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巨擘丹尼特：我如何挑戰那些學術霸凌者

每個學術領域通常都有幾個霸凌者，他們對不同學術觀點隨口發表意見、粗暴地駁斥質疑。

在當代著名哲學家、認知科學家丹尼爾·丹尼特的自傳《我一直在想：丹尼爾·丹尼特自傳》中，他以辛辣和直率的筆墨記述了幾位重量級的學術“大佬”面對不同學術觀點而表現出的“霸凌”之姿。

《我一直在想》（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撰文 | Daniel Dennett（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

翻譯 | 蘇德超（武漢大學特聘教授）

每個學術領域通常都有幾個“霸凌者”，或說幾個資深人物，他們隨口發表意見、粗暴地駁斥質疑，恐嚇那些不太知名的人，尤其是沒有終身教職的教員和研究生。在科學領域，他們通常也對研究資金的去向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與這樣一個“銀背大猩猩”站在對立面，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可能遭受近乎致命的打擊。

由于我的研究不需要聯邦或基金會的資助，我處于一個特別安全的位置，可以去挑戰一些人。當我去挑戰斯蒂芬·杰伊·古爾德和杰拉爾德·埃德爾曼時，進化生物學和神經科學領域的同事們熱切地鼓勵我。我也與喬姆斯基有過交鋒，因為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說過，這里就不重復那些故事了。關于我所認識并欽佩的反傳統者的典范，我還想說幾個故事。

學術霸凌者幾乎都是占主導地位的“阿爾法雄性靈長類動物”，不過就我的經驗來看，也有少數雌性霸凌者。伊麗莎白·安斯科姆（見《我一直在想》第5 章）就是一個霸凌者。我還與另外幾位打過交道，但都是通過私人信件，而不是公開挑戰，所以在這里我就默默放過她們，希望她們能意識到。哲學領域大多數強硬的女性都是反傳統者，而不是霸凌者，她們捍衛最初被嘲笑的觀點，以優雅和堅定的態度承受打擊。無情的露絲·米利肯、無情的露絲·馬庫斯以及令人敬畏的朱迪斯·湯姆森（Jadith Thomson）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1999 年，進化生物學家林恩·馬古利斯打來電話，說自己很樂意來塔夫茨大學做一場講座。我記得當時她在附近的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想找個借口來波士頓過周末。我欣喜萬分地邀請了她，并且打算組織一系列講座，將其命名為“科學前沿的反傳統者”。這個系列講座有4 位演講者。

馬古利斯因支持真核細胞的內共生起源受到推崇，盡管她不是該理論的發起者。我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中描述了這件事。伊麗莎白·貝茨（Elizabeth Bates）是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心理語言學教授，也是喬姆斯基及其先天語言習得裝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假設的堅定批評者，幾十年來，LAD 假設阻礙了學界對語言進化的研究。蘇珊·布萊克摩爾是英國心理學家，她和我一起支持道金斯的模因理論，撰寫了《模因機器》（The Meme Machine）。伊萊恩·摩根（Elaine Morgan）是一位科學記者而非正式的學者，她寫了《水猿》（The Aquatic Ape）一書，為海洋生物學家阿利斯特·哈代（Alister Hardy）構建的理論做了辯護。該理論主張智人最初在海洋中經歷了進化偏差，與之一起的還有海豹、鯨魚和海豚等其他水生哺乳動物，隨后智人帶著各種適應岸棲的食用貝類靈長類動物的特征回到陸地。我曾邀請心理學家朱迪斯·哈里斯（Judith Harris）來做演講，她是《教養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的作者。不過很遺憾，由于健康問題，她不得不拒絕了我。

在男性同行對她們惡意中傷和侮辱誹謗時，這些女性都勇敢面對，并堅持了下來——盡管許多人認為關于模因和水猿的理論尚無定論。我一直堅持為模因的重要性辯護，并在《從細菌到巴赫再回來》中做了很詳細的闡述；對水猿的理論我則持不可知立場，但仍抱有希望。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的《我和鮑比·麥吉》（Me and Bobby McGee）中有一句歌詞：“自由只是‘沒什么可失去的’的另一個說法。”我組織的“科學前沿的反傳統者”系列講座的座右銘大可借鑒這句歌詞。當她們的男性同行還在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在“老男孩俱樂部”中的地位時，這些女性決心要全力以赴。

面對全神貫注的聽眾，她們都做了令人難以忘懷、充滿活力的演講。最好的要數摩根的演講，她闡述了水猿理論，并訴說了人類學學界對她的種種詆毀。禮堂里坐著人類學和進化生物學領域的重要人物，而且更好的是坐著一位年輕的人類學家，他有著無可挑剔的學術背景以及與之相符的態度，相當激烈地回應了摩根生動的演講。這家伙的糾纏一目了然地表明和證實了摩根先前所說的在學界遭遇的一切，沒什么比這更現成的例子了。

摩根像拉小提琴一樣掌控他，從容地反駁他的主張，指出他的夸大其詞，和顏悅色地回應他愈發敵對的反駁。顯然，摩根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比他更深入、更透徹，而且她始終保持尊重、友好。當他們辯論完后，那個家伙成了一個咆哮的惡棍，而摩根贏得了全體聽眾的歡呼。一周后，那個家伙羞愧地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承認自己“失控了”，為自己制造的混亂局面道歉，但我告訴他，他很好地為大家表達了摩根的主要觀點，對此我很感激他。

多年來，我和摩根有一些通信，討論她為水猿理論展開的活動。當她告訴我她想在2009 年牛津的TED 大會上為自己辯護時，我向TED 的策劃人克里斯·安德森極力推薦了她。安德森為她安排好了演講時間。她在TED 大會上出盡風頭，我很激動但并不驚訝。我跟安德森說過她會做到的。我很珍視她在活動結束后熱情洋溢的感謝信。

我認為女性最有可能成為科學和哲學領域的創新者。在此期間，我的信念在默默增強。除了米利肯和凱瑟琳·阿金斯（見第18 章和第21 章），我合作過的最出類拔萃、最有獨創性的思想家還包括：哲學領域，薩塞克斯大學的瑪格麗特·博登（Margaret Boden）、哥倫比亞大學的卡羅爾·羅瓦內（Carol Rovane）、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詹安·伊斯梅爾（Jenann Ismael）、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海倫娜·克羅寧（Helena Cronin）、多倫多大學的戴安娜·拉夫曼（Diana Raffman）和斯坦福大學的羅莎·曹；心理學領域，巴黎的克萊爾·塞爾讓、牛津大學的塞西莉亞·海斯、哈佛大學的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和巴納德學院的卡羅琳·里斯特（Carolyn Ristau）；人工智能領域，巴斯大學的喬安娜·布賴森（Joanna Bryson）和麻省理工學院的辛西婭·布雷齊爾（Cynthia Breazeal）；進化生物學領域，特拉維夫大學的伊娃·雅布隆卡（Eva Jablonka）；化學領域，加州理工學院的工程師弗朗西斯·阿諾德（Frances Arnold），她在定向酶進化方面的研究讓她贏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學術領域還有其他嶄露頭角的人，但我不想在這里提及她們的名字，以免給她們惹麻煩。

