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的創傷

? Desert Wise

利維坦按：

當代人似乎越來越擅長為自己的痛苦命名。從“創傷”、“焦慮”、“煤氣燈操控”到“有毒關系”，心理學詞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入日常語言，為人們提供理解自身經歷的框架。然而，當每一次失望、每一段關系的破裂，甚至每一個糟糕的一天，都被稱作“創傷”時，這個原本用于描述深刻心理傷害的概念，也開始在不斷泛化中失去邊界。

語言不僅反映現實，也塑造現實；當詞語被過度使用，它們所承載的意義也會逐漸漂白。真正的問題并非我們是否應該更加重視心理創傷，而是：如果一切都是創傷，那么創傷還能意味著什么？

去年秋天，我母親遭遇了一場幾乎奪去她性命的車禍——一輛巨大的寶馬電動車越過中心線，與她正面相撞。接到電話后，我火速趕往急診醫院，等待直升機送她過來。我在一間狹小的方形房間里發愣，不知坐了多久，眼神空洞地盯著門上的鉸鏈。當護士端來一杯茶，遞給我母親的手機和她的包——包帶被剪斷了——這時，恐懼突然襲來。

我被帶進搶救室后，時間仿佛凝固了，我驚恐萬分地看著醫生和護士們努力搶救我母親。她呼吸急促，半張臉被紗布蓋住，脖子上戴著頸托。我完全不知道傷情有多嚴重。握著她的手，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牙齒上的血跡，腦海中隱約浮起一個念頭——她可能有內出血。但她似乎能聽見我說話，我平靜地一遍遍重復，讓她試著放慢呼吸。

那之后的數小時里，很多事我已記不清了，但我記得哥哥一直陪伴著我。他接手照顧我，因為我實在不忍心看他們縫合母親裂開的臉。我記得他摟著我的肩膀；護士們遞給我母親的首飾；我盯著地板上移動的鞋子。我忘了車停在哪兒了，一旦開始發抖，就止不住地顫抖。

周圍的人不斷使用“創傷”這個詞，這反而讓我們感到一種奇異的慰藉。我們身處急診醫院；母親的身體遭受了多處創傷——八根肋骨、胸骨、腰椎、骨盆和肩膀均有骨折，頭部也受到了創傷性撞擊。醫生和護士的措辭，給了我們某種被認可的感覺。在重癥監護室待了十天之后，母親又在創傷病房住了三周，與那些因跌倒而骨折的女性們同住一室。許多護士說，她能活下來，簡直是個奇跡。

? Froedtert

但作為嬰兒潮一代，“創傷”這個詞并不在我母親的詞匯表里。有時，她那不懈的樂觀令我和哥哥都感到震驚。盡管無法動彈，無法坐起，更別提走路，她卻依然面帶微笑，和所有工作人員有說有笑，廣結人緣。她會說：“我有太多值得感恩的事了。想想加沙的人們吧！”

我和哥哥在危機中硬撐著、努力解決一切問題，起初根本沒意識到自己可能正在遭受繼發性創傷后應激障礙——直到我們雙雙撞上了一堵墻，開始莫名其妙地哭泣，精疲力竭，不堪重負。然而與此同時，年輕一代對這個概念的信手拈來，卻讓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抵觸。我是一名大學講師，當時不得不將課程轉移到線上。我坐在母親的病床旁工作，一邊用吸管喂她喝自制的奶昔，一邊收到學生發來的郵件，說他們因為焦慮帶來的“創傷”，或是某天糟糕的心理狀態，無法來上課。我越來越感到煩躁惱火。

我突然清醒地意識到，我們這一代——X世代——正被夾在兩個極端的中間：一邊是以韌性為榮、從不叫苦的父母，一邊是對任何潛在困難都如此敏感、將日常挑戰視為“觸發創傷”的Z世代學生。有一天，我忍不住大喊：“我再也不想聽到有人說斷了一片美甲是什么創傷！”喊完之后，我又感到內疚。我怎么能繼續以包容和同理心去引導、教育年輕一代呢？怎樣才能不滑入我們文化中慣有的窠臼——將創傷分出等級高下，說我母親的創傷遠比你的嚴重？我的母親是在自我否認，還是說Z世代真的需要在創傷病房待上一個月，才能回歸現實？

