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10日,阿里巴巴內部一紙禁令正式生效:全員被要求卸載Anthropic旗下的Sonnet、Opus、Fable等模型系列,以及Claude Code在內的Agent產品,內部渠道推薦以自家的Qoder作為替代方案。這原本只是一次普通的供應商風險處置,卻因為發生在中美AI角力的敏感節點上,被外界賦予了遠超其本身的象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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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火索要追溯到6月10日。據外媒披露的信函內容,Anthropic政策負責人致信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指控與阿里巴巴通義千問實驗室相關的操作者,在4月22日至6月5日期間通過約2.5萬個賬號,與Claude進行了超過2880萬次交互,將其定性為“迄今已知規模最大的模型蒸餾攻擊”,意圖借此加速追趕Claude在軟件工程與智能體推理上的能力。阿里方面并未就具體指控內容公開置評。
值得注意的是,這并非Anthropic第一次使用這套說辭——今年2月,該公司曾以幾乎相同的表述指控DeepSeek、月之暗面和MiniMax三家機構,彼時用于此類“蒸餾”研判的賬號規模約2.4萬個,交互量約1600萬次。而“蒸餾”本身作為一種用強模型輸出訓練弱模型的技術手段,在業界并不鮮見,爭議焦點其實并不在于是否使用了這項技術,而在于是否存在虛假賬號、是否繞過服務條款與地域限制。這層區別在傳播中常常被簡化和忽略。
而阿里對Claude的禁令,追根溯源,直接觸發點其實并非這封指控信本身,而是Claude Code被曝出一起代碼層面的問題:有開發者逆向分析發現,Claude Code自今年4月起的某個版本中,存在一套通過讀取本地時區、識別代理或API地址中是否包含中國云廠商關鍵詞,進而對中國用戶做隱性標記的機制,Anthropic工程師后來承認這是一項“實驗性”設計,并于7月1日將相關代碼回滾。
換句話說,這更像是一次以數據與代碼安全為由的防御性切割,而不完全是對指控信的對等反擊——但兩件事情在時間線上高度重疊,客觀上讓“阿里反制Anthropic”成為最容易被接受的敘事。
這半年,阿里在AI賽道上遭遇的風波,很少真正發生在技術本身。
地緣政治:繞不開的隱形“對手”
2025年2月,蘋果與阿里巴巴宣布合作,由阿里最新模型為中國內地版Apple Intelligence提供支持,這本是一次雙贏——蘋果需要一張合規的本地化牌照,阿里則需要一個體量巨大的C端入口。但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雙方合作開發的相關AI功能提交審核后,卡在了網信辦的審批環節,知情人士將其歸因于中美關系不確定性加劇后,監管方對涉美合作的審查普遍趨于審慎,AI這類關鍵領域尤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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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的狙擊來自大洋彼岸。去年11月,就在千問App發布當天,有外媒援引一份白宮方向流傳的國家安全備忘錄,暗示阿里巴巴與解放軍在針對美國目標的行動中存在技術關聯,但相關報道本身也承認,這一說法尚缺乏可供核實的事實支撐。
今年6月8日,美國國防部更新所謂“中國軍事企業名單”,阿里、百度、比亞迪等企業在列;6月23日,阿里正式向加州聯邦法院起訴美國國防部,要求撤銷認定,理由是決定既未給予申辯機會,也缺乏事實與法律依據。此前,小米、禾賽科技等企業都曾通過類似訴訟成功脫離該名單。
這些插曲與阿里的模型能力本身幾乎沒有關聯,卻實實在在牽動著資本市場的情緒——蒸餾指控曝光當日,阿里港股一度重挫,創下階段新低。對于一家把身家押注在全棧AI戰略上的公司而言,技術曲線越是陡峭,繞不開的政治噪音似乎也越密集。
比外部壓力更棘手的坎,是組織內耗
