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總：《抱一軒文存》

《抱一軒文存》，許總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26年5月版。

內容簡介

該書匯集許總先生對唐宋詩學、明清詩學、宋明理學等中國文史問題的研究論文，既有宏觀的社會背景、文化思潮的考察，亦有對初唐四杰、李白、杜甫、王維等詩人和江西詩派、桐城派等流派的深入論述。體現(xiàn)了作者文化眼光與文學眼光相結合的研究思路，注重心理分析與詩藝探微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本書是一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精品文集。

全書分五卷，第一卷主要寫唐宋詩及其發(fā)展，第二卷主要舉例幾個唐朝詩人的學術成果及價值，第三卷講述宋詞及理學發(fā)展，第四卷講述元曲、明清小說發(fā)展，第五卷是總述各歷史時期文學發(fā)展。

目 錄

卷一

論盛唐開端的三股詩潮

唐前期宮廷詩研究

論貞元士風與詩風

論晚唐詩歌唯美傾向的心理內涵與文化淵源

——以許、杜、李、溫四家詩為中心

論唐末社會心理與詩風走向

唐詩體派論

唐詩研究的世紀回顧

卷二

論“四杰”詩歌的昂揚基調與壯大之美

論“四杰”與唐詩體式規(guī)范

文化與心理坐標上的王維詩

論李白自我中心意識及其詩境表現(xiàn)特征

杜甫以文為詩論

詩史與情圣:杜詩寫實原則與表情方式的雙向同構

論張王樂府與唐中期詩學思潮轉向

論賈島、姚合詩歌的心理文化內涵及文學史意義

卷三

論宋明理學的形成及其歷史必然性

論宋代的理學、禪學與詩學

論理學與唐宋古文主流體系建構

論理學文化觀念與宋代詩學

論宋詩的發(fā)展軌跡與文化特性

論宋詩的宗派意識

論《瀛奎律髓》與江西詩派

以文為詩:唐宋詩格的創(chuàng)變與整合

卷四

明代反理學思潮與小說戲曲的興盛

論明清之際文學的繁盛及其特征

明清之際文學觀念的思想內涵

明清杜詩學概觀

論戴名世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沈德潛“溫柔敦厚”說辯

卷五

中國詩學主潮:古代文人詩的形成過程

中國古代哲理詩三階段的特征及發(fā)展軌跡

代跋

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先君子允臧先生攜先兄與我同游金陵莫愁湖，拍照并函復桐城孫聞園老先生，內有小詩云：“閑從樓外看高樓，一局楸枰笑莫愁。依膝兩兒能綴句，偶留鴻爪亦風流。”

《古史詩鍼注析》

詩中所言“兩兒”，重點實在先兄，他自幼好綴句，多詩才，這又可以先父另一首《孫（聞園）徐（半農(nóng)）二老賜和總兒七律一章許為奇童步韻奉酬》詩為證：“翁愛頑童童敬翁，奇翁一品便奇童。雙龍噓起三春色，小苑時連五彩虹。人壽年豐心坦蕩，天新花好月玲瓏。兒名初是緣江總，未料爭強薄孔融。”（詩注：總兒詩中有“了了何甘作孔融”之句）

正因先兄一生好詩、作詩，所以能以詩心體悟古人之詩意，其論詩之文，絕無俗學隔靴搔癢、自大其詞之弊，而有行家里手游刃之趣。

先兄論文，一本詩心，又在才華。他不僅有即目成誦的天資，而兼藝多傍身的才性。他自幼聰慧，語數(shù)課業(yè)，無所不精，翰墨丹青，亦無所不能。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中日交好，他以一知青身份成書法作品，被遴選赴日展覽。在安徽插隊期間，兄勞作農(nóng)活，然則多技，梳櫛之技、岐黃之術、妙染之藝，無所不通。

許總書法作品

改革后返城，又先后為水手、文員、編輯、研究員、教授，精習古典文史凡四十余載。在《江海學刊》為編輯時，一方面培育新秀，今多為棟梁之材；一方面深研學術，成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青年學者之佼佼者。