現在來說說那些霸凌者！

01

斯蒂芬·杰伊·古爾德

斯蒂芬·杰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s）

美國古生物學家、演化生物學家、科學史學家與科普作家

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大多時候在哈佛大學擔任教職，并曾在紐約的美國自然博物館工作。古爾德和紐約美國自然博物館的尼爾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共同提出“間斷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進化理論，由此享譽全球。“間斷平衡”理論認為，生物的進化并不像達爾文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緩慢的漸變積累的過程；而是長期的穩定甚至不變與短暫的劇變交替的過程，從而解釋了化石在地層中為什么會有許多空缺之處。他認為達爾文理論的核心是自然選擇，而不是生存競爭或生物漸變論。古爾德寫出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令世人對古生物學產生興趣，著有《千禧年》、《自達爾文以來》、《熊貓的拇指》、《奇妙的生命》等。

20 世紀80 年代至90 年代，我訂閱了好幾年《自然史》（Natural History），只因我想讀每月的古爾德的文章。它們總是那么迷人，而且往往具有挑釁性。古爾德住在離塔夫茨大學不遠的地方，就在坎布里奇的一條街上，步行即可到達他在哈佛大學的辦公室。在我和侯世達（后來發現他是古爾德的遠房表親）共同撰寫《心我論》的時候，有一回，侯世達來波士頓地區訪問，我很高興能和他一起受邀去古爾德家共進午餐。在那次愉快的會面中，我記得我們談到過一個話題，如何妥善地處理我們收到的潮水般涌來的讀者來信，盡管我確信，與他倆相比，我的只是涓涓細流。我和古爾德的關系有一個良好開端，但這種友好并沒有持續太久。

1979 年，古爾德和理查德·列萬廷發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論文《圣馬可的拱肩與潘格洛斯范式》。在認知行為學的達勒姆會議上（見第16 章），當福多提醒我之后，我很快就讀了這篇論文，并且當即就看穿了它。由于這篇論文是一片極具影響力的陰云，籠罩在該領域上空，因此我決定要在《認知行為學中的意向系統》中做出回應，這是我1983 年在《行為與腦科學》上發表的靶子文章。我在文章中開了一個小小的圈內玩笑，揭示了他們的論點與斯金納反對心理主義的論點之間存在驚人的相似度并且好奇古爾德和列萬廷是否接過了他們的哈佛同事斯金納的棍棒，成為最新的“后實證主義之哈佛保守主義”例證。我知道這會讓他們激進的血液沸騰。

我取笑他們的行為明智嗎？我只是以毒攻毒。他們的論文不真誠地使用了誤導性修辭，產生了它本不應得的巨大影響。它不公正地敗壞了一些杰出研究人員的聲譽，此外，他們對自己的同事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的社會生物學概念進行了猛烈的政治攻擊。這一切導致了這樣的后果：如果年輕的動物行為學家在他們的實地研究中采用了進化論視角，就極難找到工作。

斯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指的是任何事物有90%都是垃圾——這在所有領域都適用。但的確有很多出色的鳥類學家、魚類學家和昆蟲學家被貼上了社會生物學家的標簽，因此被認定為有風險的雇用對象。不管怎樣，我的挑釁奏效了。列萬廷寫了一篇怒氣沖沖的評論，結果他自己反倒在這個過程中跌了一跤。古爾德沒有和他的合著者一起寫這篇評論，對我的批評保持了沉默。

1989 年，麻省理工學院的認知科學中心舉辦了一場會議，史蒂芬·平克和他的研究生保羅·布盧姆為他們關于語言進化的觀點做了辯護，古爾德和我的意大利朋友馬西莫·皮亞泰利- 帕爾馬里尼*（Massimo Piattelli-Palmarini）做出了回應。帕爾馬里尼是一位喬姆斯基的追隨者，也是福多的帆船伙伴。

愛德華·威爾遜是社會生物學家、自然科學巨擘，被譽為“當代達爾文”。他引發了20 世紀生物學的數次革命，創立了社會生物學這一全新學科，是最早提出“生物多樣性”概念的人之一。其著作《社會性征服地球》《博物學家》《蟻丘》《人類存在的意義》《半個地球》中文簡體字版已由湛廬引進，分別由浙江教育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帕爾馬里尼于2010 年與福多合著了那本大錯特錯的《達爾文的錯誤》（What Darwin Got Wrong）。

在那次會議上，我聽到了相當多關于進化的錯誤斷言。據我所知，麻省理工學院沒有生物學家在講授自然選擇課程，這似乎為其他學科中那些想成為理論家的家伙開辟了一個“游樂場”，他們源源不斷地產生愚蠢理論。平克列出了一份滑稽的清單，上面是他和我在那些日子里遇到的麻省理工學院終身教授們提出的主張：

平克精選 13 項

1. 色覺毫無用處，我們可以利用亮度標志來區分紅蘋果和綠蘋果。
2. 語言根本就不是為了交流而設計的。它不像一塊手表，它更像一個魯布·戈德堡機械裝置，中間有根棍子，我們可以把它當日晷用。
3. 任何主張語言具有功能性的論點，當被應用于沙灘書寫時，也能以同樣的合理性和說服力成立。
4. 細胞的結構要用物理學來解釋，而不是進化論。
5. 擁有眼睛需要與擁有質量同類型的解釋，因為就像眼睛讓我們能看見一樣，質量讓我們不會飄到太空中。
6. 關于昆蟲翅膀的那些東西不是已經反駁了達爾文嗎？
7. 語言不可能有用，它導致了戰爭。
8. 自然選擇是不相干的，因為我們現在有混沌理論。
9. 語言不可能通過交流的選擇壓力而進化，因為我們可以問人們他們感覺怎么樣，但并不真的想知道答案。
10. 每個人都同意自然選擇在心智的起源中起一定作用，但它不能解釋所有方面—所以就沒什么可說的了。
11. 人們可以將任何隨機構建的計算機程序或一堆物理部件描述為適應性復雜系統。
12. 如果語言有用，黑猩猩為什么不能說話呢？
13. 語言是為了優雅而設計的，不是為了使用。