“創傷”一詞源自希臘語中的“傷口”，早在1684年便以病理學術語的形式出現，專指由外部原因造成的創傷。盡管這一概念在19世紀末開始擴展，將情感沖擊引發的心理損傷也納入其中，但其原始定義在此后將近一個世紀里仍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在202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1]，心理學研究者尼克·哈斯拉姆（Nick Haslam）與梅拉尼·J·麥格拉思（Melanie J McGrath）指出：“‘創傷’最寬泛意義上的內涵，自那以后已經寬泛了許多。”簡而言之，這一概念正在悄然蔓延。

作為一名回憶錄作家和教師，我時常思考如何從創傷性記憶中提煉出形式與敘事，因此這一詞匯的擴張與泛化，始終是我關注的核心議題。20世紀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將癔癥理論闡釋為早年童年期壓抑性創傷的外化表現，這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在此之前數十年，法國心理學家皮埃爾·雅內（Pierre Janet）率先提出了解離（dissociation）的概念——正如哈斯拉姆和麥格拉思所述，他認為“極度令人不安的事件，可以在不對身體造成物理損傷的情況下，通過傷害心理而引發病理性反應”。到了1970年代末，“創傷”一詞開始更多地以口語化形式出現在報紙報道中，泛指各種傷害或痛苦，而非僅限于改變人生軌跡的重創（例如，1981年《每日電訊報》曾以“創傷”一詞形容罷工行動的沖擊）。

? Blusss

哈斯拉姆和麥格拉思注意到，與傷害相關的道德語言自1980年代起呈現出顯著的上升趨勢，折射出“一種日益增長的文化對傷害與脆弱性的關切”。這種關切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980年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三版（DSM-III）首次將創傷后應激障礙納入其中，并在整個1990年代引發了“創傷”——作為心理創傷——在各類文本中被援引頻率的急劇攀升。彼時，關注的重心仍在于外部事件的嚴重程度，如強奸、襲擊和交通事故；而DSM的后續修訂版則將個體對創傷的主觀體驗置于前景，而非其“客觀”的嚴重程度。“創傷”的定義，從“對一個人所施加的事”轉變為“他們對其作出的反應”。

如今，隨手滑動Instagram，便能看到無數表情包和病毒視頻，“創傷”二字以閃爍的字體赫然印在屏幕上。這一概念已然進入大眾的苦難詞匯表，卻因過度使用而褪去了原本的意義。哈斯拉姆和麥格拉思將這種語義擴張稱為“概念蔓延”。英國心理健康慈善機構“心靈”（Mind）列出了一份潛在創傷誘因清單：你可能感到“恐懼；受到威脅；被羞辱；被拒絕；被遺棄；被否定——例如，當你的感受或觀點被漠視或否認時”。你隨后可能會感到“不安全；缺乏支持；被困；羞愧；無力”——這正是我的許多本科生所呈現的狀態。創傷的定義已發生了如此深刻的變化，以至于如今醫生們不得不區分口語化的“小寫的創傷”（trauma）與精神病學官方意義上的“大寫的創傷”（Trauma）。其他經歷了類似語義擴張的傷害相關詞匯，還包括虐待、成癮、霸凌和自戀。

有人或許會說，對創傷更寬泛的理解，為更多社會群體敞開了懷抱——例如#MeToo運動、“黑命貴”運動以及神經多樣性群體——這反過來推動了進步性的社會變革，激發了我們對那些曾被剝奪同理心的人群的關切。然而同樣地，與傷害相關詞匯的稀釋，也將它們降格為陳詞濫調，在最壞的情況下，甚至令其徹底喪失意義。這種口語化的表達已變得如同超市牛奶一般千篇一律、毫無特色。

這也在無形中助長了一種受害者敘事。回望“心靈”機構那份“創傷觸發因素”的列表，我腦海中浮現出這樣一個形象：一個被自己的情緒反應所淹沒、缺乏力量與能動性去保護自己的人。年輕一代是否已經對外部力量變得如此敏感，以至于將前幾代人眼中普通的傷痛視為嚴重的創傷？或者，更為犀利地說，這是否是一種由市場力量驅動的意識形態？畢竟，有病就得有藥，網絡導師、制藥公司和創傷醫生們紛紛乘虛而入。

