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堅法師：重慶忠州佛教源流考略

重慶忠州佛教源流考略

忠州（今重慶忠縣）地處長江三峽腹地，為巴蜀東部門戶，水陸交通輻輳，是佛教沿長江水道西傳入蜀的關鍵節點。本文結合傳世文獻與考古材料，系統考辨忠州佛教自東漢至明清的發展脈絡與歷史特征：東漢中期，佛教已經長江南線傳入忠州，豐都槽房溝"延光四年"（125年）搖錢樹佛像為目前國內最早有明確紀年的佛像遺存，忠縣涂井蜀漢崖墓佛像群印證了"仙佛模式"的早期傳播形態；兩晉南北朝為高僧往來蜀地的必經通道，佛法浸潤日深；唐代臻于鼎盛，龍興、開元等官寺制度完備，白居易、陸贄、劉晏等貶謫名臣與佛教結緣，推動了士大夫佛教的發展；宋元歷經戰亂而法脈不絕，夔州臥龍、縉云如海諸系遞相傳承；明清之際，吹萬廣真于忠州三目山開創聚云法系，與梁山破山海明雙桂法系并稱巴蜀禪門兩大主流，共同奠定了西南佛教的基本格局。忠州佛教的興衰嬗變，既是整個巴蜀佛教史的縮影，也在長江流域佛教傳播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樞紐地位。

一

地理沿革與文化區位

（一）建置沿革

忠州位于今重慶市中部，長江北岸，地當三峽西口，為巴蜀東出之咽喉。其地古屬巴國，秦滅巴后置巴郡，西漢置臨江縣，為巴郡屬縣。東漢因之。建安六年（201），益州牧劉璋分巴郡為三，臨江縣屬永寧郡（后改巴東郡）。南朝梁大同六年（540）置臨江郡，后又置臨州。西魏、北周因之。

隋開皇初廢郡，大業初廢州，復屬巴東郡。唐武德元年（618）復置臨州，貞觀八年（634）改臨州為忠州。州名由來有二說：《太平寰宇記》謂"以巴臣蔓子，及巴郡守嚴顏，并著忠烈而名"；《元和郡縣志》則稱"以地邊巴徼，取懷忠信之意"。天寶元年（742）改南賓郡，乾元元年（758）復為忠州，轄臨江、豐都、南賓、墊江、桂溪五縣。

南宋咸淳元年（1265），以度宗潛藩升為咸淳府。元復為忠州，屬重慶路。明洪武中隸重慶府。清雍正十二年（1734）升為忠州直隸州，轄豐都、墊江、梁山三縣。民國二年（1913）廢州改縣，稱忠縣至今。

（二）文化區位與佛教傳播通道

就文化區位而言，忠州居長江水道要沖，東下荊楚可通海道，溯江西上可達巴蜀腹地，南經陸路通夜郎黔桂，北循米倉道、荔枝道可達關中。唐代忠州與涪州所產"貴妃荔枝"即經北道三日而至長安，可見其陸路交通之便捷。

此種水陸輻輳的地理格局，使忠州成為中外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的重要節點。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后，其傳播路線素有陸路、海路之爭。陸路即沿絲綢之路自西向東，海路則由南海、東海沿岸登陸后沿長江自東向西深入內陸。忠州正處于長江傳播路線的關鍵位置——佛教經長江中游（荊州、襄陽）向西傳入巴蜀，忠州為必經之地。故其佛教發展早于巴蜀多數內陸地區，高僧往來頻繁，宗派流變亦頗具代表性。

此外，忠州別稱"忠南""南賓"，唐宋文獻中多見此稱謂，如"忠南圭禪人""南賓太守"等，皆指忠州一地，讀史者不可不辨。

二

東漢至蜀漢：佛教初傳與考古實證

（一）文獻記載的早期寺院及其質疑

據《忠縣志·佛教》（1994年版）載："相傳，佛教在東漢開始傳入忠縣，永平年間（58—75）忠縣就修有佛教寺廟——龍興寺，為國內興建較早的一批佛教寺廟之一。"又《蜀中名勝記·忠州》引舊《志》云："東北三十里，大成寺，漢初平（190—193）建。"若此說可信，則龍興寺與洛陽白馬寺約略同時，大成寺亦建于東漢末年，忠州當為中國佛教最早傳入的地區之一。