幾年前，古爾德曾在哈佛與帕爾馬里尼共同講授一門關于進化和認知的研討課，我受邀參加。連續幾周，我都不自在地坐在那里，聽古爾德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常常歪曲論敵的觀點：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道金斯、威廉·漢密爾頓（William Hamilton）、約翰·梅納德·史密斯等。我努力扮演安靜的客人，看著哈佛的學生們盡心盡力地做筆記，仿佛他們在聆聽神諭。后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一天課后，我私下里和古爾德提起了這個話題。我告訴他，我認為他對那些人的攻擊常常沒有根據，敦促他改變做法，但他并不理會我的擔憂，只把我看作一個因無知而產生誤解的哲學家。我不得不終止參加這門研討課，一想到我的學生有可能看到我安靜地坐在那里，卻對古爾德的行為不置一詞，我就無法忍受。

古爾德和我1992 年時還能彼此交流，我們那時一起參與錄制了維姆·凱澤的荷蘭電視節目《輝煌的意外》（見第31 章），節目中古爾德加入了奧利弗·薩克斯和我的陣營，溫和但有效地給了聲名狼藉的魯珀特·謝爾德雷克一個下馬威。我邀請古爾德作為嘉賓來參加我關于進化理論的哲學研討課，只回答問題，不做演講。他接受了。

這個研討班讀過他很多文章，也讀過道金斯、史密斯和其他人的文章。當我的學生們開始向他提出困難的問題時，他突然沖出了教室！我不得不出門找他，說服他回到教室。他指責我設計陷害他，但我告訴他，我的學生習慣于挑戰教授，不像他在哈佛的那些學生。他氣呼呼地回到研討室，把剩下的課程當作了某種對抗性的新聞發布會。古爾德的反應讓我的學生們相當不安，在接下來的一周里，他們問我是不是哪里做錯了。我告訴他們，我從來沒有像那天那樣為塔夫茨大學的學生們感到驕傲。

古爾德

研討會結束后，我開車送古爾德回家。路上，他問我有沒有讀過海倫娜·克羅寧的新書《螞蟻與孔雀》（The Ant and the Peacock）。我還沒讀，但已經買了。為什么這么問呢？他說他打算在《紐約書評》上把它“拖到垃圾桶”。為什么呢？因為道金斯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一篇言辭尖銳的書評，來評論《神秘之舞》（Mystery Dance），這是林恩·馬古利斯和她的兒子多里翁·薩根（Dorion Sagan）一本欠缺考慮的書。道金斯的這篇書評就是個錯誤，《自然》的編輯所選的標題“色情哲學”則加劇了這個錯誤。道金斯原諒了他所贊賞的馬古利斯，并把書的缺陷歸咎于她那后現代主義的兒子（永遠別擋在母熊和她的幼崽之間）。但古爾德為什么要抨擊克羅寧的書呢？古爾德告訴我，因為她曾是道金斯的女朋友！

古爾德發表了那篇糟糕的書評后，史密斯和我分別寫信給編輯。史密斯稱古爾德的書評表現出“令人迷惑的暴躁脾氣”，我則揭露并分析了古爾德的一些修辭手法，包括“古爾德兩步法”——這是古爾德的論敵之一特里弗斯在給我的一封祝賀信中提到的。在這種方法中，古爾德指控被批評者說了一些站不住腳的話，緊接著引用被批評者否認了這種觀點的話，將其作為被批評者已經承認的證據。在同一期雜志中（1993 年1 月14 日），古爾德對我們的回應十分顯眼；他聲稱自己是“好警察- 壞警察審訊”的受害者。由于他做不到抨擊備受尊敬的史密斯，他稱其為“我親愛的同事和好警察”，而對我進行了一連串傲慢無禮的侮辱。在古爾德發飆后，史密斯就把“壞警察”當作了我的綽號。

1989 年的麻省理工學院會議是推動我動筆撰寫《達爾文的危險思想》的原因之一，我要向受過教育的外行人和非生物學學者介紹自然選擇的力量，因為他們正面臨著被古爾德奇怪的進化思想誤導的危險。我意識到，古爾德被冠以美國“進化論者”的頭銜，這一點造成了很多危害，我應該設法消除這些危害。例如，為什么美國人沒能看到英國制作的那些關于進化的精彩紀錄片呢？

BBC 有著名的科學紀錄片《地平線》（Horizon）系列，該系列與位于波士頓的WGBH（PBS 旗艦臺）有特殊合作關系，除非有充分理由不這樣做，否則WGBH 會引進《地平線》節目的。在20 世紀80 年代中期，道金斯主持了兩期《地平線》節目，分別是關于進化博弈論的《好人笑到最后》和《盲眼鐘表匠》。WGBH 拒絕購買這兩期節目，這讓BBC 包括羅賓·布萊特威爾在內的很多人都深感困惑，當時布萊特威爾是《地平線》的負責人，他也是我第一次將“我在哪兒”改編成戲劇時的制作人（見第10 章）。那時正擔任WGBH 臺長的亨利·貝科頓（Henry Becton）是我的航海伙伴，從他那里我得知，古爾德是該電視臺的顧問委員會成員，他否決了這些節目，只因為它們是由道金斯主持的。

當然了，我的《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不只是關于古爾德，這本書廣泛地探索并推薦了學術界的進化論思想，囊括了各種新穎觀點，主張將進化論擴展到心理學、人類學和經濟學，甚至延伸到倫理學和認識論領域。一位評論家稱它是“由單一作者寫作的關于自然選擇進化的所有可能影響的最佳綜述”。

不過，我知道自己必須在這本書中處理古爾德的錯誤表述。在“雷龍真牛”這一章中，我下了很多功夫，把初稿分享給幾位知識淵博的生物學哲學家，以征求意見，其中還包括古爾德的一位朋友，他讀了之后力勸我不要發表這一章——不是因為它錯了，而是因為它會讓古爾德抓狂。我問他，如果我放棄這一章，他能不能保證古爾德在我的書出版后不會詆毀它。他當然不能保證。古爾德本來就會討厭整本書，而不僅僅是專門寫他的那一章，而且面對古爾德的惡意攻擊，如果我只列舉他的學術罪狀，未免過于拙劣，所以我必須搶先出擊。

