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北大國發院張丹丹提出了一個經濟新藥方：提升最低工資標準。
這是一個有溫暖的建議，但經濟學真的是一種很殘酷的東西，不管建議多溫暖，一定要在系統內咬合。因為張丹丹的藥方是行政指令，不是市場信號，張丹丹自己也明確地強調：行政干預勞動力市場提高工資。
然而，市場經濟最敏感的就是價格信號。
制訂最低工資標準的目的，不是為了實現2%弱通脹的政策性目標，那叫本末倒置。北大國發院的教授常干這種事，總是讓經濟學去做政策的復讀機，成了解釋學。制訂最低工資標準，是對勞動者基本生存權的定位，但你不能把它工具化，對市場價格做外部性的干預。
怎么理解這個外部性干預？
政策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一定是對企業減負，去幫助企業修復負債表與利潤表，這是分配的改革，在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居民部門的分配中，政府做讓渡，提高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在分配中的占比。2022年11月，北京四部門建議企業漲薪7.09%，這就是一種外部性干預，還好，不是強指令，是建議，但注定是一個多余的建議。
市場有它自身平衡，就象2024年，為了拉高消費者價格指數，對水、電、煤、氣、高鐵做行政性漲價，效果是零，當年消費者價格指數0.2%，因為你輸入的是辦公室精英的命令，而不是貨幣，家庭主婦的對策是：你漲價，我關燈。
口袋里的錢就那么多，每個家庭主婦都會遵循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論去計劃消費。
也就是說，提升最低工資標準是一個好的建議，充滿了人本主義的情懷，但要把它當做提振下半年消費的藥方，那就是昏招。
會出現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是，當市場自發秩序下的平衡被打破時，市場會作出反噬，減少用工人數，或降低績效工資、福利，除非出臺政策時，對企業有配套的減免稅政策。所以，當我們確定最低工資標準時，原則是對勞動者基本生存權的定位，不能靠它提振消費。
另一種情況是，實際用工已經全面突破了現在的最低標準，喊了個寂寞。
當然，張丹丹說的很約束：我希望在保證收入的前提下，讓中國人減負。而能不能保障收入，恰好是市場說了算，而不是行政命令說了算。現在最低工資最低的廣東和新疆，每月1750元，已經沒有太大的約束力，這兩個省的工資中位數都在5000元以上。只有在非正式的崗位上，才可能有這樣的議價。
所以，中國的問題不在這，要提高消費，走出通縮，焦點也不在這。
重要的是觀念，北大國發院代表著主流，仍然停留在行政指令的外部性干預 的思維定式上，那就成了學院派空洞的大國清談。
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不在企業 ，在財政主導的社會分配。
財富的收入高度集中于財政，但總收入占GDP比重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看企業稅收，全球靠前，但實際所得稅，個稅又遠遠低于西方國家。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矛盾，反映出政策的強干預，低效率，企業被稅收壓得喘不上氣，根本不可能全面提高工資，而財政自己又在接受拉弗曲線的考驗，實際并不富有，無力提高二次分配 。可以說提高居民收入除了發鈔，已經沒有什么可行的辦法，就這么殘酷。
那么，在一個良性經濟環境中，提高居民收入路徑是什么？
提高工資中位線，取決于市場對資本的友好度與吸引力，單位資本的密度決定工資中位數的高度。而提高二次分配，關鍵在財政，財政必須把支出用于民生的占比從53提升到70%以上，而不是把大眾的注意力集中在資本的苦情劇上，要對自己下刀子，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最后，送上兩條經濟學的靈魂拷問：私人資本與外資為什么退潮？財政用于民生支出的占比，為什么不能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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