然學界多持審慎態度，認為巴蜀地區三國以前佛教發展程度有限，方志所載或有后世附會之嫌。揆諸史實，龍興寺為唐代中宗神龍年間敕建的官寺，其名始于唐初，后世方志追溯至東漢永平，恐不足據。大成寺始建于初平年間的記載，亦屬孤證，難以遽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三峽地區的考古發現，為佛教在東漢中期已傳入忠州一帶提供了堅實的實物證據，將巴蜀佛教初傳的時間大大提前。

（二）豐都槽房溝搖錢樹佛像及其學術意義

2001年，為配合三峽工程建設，重慶市博物館與寶雞市考古隊在豐都縣鎮江鎮槽房溝第9號磚室墓進行發掘，出土一件覆斗形陶搖錢樹座及搖錢樹殘片。樹座陰刻隸書"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九字，延光四年即公元125年，為東漢安帝年號。搖錢樹殘桿上鑄有銅佛像一尊，高發髻，著袒右袈裟，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提袈裟，殘高約5厘米，帶有火焰紋頭光。

此為目前中國境內發現的最早有明確紀年的佛像之一，學術意義極為重大。豐都東漢時屬巴郡平都縣，與忠州同處長江沿岸，相距僅數十里，歷史上政區亦多有交叉，同屬一個文化區域。該佛像的出土表明，至遲在東漢中期，佛教信仰已沿長江傳入忠州及周邊地區，并深入民間喪葬習俗之中。

尤可注意者，佛像出現在搖錢樹這一本土神仙信仰器物之上，反映了佛教初傳時期的"仙佛模式"：搖錢樹（又稱神樹）是巴蜀地區特有的隨葬明器，其上常鑄西王母、東王公、神獸仙人等形象，具有引導墓主靈魂升仙、祈福護佑的宗教功能。佛像被安置于搖錢樹干之上，與西王母等本土神祇并列，甚至在部分器物上取代了西王母的核心位置，說明當時民眾尚未將佛陀視為獨立的教主，而是將其等同于西王母一類的異域神祇，納入既有的神仙信仰體系之中。這種"佛神化"的理解方式，是佛教初傳中國的普遍特征，豐都搖錢樹佛像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珍貴物證。

（三）忠縣涂井蜀漢崖墓佛像群

1981年5月，忠縣涂井鄉臥馬凼崖墓群出土銅搖錢樹多株，其中5號墓出土錢樹上有佛像6尊，14號墓出土錢樹上有佛像8尊，均均勻分布于錢樹主干之上。佛像造型一致：頭頂高肉髻，面容清瘦，身披通肩式大衣，衣領呈U形垂落，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結跏趺坐。

關于涂井崖墓的年代，原發掘簡報據出土的蜀漢錢幣（直百五銖等）定為蜀漢時期。其后學者對此多有討論：有學者根據出土器物的類型學分析，認為其年代可晚至六朝早期；亦有學者堅持蜀漢說。目前學界的主流看法是，其年代范圍約在東漢末至蜀漢時期，下限不晚于西晉。

無論具體年代如何判定，涂井崖墓佛像數量眾多、分布密集，說明時至三國時期，佛教在忠州地區的傳播已相當普遍，不再是稀見的外來信仰，而成為民間信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豐都延光四年佛像一脈相承，涂井佛像同樣鑄于搖錢樹之上，延續了"仙佛同樹"的信仰模式，反映了佛教與本土神仙信仰進一步融合的趨勢。

（四）佛教南傳路線的印證

綜合豐都、忠縣兩地的考古發現，可以得出兩點重要認識：

其一，忠州是巴蜀地區佛教最早傳入的區域之一，其佛教初傳的時間不晚于東漢中期（公元2世紀前半葉），至蜀漢時期已形成相當規模。這一結論修正了傳統認為"巴蜀三國前無較發達佛教"的看法。