在《達爾文的危險思想》出版前一年多，我就把這一章節的初稿寄給了古爾德，但根本沒收到回復，甚至連確認收到的回復都沒有。后來，1994 年夏天，當這本書就要準備付印時，我從約翰·布羅克曼那里得知，古爾德打算和我討論這一章，并讓布羅克曼來安排。布羅克曼提議舉辦一場周末家庭聚會，就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度假勝地伊斯特奧弗農場。古爾德會帶上他的未婚妻朗達·希勒（Rhonda Shearer），她是一位紐約的雕塑家；明斯基和妻子格洛麗亞會參加；漢弗萊和他新婚的妻子艾拉·科恩（Ayla Kohn）也會來。蘇珊和我很熟悉科恩，但沒能參加他們的婚禮，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和他們共同慶祝。

晚餐前，我們聚在伊斯特奧弗農場迷人的客廳里，喝著飲料。我們用一個大香檳酒瓶往10 個杯子里倒香檳，分給大家，這時，布羅克曼讓我致祝酒詞。我很高興有這個榮幸來為我們親愛的朋友漢弗萊和科恩祝酒，心中早已醞釀好了一篇扣人心弦的祝酒詞，這時布羅克曼在我身旁耳語：“香檳是希勒帶來的。”

哦！我應該為古爾德和希勒祝酒，而不是為新婚的漢弗萊和科恩祝酒！我設法轉移了中心，臨時拼湊了一些關于古爾德和希勒未來幸福的陳詞濫調的祝福，同時腦海中浮現出一些我險些釀成社交災難的畫面。然后我和希勒圍繞她的雕塑熱烈地交談起來，著重聊了聊關于失蠟青銅鑄造的技術細節，她邀請我去紐約，到她的工作室里待一段時間，我從未主動追求過這個機會。

第二天，在農舍旁一棵古老的楓樹下，古爾德和我就那一章的內容深入討論了幾小時。他帶來了一份自己完整的參考書目，其中包括一些我從未見過的文章，他抱怨我歪曲了他的觀點，誤解了他，在種種細節上詆毀了他。我認真做了筆記，并請他把他提到但我還沒讀過的那些論文發給我。這次聚會的幾天后他就把那些論文發給我了，當我讀了這些論文后，我發現是他記錯了自己寫過的東西，而不是我誤解了他。我微微調整了我那一章的措辭，然后寄回給他，并附上了我堅持自己觀點的原因。他從未回復那封信。

《達爾文的危險思想》出版后，很多人，包括記者和其他人，都問了他對這本書的看法，他的回應是：丹尼特的書是不值得討論的滑稽作品。兩年后，他決定必須攻擊這本書，還順帶攻擊了道金斯。他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分為兩部分的抨擊，并在我回應后又進行了反駁。我們的一來一往構成了扣人心弦的閱讀材料，激發英國記者安德魯·布朗（Andrew Brown）寫了一本可怕的書《達爾文之戰》（The Darwin Wars）。該書的封套上引用了我的一句話：“我不會承認安德魯·布朗是我的朋友。這是篇卑鄙的垃圾新聞。”這句話源于我發給第三方的一封電子郵件，布朗未經我允許就用了這句話。這多少證明了我的觀點。我與古爾德的爭論也激發了幾所進化生物學重點院系令人滿意的回應，他們邀請我去做冠名演講。

由于我有敢于“摸老虎屁股”的名聲，多年來，在某種意義上，我成了一間儲存庫，存放著關于古爾德故意歪曲事實的故事。我保存了其中大部分的故事，而且會繼續保存下去。我會講一件我目睹的事件，它太有代表性了。1990年7 月，認知科學學會的年會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主題報告人中有羅杰·尚克和古爾德，他們應年會事務主管帕爾馬里尼的邀請前來參會。尚克做了第一場主題報告，給他的新書《給我講個故事》（Tell Me a Story）做了有趣、非正式的總結，其中包含了一些旨在嘲弄喬姆斯基派的圈內笑話和諷刺。當然了，麻省理工學院有很多喬姆斯基派的人，而喬姆斯基本人當時并不在場。

尚克的報告結束后，第一個提問者是肯尼斯·韋克斯勒（Keneth Wexler），他是一位熱心的喬姆斯基派，在搬到麻省理工學院之前，曾是我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同事。韋克斯勒的第一個錯誤是指責尚克用帶有性別歧視和反猶主義的笑話侮辱了克雷斯吉禮堂，即我們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會場。尚克毫不猶豫地回應道，他不認為這是困擾韋克斯勒的原因：“你只是反對我在你的英雄喬姆斯基的領域批評他。”然后韋克斯勒犯了他的第二個錯誤：他決定對觀眾做現場調查。緊接著他犯了第三個錯誤：要求那些被尚克演講冒犯到的人舉手示意。沒有一只手舉起來！韋克斯勒一句話也沒說就溜走了。

古爾德當時就坐在聽眾席上，見證了那場非凡的對峙，但他什么也沒說。下午，他發表了主題報告，他的內容包含了不久前那場廣為宣傳的換心手術。在手術中，醫生把狒狒而非黑猩猩的心臟移植到了“寶寶費伊”（Baby Fae）體內。古爾德想用這個案例說明人們對進化的無知。他的幻燈片中有一張寶寶費伊墓碑的照片，上面顯示了她的真名。報告結束后，一位年輕人站起來說，他對古爾德公開展示這張幻燈片感到震驚，因為所有的新聞媒體都達成一致，要為寶寶費伊及其父母的信息保密，但古爾德現在破壞了這一約定。年輕人接著說，在緊急手術中沒有可用的黑猩猩心臟，在找到一顆合適的人類嬰兒心臟之前，使用狒狒心臟只是權宜之舉。古爾德的反應令人難忘：“哇！你們這是什么樣的社會啊！”他對年輕人的指責沒有給出好的回應。

這還不是這個故事的結局。幾個月后，我在紐約市的社會研究新學院做演講，古爾德又做了主題報告。他展示了相同的幻燈片，提出了相同的無知指責。令人驚訝的是，那位年輕人依然在聽眾席中，他再次站起來指責古爾德。古爾德似乎無法承認錯誤，這對他來說一定是一場噩夢，但他活該。

在職業生涯早期，古爾德曾與癌癥擦肩而過，我常常想知道他的剛愎自用是不是這場劫后余生的一種可悲的副作用。年僅40 歲時，他就患上了腹部間皮瘤，曾被認為命不久矣。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生物學家遭此橫禍，對世界而言是個巨大的損失。有那么幾年，沒有人想要批評他，或許他因此習慣了他的觀點神圣不可侵犯、不容批評。癌癥的緩解讓他重新回到了競爭中，他卻沒能產生一絲謙遜，也不愿去考慮對立的觀點。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學者，而且時常是一位睿智的理論家。