? Complex Trauma Resources

文學回憶錄在這場文化運動中同樣難辭其咎。1980至90年代前后，“成功人士傳記”（通常以男性為主角）逐漸讓位于“無名小卒回憶錄”（以女性或工人階級為主，書寫的是傷害與受害經歷），其中許多被歸類為“苦難回憶錄”。早期的兩個典型例子是安德烈婭·阿什沃思（Andrea Ashworth）的《烈火中的房子》（Once in a House on Fire，1998）和凱瑟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的《親吻》（The Kiss，1997）。蓬勃發展的市場給了作家們勇氣，去書寫自己的真實人生故事。那些曾因羞恥或審慎而被包裹在小說外衣下的內容——如安東尼婭·懷特（Antonia White）的《五月的霜》（Frost in May，1933）或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的《鐘形罩》（The Bell Jar，1963），盡管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如今則直接以回憶錄的形式呈現于世。

與此同時，我們也目睹了一場以“康復運動”為先驅的大眾自助浪潮的興起，以及匿名戒酒會廣為人知的“十二步驟計劃”的盛行。與此同時，“媒體懺悔告白”文化也在電視熒幕上悄然誕生——美國有《奧普拉·溫弗瑞秀》（The Oprah Winfrey Show）和《里基·萊克秀》（Ricki Lake），英國有《理查德與朱迪》（Richard & Judy），節目中的嘉賓們在沙發上娓娓道來，分享著自己最私密的人生故事。不幸的家庭、背叛與被背叛的經歷，統統化作了一種供人窺探的娛樂消費。女性主義學者利·吉爾摩（Leigh Gilmore）在2001年出版的《自傳的邊界》（The Limits of Autobiography）中寫道：“回憶錄的時代與創傷的時代，不期而遇。”就這樣，創傷突然成為了大眾文化與文學文化中的一種商品——而且越令人震驚，越受追捧。

從許多方面來看，回憶錄的繁榮是積極的。殘障研究學者G·托馬斯·庫澤（G Thomas Couser）在《回憶錄導論》（Memoir: An Introduction，2012）中寫道：

如果我們將人生敘事……視為歷史記錄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便可以看到……“苦難回憶錄”具有一種修正主義的意義，它填補并糾正了此前那些片面的敘述……大蕭條時期及二戰結束后出版的那些描繪中產階級家庭幸福生活的勵志回憶錄，從來都不是現實的完整呈現。

我祖母正是那個時代的人，她曾在戰爭中擔任護士。她是我所認識的最具韌性的人，但那些傷痛與恐怖，她從未提及只字片語。而我母親那一代，則是“女權主義的一代”——她們在重視女性經驗的同時，也為其他邊緣群體開辟了道路：有色人種、同性戀者、酷兒、跨性別者、神經多樣性群體、殘障人士，以及各類暴力的幸存者。

這些聲音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它們屬于弱勢群體，契合了受害者敘事的固有模式。美國社會評論家溫迪·卡米納（Wendy Kaminer）對康復運動的順從意識形態提出了質疑，認為它通過“將微不足道的困擾放大為危機，將父母的每一個錯誤定性為某種形式的虐待”，從而剝奪了人們的能動性。它所傳遞的信息是：我們沒有能力獨自應對生活中的普通困難。與此同時，“成癮”等詞匯內涵的擴展，意味著人人突然都在從某種東西中“康復”。這為廣告商提供了更多介入空間，向你兜售各種解藥。也為受害者敘事回憶錄提供了更多素材。作為一名回憶錄寫作導師，我自己也難辭其咎——我同樣傾向于引導學生走向更為極端的敘事，不僅僅因為這是出版商的偏好，更因為這通常才是故事張力的所在。

誠然，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回憶錄最能折射出后弗洛伊德時代西方社會的一種普遍觀念：我們的不幸應當歸咎于父母。但如果這種親代歸責的鐘擺與受害者心態已經擺得太遠，以至于催生出心理學家、家庭問題專家約書亞·科爾曼（Joshua Coleman）所稱的“疏離流行病”——即成年子女與父母之間的情感斷裂，正如我們近來在媒體人物布魯克林·貝克漢姆（Brooklyn Beckham）與其家人的風波中所目睹的那樣——又該如何？

