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想”到“秩序”：思想邁向現實的四個層次

法國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曾說：“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我們的全部尊嚴就在于思想。”

人本微弱，有如葦草，但是，思想一旦指向現實，卻可以成為一股改變命運、改造周遭的世界、甚至塑造文明的力量。

然而，很多人并未注意到，思想亦有層次：賦予人類以尊嚴的，并不是書齋里的抽象思想，而是思想邁向現實的四個層次——理想，模式、制度、拓展。這四個層次，亦是思想的四個不同維度。

思想對人類的影響，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對文明秩序的塑造與改變。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思想于現實層面展開、演化的進程。只有追溯至理想最初的特質、層層展開的過程，才能理解這種文明秩序為何擁有影響全球的力量。

▌理想之維：理想和信念，決定了文明秩序的特質

多數人將理想看作一種脫離現實的幻想。然而，理想并不脫離現實，而是指向了現實；理想也非幻想，而是對新秩序的構想。

更重要的是，理想及其信念，決定了新秩序的特性。新秩序正是建構于對理想及其信念的認同之上，這也讓理想和信念，遠遠超越人種、民族、語言，成為凝聚群體身份認同的力量。

當代的商業文明，已經讓我們看到了這種力量：馬斯克和喬布斯等人的非凡魅力， X-Space、特斯拉和蘋果收獲的文化認同，更多的在于——一種改變現代生活方式的理想信念的認同和凝聚力。

同理，在今天，很少有人注意到，作為今天人類文明秩序的一極。決定美國文明秩序的，同樣是理想和信念：美國的國民特質，身份認同的核心，并不來自民族和語言，而是一種堅定的美國信念。

然而，如今被廣泛認同的美國信念，在17世紀三四十年代，卻只是一小群清教徒的個人理想。

▲馬薩諸塞灣殖民地的清教徒在雪地里走到教堂

◎從英格蘭走出的清教理想

美國的誕生，建立在17世紀清教徒的“山巔之城”理想之上。托克維爾曾說，當第一個清教徒踏上美國的土地時，整個美國的命運就已經包含其間了。

作為基督新教中最為虔誠的虔誠派，清教徒嚴格自律，極有道德感和使命感。但是，17世紀頭30年的英國，國王專權，政治墮落，同時社會道德日益沉淪；而且經歷過幾任國王的高壓統治，清教徒處境艱難。

不愿同流合污的清教精英，對國家徹底失望。正是這種情況下，懷著對新世界的向往，清教徒開始向北美的新英格蘭移民，這本身就是對歐洲舊世界的反叛。

最早、最為人熟知的清教徒移民，是1620年的“五月花號”。但是，規模更大、影響也最為深遠的，則是1630年溫斯羅普等人乘坐的“阿貝拉號”。

他們先是獲得了殖民地特許狀，利用特許狀的疏漏，決定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一個不受英國干涉的自治團體。溫斯羅普被選舉為這片殖民地馬薩諸塞的總督。

就在前往新大陸的船上，溫斯羅普進行了一次振奮人心的布道，期待建設一個塵世中的天國，一座圣經中啟示的“山巔之城”，受萬眾瞻仰——這座山巔之城，將是一個世界的標桿和范本，一個各方面遵循上帝意愿的社會。

但是，理想向現實進發并不容易，它逃離了自己出生的舊世界，注定得不到人們的理解。正如學者摩根在《逃離英格蘭：溫斯羅普傳》中所說：

在出發之前，指責的聲音就沒有斷過，讓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理想辯駁；

他們來到自己的“應許之地”馬薩諸塞海灣之后，仍經受殘酷環境的考驗——寒冷、食物匱乏、印第安人的威脅，讓不少人都打起了退堂鼓，返回了英國；

如何維持人與人之間的穩定關系，如何處理政府權力與自由民個人權利之間的關系等等問題，對于他們的理想來說，都是極為重大的考驗。

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對未來現實的信念，以及自身的信仰。溫斯羅普等移民者相信：他們順利到達這里，本身就是一種天命；他們在殖民地的開拓和建設，本身就是上帝的一種特殊委任。