其二，長江水道是早期佛教南傳的重要路線。過去論佛教入華多強調北方陸路（絲綢之路）的作用，然三峽地區一系列東漢佛像的出土，表明至遲在東漢中期，佛教已從長江中游溯江西上，傳入巴蜀腹地。忠州正處于這條傳播路線的樞紐位置，其早期佛教遺存具有典型的"南線"特征——搖錢樹佛像、崖墓造像等，與北方以石窟、寺塔為中心的傳播形態判然有別。

三

兩晉南北朝：佛法傳布的活躍期

（一）時代背景與整體格局

兩晉時期，巴蜀地區黃老信仰與天師道盛行，巴蜀的成漢政權李氏亦崇奉道教，佛教發展相對緩慢。然自西晉末年永嘉之亂后，中原高僧多避亂南下，沿長江進入巴蜀，佛教因之漸興。東晉以降，道安、慧遠等大師弘法于荊襄，其弟子多經三峽入蜀，忠州作為必經之地，佛法浸潤日深。

南北朝時期，重慶地區佛教以涪陵相思寺（今北碚縉云寺前身）與縉云山為中心，進入第一個發展高潮。劉宋文帝元嘉年間，罽賓禪師畺良耶舍經荊州入蜀弘化；道汪禪師亦于元嘉中入蜀，于三峽地區建寺傳法，或曾駐錫忠州。高僧玄暢經忠州赴成都，僧林于梁大同年間經忠州入蜀至潼川，閬中寶海、龍淵寺智方等亦經忠州下江南。往來高僧絡繹于途，忠州實為巴蜀佛教對外交流的門戶。

（二）經行高僧考述

曇摩蜜多（356—442），罽賓國人，以禪律聞名，號"連眉禪師"。劉宋元嘉元年（424）入蜀，于成都建寺傳禪，后沿江東下，經忠州至荊州，住長沙寺大弘禪業，譯出《禪經》《禪法要》等。其經行忠州雖無駐錫建寺的明確記載，但對于當地禪法的傳播當有開啟之功。

慧持（337—412），廬山慧遠之弟。東晉安帝隆安三年（399），慧遠遣慧持入蜀傳法。慧持由荊州溯江而上，必經忠州地界。入蜀后，住成都龍淵寺，大弘佛法，"巴蜀之僧，望風推服"。其途經忠州時，或有短暫停留與弘法活動，開啟當地義學禪修之風。

明達（462—516），姓康，先祖為康居國人。梁天監中入蜀，"深入巴峽蠻夷之地，登其堡壘招引群盜"，在三峽地區弘法教化，深受當地民眾敬信。忠州地處巴峽之中，當在其弘化范圍之內。

（三）"忠州劉元真"辨偽

唐代神清撰《北山錄》卷三載："竺法潛，王敦之弟也。先事忠州劉元真，崇德務學，譽滿西朝。"同書卷四慧寶注亦云："竺潛字法深，姓王，晉大將軍敦之弟。事忠州劉公之弟子。"若據此，則西晉高僧竺法深曾師事"忠州劉元真"，似可證西晉時忠州已有名士弘揚玄學佛法。

然詳考史實，此"忠州"當為"中州"之訛，可從三方面證之：

第一，從地名沿革看，重慶忠州在西晉時尚稱臨江縣，屬巴東郡，至唐貞觀八年（634）始有"忠州"之名。西晉人不得預稱"忠州"，此為最有力的內證。

第二，從人物籍貫看，劉元真為西晉中州名士，早有才解之譽，深為孫綽所重，元、明二帝及王導、庾亮皆敬重之。竺法深為瑯琊王氏子弟，年十八出家，師從中州劉元真，亦屬情理之中。

第三，從更早文獻看，《高僧傳》卷四載竺潛"嘗遇沛國劉元真"，沛國（今安徽淮北一帶）屬中州范圍，與重慶忠州懸隔千里，了無干系。

故《北山錄》所見"忠州劉元真"實為傳寫之訛，不足為西晉忠州佛教之證。辨明此點，方可免混淆史實之弊。

（四）白云山道教碑與佛道關系

據道光《忠州直隸州志·山川》卷一載："白云山，在州西北七十里，俗名新開路。……山半有洞，額石塔留記四字。洞內石壁刻宋延光二年已酉道人何清顯新開路碑記，詞不雅訓。"