據科爾曼分析，“治療文化”習慣于將父母定性為“自戀者”，將童年經歷標簽為“創傷”，再加上網絡回音壁中的“心理學術語濫用”，只會使問題愈演愈烈。

在晚期資本主義的語境下，一切都可能成為潛在的營銷工具，而在這類情形中，這種工具恰恰是在消解同理心與理解。當“受傷”已成為部落認同或身份歸屬的標志，能夠換取社會認可與“點贊”時，這背后傳遞的信息令人警醒：我是功能失調的，你也是，讓我們彼此展示各自的傷疤。對此，我想發出一聲提醒：語言是有力量的，必須審慎使用。

整合心理治療師諾瓦·諾蘭（Nova Nolan）認為，鐘擺本身是有意義的——它或許會擺向極端，引發討論，但最終會回歸中心。作為一名治療師，諾蘭深知“‘創傷’這個詞的使用，是通向其背后真實故事的路標。”她會問來訪者：這個詞背后藏著怎樣的感受？你是悲傷、憤怒，還是心跳加速？事實上，我在指導作家時也會做類似的事——始終在字里行間尋找那些未被言說的內容。你真正想說的是什么？好的治療，如同好的寫作，依賴于專注與反思，不僅留意所說之語，也關注那些在無意識中傳遞的信息。

? Palm Point Behavioral Health

2022年初，我十幾歲的女兒在感染新冠后出現了繼發性感染，整整三個月幾乎沒有離開床鋪，此后又在疲憊與心理疾病的泥淖中掙扎了三年。這讓整個家庭陷入了動蕩。她的虛弱與疲倦顯而易見，無法撐過完整的一個學校日，但隨著時間推移，身體上的病痛與心理上的困境愈發難以區分，甚至無從判斷究竟哪個在先。醫生、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咨詢師紛紛向我們詢問過往的創傷經歷，這讓我開始重新審視這個詞的定義。她在父母分離時經歷了艱難，之后在僅僅10歲時便要獨自乘飛機去阿姆斯特丹探望父親，還要照料年僅8歲的弟弟（盡管有輔助支持）。但這算是創傷嗎？

還有疫情呢？新冠疫情通常被視為一種“集體創傷”或“大眾創傷”，一道席卷全球的“傷口”，深刻改變了我們看待世界及自身安全感的方式。但它對尚在發育中的青少年心理究竟造成了怎樣的影響？被隔絕于學校之外，承受強制性的孤立，社交媒體為孩子們提供了一條保持聯系的通道，卻也將他們暴露在有害而具有破壞性的思想之中。我女兒患病時年僅15歲。在她最低落的時候，她曾哭著說，自己對于“好起來”感到恐懼。她的世界已經收縮至臥室的四壁之間，她在學業和友誼上都已落后太多，那道需要跨越的鴻溝，讓她感到望而卻步。

根據2022年的一項調查[2]，在英格蘭，7至16歲兒童中受心理健康問題影響的比例，在疫情期間從九分之一上升至六分之一。同年針對倫敦青少年的一項研究則顯示[3]，受影響最深的群體，往往是此前已有心理健康問題、有特殊教育需求，或為女性的青少年。在布里斯托爾兒童與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機構的等待名單上等待了逾一年之后，我們嘗試為她尋找私人青少年治療師，卻屢屢碰壁——因為他們幾乎全部預約已滿，接診的大多是患有飲食障礙、自我傷害和/或有自殺傾向的青春期女孩。

我所教的本科生同樣是“新冠一代”——疫情爆發時，他們正值青春期的起點。他們是否正在經歷某種復雜性創傷后應激障礙？與“創傷”一詞一樣，這個診斷標簽已被過度使用，以至于人們很容易將其視為一個萬能術語，用來籠統描述許多年輕人在艱難度日時所承受的痛苦。

正如我的女兒一樣，我的學生們同樣在掙扎——在一個被金錢、技術與社交媒體所驅動的世界里，他們難以承受加諸年輕人身上的種種期望：消費文化無休止的速度與節奏、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與高漲的生活成本、無盡的刷屏與過度刺激、格格不入的孤獨感。脊椎指壓治療師尼娜·霍林斯沃思（Nina Hollingsworth）告訴我，她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因纖維肌痛引發的疼痛而不得不使用手杖——許多專家認為，纖維肌痛是創傷后應激障礙的一種軀體化表現，是神經系統過度保護性的疼痛應激反應。