▲手捧《圣經》的溫斯羅普銅像

◎從“山巔之城”到“獨立宣言”：信仰與信念

這份清教理想，之所以不同尋常，其實在于“山巔之城”背后的信念，始終貫穿于之后的美國歷史，哪怕宗教虔信逐漸式微，信念卻從未消失：

將國家建立于與上帝訂立的盟約之上，從而給了美國人極強的個人使命感和責任感；

以契約作為界定關系，組織社會的依據，從而逐漸演變為法治和個人權利的維護；

對個人的良知與判斷之權的肯定，逐漸演變為表達自由與人民自治等信念……

“山巔之城”的理想，是美國夢的開始，美國精神的來源。獨立宣言正是以這一理想為思想基礎，成為美國人貫穿始終的信念：“人人受造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追求幸福的權利。”

在美國這個由移民組成的多元國家里，賦予美國人獨特身份認同的，既不是種族、也不是語言，而是對信念的堅守——

即使我們將美國看作一個說英語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國家，但是，讓美國人之所以為美國人的，始終是獨特清教理想基礎上的美國信念。

▲馬薩諸塞州伊斯特姆市衛理公會營地

▌模式之維：解決紛爭的“模式”，才是興衰成敗的關鍵

當理想邁向現實，即使面臨著相同的環境，懷著一個共同的理想，因為人與人之間對事物理解與看法的差距，也無法避免沖突和分歧，這也是許多理想主義者最終被現實擊敗的根源。

在這一情況之下，理想信念該如何與現實鏈接，才能既堅守理想又兼容現實呢？

比如美法的革命都懷著同樣的理想，然而結果卻完全不同。可見解決理想與現實紛爭的“模式”，才是興衰成敗的關鍵。

正是模式的不同，拉開了眾多“夢想家”之間的距離，拉開了不同社會理想之間的差距——

比如同樣以自由平等為追求，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但是，不同黨派輪番上臺，以血腥手段鎮壓異己，用激進革命模式，斷送了大革命的成果；

而美國革命，卻在獨立戰爭之后，演化出一種分權制衡的模式，奠定了美國一百多年的政治穩定，成為唯一保持不變的共和政體。

◎自治模式的探索

美國這一開創式的治理模式，離不開最初的理想，和對信念的堅守。

按照殖民地委任狀的規則，作為總督的溫斯羅普，完全可以和被稱為“自由民”的少數幾位公司股東獨攬大權（殖民地原本就是以“馬薩諸塞海灣公司”名義獲得的授權）。

但是，他們知道這不是到達“山巔之城”的理想道路，因而擴大了自由民的范圍，組建自治政府。

溫斯羅普以包容、調解、妥協、平衡的形式，處理分歧。在這一過程中，總督和自治政府的權力一步步得到限制，而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則進一步得到保護。馬薩諸塞的政治治理模式，對整個新英格蘭影響深遠。

理想一旦成為信念，就無懼任何威脅。一個世紀之后，當英國對殖民地的控制與他們的理想無法調和之時，獨立戰爭爆發。美國13個州的殖民地，原本各自為政，因反抗英國統治而聯合起來。

▲紀念美國獨立戰爭勝利的油畫

獨立戰爭取得勝利之后，問題也隨之出現：一方面，必須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全國政府，賦予它應有的權力來治理國家；另一方面，人們又擔心它太過強大，侵害到個人的自由。

◎分權制衡模式的形成：“杰漢之爭”

正如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麥迪遜所言，“如果人是天使，我們就不需要政府；如果天使統治我們，我們將不需要對政府進行限制。”