此條記載需作兩點辨正：其一，"延光"為東漢安帝年號，延光二年為公元123年，甲子為癸亥，而非己酉。志文"宋延光二年已酉"當為"漢延光二年癸亥"之訛。其二，此碑為道教碑記，而非佛教遺存，是目前所見忠州地區最早的道教石刻史料。

由此可知，東漢時期忠州地區佛道二教并行，佛教與本土道教、民間信仰同步發展，相互影響。佛教搖錢樹佛像與道教新開路碑并存，正是這一歷史格局的反映。

（五）隋代律學傳統

隋代佛教因文帝倡導而大盛，文帝曾于奉節（信州）建舍利塔，頒賜佛舍利，其影響波及忠州?！端姆致尚惺骡n資持記》卷一載有"東川僧云法師住寶明寺"故事：隋代東川僧云法師改變說戒舊制，廢布薩說戒，后遭冥報，懺悔十年，臨終異香來迎。

此故事雖涉感應敘事，然反映出隋代川東地區對戒律的高度重視，律學已相當發達。此處"東川"概念需略作辨析：唐至德二年（757）始分劍南為東川、西川，東川治梓州（今三臺），轄川中之地。然在廣義使用中，"東川"亦常泛指川東、重慶一帶。就僧云法師故事而言，其"東川"所指雖難以確指，但忠州地處川東，受此律學風氣影響則無疑義。

四

唐代：鼎盛時期的官寺與士僧交往

（一）官寺制度與寺院體系

有唐一代，忠州佛教進入鼎盛時期。其重要標志是官寺制度的確立與寺院體系的完備。唐代曾先后四次詔令天下諸州統一設立官寺：高宗乾封元年（666）、武周天授元年（690）大云寺、中宗神龍元年（705）龍興寺、玄宗開元二十六年（738）開元寺。官寺由朝廷敕建，承擔國忌行香、祝圣祈福、接待高僧、管理地方僧務等特殊功能，是國家控制佛教的重要制度依托。

忠州境內至少有兩座官寺：

龍興寺——位于城東門外，為中宗神龍元年敕建的官寺，是忠州規模最大的寺院，也是管理地方佛教事務的僧官駐地。龍興寺承擔國忌行香、千秋節祝圣等官方宗教功能，地位尊崇。杜甫永泰元年（765）出蜀東歸，途經忠州，寓居龍興寺月余，題壁詩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云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湛催^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南宋陸游亦曾至龍興寺憑吊杜甫遺蹤，作《龍興寺吊少陵先生寓居》詩。入宋以后，龍興寺改稱治平寺，清康熙年間敕賜"振宗禪寺"額，為忠州首剎。

開元寺——位于州東一里，為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敕建的官寺。開元寺在中唐以后地位上升，成為事實上的僧務管理中心。白居易貶忠州刺史時，常游開元寺，有《開元寺東池早春》《留題開元寺上方》等詩作。

此外還有龍昌寺，分上下兩院，位于城西，雖非官寺，亦為名剎。白居易曾于龍昌寺底開山路，方便百姓通行，有"龍昌寺底開山路，巴子臺前種柳林"之句。龍昌上寺后亦獲賜額治平寺（與龍興寺后身之治平寺為兩處不同寺院，方志記載多有混淆），龍昌下寺則延續至明清。

忠州臨江崖還有唐代摩崖造像，為三峽地區較早的佛教造像遺存，反映了唐代佛教藝術的傳播。

（二）佛經翻譯的史跡

唐代忠州不僅寺院興盛，亦有佛經翻譯活動的記載。據《一髻文殊師利童子陀羅尼念誦儀軌》卷一附記，《一髻文殊童子速成就無盡寶藏經》于貞元十七年（801），由翻經沙門在"八硤內忠州薩使君宅"與天竺僧人共同勘定入藏。

此事雖僅一見，然足以說明忠州在唐代佛教文化網絡中的地位——地處長江要道，常有梵僧、譯經師往來，地方官員（薩使君）亦參與佛教文化事業，成為民間譯經的外護。這與唐代"譯經不在兩京即在地方"的特點正相吻合。

