斯特蘭蒂斯集團合資建設的阿拉貢電池工廠已經奠基，這相當于中國企業和歐盟企業結合在一起，在歐盟境內扎根。斯特蘭蒂斯投資了中國的零跑，大眾投資了小鵬，也說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雙人舞還在跳，中國和歐盟的雙向投資還在進行。歐盟要保護自己的市場少受沖擊，不少歐洲企業則在加大對中國投資，要抓住中國機遇。這就是商業的力量，柔而不折、源遠流長的力量。

由于中國在商品端的主導性，中國有更大的責任，將貿易戰引向新秩序，即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新型經濟全球化。

歐盟需要什么樣的中國？世界需要什么樣的中國？我們多聽聽，將心比心，顧及對方關切，這不是退讓，是全球第一商品大國應有的責任和胸襟，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做到的兼顧。

此外，在加速本地化生產布局、實現“實質性加工”方面，在建立更完善的合規體系、更好應對碳與ESG挑戰方面，在加快構建市場多元化、供應鏈多元化方面，中國企業都可以做得更多、更好。

當然，中方也要積極備戰，如強化法律工具箱建設，構建反制性的阻斷機制；實施精準、對等的貿易反制與交叉制衡；開展多層次的外交斡旋；訴諸WTO等多邊爭端解決機制。積極備戰，是為了心中有底，手里有牌，遇戰不慌，以戰應戰，以戰止戰，最終實現不戰而各方心服。

這或許有些理想化，但我認為，不應該放棄理想，聽任叢林法則時代的降臨。

四、中國要打好一張大牌，就是把自己的市場做大。

做大做強以內循環為主體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提振國內有效需求，這是中國的一張大牌，握在自己手里。但我們打得一直不夠好。這是導致貿易失衡、廣受外部詬病的一個要因。

中國制造的勞動力成本總會提高，也應該提高。我們不能滿足于不怕辛苦、能忍別人所不能忍的那種狀態，不能把996、007當成成績。這不符合“推進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要求，也無法贏得別人的真正尊重。我們也要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本土市場這張大牌打好了，中國和美國、歐盟以及很多經濟體的貿易緊張關系，都會得到緩解。

行文至此，讓我用三句話來總結對貿易戰的看法：

1.貿易戰不可怕，貿易戰是常態，怕戰或熱衷于戰才麻煩；

2.貿易戰意味著更多風雨，但經受住考驗的海燕，能飛得更高；

3.我們不怕戰，但最終是為了止戰、不戰。這就要求我們，要從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提升到人類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最大化的考慮，把自身發展和全球發展更好地結合起來。這才是真正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在西班牙的幾天，我經常想到偉大斗爭這四個字。貿易戰就是一種斗爭，是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偉大斗爭是斗爭，但不是任何斗爭都堪稱偉大。偉大是有更高遠、更長遠、更深遠的思考，一定不狹隘、不極端。要進行偉大斗爭，不僅考驗勇氣，更考驗智慧、遠見和方法。

基于十年實地調研，上述思考在我腦海里的演繹，都是活生生的。因能力有限，我對很多問題的考慮并不周全，但相信大方向應該就是這樣的。

不斷刷新自己的認知，哪怕不完善，這種思考的樂趣也會驅動我繼續前行。

就像無數勇敢的出海者一樣，一直往前，走得更遠。

No.6985 原創首發文章｜作者 秦朔

參考資料：歐盟《工業加速器法案》深度解讀系列，滕躍，微信公眾號“功承瀛泰南京律師事務所”；戰略：歐盟對華經貿政策轉向的歷史、現實和應對，微信公眾號“華泰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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