《個體發育與種系發育》（Ontogeny and Phylogeny）是他最專業的一本書，這本書為進化發育生物學開辟了想象空間。他早期在《自然史》上的一些文章對適應主義做了精彩的探索，不過他后來又否認了這些探索。《進化理論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Evolutionary Theory）于他去世前出版，這是他的最后一本書，一本大部頭著作，包含了很多長篇大論。不過，由于它幾乎難以讀懂，所以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這對他的名聲來說也算是一件幸事。

02

杰拉爾德·埃德爾曼

杰拉爾德·埃德爾曼（Gerald Maurice Edelman）

美國生物學家

由于關于免疫系統的研究，而獲得了1972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在其職業生涯后期，愛德曼因其意識理論而聞名，如合著有《意識的宇宙》、著有《比天空更寬廣》《第二自然》等。他推崇神經達爾文主義，其中達爾文主義的群體、競爭和選擇思想則貫穿了他的科研始終。他認為，（1）因其高度的功能可塑性和多樣性，神經元群能自我組織成許多復雜且適應性強的“模塊”。（2）動物通過其價值系統調整行為、適應環境；價值系統向腦的其他部分發出非特異性的調制信號，從而改變突觸效能以滿足機體的整體需求；主體的行為結果也會不斷修飾這一調制過程。（3）復饋使得不同腦區中神經元群的活動同步化，并把它們綁定成某種整體。因此，復饋是在時空上協調各類感覺事件和運動事件的核心機制。

1989—1990 年，瑞士哲學家兼小說家彼得·比埃爾獲得了一筆資助，能夠在德國比勒費爾德的跨學科研究中心辦一個為期一年的關于心智和大腦的工作坊。比埃爾在挑選跨學科研究者方面的品位非常出色，那一年在工作坊待了數周、數月或整個學期的人當中，有美國哲學家大衛·羅森塔爾、杰伊·羅森伯格，德國神經生物學家漢斯·弗洛爾（Hans Flohr），德國心理學家埃卡特·謝勒（Eckart Scheerer），比利時心理學家阿克塞爾·克利爾曼斯（Axel Cleeremans），英國認知神經心理學家安東尼·馬塞爾，美國神經科學家兼神經外科醫生卡爾·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以及我們4 人組中的3 位：馬塞爾·金斯伯恩、漢弗萊和我。那一年，我們交了很多朋友，取得了許多成果。

普里布拉姆在該領域算個有點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在那兒待了好幾個月，我也和他變得相當熟悉。他與喬治·米勒和尤金·加蘭特（Eugene Galanter）合著了《計劃與行為的結構》（Pl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因而聲名遠揚。這本書是認知科學的奠基文獻之一，大膽地嘗試將行為主義的成果應用于內部控制系統模型中。有個關于這本書的笑話：米勒構思了它，加蘭特寫了它，而普里布拉姆相信了它。普里布拉姆還因他那一貫富有想象力的理論而（壞）名聲遠揚，即大腦以全息圖的形式存儲信息，這一觀點從未真正明晰起來。

有一天，他遞給我一本他剛收到的預印版《被記住的當下》（The Remembered Present），這是諾貝爾獎得主埃德爾曼寫的一本書，普里布拉姆受邀寫書評。他坦白自己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覺得工作量太大了。他想知道我有沒有興趣。我當然有興趣，但不是寫書評，只是想讀一下。書名本身就讓我有點不祥的預感，因為它暗示著埃德爾曼或許正要搶在我前頭，發表我關于時間及其經驗者的一些想法，而當時我還在試圖理清它們。

我曾和埃德爾曼一起參加過幾回活動，也讀過他的《神經達爾文主義》（Neural Darwinism），這是將進化論思維應用于大腦發育和學習研究的眾多嘗試之一。我發現埃德爾曼尖銳好辯，但顯然非常聰明，滿腦子都是有趣的論斷和洞見。他計劃在春天晚些時候去比勒費爾德的工作坊待一周，而那時我要去圣馬力諾大學參加翁貝托·艾柯發起的一場會議，所以我趕緊讀完了埃德爾曼的書，給他寫了一封好幾頁的信，解釋說當他來訪時我不在，還對他的觀點和陳述發表了評論，希望以此提醒他注意工作坊中正在討論的一些問題。

我在批評意見中特別強調，他沒有注意到那些被他不公平地摒棄的思想家，他們是潛在盟友，已經很好地預示了他的一些想法，他卻無端與這些人爭吵。他給我回了一封簡短的便箋，邀請我到了紐約就去他在洛克菲勒大學的實驗室，這樣我們就可以討論我的意見。

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當時我要去紐約大學做一些講座，正好在紐約有一個空閑的星期六。我本以為埃德爾曼會坐下來和我做一次長時間的、有建設性的交談，所以我把《意識的解釋》中的一章書稿發給了他。我在那一章中呈現了自己對意識結構的總體看法，并且簡要討論了他的觀點。當我到達他在洛克菲勒大學的實驗室后，他讓自己的團隊花了一整個上午來盤問我，反對我在書稿中提出的觀點。他與團隊分享了書稿中的觀點，但沒有分享我之前的那封信，那封信本可以提供豐富的背景信息。

朱利奧·托諾尼（Giulio Tononi）和奧拉夫·斯波恩斯（Olaf Sporns）以一種類似雙人摔跤比賽的方式沖鋒陷陣，而埃德爾曼則在一旁煽風點火。我還不得不耐著性子聽完他做的一場多媒體講座，我之前已經聽過兩三次了。他竟然要求他那些出色的年輕同事用美麗春日的一整個星期六上午來攻擊我，卻不給他們這個場合的背景信息。我還是第一次發現，他在聽取批評方面的無能近乎孩子。我忍受住了他們的攻擊，一無所獲地離開了。后來我給托諾尼和斯波恩斯各發了一封電子郵件，告訴他們關于我那封信的事。

幾年后，埃德爾曼把他的神經科學研究所從洛克菲勒大學搬到了拉霍亞，離弗朗西斯·克里克在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實驗室不到2 千米。這兩位諾貝爾獎得主不是朋友，克里克也沒有邀請埃德爾曼參加他主持的下午茶會。有一次我受邀去克里克實驗室做報告，埃德爾曼的幾名年輕同事來聽我的報告，報告結束后，他們還留下來向我長時間地（建設性地！）提問。我注意到他們有點緊張地看著手表，就問怎么回事。他們坦率地回答說，自己是偷偷從埃德爾曼的實驗室里溜出來聽我的報告，而且他們非常確定，如果埃德爾曼得知他們的“背叛”行為，就會解雇他們。