（三）貶謫名臣與佛教因緣

唐代忠州為朝臣貶謫之地，先后有劉晏、陸贄、李吉甫三位宰相及詩人白居易被貶至此，史稱"忠州四賢"。諸人皆與佛教有深淺不同的因緣，對忠州佛教文化的提升有重要推動，形成了頗具特色的士大夫佛教傳統。

劉晏（716—780），字士安，唐代著名理財家。建中元年（780）貶忠州刺史，旋即賜死?！队详栯s俎》載劉晏曾于徑山向道欽禪師乞心偈；《南岳總勝集》亦載其與衡山道士王十八往來，坐事貶忠州，多言神異。可見劉晏于佛道二教皆有涉獵，貶謫期間當與忠州僧人有所交游。

陸贄（754—805），字敬輿，德宗朝宰相。貞元十一年（795）貶忠州別駕，在忠州十年，順宗即位后征還，未至而卒。契嵩《鐔津文集》卷十五云："陸贄以宰相黜忠州十年，杜門絕人事，不復為私書。"陸贄居忠州期間，閉門靜居，罕與外界交通，唯集錄古方撰《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其學本于儒家，然身處逆境十年，杜門禪居的生活方式與佛教禪悅之風不無相通之處。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元和十三年（818）授忠州刺史，在任兩年。白居易為虔誠的佛教居士，好習禪法，早年即參訪馬祖一系禪師，"棲心釋梵，浪跡老莊"。其《戲贈蕭處士清禪師》云："三杯嵬峨忘機客，百衲頭陀任運僧。又有放慵巴郡守，不營一事只騰騰。"詩中"清禪師"為忠州當地高僧，與白居易交往甚密。白居易在忠州期間，常往龍興、開元、龍昌諸寺，與禪師談禪賦詩，對當地佛教文化的繁榮有直接推動。其"騰騰無事"的人生態度，亦成為忠州文化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外，乾元二年（759）第五琦貶忠州長史。第五琦為唐代重要理財家，曾受禪宗北宗神秀系弟子降魔藏（抱玉）影響，其貶居忠州期間，對當地禪宗的傳播亦有一定影響。

（四）薛嚴誦經與民間修持風貌

《金剛經受持感應錄》卷二載："唐薛嚴，忠州司馬。蔬食長齋，日念金剛經三十遍，至七十二，將終，見幢蓋音樂來迎。其妻崔氏，即御史安儼之姑也。屬纊次見嚴，隨幢蓋冉冉升天而去，呼之不顧，一家皆聞有異香之氣。"此事亦見于《報應記》《金剛經靈驗傳》《居士傳》等多種文獻。

薛嚴的修持方式——持齋、誦經、求生凈土，反映了唐代忠州佛教的民間面貌：以禪法為核心，兼重持誦與凈土信仰，呈現禪凈合一的趨勢。士大夫階層普遍奉佛，將佛教作為精神安頓的重要途徑，此與整個唐代巴蜀佛教的整體風尚相一致。

五

宋元：戰亂中的承續與轉型

（一）宋代蜀禪盛況與忠州禪門

宋代巴蜀禪宗極盛，有"言禪者不可不言蜀"之謂。全國知名禪師半數出自巴蜀，臨濟宗楊岐派、黃龍派皆有蜀僧活躍于大江南北，其中以圓悟克勤、大慧宗杲最為杰出，影響遍及全國。忠州雖歷經五代戰亂，佛教有所衰微，然禪門傳承并未斷絕。

南宋臨濟宗楊岐派高僧石溪心月（？—1254），眉山王氏子，歷住蔣山、靈隱、徑山諸名剎，為臨濟宗松源派掩室善開法嗣，一代宗師。其《石溪心月禪師語錄》卷三有《跋觀音頌軸》一文，題贈"忠南圭禪人"：

忠南圭禪人出示贊偈一卷，余方閱半偈，見善財謁觀自在于海巖之間，一鶯不啼，風景悄如。終閱之則相與理融，境與神會，曾不覺知?！嬖罩T禪人，睹是相而作是贊。余讀是贊，而睹是相。于一四句中，了然無余矣。嘗謂得句不若得意，得意不若得句。使句意俱得，難矣哉。敢不加額頂戴，扣齒贊善，此今日大光明法幢也。

