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北農大、中科大到清華，劉達是不是教育家？

劉達。圖源:劉成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 劉達先后創辦過三所高校，在五所高校擔任過一把手，被稱為“杰出的教育家”，他本人卻拒絕“教育家”之頭銜。難以說劉達是優良辦學理念的首倡者，但他無疑是這類理念的一個非常突出的維護者。我們迫切需要與劉達類似的實事求是、尊重教育規律、有獨立思想的教育實干家或教育家。

撰文｜熊衛民?

1952年院系調整前后，中國多所高校都迎來了得力的領導干部：北京大學（江隆基）、清華大學（蔣南翔）、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北京農業大學（樂天宇、施平）、東北人民大學（匡亞明）、山東大學（華崗）、哈爾濱工業大學（陳康白、李昌）、武漢大學（李達）、復旦大學（陳望道）、交通大學（彭康）、華中工學院（朱九思）、北京礦業學院（吳子牧）、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魏景昌）……

從1948年起就投身于教育工作，先后創辦過三所高校（東北農學院、東北林學院、黑龍江大學），還在另外兩所高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清華大學）擔任過一把手的劉達，是這些領導干部中的重要一員。他在以上五校起到了奠基或力挽狂瀾的作用，在廣大師生中建立了極好的口碑。他的優秀品德、他五校注入的文化基因，值得我們研究、學習和繼承。

劉達離開人世三十多年了，還是非常受人懷念。在數以百計的紀念文章和題詞中，從普通教師（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張永謙）、大學黨委書記（如清華大學前黨委書記方惠堅），到教育部領導（如前教育部長何東昌），大家普遍說劉達是教育家。

偏偏劉達本人拒絕接受這個頭銜，他在生前還曾詳細向忘年交張永謙陳述過自己的理由：

當教育家要有自己的教育思想。我有，但不系統，不完善。我自己不教書，我非常尊重專家和教授。到科大上任之初，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拜訪在科大任教的教授和科學家，形成了我對辦好科大的一些想法。主要是加強基礎課，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特別是加強學生的實驗技能訓練，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我到清華大學，主要是堅定不移地“撥亂 反正”，為一大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平反，有些辦學的想法還沒有條理化、系統化（主要是想辦成文理并重的大學，擺脫舊模式的束縛）。所以，應該說我懂得學校的工作，解放后對黨的教育事業有一點貢獻，還不能算是教育家。【1】

劉達究竟是不是一個教育家？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而劉達的這段自述，則是理解他的教育生涯的一把鑰匙。

劉達教育思想的源頭

正如劉達所言，他有教育思想。這些思想一方面來自于他接受過的學校教育，一方面來自于他本人的辦學實踐。

劉達原名劉成書，1911年生于黑龍江省肇源縣西鄉新站村一個較為殷實的農民家庭，從小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15歲就在父親張羅下娶了妻。1929年，他改名劉成棟，考入黑龍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該校位于黑龍江省當時的省會齊齊哈爾。據劉達回憶，它有圖書館、博物館、儀器館和眾多體育器械，設施很完善。“許多教師都是從關內用高薪聘請來的。他們學識淵博，教學上深入淺出，因材施教，教學質量很高。”【2】劉達在這里不但學習了一些現代科學技術知識，還對如何教學、如何辦學有了初步認識。

劉達剛進入師范三年級的時候，“九·一八”事變爆發。1931年11月初，馬占山將軍率部在距離他們學校不足70公里處頑強抵抗日寇的進攻。遺憾的是，齊齊哈爾還是淪陷了。

1933年春天，22歲的劉達辭別父母妻女，和同學王喜民、韓相勵等結伴逃出淪陷區。他去了北平，一邊到東北中山中學高中補習班學習，一邊參加“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等抗日組織的活動。

1935年暑期，他改名劉驥，考入錄取率很低的北京輔仁大學，就讀文學院中文系。北京輔仁大學創建于1925年，是一所實行美國式教育的天主教大學。校長為美國本篤會會士，副校長為基督教新教信仰者、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陳垣，由后者長期執掌校政。學校約有半數教師為外籍，半數教師為中國籍。學校形成了“以中西文化的融會與貫通為宗旨，在教學方法上以注重培養學生的研究能力為目標，實行嚴進嚴出的教學管理，以精英人才為培養目標，在學術研究上強調’動國際而垂久遠’等辦學特色”【3】。輔仁大學盡管辦學時間不長、規模不大、畢業生不多，培養出來的精英人才比例卻很高，它也因此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一道，被并稱為北平四大名校。