1992 年，在洛迦諾的一場會議上，我和奧利弗·薩克斯遇到了埃德爾曼，我在咖啡時間試圖把蘇珊介紹給這位大人物，他看了我一眼，說：“你好，冒牌貨！”他沒有和我握手，突然轉身離開了房間，留下目瞪口呆的我們。隨后他就收拾行李提前離開了會議。我和薩克斯在晚餐時長談了一次，原來他曾被埃德爾曼拉入其陣營，而不久之后他就離開了埃德爾曼。

要是埃德爾曼能學會更富有同情心地對待他人的觀點，并且抵擋住將世界劃分為“我們”與“他們”的誘惑，他本可以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他迫使同事們立下忠誠誓言，禁止他們泄露他的實驗室里發生的事。這種程度的保密在爭奪諾貝爾獎的競賽中往往是一種不幸，埃德爾曼毫不掩飾他想要擊敗萊納斯·鮑林（Linus Pauling）的愿望，鮑林已經獲得過兩次諾貝爾獎了。埃德爾曼的目標是三次！除了在免疫學方面獲得的獎項，他認為自己理應因發現細胞黏附分子再獲一次獎—他很可能是對的，但他還想憑借他的大腦意識理論再獲一次獎。懷有這樣的渴望是一回事，告訴別人又是另一回事。有時，埃德爾曼在人際交往中相當遲鈍，這讓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很可能讓他失去了第二次諾貝爾獎。

波士頓神經病學、神經外科學和精神病學學會是一個古老而卓越的組織，總部設在哈佛醫學院。幾年后，該組織邀請埃德爾曼做一場報告，而主持人并不知道埃德爾曼和我之間的嫌隙，邀請我擔任臨時評論員。我接受了。當我走進哈佛俱樂部的私人餐廳參加報告前的晚宴時，埃德爾曼看起來像是見了鬼。

他沒有被告知我是評論員，這顯然讓他很煩惱。當他在設置多媒體時（在當時有一個輪播幻燈片和一些錄像帶），我禮貌地問他我能不能記錄這次會議。因為這是臨時安排的，我想我們中可能有人會說些值得后續思考的話。他怒視著我，回答道：“我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只是為了讓我拒絕才問我的，這樣以后你就可以說是我先拒絕的，但你不可能那樣困住我。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哦，埃德爾曼，我當時想，你剛剛給了我一個更精彩的故事，不是嗎？碰巧的是，埃德爾曼的輪播幻燈片有問題。一些前輩發展出了關于大腦學習的達爾文模型，但埃德爾曼的幻燈片錯誤地陳述了前輩的觀點。當這些幻燈片出現時，他快速地點擊、點擊、點擊、點擊，以跳過這些幻燈片，而且不做任何評論，但又沒有快到讓我看不清上面的字。輪到我評論時，我“贊揚”埃德爾曼，在眾多明智地將達爾文思想應用于大腦學習問題的模型中，他擁有最好的一個。時間太短，他來不及詳細地講這些模型，所以我為聽眾填補了一些空白。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到埃德爾曼，盡管這些年來我與他的團隊成員有很多往來，并且大多也都是積極、友好的。

03

杰瑞·福多

杰瑞·福多（Jerry Alan Fodor）

美國的哲學家和認知科學家

他擁有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哲學教授的職位，在心靈哲學與認知科學領域，他也是一個多產作家，為心靈模塊性和思想語言假說，以及其它一些觀點鋪設了基礎。他以其煽動性且有時論戰式的論證風格而著稱。

福多論證說，諸如信念和欲望之類的心理狀態，是個人與心理表征之間的關系。思維與其它心理過程主要由操作于表征的句法之上的計算所構成，這些表征組成了思想語言。心靈中最重要的部分，諸如知覺與語言過程，是以模塊或“器官”的方式來構建的，他根據其因果作用和功能作用來定義它們。在語言領域，他提出“不對稱因果的指稱理論”，以及反對語義學整體主義的許多論證。他強烈反對對于心靈的還原論解釋。他論證說，心理狀態是可多重實現的，并且在科學中存在著說明層次的等級，這就使得，比如說，較高階的心理學或語言學理論的概括與規律，無法根據關于神經元和突觸的行為的低層次說明來獲得。

我花了好幾年才意識到福多對科學的忠誠不僅狹隘，而且是有條件的：他對心智必定是什么樣有著相當浪漫的看法，只要科學支持了這一想法，科學就是美妙的。我在《奶奶的安全科學運動》（Granny’s Campaign for Safe Science）一文中詳細闡述了大部分內容，這是我為巴里·羅維（Barry Loewer）和喬治斯·雷伊的《意義與心智：福多及其批評者》（Meaning and Mind: Fodor and His Critics）所寫的文章。福多經常提到他的奶奶，稱她為生活智慧的嚴肅來源。我突然意識到他反對心智科學中所有有前途的研究。斯金納的行為主義當然已經過時了，但他也反對人工智能、聯結主義、布魯納等人的“新視角”心理學。而且我最終意識到他反對所有利用達爾文進化理論來研究心智的方法。我當時開了一個玩笑，呼應了南希·里根（Nancy Reagan）關于毒品的建議：你奶奶說，如果你不能做經典的認知科學，那就說“不”。

福多向來熱衷挑釁。我曾把他描述成一張蹦床：“如果我能比別人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一直站在福多身上跳。”雖然這是在改寫牛頓的那句名言，但我必須補充說明，很遺憾，這句話并非我原創，盡管我曾被當作另一個類似說法的原創者：“如果我不能像別人看得那么遠，那是因為巨人站在我的肩膀上！”我希望我曾說過這句話，現在我說了，但可惜呀，我也不是其原創者。

福多喜歡咬著子彈迎難而上。他的偉大著作《思想語言》中有一些他沒有否認的驚人暗示。他的觀點是否暗示了，比如說，亞里士多德的大腦里有著波音747 飛機往返拉斯維加斯航班的概念，只是從來沒機會表達出來？是的！他曾向我保證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語言大師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都不會說英語，因為英語不是他們的母語。有個現象或許可以支持這個“非凡”的斷言：人們時常會在這些作家的作品中發現，他們的一些措辭是英語母語者幾乎不會說的。這些措辭是這些偉大的作家因為不夠熟悉英語所犯的小錯誤，還是憑借創造力所寫下的光輝一筆呢？實際上這個問題非常好，很值得探討。在用詞選擇上，英語母語者或許過于受到習慣的束縛，非英語母語者反倒很可能做出創新，創造出那些在不久后可被接受的新表達。