如果說地緣政治是外部變量,那么組織內部的消耗,是阿里近期更難繞開的一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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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前釘釘悟空事業部AI產品經理滕雅辛在阿里內網發布了一篇長文,詳細復盤了釘釘旗艦AI項目“ONE”從立項到調整的全過程,核心指向團隊中存在的向上迎合、高壓內卷、領導意志凌駕產品邏輯等問題。六天后,阿里合伙人委員會罕見地在內網發文,對釘釘團隊的管理方式提出批評,隨后釘釘CEO陳航(花名“無招”)卸任,由1992年出生的陳宇森接棒。與此同時,通義大模型的核心人物周靖人被晉升為首席科學家,不再分管具體產品線,這一調整在技術圈內被解讀為“榮譽性調崗”還是“權力收縮”,看法并不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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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更早的3月初,通義實驗室原本計劃把Qwen團隊從一體化的垂直整合架構,拆分為預訓練、后訓練、多模態等各自獨立的水平分工單元。這一調整觸發了一連串意料之外的連鎖反應:就在Qwen團隊完成Qwen3.5輕量化系列開源發布的次日凌晨,一直主張“預訓練—后訓練—Infra應更緊密結合”的技術負責人林俊旸在社交平臺上宣布卸任,隨后Qwen Coder、多模態方向的多名核心貢獻者相繼跟進離職。
阿里管理層隨即召開全員會議緊急“救火”,強調調整是團隊擴張而非收縮,且“溝通沒有處理好”。但一位當時年僅32歲、剛被破格提拔為阿里最年輕P10專家的技術靈魂人物在業務巔峰期出走,仍然給外界留下了強烈的不確定性觀感。
這兩起事件疊加在一起,共同指向了一個尷尬的現實:阿里AI的能力在持續提升,但把能力轉化為穩定商業成果和團隊信心的路徑,卻屢屢被非技術層面的組織摩擦打斷。
技術實力之外,阿里需直面產品能力差距
從技術底座看,阿里其實并不遜色。今年6月,通義千問接連發布了兩款重量級產品:6月16日的Qwen-Robot系列,首次為千問家族補齊了完整的具身智能模型體系,涵蓋操作、導航與世界模型三大方向;6月24日的Qwen-AgentWorld,則是首個原生語言世界模型,能在軟件工程、終端、網頁操作等七大領域模擬智能體交互環境,其397B參數版本在官方評測基準AgentWorldBench上的綜合得分甚至超過了同期的GPT-5.4。單看模型能力,千問已經躋身全球第一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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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Agent時代真正的戰場,早已不只是模型能力的比拼,而是產品能不能“打進”用戶的日常工作流。以騰訊為例,其WorkBuddy這類桌面級Agent產品今年以來持續迭代,接入企業微信、微信支付、騰訊文檔等自有生態,已經形成了個人、開發者、企業級的完整矩陣,用戶規模的擴張速度明顯快過千問同類型產品的市場聲量。
反觀阿里,通義系模型在開源社區收獲了大量技術極客的認可,但真正能在C端和企業市場里成為“人人在用”的現象級Agent產品,目前還不多見。
阿里的短板,與其說是模型能力,不如說是產品化、場景化、商業化的綜合落地能力——而這恰恰是最容易被組織架構調整、戰略搖擺和外部政治壓力打斷的一環。一個團隊如果頻繁把精力耗費在應對突發的人事變動和監管審查上,留給打磨產品體驗的時間和心力自然會被擠壓。
回過頭看,過去這半年阿里AI經歷的每一次躍升,幾乎都伴隨著某種與技術無關的拉扯:從蘋果合作卡在審批環節,到被卷入涉軍名單的訴訟拉鋸;從千問團隊的架構調整引發人才出走,到釘釘高層因內部長文而更迭;再到與Anthropic之間因指控與安全風險交織而升級的相互切割。這些事件單獨看都算不上致命,但疊加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持續的組織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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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作為中國頭部科技公司,其在大模型層面的技術積累毋庸置疑——這一點,無論是開源社區的認可度,還是最新發布的世界模型與具身智能產品,都提供了足夠的佐證。真正決定這場Agent之戰勝負的,或許并不是下一個參數量更大的模型,而是阿里能不能先把自己的組織內耗和外部噪音降下來,把資源和耐心真正留給產品本身。技術的領先從來不是終點,能不能把領先轉化為用戶愿意每天打開的產品,才是千問接下來最難啃的一塊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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