劉達在北京輔仁大學的證件照 ，來源：《劉成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年齡偏大的劉達，耳濡目染之中，對嚴格的美國式大學教育，尤其是其組織管理，自然會比普通同學有更為深入的體驗和理解。大概就在這個時候，他對于蔡元培、梅貽琦、陳垣等人的教育理念（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等）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

劉達不但是好學之人，還是英雄志士。1935年，他熱情地參與到“一二·九”運動之中，并于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各種活動，難免會缺課、遲到、早退。盡管劉達考試成績不錯，還是于1936年7月因曠課過多而被勒令退學，進而變成了一位職業革命家。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后，他從北平前往延安接受培訓。12月，他到北方局晉察冀分局，從事抗戰和開辟抗日根據地的工作。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為劉達。在建設根據地的過程中，他的行政管理能力得到充分的鍛煉，有不同凡響的體現。

1945年8月，劉達被任命為大同市委書記兼市長。不久，他又被改派到東北，名字也改回劉成棟。1946年4月，他被任命為哈爾濱市——由解放軍控制的全國第一座大城市的市長。隨后兩年多，他“就是敢干，敢負責任，看準了的事情就干”【4】，千方百計治理這個大城市，全力以赴支援前線。他尊重有知識、有專長的人，哪怕他們有歷史瑕疵或疑點，也想方設法保護他們、使用他們的專長。

1948年8月，劉達主動向東北行政委員會請纓，提出要從無到有創辦一所農學院。他被任命為擬創辦的東北農學院的院長【4】。就這樣，劉達從此和教育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5】。

劉達在黑龍江的辦學實踐

隨后十來年，劉達在黑龍江先后創辦了東北農學院（簡稱“東農”，后改名為東北農業大學），東北林學院（簡稱“東林”，后改名為東北林業大學）、黑龍江大學三所高等院校。他衷心喜歡這方面的工作，中間雖然一度被調到北京去當林業部副部長、森林工業部副部長，他還是設法辭掉那些工作。他也不肯當黑龍江省管教育的副省長，而是堅決回學校當校長【6】。

在物質條件非常艱苦的情況下，怎么創辦高等院校？劉達并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但他有在北岳地委和哈爾濱市政府等工作場所練出來的敢于面對任何新挑戰的精神，走群眾路線、向內行學習的“法寶”和敢于嘗試、不怕犯錯誤的態度。當然，還有在著名大學當學生的體驗，有在學生年代就已習得的蔡元培、梅貽琦、陳垣等前輩教育家辦學的理念。綜合起來，他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下了大力氣：

1）基礎建設。選擇合適的建校場所，請專業設計師設計校舍，請專業施工隊為學校蓋“一百年不落后”的優質圖書館大樓、教學大樓或大禮堂，蓋良好的科研樓、宿舍樓、食堂等，還匯出巨款到上海去購買儀器設備，努力營造良好的教學環境、科研環境、生活環境，以此來表明這是一所有長遠打算的正規大學，是英才所尋覓的用武之地。在戰爭剛剛結束、經濟十分困難、百廢待興的年代，做這種選擇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領導覺得這么做太浪費，批評劉達，一再要求學校改變設計。可劉達堅持按原設計來施工。他還把檢討油印了幾十份，誰讓他檢討就送去一份【7】。

2）師資建設。親赴沈陽、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千方百計延請名師、優秀學者來學校任教，并確實靠誠意把農學界的王金陵、畜牧界的許振英、農機界的余友泰、林學界的陽含熙、邵均、劉慎諤、周慧明等知名專家請了過來。他還用高薪請來了一批白俄專家、蘇聯專家來校任教。作為新建學校，從外國、外地、外單位挖到很多名師來當然不現實。所以他還同時以舉辦教師培訓班、提供科研條件之類方式，來努力培養師資，以促使本校的青年教師逐漸成長為名師、大師。其中蔣亦元等后來成為了中國工程院院士。

