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舉人大挑錄取比例究竟有多高，錄取后通常會被授予哪些具體的官職呢？
1752年仲春，紫禁城熙和門旁的小殿里傳出低聲議論。“知縣的缺口又湊不齊”“舉人們堵在京城，誰來管縣里那攤賬？”九卿面面相覷，這場緊急會議為后來名叫“大挑”的舉措拉開了帷幕。
入關初年，朝廷重建地方秩序，縣邑百廢待興。新科進士從殿試金榜走出，往往三兩月就披紅掛印，下江南、赴關外，知州知府的椅子坐得滿當當。舉人雖只取自鄉試，卻也能順著缺額在府衙、推官任上落腳。那是一個“趕快上崗”的階段，人手少，資格即通行證。
局面在康熙中期拐了彎。天下已定，邊荒漸平，官位成了定額資源。二十年里，進士數量翻番，而知縣、知府的編制紋絲不動。吏部慢條斯理發榜，榜下落款“候補”二字，進士平均要等上七八年才輪得到名額；舉人則更尷尬，拿著“錄取憑證”在京城耗著，等不來差遣，回去又難抬頭。
拖得久了，書生們情緒浮動。有人算過一筆賬：八股經年，鄉試好不容易中了舉人，卻要再熬三科會試；若連考三場都落第，前途幾成泡影。為了給這條堵塞的仕途“放水”，乾隆十七年詔令頒布舉人大挑，六年一次，從落榜三屆的舉人里再揀一批直接用。
挑選的方式出人意料：不寫字，只看人。宮門外臨時搭起黃幕，十人一排，禮部侍郎舉眼一掃，先看身量氣度，再聽鄉飲大賓背《大學》。考官咂嘴評語：“容貌端方者先列一等。”錄取名單公布時，差不多兩人得中一人，遠高于艱澀的會試。有人悄聲嘀咕：“原來讀書還得長得好。”另一人回話：“至少讓我們還有條路。”
一等大挑生直接發往各省署任知縣。那幾年，統計冊上三成新任七品縣令出自大挑，補上了基層行政的窟窿。他們不必再等吏部發缺，往往一紙文書就奔赴任所，疆吏稱之為“速派”。二等則授學官——教諭、訓導之類，名義上為教化百姓，實則閑散，俸薄低調，地方志常一筆帶過，族譜更懶得記。
有人疑惑學官去向。翻乾隆二十五年《廣東通志》，能找到的不過寥寥數行：“某年大挑舉人某某，授惠州府訓導。”再無著落。原因并不復雜：學官不掌印，不問錢糧，地方長官寫年表時最先刪掉的就是這種“無權無錢”的人事。于是后世子孫追索家譜，常驚覺祖輩仕履“憑空消失”。
大挑緩和了舉人群體的焦躁，卻沒撬動官制根本。知縣有限、學官低位，讀書人仍在廟堂門外徘徊。到了光緒十二年，廣東某舉人連敗三科會試，同樣靠大挑進縣學當教諭，兩年后辭官回鄉，族人只記得“中舉”，不知他曾掛過清廷俸薄。
大挑的存在，讓清代人才選拔呈現一幅雙軌景象：學問重八股，官職卻部分讓位給“儀表”。這種折中，既是行政現實的產物，也是皇帝平衡讀書人心態的權宜。它讓一些原本無路可走的舉人找到了出口，卻也昭示著科舉與官制之間那道始終拉不開的韁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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