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的一場歐盟領導人晚宴,本來要討論如何應對對華貿易失衡,結果27國只同意繼續對話、研究新工具,沒有立即推出統一行動。法國政府傾向加強貿易防護,西班牙等國擔心報復,德國態度也比會前謹慎。
幾天后,梅朗雄提出退出北約、奉行“合作型不結盟”、擴大對華合作。兩件事連在一起,法國面對的選擇便顯現了出來:是繼續在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和歐盟防護政策中尋找有限自主,還是重寫法國與美國、歐洲、中國之間的關系。
歐盟晚宴上的分歧,首先說明成員國對中國的判斷并不一致。多數國家承認貿易失衡、關鍵原材料依賴和部分產業承壓,分歧集中在手段上。法國、意大利、波蘭、荷蘭等國支持增加關稅、配額和供應鏈多元化工具,西班牙反對匆忙增加限制,德國顧及汽車、機械和化工企業的中國市場,也沒有完全接受法國式強硬方案。
最后形成的安排只有兩項,一項是繼續同中國談判,另一項是讓歐盟委員會完善貿易防護和產業政策工具。歐盟已有共同焦慮,但沒有共同的代價承受方案。
這恰好說明法國現行路線的困難。巴黎希望歐洲提高產業保護能力,又希望歐洲保持對美戰略自主,還要維護法國企業在中國的市場利益。三項目標經常互相牽制。對華措施過重,航空、奢侈品、農業和能源企業可能承擔反制成本。
措施過輕,法國制造業和歐盟委員會會認為產業安全得不到保障。繼續依托美國,法國主張多年的“大國地位”會被壓縮。脫離美國主導的體系,安全投入和歐洲協調成本又會迅速上升。馬克龍政府曾用“歐洲戰略自主”解決這種矛盾,做法是在北約內部爭取更多歐洲權力,在中美之間保留回旋余地,在貿易領域支持“去風險”。
現在這套安排的可操作空間正在收窄。美國要求盟友在科技、投資和供應鏈領域加強一致,歐盟委員會又把經濟安全工具逐步制度化,法國能夠單獨調整的范圍越來越小。27國晚宴沒有形成即時行動,歐盟的統一政策已經很難滿足法國的全部訴求。
梅朗雄沒有繼續修補現有路線,他直接把討論推進到法國是否還應留在大西洋主義框架之內。我們不妨比較一下兩種方案:一種是在既有聯盟中爭取自主,另一種是先擺脫聯盟約束,再重新組織合作。梅朗雄提供的新意,主要來自第二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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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雄在拉博埃西學會的演講中,把美國相對衰落視為國際秩序變化的起點。他認為,G7代表性不足,G20仍未覆蓋全部國家,法國應重新重視聯合國,并減少對封閉集團和軍事聯盟的依賴。他提出法國退出北約,同時保留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共同防御義務,實行“合作型不結盟”。在中國議題上,他反對法國參與對華軍事對抗,主張加強對話與合作。
安全決策權是這套主張的起點。法國擁有核力量、海外領地、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和相對完整的軍工體系,梅朗雄認為,這些條件足以支撐獨立判斷,沒有必要讓北約的威脅認定自動變成法國的威脅認定。退出北約在他的設想中,是切斷政策自動跟隨機制。
外交對象的排序也會隨之變化。法國仍與歐盟國家合作,也繼續同美國交往,但不把西方內部協調置于其他關系之上。中國、印度、全球南方國家和聯合國平臺會獲得更高位置。這樣的排序接近法國外交傳統中的“獨立性”,但梅朗雄給它加入了反集團政治和全球南方色彩。
法國的對華關系也被重新定義。梅朗雄要求法國在合作與對抗之間選擇合作,在美國設定的競爭議程與法國自主利益之間保留判斷權。法國仍會在市場準入、補貼、產業競爭和人權議題上同中國存在分歧,分歧不必自動升級為軍事敵意或全面封鎖。
