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老鼠倉”僅得7.5萬盈利，諾安前基金經理違規交易769萬被罰沒41.52萬

近日深圳證監局一紙行政處罰決定書，讓一樁公募基金“微利老鼠倉”案件浮出水面。

據處罰決定書所載，當事人張堃于2014年5月-2023年10月擔任公募基金從業人員，2020年5月-2023年10月期間擔任三只公募基金的基金經理，具有基金查詢、操作權限，知悉其投資決策、交易執行、持倉情況等未公開信息。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張堃先后實際控制并使用“顧某珍”“謝某春”等共計七個他人名下的證券賬戶，通過多賬戶輪換接力的方式規避監管。

其中部分賬戶與其管理的三只基金發生趨同交易，累計趨同交易金額768.56萬元。與此同時，張堃控制使用上述所有證券賬戶進行證券投資，但事先未向所任職基金公司申報，嚴重違反了基金從業人員投資管理要求。最終，張堃因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股票及未按規定申報個人證券投資，被沒收違法所得7.52萬元，并處以34萬元罰款，合計罰沒41.52萬元。

這位從業近十年的公募老將，在長達八年的時間里累計開展768.56萬元趨同交易，最終僅實現賬面盈利7.52萬元，平均每年賺不到1萬元。罰單金額是收益的4.5倍，堪稱一次“得不償失”的違規操作。

公開資料顯示，涉案的張堃正是諾安基金前基金經理。他于2014年5月加入諾安基金，歷任基金經理助理，2023年10月因“個人原因”離職。任職諾安基金期間，張堃先后管理過諾安新動力、諾安先鋒、諾安優選回報、諾安優勢行業、諾安精選回報等多只混合型基金，管理規模一度達到88.55億元。從業績表現看，其任職回報最好的產品為諾安先鋒A，收益率達68.01%，同類排名54/971，整體表現并非毫無亮點。但違規交易的時間跨度幾乎貫穿其整個職業生涯——從2015年3月到2023年8月，與其在諾安基金的任職時間高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張堃于2023年10月離職，時隔近三年仍被監管追溯處罰，這也再次印證了在大數據稽查背景下，“離職即安全”的僥幸心理已徹底失效。

張堃案并非諾安基金首例基金經理違規事件。

梳理公開司法判決與監管處罰信息可見，近五年來諾安基金投研條線已有四名核心人員先后觸碰法律紅線。最早被曝出的是原投資部執行總監兼基金經理鄒翔案。2010年3月至2015年1月，鄒翔在擔任諾安基金投資部執行總監兼基金經理期間，將基金持倉、交易指令等未公開信息泄露給其弟鄒某，操控兩個私人賬戶同步開展趨同交易，非法獲利高達2355.04萬元。案發后，鄒翔為謀求撤銷案件或從輕處理，先后13次向公安經偵人員行賄共計350萬元，最終因利用未公開信息交易罪、行賄罪等數罪并罰，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并處罰金1445萬元，違法所得全部追繳。

2024年5月，諾安基金前明星基金經理蔡嵩松、曲泉儒等人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在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并當堂宣判。蔡嵩松曾憑借重倉半導體板塊的激進風格，管理規模在2020年底突破400億元，一度成為公募基金業內的風云人物。而曲泉儒也曾與張堃共同管理過諾安新動力基金。

接連不斷的合規風險，與諾安基金長期以來的發展導向不無關聯。作為背靠央企股東的公募機構，公司在規模焦慮下逐步走上“造星+賭賽道”的粗放增長路徑，合規風控不斷讓位于規模擴張訴求。蔡嵩松的爆紅是這一模式的典型縮影——2019年至2020年半導體行情中，其管理的產品憑借單賽道極致押注實現規模爆發式增長，為公司帶來巨額管理費收入。極致風格被包裝為投資能力，凈值波動被轉化為流量話題，內控約束在規模紅利面前不斷軟化。從經營結果看，這種模式并未帶來長期競爭力。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諾安基金管理規模約2003.86億元，在全市場163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43，其中非貨幣基金規模約759億元，近年增長相對有限，在2024至2025年科技板塊牛市周期中，公司規模與行業排名反而出現下滑，說明流量敘事與賽道賭局的邊際效應正在持續衰減。

不過在諸多負面之外，諾安基金亦有其積極的一面。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公司旗下基金數量135只，基金經理31人，管理規模仍維持在約2000億元水平，在全市場排名第43位。諾安基金官網披露的公司理念為“因誠至信，因諾而安”，強調建立了嚴格的風險管理體系。面對接連曝出的合規事件，公司能否真正將內控制度落到實處、修復受損的行業信譽，將是比規模增長更為關鍵的課題。業內人士指出，公募基金的本質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財，任何規模增長、業績排名都不能凌駕于合規底線之上。機構若想實現長期發展，必須自上而下建立合規文化，賦予風控部門真正的獨立性與約束力，而非將內控制度停留在紙面上。

全文參考資料：鳳凰網財經、新浪財經、公開信息及數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