二十一世紀初，兄應聘華僑大學任教授，教書育人，成果突出。回觀域中學術，其獻益良多，如：首撰《杜詩學發(fā)微》，開“杜詩學”新徑；唐宋詩史，聯(lián)翩而出其手，亦肇風氣之先；理學與文，精深思考，尤多妙趣。

退休后兄復為仰恩大學校長，又精研管理學，成績卓然。然公務之暇，仍手不釋卷，以詩作解“毛詩”，成《詩經(jīng)詩解》，別啟生面，并創(chuàng)作與批評合璧之美，誠為可傳之后世以興中華文脈的重要成就。

許總《文學史觀的反思與重構》手稿

先兄已離開我們兩年，撫今思昔，感念良多，我與他的學生黃立一、史哲文、汪鈺三位博士攜手共襄，編茲文存。

文存共分五卷，收文計三十二篇，觀其內涵，或為作家論，如《論李白自我中心意識及其詩境表現(xiàn)特征》《杜甫以文為詩論》等；或為體派論，如《唐詩體派論》《論四杰與唐詩體式規(guī)范》等；或為通識論，如《中國詩學主潮：古代文人詩的形成過程》《中國古代哲理詩三階段的特征及發(fā)展軌跡》等；或為文學史的研究，如《論盛唐開端的三股詩潮》《論宋詩的宗派意識》等；或為詩文與學術的交互研究，如《論宋代的理學、禪學與詩學》《明代反理學思潮與小說戲曲的興盛》等。

而在諸多論述中，文存所呈現(xiàn)的學術價值又突出在三個方面：

一是唐詩研究，這類論文的寫作基礎是作者的《唐詩史》與《唐詩體派論》等厚重的著作，提攝成文，所以堅實而不乏新義。

二是宋詩與理學關系的研究，這類論文的寫作基礎是作者的《宋詩史》與《理學文藝論綱》等厚重的著作，其論同樣堅實而充滿生意。

三是文學史觀的呈現(xiàn)，這是作者從先秦《詩經(jīng)》到明清文學研究的路徑與思考，是長期沉浸式探尋的成果。

甲辰中秋日，誦東坡詞，感友于之情，追思故事，我草成懷想先兄詩云：“兒時望月說銀輪，轉軸生涯幻亦真。猶記追風擒影樂，卻留捕夢憶痕珍。相攜幼學同知道，又赴山林共伐薪。往事浮漚驚老眼，千般觸緒一吟呻。”

《抱一軒詩存》

所謂“憶痕珍”，其中包括先兄對我人生的關愛，對我進入文學研究的引導，還有他為古典文學研究領域貢獻的學術珍品。

抱一軒是先兄許總教授的書齋名，先兄字念成，號抱一，乃取自老子“載營魄抱一”，有抱一守中之義，今以之冠其文存，正緣于此。

2025年11月13日許結

謹撰于金陵秦淮河畔

《唐宋詩宏觀結構論》

代 跋

樹立甚宏達，蒼茫自詠詩。

乾坤一真儒，痛哭送吾師。

——痛悼先師許總先生

臨近2024年元旦的一個晚上，也就是12月29日晚，十點左右，我突然接到許總老師兒子許持的電話，說許老師已在彌留之際。

這一個月來已聽聞許老師病情危殆，但仍沒想到發(fā)展得如此迅疾。我急急趕到醫(yī)院，先生卻已于幾分鐘前永遠離開了我們。

師母說再過幾天就是先生的七十周歲生日，聽聞此言，我的眼淚不禁奪眶而出。我看著先生靜靜躺在那里，往昔的一幕幕不覺浮現(xiàn)于眼前。

先生早年供職于江蘇省社科院，2001年應華僑大學之邀南下執(zhí)中文教席，我也是在那時與先生結下師生情緣的。

記得最初先生為我們講授古代文學史和近古詩學課程，他認為習唐宋文學，詩居于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理論亦以詩學為大端，若不諳詩詞創(chuàng)作，于文學史與古人詩論終致隔膜，故每于授課之余，鼓勵我們進行詩詞寫作練習。