"忠南"即忠州之南，為宋代對忠州的習稱。圭禪人為忠州當地禪師，所作觀音贊偈深得石溪心月賞嘆，至以"大光明法幢"相許，可見其佛學造詣之深。圭禪人雖史傳失載，然此跋足以證明南宋忠州禪門仍有高僧活躍，且與江浙主流禪林保持密切交流。

（二）夔州臥龍破庵祖先法系

宋代川東禪門的核心在夔州（今奉節）。破庵祖先（1136—1211），廣安王氏子，臨濟宗楊岐派虎丘紹隆法孫，歷住夔州臥龍寺等處，大弘禪法，為一代宗師。其法嗣無準師范為徑山住持，影響遍及中日。

忠州與夔州同處三峽地區，山水相連，法脈相通。臥龍禪系的影響自然波及忠州，成為當地禪門傳承的重要源頭。至明清之際，忠州聚云法系猶尊奉大慧宗杲宗旨，正是宋代蜀禪傳統的延續。

（三）元公東山與藏經復振

宋末巴蜀戰亂頻仍，蒙古軍隊數次攻入四川，佛教典籍多遭兵燹?！断［沤B曇禪師語錄》卷一載《重慶府元公東山印藏經歸蜀》一文，述重慶東山元公禪師慨然以復興蜀地教法為己任，萬里南行至江浙，刊印大藏經，攜歸巴蜀。希叟紹曇禪師為作跋以贈，深加贊嘆。

此事反映了宋元之際巴蜀佛教的困境與努力：經論散佚，教法衰微，有賴高僧發愿弘護，遠赴江南請藏回蜀，方使法脈不絕。文中提及"東川希革侍者"，為希叟禪師弟子，東川人，將歸鄉里，禪師殷勤叮囑。此"東川"即指川東重慶一帶，與忠州相鄰，亦可側面印證川東禪僧在江浙叢林的活躍。

（四）元代縉云法系的輻射

宋元鼎革之際，巴蜀兵禍慘烈，人口銳減，佛教受到重創。合川釣魚城抗元長達三十六年，忠州亦為兵家必爭之地，寺院多毀于戰火，唯偏遠山區稍有遺存。

元代重慶佛教的中心在北碚縉云山?？N云山如海真公大弘佛法，其弟子金碧峰（寶金禪師，1284—1372）為元代著名神僧，俗姓石，乾州永壽人，六歲出家，后至縉云山參如海真公，得法后出世弘法，受元順帝賜號"寂照圓明大師"。金碧峰后至五臺山、普陀山及京都弘法，影響遍及全國，為元代最具聲望的禪師之一。

縉云法系雖以縉云山為本山，然其影響輻射整個川東地區，忠州佛教亦在其籠罩之下，漸得恢復。此外，中峰明本大師弟子南詔僧玄堅，曾派弟子普福至重慶傳播禪宗。普福建寺傳法，"其土感悅遂篤信禪宗"，對元代重慶佛教的復興亦有貢獻。

六

明清：兩大禪系并峙與忠州禪門之盛

（一）明代前期的禪門傳承

明代巴蜀佛教復興，先有東普無際悟明（1372—1442）倡禪于安岳，下出楚山紹琦、西禪如瑞等大師，將臨濟宗法脈傳遍西南。楚山紹琦為明代中葉最具影響力的禪師之一，住成都天成寺，授徒甚眾。西禪如瑞為重慶綦江西禪寺住持，弘法于川東。

忠州佛教一方面承續宋代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的法系余脈，一方面受無際悟明、西禪如瑞一系的影響，禪門漸興。至明代中后期，臨濟宗在川東地區蓬勃發展，最終形成聚云、雙桂兩大法系并峙的格局，忠州正是聚云法系的發源地。

（二）聚云吹萬廣真與聚云法系的創立

吹萬廣真（1582—1639），俗姓李，敘州宜賓（今四川宜賓）人，為明末臨濟宗一代宗師。其早年慕道，遍參名宿，后得法于幻有正傳一系（臨濟宗大鑒下第二十九世，虎丘派）。萬歷四十七年（1619），吹萬禪師行腳至忠州，為致仕官員田一甲所挽留，遂于三目山創建聚云寺，開堂說法，駐錫二十載，創立聚云禪系。

