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做自己”也成為一種表演

當“做自己”也成為一種表演

作者丨貝克&羅杰克

從飲食穿搭、身心健康、情緒管理、親密關系到人生選擇，在被算法推著向前的日常里，我們刷教程、買同款，照著博主的生活方式改造自己： 更自律、更美麗、更健康、更積極、更像“理想中的自己”。但當“更好的自己”變成一套可復制、可購買、可展示的模板，我們真的在變好嗎？

《生活方式導師：制造更好的自己？》直面一個被我們習以為常的問題：在社交媒體時代，誰在定義“更好的生活”，又憑什么？

生活方式導師通過宣傳一個精心建構的人格形象而獲得名聲。名聲和媒體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媒體來公開地宣傳他們的人格形象，生活方式導師將只能獲得有限的受眾（通常是那些在他們在空間或時間所及范圍之內的人）。從被媒體宣傳（如在電視、印刷書籍和電臺上）到在社交媒體上自我宣傳，生活方式導師獲得公眾認可的方式有了一個質的轉變。社交媒體鼓勵自我宣傳，因為它以個體為中心。它使人們能夠有意識地建構一個人格形象。大部分的社交媒體網站要求個體用戶創建一個包含用戶名和形象照的網上個人形象。用戶可以簡短闡述他們的個人形象。比如說，Facebook 讓用戶“描述你是誰”，而 Instagram 允許用戶在他們的形象頁上添加一個簡短的“個人簡介”（比如，媽媽、妻子、慈善家、朋友）。用戶也可以添加一批照片來補充他們的個人資料圖片。

生活方式導師表演微型名聲的方式是依托平臺的技術功能而設定的。Facebook 鼓勵用戶添加生平細節，如他們的工作和教育背景、他們在哪里居住過、他們的家庭關系及主要人生事件；而 Instagram 專注于自我的視覺表現，用戶以圖片和視頻的方式在平臺上視覺化地精心塑造自我。這些網站和 Twi-tter 不同，在 Twi-tter 上，代表用戶的主要是文字，即他們的想法和意見（如“發推”和“轉推”）。鑒于 Twi-tter 的形制（每條推文限 140~280 個字符），該平臺鼓勵簡短的推文、妙語和辯論（這也是該平臺被視為激起挑釁和敵對的原因之一）。

大部分的生活方式導師橫跨一系列的社交媒體平臺。他們使用這些技術，展現出一個被渴望的自我。在所有的情況下，用戶都小心地選擇和編輯著信息，以引起其受眾的興趣，并且用受人喜愛的方式展現自己。被展現的人格形象是一個精心塑造的自我，這個自我能夠被建構、形塑并修正。人們選擇在這些平臺上展現自己的方式——包括他們提供或忽略的信息——揭示了他們希望被描繪以及被他人所理解的方式。自我宣傳勝于成就。

社交媒體讓人們能夠且鼓勵人們通過寫作塑造自己，讓他們成為自己生活的負責人。生活方式導師和普通用戶的區別在于，前者在形塑自我品牌而策劃他們的形象時，通常受到商業利益的驅動。已有一個基本的樣板來幫助人們在網上獲得生活方式導師地位，且它的可行性已經得到了證明。樣板的內容可能隨著它們覆蓋的生活方式話題，以及觀看它們表演的受眾群體而變化，但大體來說，它包含了以下組成部分：

一個仔細建構的人格形象，這一形象不僅是渴望成功的，而且對于粉絲和關注者來說是可以共情的、能夠模仿的且可以接近的。

一個令人信服的敘事，揭示他們從痛苦和憂患到成功和康樂的狀態的轉變。他們也許把這個自我轉變的旅途展現為尚在困難的進行中，然而為了證明他們的項目和產品有效，他們必須展示出一定程度的自我提升。這種類型的描述往往能在他們的社交媒體形象頁面和博客的“關于我”欄目中找到。

他們用有吸引力的圖像來精心打造他們的社交媒體形象。照片和視頻是生活方式導師們主要的溝通方式，因為它們能夠證實他們的斷言，還突出了你也能變成的樣子，前提是你得購買生活方式導師們的產品和服務。常見的觀念是，女性是廣告圖像的主要目標。然而，盡管自我展現技術是高度性別化的（如男性使用肌肉照來表達男性化的力量 ；女性通過苗條、健美的身材來展現健康和美貌），但男性和女性都會使用“自拍照”（自我肖像照片）和社交媒體上的圖像來向他們的受眾傳達一個理想化的自我。

數據（metrics）通常和圖像及博客帖子一起被用來支持生活方式建議。數據強調對應了量化的自我提升運動，在這種運動中，數字設備、健康應用和可穿戴技術的激增意味著體重和身體表現可以被更加細致地追蹤、測量和分析。對于量化的強調在男性生活方式導師之中尤其常見，這些人宣稱自己是策略者（托尼·羅賓斯［Tony Robbins］）、生物黑客（bio hackers）（戴夫·阿斯普雷［Dave Asprey］）和生活方式設計的從業者（提姆·費里斯［Tim Ferriss］）。這種管理身體的過程通常被稱為“生物黑客行為”（biohacking）, 而這一術語指涉一些技巧或捷徑（即“黑客行為”），使人們能夠控制他們的基因物質。人生黑客行為（lifehacking）指任何增加生活的生產力和效率的嘗試。“贊”、分享、評論和關注數這些形式的社交媒體驅動的數據代表著網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從而為生活方式導師提供了可信度。