心理學家貝塞爾·范德科爾克（Bessel van der Kolk）的暢銷書《身體從未忘記》（The Body Keeps the Score，2014）將一個觀念帶入了大眾視野：未經處理的創傷以軀體癥狀的形式潛伏于身體之中，若得不到治療，可能發展為嚴重的慢性疾病。我是在閱讀露西婭·奧斯本-克勞利（Lucia Osborne-Crowley）的回憶錄《我選擇埃萊娜》（I Choose Elena，2019）時接觸到范德科爾克這本書的——奧斯本-克勞利在書中講述了她對一場從青少年時期便開始壓抑的強奸經歷所產生的深刻軀體反應。范德科爾克著重探討創傷后應激對免疫系統、神經系統、肌肉系統和大腦的持久影響，將身體重新納入了討論的視野，幫助我們兜了一個完整的圓圈——回歸創傷最初的定義，同時對其留存于身體中的長遠印記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我選擇埃萊娜》接近尾聲處，奧斯本-克勞利寫道：

世間有那么多掠食者，但沉默本身或許是其中最兇猛的一個。它是致命的。在走向康復的道路上，沉默是疾病與健康之間的刀刃，是尊嚴與屈辱之間的分界，對某些人而言，更是生與死之間的那條線。

回憶錄打破這種沉默，憑借的不是口語化的標簽，也不是Instagram上的表情包，而是尋找獨特的意象與語言，以深度和反思來表達極為具體的個人經驗。這可以產生強大的力量，尤其是當發聲意味著對他人的指控時——#MeToo運動便是明證，它極大地推動了社會對掠食者操控行為以及創傷受害者復雜反應的認識與理解。

凱瑟琳·哈里森（Kathryn Harrison）的回憶錄《親吻》（The Kiss，1997）出版時，因涉及父女亂倫而遭到強烈批判。她被指控撒謊、嘩眾取寵、背叛家族。然而時至今日，這本書已被視為對權力濫用與受害者解離性創傷反應的精準描繪。哈里森在書中寫道：“我陷入了一種恍惚的狀態，我的本質被提煉成一個安全而密不可透的核心，深藏于身體的某處。”今天的讀者不再會被其內容震驚得無法欣賞其藝術性。他們甚至可能會思考：從這樣的創傷中提煉出一種美學，是否本身便是一種轉化，乃至一種療愈。

當我撰寫自己的回憶錄《父親的罪》（Sins of My Father，2022）時，我對過去那段經歷——那段帶有虐待性質、可能構成創傷的歲月——的認識，是一個緩慢覺醒的過程。這種覺醒來自寫作本身，來自我與那段經歷的長久相處與深入研究（以及傾聽他人相似的故事），也來自出版之后，讀者的回應如同一面鏡子，將我的經歷映照給我。我六歲時，父親拋下家人加入了一個“性愛邪教”；在我尚未成年之際，我遭到了他一位朋友的誘騙與性侵。寫書之前，過去始終對我有一種掌控，深嵌于我的心理之中，影響著我行走于世界的方式；而寫作幫助我為那些經歷找到了意象與象征，讓我得以完全掌控自己的故事。

? Hartgrove Hospital

最好的回憶錄超越了單純的陳述，創造出一個“第三空間”——在那里，記憶、想象與意義被升華為藝術。個人經歷不過是起點。在創意寫作中，語言會發現屬于自己的規則與形式，為情感的抽象狀態賦予形狀。正如作家珍妮特·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藝術客體》（Art Objects，1995）中所言：“拙劣的作家相信，真誠的情感已經足夠，并將信念寄托于經歷的力量。真正的作家知道，情感必須讓位于形式。”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為所經歷的一切命名，并在命名中尋得意義——但這不應成為一個固著點。我們或許因尋求意義與身份認同而走向寫作，正如有些人走向治療，但真正讓我們解開束縛、獲得自由的，是批判性的距離感與審美的創造。