吹萬禪師禪風峻烈，以棒喝接人，兼重著述，有《吹萬禪師語錄》行世，其思想遠承大慧宗杲看話禪傳統，強調頓悟本性，不拘一格。其法嗣眾多，著名者有三目慧芝、鐵眉慧麗、鐵壁慧機等，皆為一方宗匠。

聚云法系以忠州三目山聚云寺為根本，輻射豐都、涪陵、石柱、萬縣、梁山等地，弟子弘法遍及大江南北，成為明末清初西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禪門派系之一。近人研究認為，在中國禪宗史上，吹萬廣真的地位可與臨濟義玄、大慧宗杲并列；在巴蜀禪宗史上，更是宋元以來"未有能或之先"的杰出人物。

（三）聚云法脈世系

聚云法系傳承有序，據《續燈正統》及相關語錄記載，其主要法脈如下：

第一代（開山）：吹萬廣真（1582—1639），住忠州聚云寺。

第二代（嗣法弟子）：

三目慧芝（？—1654），俗姓劉，忠州人，自幼出家于東明寺，后嗣法吹萬，繼席聚云寺，歷住萬松、高峰諸剎，法嗣有云巖燈古、聚云燈世、岫崖燈燎等。

鐵壁慧機（1603—1668），俗姓羅，四川營山人，吹萬上座弟子，為聚云系最具影響力者，詳見下節。

鐵眉慧麗，住寶峰山三巴掌，法嗣有天寧燈嵩、提督陳世凱居士等。

第三代及以下：竺峰幻敏（慧機弟子）、云巖燈古（慧芝弟子）等，代有傳人，綿延至清中期。據統計，吹萬法嗣及再傳法嗣共36人，其中出家僧31人，在家居士5人，分布于川東、川北及鄂西、黔北各地，影響甚廣。

（四）鐵壁慧機與聚云法系的光大

鐵壁慧機（1603—1668），俗姓羅，四川營山人，家世業儒。八歲隨母持齋，天啟二年（1622）于大竹掩關三年，二十五歲出家，后至忠州參禮吹萬廣真，力究數載，三十三歲大悟，得吹萬印記。

崇禎十二年（1639）吹萬示寂，慧機繼席聚云寺，后歷住豐都地藏院、涪陵吟翁寺、石柱三教寺、萬縣云來寺、梁山慶忠寺等剎，所至皆興廢起墜，宗風大振。其禪風峻烈，機鋒迅捷，有"鐵壁"之號。

明清易代之際，忠州為"夔東十三家"抗清基地之一。所謂"夔東十三家"，為明末農民軍余部與南明地方武裝聯合組成的抗清力量，以三峽地區為根據地，堅持抗清二十余年。其中譚詣、譚弘、袁寶善等地方武將皆篤信佛教，禮請慧機禪師說法護持，佛教成為戰亂中軍民的精神支柱。

康熙五年（1666），譚詣重修治平寺（即唐龍昌上院，明賜額治平寺），延請慧機住持。慧機晚年居忠州治平寺、開禧寺，康熙七年（1668）示寂，世壽六十五，建塔于忠州高峰山，又分爪發塔于浙江普陀山，可見其影響之遠。后康熙帝追謚"妙光"，并敕改治平寺為"振宗禪寺"。

慧機著有《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二十卷，收入《嘉興藏》，為研究明末清初巴蜀禪宗的重要文獻。其法嗣竺峰幻敏繼席治平寺，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奉敕迎請舍利還蜀，治平寺獲賜"振宗禪寺"額，聚云法系至此達于鼎盛。

（五）破山法系與忠州

與聚云法系同時，破山海明（1597—1666）開創的雙桂法系亦影響及于忠州。破山為明末臨濟宗巨匠，俗姓蹇，大竹人，住梁山雙桂堂，法嗣八十七人，法脈遍及西南諸省，有"西南禪宗祖庭"之譽。