然而，到底該賦予聯邦政府多大程度上的權力，同時又能保障個人自由？可以說，美國歷次重大事件，大多是對這個問題不同形式的回答。

人們熟知的三權分立模式，固然體現了美國的解決方式。但是，建國之初的一場爭論，更好地呈現出了美國模式的本質，同時影響深遠。 那就是“杰漢之爭”：兩位重量級開國元勛杰弗遜和漢密爾頓之間的建國路線之爭——應該以工業立國，還是以農業立國。

事實上，這一爭論的本質，仍然是如何平衡政府權力和保障個人自由。安德魯·香克曼在《脆弱的聯合》中揭示：

杰斐遜強調個人自由和地方州權，國家也應該以農業立國。發展農業經濟有助于捍衛“個人自由”——農業經濟可以不借助政府的外力，自我運轉，聯邦政府只需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和稅收即可。

漢密爾頓則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認為沒有國家的富強，個人自由也將無從談起。所以，他堅持工業立國，而只有發展工業，才能讓美國強大。這就需要強大的國家能力，必須將更多的權力集中于聯邦。

▲杰弗遜 VS. 漢密爾頓

這次爭論，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獲勝者，反而讓一種制衡的模式，深入到了美國的方方面面——

●一方面，開啟了美國兩黨政治的先河，更成為美國左右之爭的起源。在大辯論期間，杰斐遜成立了民主共和黨，而漢密爾頓成立了聯邦黨。

●另一方面，美國的政策并未倒向任何一個極端。美國走上了漢密爾頓的工業化道路，但同樣歌頌杰斐遜，強調維護和發展個人的自由與獨立。

分權制衡讓美國達成“脆弱的聯合”。正如羅素所言，“杰斐遜使美國變成民主政治的故鄉，漢密爾頓使美國變成百萬富翁的故鄉。政治上的勝利屬于杰斐遜，經濟上的勝利屬于漢密爾頓。”

由此可以看到，美國模式的核心，并不在于“三權分立”，也不在于是以工業模式還是農業模式立國，而是在于確立了“分權制衡”的模式。從此理想與現實通過一個模式同樣取得了“脆弱的平衡”，這也是“杰漢之爭”的意義所在：

經過限制權力和制衡，黨派之爭取代了朝代更迭；面對利益紛爭，辯論、競爭取代了戰爭和暴力。

美國沒有像法國革命那樣，走向血腥和政治動蕩，而是鞏固了革命成果，穩定地前行，很大程度上源于這種制衡模式中的妥協與聯合。無論哪一派得勢都不會徹底否定另一派的主張，抑制了美國走入任一極端的沖動。讓美國“在個人自由和國家能力之間，達成一個脆弱的平衡”。

正如劉瑜所說：“美國政治的偉大之處，并不在于它的歷史多么清白無辜，而在于作為一個制衡機器，它具有相當的糾錯能力，從而能夠實現點滴改良，而不是陷于暴政的死循環。”

▲美國制憲會議后，一位女士問富蘭克林，美國成了共和政體還是君主政體，富蘭克林回答：“共和政體，如果你們能夠保有它”。

▌制度之維：保障秩序，承載理想，傳遞信念

理想需要在制度中傳遞，信念需要在制度中傳承。制度，對新秩序的形成、模式的維持至關重要。人們在制度中，持久而清晰地感受最初的理想信念，確認自我身份的認同。

社會并非一成不變，興衰起伏難以避免。理想信念有了制度保障，才能深入生活。每當社會面臨威脅之時，遏制衰落與扭轉，重新煥發活力。

一美元紙鈔的背面有一句拉丁文“Novus ordo seclorum”， 代表了開國者們所要建立一個“歷久的新秩序”（New order of the ages）。

被稱為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絕后”的一代，美國的國父們，將自己的理想，經歷多番辯論與博弈，探索出了分權制衡模式，但是，這些達成共識的人，隨著時間凋零之后，如何確保不會人亡政息，如何長久地保障人的自由？