福多堅持主張，人類的信念，以及那些沒有語言的其他動物的信念，都以思維語言（mentalese）的形式存在于大腦中，這種思維語言允許我們理性思考、進行推理和制訂行動計劃。GOFAI 的研究者試圖模擬這樣一種實際的思維語言，你可能認為福多會對這種嘗試感到著迷，但他對人工智能僅持有一種輕蔑的、不感興趣的態度。他曾聲稱思維語言就像“機器語言”，即計算機中最低級別的編碼。

大衛·伊斯雷爾是從哲學轉行的人工智能研究人員，是我的朋友、塔夫茨大學的前同事。伊斯雷爾曾向福多詢問過上述斷言的細節，事實證明福多對機器語言的理解完全錯誤。伊斯雷爾問他從哪里得到了這些錯誤信息，福多漫不經心地回答：“我只是問自己，‘如果我是一臺計算機，我的機器語言會是什么樣的？’”

福多的思維語言概念最終成了一種阻礙他在心智之謎上取得科學進展的絕妙方式。他那本極具影響力的《心智模塊性》（The Modularity of Mind）將心智描述為一系列周邊“模塊”的集合，這些模塊把它們的結果輸入一個非模塊的中心區域，在這個區域進行“信念固定”。關于這個區域，科學尚未做出任何解釋。他聲稱，所有的研究進展都在于分析周邊模塊的結構和能力，如語言分析、面部識別等。這本書更準確的標題應該是《心智的非模塊性》。福多所支持的想象中的經典認知科學帶有濃重的笛卡爾主義、反達爾文主義和非生物學色彩。

熱忱的黨派之爭是一回事，霸凌又是另一回事。偶爾，福多的熱忱會讓他顯得不得體，他會猛烈地抨擊學生或同事，時而尖刻諷刺，時而嘲笑。有時，盡管很不情愿，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在公開場合責備我這位一起航海和潛水的老伙伴。幾乎所有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都理所當然地接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基本原則：地球是圓的，水分子是H2O，生物通過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福多堅信古爾德和列萬廷已經一勞永逸地反駁了適應主義，但我開始懷疑這只是福多信念體系的冰山一角。福多當然不是神創論者，但他對所有達爾文思想都表現出坦率的厭惡感，這令人不安。

當我對此發表評論時，他的朋友和同事有時會說我這樣很離譜，對福多不公平。真的嗎？有時候，福多的激烈言辭的確很有趣。就我的觀點，他寫道：“泰迪熊是制造出來的，但真正的熊也是制造出來的。我們填充一個，大自然母親填充另一個。哲學充滿了驚喜。”當《達爾文的危險思想》于1995 年出版后，我們原本友好的關系變得特別緊張。他在《心智與語言》（Mind & Language）中對這本書的評論堪稱諷刺與漫畫式抨擊的杰作。的確，我的書指出，他歪曲了進化思想，并且狂熱地誤讀了古爾德和列萬廷的論文《圣馬可的拱肩與潘格洛斯范式》，所以對于他的反擊我并不驚訝，但我驚訝于他反對達爾文主義的程度。他的座右銘似乎是“我對生物學不太了解，但我知道自己不喜歡什么：自然選擇進化論”。

2007 年，福多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發表了《豬為何沒有翅膀》（Why Pigs Don’t Have Wings），這清楚地表明，我沒有產生幻覺，他的確討厭關于達爾文主義的一切。2009 年，我在亞利桑那州做演講，與我的老朋友帕爾馬里尼以及他的妻子多納塔·韋爾切利（Donata Vercelli）住在一起。韋爾切利是一位世界級的遺傳學家和免疫學家。我們沒有談及進化論，這是心照不宣的，但當我離開時，帕爾馬里尼遞給我一份他和福多寫的關于進化論的書稿，并問我能否快速瀏覽一下，給一些反饋。

我在回波士頓的飛機上讀了這東西，然后認定，或許我的朋友帕爾馬里尼希望我能支持他，勸福多別出版這本書。無論如何，我打定主意，如果那就是帕爾馬里尼的意圖，而我沒有領會到，那我以后一定會后悔。所以回到家后，我大著膽子給他寫了一封電子郵件，強烈建議，為了我們的朋友福多的聲譽，得放棄這個項目。我錯了，帕爾馬里尼并沒有邀請我這樣做的意思，他的默不作聲表明了這一點。《達爾文的錯誤》于2010 年出版，人們普遍認為這是部令人尷尬的書，除了智能設計學派的人。行吧，我盡力了，我希望帕爾馬里尼仍然是我的朋友，盡管我想不通他怎么能堅持一些如此錯誤的觀點。

04

約翰·塞爾

約翰·塞爾（John Rogers Searle）

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哲學教授

他的思想深刻挑戰了20世紀主流的分析哲學傳統，尤其在語言、心智與實在的關系問題上提出了獨創性理論。塞爾在意識與心靈、意向性及言語行為理論等領域著述頗豐，其中尤以關于人工智能的 “中文房間論證”（Chinese Room Argument）最為人熟知。此外，他還在社會本體論、理性及感知等哲學研究領域作出了貢獻。其代表作包括《言語行為：語言哲學論集》（1969 年）、《意向性：心靈哲學論集》（1983 年）、《社會實在的建構》（1995 年）、《行動中的理性》（2001 年）、《創造社會世界：人類文明的結構》（2010 年）以及《如實觀物：感知理論》（2015 年）。

塞爾于1959至2019年任教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59年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此前亦在牛津取得碩士及學士學位。塞爾職業生涯中曾獲多項獎項與榮譽，包括讓·尼科德獎、國家人文獎章及心智與大腦獎，并獲頒多個榮譽博士學位。

1991 年《意識的解釋》出版時，《紐約書評》邀請塞爾發表評論，他接受了。我知道這件事，是因為有幾個人寫信給我說，他們自告奮勇要在《紐約書評》上寫評論，卻被告知已經和塞爾約了稿。但塞爾的評論并未出現。兩年后，他出版了《心智的再發現》（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書中兩次提到《意識的解釋》，但根本沒有展開討論。我在《哲學雜志》1993 年4 月刊上評論了塞爾的新書，并且我的確持有批評態度，主要是因為他堂而皇之地無視了該領域里的許多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會削弱他自身的觀點。

這就引出了一個微妙的問題：我自己不是也在一次又一次地這樣做嗎？那些出自知名心智哲學家和語言哲學家之手的作品，其中有那么幾十本書以及數百篇文章，我從未引用過，也從未討論過。我在這方面的沉默直截了當地表明：“我認為這些論點不值得討論。”塞爾的沉默和我的沉默之間有重要區別嗎？也許只有這一點區別：在選擇忽略什么這方面，我做得更好！我不知道塞爾在相關文獻上下了多少功夫，但我足夠勤奮，并對自己的判斷感到滿意。我們都必須避免掉進“認真對待每個人”的陷阱，同時也要避免掉入一個元陷阱：認真對待我們所有的判斷，并為其進行辯護。