3）校園文化建設。尊重知識，愛惜人才，重用專家，不愿意批判、折騰知識分子，不主張在師生中打右派，反對在他們中間“拔白旗”，努力在學校營造寬松的氛圍，遵從教育規律的氛圍。

從這些措施可以看出，劉達想開展的，是他在輔仁大學親歷過的那種正規的、與國際接軌的大學教育。劉達的這些辦學舉措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東農、東林后來都成為了國家“211”工程重點建設學校。若非他在黑龍江大學主政時間過短，該校也可能取得更高的地位。從《劉成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的眾多十分真誠、高度褒揚的紀念文章可以看出，東農人、東林人對劉達十分敬仰，非常認可他在建校和奠定校園文化底色方面的貢獻。

劉達在中國科大的辦學實踐

1963年5月，劉達離開工作了十多年的哈爾濱，只身到北京，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黨委書記。他的名字又從劉成棟恢復為劉達，并從此定了下來。

相比東北農學院、東北林學院，中國科大有不同的目標，要培養的不是農業、林業的專業人員，而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拔尖人才或者說科學家。而且，此時的中國科大已有一套實施了5年的培養方案，并面臨機構改革、精簡人員之類棘手難題。他該怎么做？劉達又到處“溜達”，和各種人談話，尤其是到中國科學院各研究所向科學家請教。在調查了三個月之后，他成竹在心，并在隨后幾年大刀闊斧地采取了一些舉措：

1）大力推進師資建設。以往中國科大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科學院的附庸，其師資主要來自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各研究所。劉達想讓中國科大成長為一所獨立的高校，決定為學校建立獨立的師資隊伍，從1963屆起，每年讓百來名優秀畢業生留校任教。而且著力培養他們，要把他們“五年提講師，十年培養成副教授”。1965年初，他又頂著風險將馬上就要調出中國科大的百余名“處理品”留了下來【8】。這兩項措施為中國科大留下了四五百名專職骨干教師，為學校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調整中國科大的系科設置，把1961年以來的13個系、30個專業合并成6個系、24個專業。中國科大的系實際是和研究所共建的，規模本來就不大，此前系與系之間交流得不夠，并到一起后，同學之間的交流增多，學科交叉也就更容易發生了。系的名字也從以前不易為外人所明白（如“物理熱工系”、“地球化學和稀有元素系”）改得通俗易懂（如“物理系”、“化學系”），以方便相關機構了解中國科大，接收其畢業生去就業。早在1961年底，在學習《高教六十條》時，中國科大黨委就討論過此事，并在不久后和中國科學院黨組及相關各所的黨委商量過調整方案，但由于牽涉到多出干部的安置等棘手問題，長年未能解決。劉達以他一貫的果斷和魄力，于1964年的春季學期，快刀斬亂麻，解決了這個問題。

3）推行學分制、減少必修課，允許自由選課、免修、自學、加選、跳級、提前畢業等。這些因材施教的改革措施給授課老師增添了競爭壓力，擴大了學生的自由度，極大地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競爭意識。雖然這些改革僅進行了不到一年就被沖掉了，但它們牢牢刻到了中國科大師生的心中，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科大重新實施這些措施、并迅速成為全國教育改革的先鋒奠定了基礎。【8】

遺憾的是，劉達在中國科大施展才華的時間非常短。

劉達與張恒烈（1984年12月攝于南京，陸宗偉提供）

1972年9月26日，在張恒烈、董會雙等“干聯站”人員的長期努力和生死之交王震的大力幫助下，劉達終于得以“解放”，并重新擔任中國科大的黨委書記。此時的中國科大已和中國科學院脫離組織關系，流落到了安徽合肥，校舍十分狹小，教師大量流失，整個學校瀕臨解體。在這么惡劣的情況下，劉達又采取了哪些舉措，讓科大起死回生呢？

1）設法把學校遷回北京。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劉達不但團結以前反他的干部，幾次打報告，還以花甲之齡親自去北京奔走。雖然因種種不可控因素并未成功，但還是得以讓中國科大重新歸口中國科學院管理【9】；同時讓安徽省委認識到，要留住中國科大必須滿足它的一些需求（譬如給中國科大一些合肥戶口，以方便其調入人員）。