他們的回答，是法律制度。 尤其是憲法——因為不承認任何機構有高于憲法的權力，憲法為限制政府權力，提供了有效、可行的手段。

事實上，聯邦制國家的美國真正成立的標志，正是制憲會議的召開，制定出聯邦憲法。

聯邦憲法，處處透露出分權制衡的意識。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成文憲法，它通過制度設計，不僅逐條列出賦予政府各部門的權力，還逐條列出禁止它們行駛的權力。在賦予政府權力和有效制衡權力之間，煞費苦心地尋找著平衡。

但是，聯邦憲法仍然讓很多人不滿，因為它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只規定了政府權力，而沒有涉及國民的個人權利。

▲反聯邦黨人 喬治·梅森 George Mason | 1787年他積極參與制定聯邦憲法，但力主維護個人自由，反對中央權力過分集中，因而拒絕在文件上簽字。他倡導的權利法案成為憲法部分修正案的基礎。

◎權利法案：半塊面包好過沒有面包

缺少有關個人權利的法案，讓人們對憲法缺乏信心。這時候，制衡模式再次發揮了作用：

此時，聯邦憲法亟待通過，否則聯邦就面臨分崩離析的風險；但是涉及保護個人權利的權利法案，尚有很大爭議。很多人認為，這些權利是“不言而喻”的，也無法全部一一列出，沒有遺漏。

權利法案的爭議，短時間內無法達成一致。于是，為了打破僵局，制憲者們保留了憲法修正的權利。

然而，憲法通過之后，制憲者們終于意識到，現代社會的運轉，離不開的是載明公民基本權利的明文法律。也許憲法還有缺陷，“半片面包好過沒有面包，既然我們無法保護所有權利，就讓我們先保護能保護的權利”（杰斐遜）。十條憲法修正案緊隨其后，這就是權利法案。

事實證明，權利法案的重要性，一點都不輸于聯邦憲法。權利法案“在授予的權力和保留的權利之間劃出一條線” （《半塊面包：美國權利法案爭議始末》） ，成為此后二百多年美國文明秩序形成、發展最重要的保障。

權利法案更重要的意義，是讓制衡意識，深入到了制度建設之中，讓憲法和制度擁有了足夠的包容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要知道，憲法制定之后，人們只是期待它能夠給予國家幾十年的保障。但是，二百多年過去了，在權利法案之后，憲法只是增加了十幾條修正案——

“雖然他們制定的憲法有很多不民主、不平等、不公正之處，但是制衡的政治結構卻打好了‘自由’這塊地基，從而使民主、平等、公正這些磚磚瓦瓦可以不斷往上添加。”

直到今天，關注美國時政的人，常常詫異于美國人對侵犯個人自由的過于敏感，對政府權力的超常警惕。但是，如果了解分權制衡意識融入制度的過程，理解權利法案的來之不易，就很容易理解這種敏感和警惕。

▲權利法案原件副本

▌拓展之維：理想與信念的拓展

面對新事物的發展和新秩序的擴張，我們習慣從環境、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解釋。然而，新秩序擴張的背后，是理想和信念的拓展。

對于美國建國之后的發展，只是關注疆土拓殖、人口增加、經濟壯大，就很難理解——相比如同時期的清朝，同樣是向西的擴張，開疆拓土，日益穩固，為何美國確立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新秩序，清朝卻在所謂“康乾盛世”之后迅速衰落，日薄西山？

朝代雖然更替，疆土縱然擴展，穩固的卻是僵化的舊秩序；只有堅定的信念和理想，才能將疆土和實力的拓展，化為新秩序的生機和活力。

新秩序以信念來凝聚自身，也以信念來區分敵我，不斷強化信念的魅力和實力。理想信念將更多人被納入同一個身份認同之中。一種理想信念從文明的邊緣擴展至文明的中心，甚至隨著全球化而主導整個世界。