我們為此付出了代價：一些優秀、聰明、誠摯的人會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忽視，因此他們不再認真對待我們也毫不奇怪。如果你忽視我，我就忽視你。哲學領域中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我認為它們精明但毫無意義，看到它們堆積如山真是令人煩惱。但我很清楚，比起卷起袖子試圖去糾正這些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指望其他人來做必要的監督。

又過了兩年，1995 年11 月16 日，塞爾對《意識的解釋》的評論才出現在《紐約書評》上，就在梅納德·史密斯對《達爾文的危險思想》熱情洋溢的評論《基因、模因和心智》（Genes, Memes and Minds）發表出來的前一期。我常常想知道，《紐約書評》是不是因為想馬上刊登我的新書評論，才不得不向塞爾施壓，讓他在4 年后才發表評論。他在評論中稱我的立場是“一種智力的病態形式”，并且忍不住又搬出他的“中文屋”論證，問道：“那么，為什么丹尼特不面對我提出的實際論證？‘中文屋’論證有3 個前提，為什么他不告訴我們，他要拒絕其中的哪一個？”

因為正如我在回復中所說，我已經這么做過了：

例如，在1987 年出版的《意向立場》（The Intentional Stance）“快速思考”一章中，我明確引用了他包含著3 個前提的完整論證，并確切地表明，如果論證要成立，就必須對這3 個前提做出相應的解釋，但在這種解釋下，這3 個前提全部是錯的！為什么我沒有在1991 年的《意識的解釋》中重復1987 年的那篇文章呢？因為與塞爾不同，我已經轉向了其他研究。然而，我的確在一個腳注中明確地引用了我1987 年的文章，并指出塞爾對此只做了一次回應，他說我提出的觀點不相干，然而，這只是一種未經論證的說明。

在交流中，我讓塞爾指出我的批評有何錯誤，但他仍然無視這一挑戰，未經論證就宣稱：“我盡可能清楚地說，在《意識的解釋》中，丹尼特否認了意識的存在。”盡管我在該書開頭的整整一章中都在解釋自己所說的是“意識是存在的，但不是你們所認為的那樣”，塞爾仍然不能考慮我可能是正確的。

2002 年，在布達佩斯研究所的庭院里，蘇珊和我以及塞爾和他的妻子達格瑪愉快地共進午餐，當時我是那里的訪問學者。所以，我以為我們的關系多少已經有所緩和。2010 年1 月，位于加利福尼亞州的圣克拉拉大學要舉行慶祝塞爾作品的活動，他們邀請我在活動中做報告，我接受了。

活動中有4 位報告人：帕特麗夏·丘奇蘭德、奈德·布洛克、泰勒·伯奇（Tyler Burge）和我。其他3 人在我之前發言，他們完全沒有談到塞爾的作品；他們談論的是自己的研究，僅順帶客氣地提及了他的作品。我不是這樣。我詳細地講了塞爾的作品，并做了準確的引用和明確的反駁。如果別人邀請我參加關于X 的會議，而我接受了，我會談論X。我的報告題目是《圖靈的奇怪反轉和約翰·塞爾的想象力缺失》（Turing’s Strange Inversion and John Searle’s Failure of Imagination），這呼應了我最喜歡的一個主題：那些將想象力的缺失誤認為是對必然性具有洞察的哲學家和科學家。這實際上是一場相當輕松愉快的報告。我稍微取笑了一下內格爾和福多，他們兩人最近都公開表示自己是達爾文理論的懷疑者。

我特別指出，就我所知，塞爾從未對自然選擇進化論發表過任何言論。他是同意內格爾和福多的觀點，還是同意我的觀點？或者他有自己的觀點，可能會在這個場合表達出來？我認為我的報告是一場公平的挑戰，而且顯然把他與優秀的人放在了一起，因為我把他的想象力缺失與笛卡爾、萊布尼茨和威廉·貝特森（William Bateson）所犯的類似錯誤做了比較！但當我結束報告時，塞爾從前排座位上站起來，背對著我，用最激烈的言辭痛斥我。他沒有回應我請他談論進化論的請求，而是斥責我取笑湯姆和杰瑞，因為當我引用他們反對進化論的說明時，我用了一張貓和老鼠看同一本書的卡通畫來裝飾幻燈片。

塞爾無視我對他的“中文屋”論證所提出的詳細批評，反而煽動觀眾對我的表現表達強烈不滿。當他結束長篇大論后，我告訴似乎處于震驚狀態的觀眾，我認為我沒有越界，并且我認為他們也不會認為我越界了。顯然，他們同意這一點，因為沒有人提出任何反對意見。帕特麗夏巧妙地用一句話轉移了話題，結束了這個奇怪的插曲，塞爾坐了下來。

活動結束后，我立刻詢問其他參與者我是否表現得不禮貌或者更糟，他們都說我表現很好，他們和我一樣對塞爾的爆發感到困惑。布洛克當時坐在塞爾夫婦后面，他說他聽到達格瑪對塞爾說，我這是在粗暴地攻擊塞爾，塞爾應該采取一些行動。所以也許塞爾這么做都是為了達格瑪，顯然她不習慣聽到任何對她丈夫的嚴厲批評。

無論如何，他對我的攻擊使他省去了對世界的昭告，他不用告訴世人自己對自然選擇進化論的看法以及它可能為哲學問題帶來的啟示。當時是2010 年，在那之前，我在眾多會議中的大部分發言都被錄了下來，并上傳到網上，但據我所知，這次沒有。這是我唯一一次很遺憾看不到即時回放，沒法弄明白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作者簡介

Daniel Dennett

美國塔夫茨大學哲學教授；認知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領域包括心靈哲學、科學哲學、生物學哲學，尤其是這些領域中與演化和認知科學相關的問題。丹尼特在學界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力，被“人工智能之父”馬文·明斯基稱為“下一個伯特蘭·羅素”。他還被高等教育網站The Best Schools評選為“50位最有影響力的在世哲學家”之一。他的作品《意識的解釋》被《紐約時報》選入其年度十佳圖書書單，《達爾文的危險思想》入圍美國國家圖書獎和普利策獎決選名單。此外，還著有《意向立場》《自由的進化》《心靈種種》《直覺泵和其他思考工具》《從細菌到巴赫再回來》，與侯世達合編有《心我論 / 我是誰，或什么》。

本文摘自浙江技術出版社/湛廬文化《我一直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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