2）辦教師進修班（俗稱“回爐班”，分為兩期），為絕境中的中國科大培訓師資。此事是1972年下半年由何天敬、趙寶路等沒有接受完整大學教育的1970年留校畢業生集體提出，由劉達批準的。用“前十七年”的已被否定的教育方法來培訓他們，需要很大的勇氣。這些決策的后面，具體的操作之中，體現了劉達大無畏的精神，和較為高超的政治智慧。

說較為高超，是因為“回爐班”沒能百分百達到預期目標。進修一班只學了三個學期，進修二班只學了一個學期，就被迫關閉。

圖4 中國科大教師進修一班結業照（馮煥清提供）

1975年11月，為了中國科大的團結和發展，劉達黯然離開中國科大，調任國家計量總局局長【6】。

劉達在清華大學的辦學實踐

1977年4月，年近古稀、本已“對學校有點心灰意冷”的劉達，再次迸發生命激情，到清華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兼革 委會主任（后來改為校長）之職。這一次掣肘相對較少，劉達較為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才能，做成了一些大事：

1）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1977年4月劉達到清華時，面對堆積如山的要求甄別平反的案卷，劉達以大無畏的精神，秉承實事求是的原則，迅速恢復了何東昌、艾知生等人的領導職務，然后帶領這些被“解放”的清華人，在充分調查的基礎上，逐一復查冤案，做出書面結論。

清華的人心迅速安定了下來。不僅如此，劉達在清華如此大手筆的撥亂反正，還令整個教育界為之一振【10】，并帶來了顯著的示范效應。譬如，劉冰平反后，被派往蘭州大學當校長兼黨委書記。下車伊始，他就開展大規模的冤假錯案平反工作，迅速改變了蘭州大學的風貌【11】。

2）改善學校教職工隊伍的結構。八百名1965年入學、1970年“畢業”的八百名“八個月大學生”（何東昌語），被作為“新工人”留下來；然后，又陸續留下了數百名工 農 兵學員。這些人占據清華大學一千余個職位，不僅令清華教職工隊伍膨脹得厲害，更重要的是，還將長期損害清華的學術水平。經認真研究，劉達決定將不適合在清華工作的一千多人調離，并舉辦“回爐班”，對還留在清華的回爐再造。

3）把清華從工科院校轉變為綜合性大學。清華大學本來是一所馳名中外的綜合性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后將文科、理科等劃分出去，被改造成一所單純的工科院校。劉達不認可這種定位，采納一些教授的建議，決定“加強學科建設，適當增加理科、管理學科和文史學科，先后建立了應用數學系、物理系、經濟管理系等，將清華大學逐步從工科大學發展成為以工科為主的多科性大學。”【12】此舉扭轉了清華的發展方向，經過隨后二三十年的建設，清華在生物、化學、數學、物理、法學、社會學、經濟學、公共管理學，乃至哲學、歷史學等領域均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又恢復成為了一所綜合性大學。

除此之外，劉達還采取了一些別的舉措，如撤銷清華的綿陽分校、三門峽基地、團河農場、西山林場，在保持原貌的基礎上修繕受損嚴重的“清華學堂”等歷史建筑，等等。

總的說來，劉達這些舉措非常得人心，對清華大學的長遠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令他成為了清華歷史上最受尊重的校長（或黨委書記）之一。

1982年，清華基本完成了恢復和調整工作，開始進入“著重提高”的階段。已經71歲的劉達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他不棧戀權位，主動要求“退居二線”，于當年辭去了黨委書記職位，第二年（1983年4月）又辭去了校長職位。清華人實在太感激他，授予他“名譽校長”稱號——在迄今為止的清華大學110多年歷史上，劉達是唯一一位“名譽校長”！

晚年的劉達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及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之職，還不時到全國各地去從事教育方面的調研工作。可以說，他魂牽夢縈于國家的教育工作，直至生命的終點。

維護常識的教育實干家

介紹完劉達一生的作為后，可以回答最初的提問了：劉達究竟是不是一個教育家？

我覺得這是一個定義問題。何謂教育家？在日常語言中，這個詞常被用于指代以教育為業的人，就像科學家常被用于指代以科學為業的人一樣。有些人從事教育工作，一干幾十年，可以說是教育工作者，也可以說成是教育家。