美國的西進運動和南北戰爭，最重要的意義，正是以信念和理想的“強化”，完成了新秩序的拓展。以“美國信念”為核心的身份認同，獨立宣言和人權法案所確立的價值觀，也得到了加強。

◎西進運動：形塑美國精神，打下實力根基

從表面上看，西進運動拓展的是美國的疆土：原本蝸居于大西洋沿岸13個州狹窄地域的美國人，以購買、戰爭等方式，一路向西推進，直到太平洋沿岸，領土擴大了7倍。

但是，西進運動最深遠的意義，一方面是為美國的農業和工業體系，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則完成了美國文明的建構——在文明與荒野碰撞，美國形成了自身的觀念、文化和風尚，構建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文化傳統。

在西進中，原本清教徒的宗教使命感，拓展為一種“天定命運”的信念：征服這片大陸、改造西部，是天賜的機遇，也是美國人難以推卸的使命、不可抗拒的天命。

“山巔之城”的建設熱情，轉化為對西部的探險開拓，建設一個富饒的“世界花園”的農業改造熱情。

在這個過程中，清教理想也逐漸世俗化，融入在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共同體規范與價值觀之中。

▲西部，成了美國的一種象征和神話

◎南北戰爭：清除阻礙理想拓展的畸瘤

在西進的同時，一直威脅著美國理想的奴隸制問題，逐漸凸顯。這是立國之初的遺留問題，當時為了聯邦的順利成立，南方州的奴隸制問題，被建國者們擱置。

但是，奴隸制明顯違背了美國“人生而平等”的理想信念，以及崇尚自由的價值觀，成為理想的污點、向現實拓展的極大阻礙。

隨著19世紀西進中的領土西擴，關于奴隸制的問題，引起了新的沖突。南北方的平衡被打破，代表奴隸制的南方宣布脫離，挑戰聯邦。

為了兌現“獨立宣言”的信念和理想，意味著必須鏟除奴隸制，為此不惜打一場內戰。由此，美國—舉摧毀了奴隸制，清理了阻礙其理想拓展的畸瘤，掙脫了羈絆，以一次脫胎換骨的痛苦，換來了長久的活力與生機。

進入20世紀，美國并沒有停止西進的步伐——借由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多變的世界局勢，美國繼續拓展自己的實力，沿太平洋海域繼續一路西進，影響輻射整個亞洲乃至全球。

美國的理想和價值觀也進一步強化——經由黑人解放運動、婦女平權運動等等，繼續清除不符合自身價值體系的痼疾。

這兩個方向的拓展，讓美國的文明秩序徹底成熟，從而為它的全球拓展，奠定理想和實力的基礎。

正如劉軍寧所說，“印象中，美國秩序是進化的、世俗的、科學的、現代的、民主的。事實是，美國秩序是神明的、宗教的、道德的、古老的、共和的。”

不經審視的印象，必然導致對所處現實的誤讀。為什么與我們聯系越來越緊密的美國，大多數人越來越無法正視？

對美國現實政治與威脅的過分關注，讓人忽略了很多事件和行為的背后，即思想邁向現實的邏輯——精神信念和價值觀的支配作用。

而理解思想的層次，就是透過現代生活紛繁復雜之“變”，去把握屬于古老傳統的“不變”——根植于人性和思想底層的力量。

正如阿克頓勛爵曾說，自由之核心和最高目標是良知的統治。與其將美國的文明史當作追求自由的歷史，不如看作如何實現良知（宗教理想和信念）統治的歷史。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這套“美國文明經典譯叢”。這套作品由著名的美國文明史研究大家錢滿素主編，涵蓋了《無盡的紛爭：從獨立革命到內戰的美國思想史》《逃離英格蘭：溫斯羅普》《半片面包：美國權利法案爭議始末》《脆弱的聯合：漢密爾頓、杰斐遜和麥迪遜》《處女地：作為象征和神話的美國西部》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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