這個新選擇試圖建立一種新的法國角色:在安全上減少對美國依賴,經濟上同時維護產業與合作,國際制度上提高聯合國的地位。梅朗雄把三個部分放進同一套政策框架,形成了與馬克龍路線的明顯區分。法國政治長期爭論如何實現自主,他給出的辦法更激進,爭議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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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雄把中國放在突出位置,需要從法國的現實利益來理解。中國是歐盟重要貿易伙伴,法國航空、消費品、農業、核能、汽車零部件和綠色轉型產業同樣無法繞開中國市場及供應鏈。歐盟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確實擴大,2025年達到約3606億歐元,法國和歐洲企業同樣關心準入不對等、補貼競爭與技術保護。
全面壓縮經貿聯系又會產生新的成本,尤其在稀土、清潔能源設備和制造業中間品領域。歐盟領導人最終選擇先談判、再準備工具,原因也在于此。梅朗雄的新選擇,是把收益計算從“跟隨盟友換取安全”轉向“保持自主換取多方合作”。
法國留在美國主導的對華競爭框架中,能夠獲得情報、安全和技術協調便利,同時需要接受出口管制、投資審查和陣營一致性的約束。擴大對華合作則有機會保住市場、投資和產業項目,也會增加法國獨自處理歐盟規則、美國壓力及國內產業反對的難度。兩條路線都有收益,也都有賬單。
梅朗雄選擇后者,與他的世界判斷有關。他認定美國主導能力下降,關稅和軍事壓力難以恢復原有優勢,中國的制造業實力和全球影響已成為長期條件。按照這一判斷,法國繼續把主要資源投入維護舊秩序,回報會不斷減少。盡早擴大同中國及其他非西方大國的合作,法國便可能在氣候治理、能源轉型、基礎設施、金融改革和和平外交中獲得更多議價空間。
美國的時代已結束,梅朗雄認為法國不能再默認美國有能力長期提供秩序、市場和安全三項公共品。法國若接受這一前提,就要提前建立替代性聯系,中國自然成為重要合作對象。
法國必須要求更穩定的市場準入、更透明的競爭條件和能落地的產業項目,中國也會要求法國抵制歧視性限制、維護政策連續性。雙方能否把各自關切寫入長期安排,決定這條路線能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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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朗雄的方案擴大了法國外交政策的討論范圍,落地難度同樣很高。退出北約會牽動指揮體系、情報共享、軍事規劃、后勤標準和歐洲盟友信任。
法國曾在1966年退出北約一體化軍事指揮機構,依舊保留北約成員國身份,直至2009年重新加入一體化指揮體系。梅朗雄提出的是更徹底的調整,成本明顯高于歷史先例。歐盟條約雖然設有成員國相互援助條款,這一機制與北約集體防御仍存在能力、指揮和執行方式上的差異。
法國還要回答一個現實問題:俄羅斯安全壓力仍在,歐洲國家愿不愿意接受法國減少北約承諾,同時繼續要求歐盟共同防御?
國內政治同樣會造成障礙。法國左翼內部對歐洲、防務、烏克蘭和中國均有分歧,中間派和右翼會把退出北約描述為削弱法國安全,產業界則會分別擔憂美國市場與中國市場。梅朗雄需要把“合作型不結盟”轉換成預算、軍力、貿易規則和危機預案。缺少這些內容,新選擇容易停留在競選敘事。
對華合作還要經歷法國和歐盟兩層審查。共同貿易政策屬于歐盟專屬權限,法國總統無法單獨取消歐盟關稅或投資規則。法國能夠發揮的作用,是影響歐盟議程、阻止過度對抗、推動談判型安排,并在雙邊領域增加科研、航空、農業、氣候和第三方市場合作。梅朗雄即使執政,也只能通過持續的制度調整改變歐洲政策重心。
這些限制并未消除其政治意義。法國過去的主流爭論,多在“跟隨美國多少”與“歐洲自主多少”之間擺動。梅朗雄增加了第三個選項:法國從北約框架中退出,以聯合國、歐盟防務義務和多方向合作構建新的外部關系。
梅朗雄給了法國新選擇,它意味著法國總統選舉開始出現一套完整的替代方案,能夠把安全、經貿和全球治理連成一體。27國晚宴暴露的分歧,為這套方案提供了現實入口。梅朗雄關于時代變化的判斷,為它提供了理論依據。加強對華合作,則成為檢驗法國能否擺脫自動站隊的一項具體政策。
法國最終可能拒絕梅朗雄的方案,也可能只吸收其中一部分。無論結果怎樣,這場討論已經改變了選項范圍。法國是否愿意在中美競爭中站到自主決策、和平合作和多邊協調一邊。這個問題,才是梅朗雄留給法國政治的真正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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