破山法系與忠州淵源甚深：其弟子云幻宸、燕居德申，再傳弟子丈雪通醉一系的懶石聆、敏樹如相一系的空谷澄、圣可德玉一系的三淵惺等，皆為忠州籍高僧，于巴蜀、滇黔、陜鄂、湘贛諸地弘法，對各地佛教重興貢獻甚巨。

聚云、雙桂兩系雖皆屬臨濟宗，然禪風略有不同：吹萬一系承大慧宗杲看話禪傳統，機鋒峻烈，偏重向上一路；破山一系則融貫諸家，禪凈合一，更注重教化普及。兩系并峙于川東，相互激蕩，共同構成明末清初巴蜀佛教的繁榮局面。

（六）玉印山崇圣寺與石寶寨

忠州玉印山（又稱石寶寨）為著名佛教道場，四面絕壁，南臨大江，形勢險要。明末為夔東十三家譚弘、袁寶善所據，二人篤信佛教，大力修復山中寺院。玉印山崇圣寺為聚云法系重要寺院，三山燈來禪師等曾駐錫于此。清代以后，石寶寨逐漸演變為兼具佛道信仰的民間宗教圣地，延續至今。

（七）晚清民國以降的衰微

清末以來，社會動蕩，廟產興學之風盛行，佛教整體衰微。聚云法系因傳承乏人，漸趨式微，至近現代幾近湮沒無聞。破山法系因雙桂堂一脈傳承不斷，影響延續至今。

聚云寺、治平寺、玉印山崇圣寺等歷史名剎，或毀于兵火，或改作他用，唯遺址尚存，有待考證與復興。近年本人組織華巖佛教遺跡考察組，對忠州佛教遺址進行了系統調查，搜集碑碣、訪談鄉老，整理出版《重慶忠州佛教研究》《聚云禪心——忠縣佛教遺址碑拓輯錄》等著作，為后續研究奠定了基礎。

七

結 語

縱觀兩千余年忠州佛教發展史，其興衰嬗變與整個巴蜀佛教的脈絡高度一致，又因獨特的地理位置而具有鮮明的區域特征。約而言之，有四端最可注意：

其一，傳入之早。以豐都延光四年（125年）搖錢樹佛像為標志，忠州是中國佛教最早傳入的地區之一，其年代不晚于中原地區。這一考古發現不僅改寫了巴蜀佛教初傳的歷史認識，也印證了長江南線在佛教東傳中的重要地位。佛教沿長江自東向西傳播的路線，值得學界進一步深入研究。

其二，區位之重。忠州居三峽門戶，為高僧往來蜀地的必經之地。兩晉南北朝至唐宋，歷代高僧多經行此地——曇摩密多、慧持、玄暢、僧林等，或入蜀或出川，皆取道忠州。雖未必長期駐錫，然佛法的浸潤與傳播從未中斷，忠州實為巴蜀佛教的東部門戶與交通樞紐。

其三，宗派之盛。明末清初，吹萬廣真于忠州三目山開創聚云法系，成為西南禪門兩大主流之一，與破山雙桂法系并峙，共同奠定了近代西南佛教的基本格局。聚云法系人才輩出，法脈綿延百余年，此為忠州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最突出的貢獻。以往研究巴蜀禪宗多重雙桂而輕聚云，實則兩系各有千秋，不可偏廢。

其四，士僧交融之深。唐代劉晏、陸贄、白居易等名臣貶謫忠州，皆與佛教結緣，提升了當地佛教的文化品位，形成士大夫佛教的傳統；明清之際譚詣、袁寶善等地方武將護持佛法，使佛教在戰亂中得以延續。士大夫與地方勢力的外護，是忠州佛教持續發展的重要助力。

時至今日，忠州佛教的歷史遺跡多已湮沒，然其作為巴蜀佛教重鎮的歷史地位，不應被遺忘。整理忠州佛教史料，厘清其發展脈絡，不僅可以補巴蜀佛教史之缺，對于深化長江流域佛教傳播史、中國佛教地理格局的研究，皆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參考文獻

1. 道堅法師：《重慶忠州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

2. 道光《忠州直隸州志》，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

3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4. 鄒后曦等：《重慶豐都槽房溝東漢墓葬發掘簡報》，《中國文物報》2002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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