女兒逐漸好轉之后，我鼓勵她不要執著于“慢性疲勞”這個標簽，因為我相信，這個標簽將她困在一種無力感之中，使她附著于某種比她自身更強大的東西。就像認知行為療法的實踐一樣，承認掙扎與失去固然重要，但隨后向前看、建立有助于康復的方式，同樣不可或缺。正如哈斯拉姆和麥格拉思在其“概念蔓延”假說中所探討的：“那些相信自己懷有深刻而決定性心理創傷的人，對未來康復的期望更低，更難以認識并發揮自身的能動性，也更容易認同受害者身份。”我不希望這成為我女兒的敘事。

我母親那一代的祖父輩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個年代，因無法承受而逃跑或拒絕戰斗的士兵，會被自己人處決。彼時，人們尚不理解那種我們如今已能清晰辨認的創傷后應激狀態。這些男人親眼目睹戰友在慘烈的傷痛中死去，在悲痛與對死亡的恐懼中被逼至崩潰邊緣——然而他們寄回家的信，卻大多將這一切掩藏起來，延續著那種沉默。他們根本沒有語言來表達自己的感受：精神崩潰在當時被視為一種應受懲罰的道德軟弱。即便“彈震癥”于1915年首次見諸文字，也被理解為大腦隱性的物理損傷，而非對威脅的情感與心理反應。

1917年，比利時伊珀爾（Ypres）附近的澳大利亞軍事駐地。左側士兵面露茫然之色，目光呆滯凝視前方——這兩者均是彈震癥（炮彈休克）的典型癥狀。? wikipedia

也許正是這種代代相傳的隱忍基因，讓我母親起初不愿承認車禍在她心理上留下的后遺癥。在醫院度過的那段日子里，她靠向外投注注意力而非沉湎于不幸來撐過每一天。是的，有時在夜深人靜之際，她會感到絕望，害怕自己無法活著走出醫院——但她依然不肯向恐懼屈服，將那些可怕的念頭推開，告訴自己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護士們會來上班，她可以專注于記住她們每個人的名字和家庭情況。對一種處境的創傷性反應，取決于創傷發生的具體情形，以及所獲得的關懷與認可的質量。我母親幸運地擁有一大家人的支撐，以及出色的醫護團隊，但我不由得注意到，她是多么堅忍，而這份堅忍又是如何深刻地幫助了她的康復。

然而，堅忍與韌性也可能帶來問題。我們這一代或許因嬰兒潮父母的疏于關注而變得更加敏感，同時也因此與自己的孩子更為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與此同時，在聽聞那場“疏離流行病”之后，我也能理解，為什么一個年輕人——與我的孩子同屬一代——會覺得只有與父母徹底決裂，才能獲得獨立；那些父母通過短信不斷查問行蹤，或在“家庭共享”應用上實時追蹤子女的位置。創傷治療師杰里米·福克斯（Jeremy Fox）曾指出，Z世代普遍缺乏生活經驗，沒有在磨煉中積累韌性，而這種缺乏經歷本身，便可能導致焦慮與抑郁。

這場車禍摧毀了我母親原本的生活。她再也無法回到那個美麗的家，如今那套房子已經掛牌出售。她也不再與丈夫同住——他被迫提前入住護理機構。他們失去了深愛的狗，失去了當地的朋友。但如今她與我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康復的進展仍令人稱奇。就在母親出事后的數周之內，我女兒脫下了舊日的皮囊，搬去倫敦開始了大學生涯，憑借對攝影和創意導演新燃起的熱情，克服了對慢性疲勞的依附。我們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員，又迎來了另一位。

在心理學家的幫助下，我母親如今已能承認車禍在她心理上留下的影響——那種對巨響或突然動作的本能反應。就在前幾天，我看見她猛地從椅子上彈起，只因兒子突然從她右側大聲向我喊話——而那，正是撞擊發生的那一側。“我得了創傷后應激障礙！”她告訴他。我停下手中的事，笑了。

參考文獻：

[1]www.jstor.org/stable/27215635

[2]digital.nhs.uk/data-and-information/publications/statistical/mental-health-of-children-and-young-people-in-england/2022-follow-up-to-the-2017-survey

[3]acamh.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cpp.13586

文/Lily Dunn

譯/樹上的男爵

校對/tamiya2

原文/aeon.co/essays/not-everything-is-trauma-language-needs-to-mean-something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樹上的男爵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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