若要求高一點，則不但要求工齡，還得有突出業績。“家”，成名成家，意味著成績在同行中應當出類拔萃。在教育領域一干幾十年，跟同時代的同行相比，成就很突出，那種超出一般的教育工作者的人，可以說是教育家。

還可進一步提高標準。不但要有輝煌的教育業績，還得有關于教育的獨到理念、系統思想。只有做到了這些，才算是真正的教育家。但對大學校長而言，獨到的理念、系統的思想真的就那么重要嗎？前賢已經留下了很多好的理念、制度、政策、文化，它們是需要堅守，需要維護的，在社會發生巨變、從上到下的大量人員被沖昏了頭腦的情況下，堅守過去行之有效的業界常識，也是非常必要的。

還可換個角度來看。科學家是分等級的，有報紙中的、期刊中的，也有教科書中的。有影響僅限于一個學科的，也有影響跨越學科的。有只產生短暫影響的，有影響上百年、數百年的。有不入流、三流、二流、一流、超一流的，也有幾十年一遇、數百年一遇的，等等。教育家同樣也可以分等級。有的影響僅局限在他工作的時間和他工作過的學校。有的影響超越了他所工作的時空。蔡元培、梅貽琦在二十世紀早期提出的理念，還在對當前中國的大學教育產生影響。而創辦第一所研究型大學——柏林大學的洪堡，其理念既跨越國境又跨越時代。孔子、墨子、佛陀、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諸子，都屬于教育家，更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巨星。

劉達是不是一個教育家？若把教育家定義為教育工作者，那他當然是。說他是同代教育工作者中成就突出的，那也沒問題。論他對東北農大、東北林大、中國科大、清華大學的影響，也都超越了他擔任校領導的那些時代。劉達有教育思想，但未必系統；他有教育理念，但未必獨到。從他存世的少量相關講話來看，他深受梅貽琦、蔡元培等前輩的教育理念的影響。相比那些“立言者”“造鐘人”“功人”而言，他更多是“立功者”“敲鐘人”“功狗”。很難說他是優良的大學傳統、大學文化的創造者，但他是一個非常突出的實踐者、維護者。

他的主要貢獻是，能本著自己的良知，本著自己的樸素認識，從他接觸過的大學的好制度、好傳統、好文化出發，冒著巨大的風險，去努力維護正常的教育秩序。正因為如此，他才成為他們那一代高校領導人中特別出類拔萃的。他也被為“杰出的教育家”。

圖源：《劉成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

不管劉達是什么等級的教育家，他都在工作過的高校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他離職之后的很多年，他參與創立的制度、參與塑造的文化、所培養出來的人才等等，都還在影響這些高校。而他敢于堅持真理、絕不違心認錯的英雄氣概，更有持久的學習價值！

現在，國家迫切需要創建世界一流高校，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尤其是在科技創新方面，要走到世界最前列去。而世界一流高校都有自己的個性——有風格不一的大樓，有各有所長的大師，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傳統，能從世界各地吸引來個性鮮明的優秀學生。要創建或維護這類高校，必須要有獨立的教育家或教育實干家作為主體和核心。

當前中國很多高校都有了巍峨的大樓，有了較好的設備、較多的研究經費，部分高校還從海內外吸引到了一些不錯的教師，每年都能選拔出許多不錯的學生。若能再出一些與劉達類似的實事求是、尊重教育規律、有獨立思想的教育實干家或教育家，則中國離教育強國的目標就越來越近了！

致謝：陸宗偉、馮煥清、周荷琴、何天敬、劉祖平、羅玉平、何世平、明海、許子明、朱天相、黎懋光、劉渝珍、謝文梁、朱亞宗、阮耀鐘、孫長禮、朱清時等中國科大的學長，東北農業大學前校長劉文周教授、前校長助理徐建成主任和《不彎的脊梁：著名教育家劉達傳》的作者虹靜女士接受了我的訪談；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金富軍副主任接受了我的咨詢并提供了相關史料；中國科學院檔案館潘亞男館長、王蘭館員為我查檔提供了方便。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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