這個公式是可復制的，但是為了從人群中脫穎而出，生活方式導師們必須表現出自己的獨特性。

有志向的生活方式導師們的首要顧慮之一是如何呈現自我而激起粉絲和關注者的興趣。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1959） 中， 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將身份的概念理論化為一種表演。他提出，與在舞臺上表演的演員們相似，個體在日常社會互動中也會有策略性地呈現自己，以適應不同的受眾和社會情境。他們往往在“后臺”排練這些表演，在這里“他們可以放松休息”；在后臺，表演者“放下他的前端形象，摒棄符合他的臺詞，并且從角色中走出來”（Goffman 1959: 488）。盡管戈夫曼探究的是數字時代之前面對面的互動，然而他劇作家式的思路同樣適用于人們對數字情境下自我呈現的理解。在共同在場的互動中，身體的和言語的暗示，如手勢和面部表情，表明了個體是如何被他人所看待的，而社交媒體主要使用數據來評估用戶的表現。在網上，點贊、評論、轉推和瀏覽量這些形式量化了受歡迎程度、地位和影響力。人們不再依賴他人身體和言語的暗號來確認他們的行為是如何被看待的，而是將這些數據當作一種社會認可的形式。給網上地位分級和評分，以及在社交媒體上將個體的價值簡化為數據，這些傾向揭示了技術為知識和人類行為賦予特征的方式。

個體在網上遇到的困難之一是如何將自己呈現給不同的受眾。在日常社會生活中，戈夫曼描述了個體是如何有針對地調整他們的表演從而滿足不同的受眾和場景的：例如，作為妻子、女兒、母親和朋友，一些角色可能會重疊（如在家庭環境中同時表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然而在一些情況中，為了保證被表現的行為與受眾及場合一致，這些角色必須被分隔開來。

戈夫曼用“觀眾隔離”（audience segregation）這一術語來描述個體分隔他們扮演的角色以滿足不同受眾的方式。觀眾隔離很重要，因為確定的文化常態和期待統轄著社會互動。如果一個人沒有調整好他們在他人周圍行動的方式（如用他們在朋友那里咒罵別人的方式咒罵一個孩子），他們的行為就會顯得不合適——也許是冒犯性的或令人羞恥的——并且讓他們的品質變得不可信。如戈夫曼（1959）解釋的那樣，表演者會喪失臉面和可信度，并且冒著顯得像是一個“騙子”的風險。觀眾隔離很重要，還因為它使人們能夠展現一個和情境相一致的、有一貫性的品質，而這意味著個體對他人來說更有可能顯得真實和可信。美國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個世紀之前作出了相似的評論：

嚴格地說，一個人擁有的社會自我數量和認識他的人的數量一樣多，如果……他在意他們的觀點。他通常向每一個不同的群體展現自己的不同側面。許多年輕人在父母和教師面前顯得端莊大方，但在“強悍”的年輕朋友面前卻像一名海盜一樣滿口咒罵、趾高氣揚。我們不會在孩子面前像在俱樂部同伴面前那樣展現自己，相同的情況在我們的顧客和我們雇傭的工人及我們的主人、雇傭者和我們的親密朋友之間也適用。由此產生的結果是一個人實際上被分裂成了幾個自我 ；這可能是一個不和諧的分裂，比如一個人害怕讓他的一部分熟人知道他在其他地方的樣子 ；或者也可能是一個非常和諧的分工，如一個對他孩子溫柔的人對他手下的士兵或監獄犯人卻是嚴厲的。

觀眾隔離在網上更難實現。戈夫曼的作品描述了標準的面對面互動情況下的互動儀式。在線下，由于時間（如人類記憶而非數字足跡）和空間（你和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境下，如家、工作、社交場景中，有不同的互動方式）的界線，隔離相對容易達成。相反，在網上，之前保持獨立的多個受眾群體常常被“坍縮”進單一的情境。在社交媒體的案例中，多個受眾群體也許都能看見用戶的形象頁，包括同事、朋友、家人和陌生人，這意味著為了保持一致性并避免使個體的人格形象顯得不可信，用戶必須更加嚴格地管理他們的形象。觀眾隔離在一些社交媒體網站上可以通過應用隱私設置實現（如在 Facebook 上創建多個好友列表），然而它需要一定程度的知識和技術熟練度；尤其是因為大部分的社交媒體網站默認網頁是公開的。由于生活方式導師的名聲主要倚仗社交媒體，因此，觀眾分離的困境和他們在數字時代的自我呈現策略是高度相關聯的。生活方式導師將他們的受眾當作一個沒有區分的整體來對待。社交媒體營銷手冊一再向有志向的博主們提出建議：在一系列廣泛的平臺維持一個一致的身份從而達成的品牌一致性對博主來說是重要的。生活方式導師遭遇的問題之一是該如何正確地處理宣傳的沖動和維護隱私的動機這兩種互相矛盾的顧慮。

《生活方式導師》

制造更好的自己

↓點擊訂購↓

史蒂芬妮·貝克、克里斯·羅杰克｜著

文章僅用于分享交流不作商業用途

如有侵權請聯系后臺刪除

《哲學100問》

新書發布入群

第一時間獲得圖書信息

閱讀全文訂購《哲學100問》（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