《唐詩體派論》

一次周末班級活動同游泉州惠安海灘，歸來后先生賦詩，我與同學數(shù)人步韻和之。習作很稚嫩，但蒙先生不棄，多加揄揚，且漸授以詩學密旨，由此與先生日益親近，并立志攻讀先生的研究生。

讀研后，先生對我們要求更加嚴格，開列許多必讀書目，也著意培養(yǎng)我們的專業(yè)研究能力。

先生見我對古代詩論尤感興趣，即為我擬定畢業(yè)論文的題目《翁方綱詩論與清中期詩學思潮轉向》。畢業(yè)后先生將我留校任教，先生擔任學院副院長分管研究生與科研工作，我亦兼任研究生秘書和科研秘書，因得與先生朝夕相處，直至先生2013年退休。

此間晨昏侍側，親領謦欬，為學稍有長進，也對先生的治學之道有了一些自己的體悟。

先生治學廣泛，遍涉唐宋文學、中國古代文藝理論、中國思想史與文學史，是國內“杜詩學”研究領域的開創(chuàng)者，在文學史學研究方面有獨特的貢獻，在唐宋文學研究方面有多項開拓性成果。

《杜詩學通論》

這種打通文史哲的宏通視野，透過文學現(xiàn)象探究文壇生態(tài)、藝術原理和思想內蘊的思辨精神，構建文學演進圖景進而追索文學史學原理的學術抱負，使得先生的唐代文學研究呈現(xiàn)非凡的氣象，取得富有創(chuàng)造精神的成就。

概而言之，約略體現(xiàn)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宋詩研究的視野觀照唐詩進而探尋唐宋詩之通變，再更進一步構建宏觀的唐宋詩整體論。

先生是國內較早進行宋詩研究的學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他就把研究課題轉向宋詩，以一年時間完成了一部53萬言的《宋詩史》，這是國內第一部宋詩通史。

從北宋初期的唐風籠罩到南宋“中興四大家”“永嘉四靈”唐風復現(xiàn)，先生為我們勾勒了一個宋詩發(fā)展的完整歷程，由此也見出，宋詩的發(fā)展始終籠罩在唐詩高峰“影響的焦慮”下，宋詩的“復”與“變”都以唐詩作為最重要的參照系。

我們今天對唐詩的認識很大程度上來自明清時人的建構，而先生以宋詩反觀唐詩，對唐詩的發(fā)展、裂變、流衍有更接近原態(tài)的認識。

《宋詩史》

正如先生在《唐詩史》卷首所題“音接六朝緒，流分兩宋疆”，在當時，先生的宋詩研究為其唐詩研究提供一般人所沒有的獨特視野和領悟。

《宋詩史》完成后，先生于1991年初又投入《唐詩史》的寫作中。此書被列為江蘇社科院重點研究課題，并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列項資助，他深感任務艱巨，日夜奮戰(zhàn)，終于以兩年半的時間完成了這部95萬字的鴻篇巨著。

《唐詩史》是第一部大型的全唐五代詩歌發(fā)展史。在這部著作中，先生一改傳統(tǒng)的史本位唐詩發(fā)展觀，打破了以政治盛衰為依據(jù)的“四唐”分期法。他指出過去這種受傳統(tǒng)“正變觀”影響、以政治興衰和時代變遷為依據(jù)、將文學發(fā)展和政治歷史一體化的分期是與唐詩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不相吻合的。

先生將唐詩的發(fā)展劃分為六大階段——承襲期、自立期、高峰期、扭變期、繁盛期、衰微期，頗具宏識；并且與《宋詩史》一樣，它不同于一般文學史著作的紀傳式或長編式寫法，而是注重于描述之中的理論把握，在文化背景的鋪展、詩人心態(tài)的顯微、詩史整體結構的聯(lián)結與疊合中立體地展開詩歌史的邏輯與進程，展示了當時文學史寫作的新徑和最高成就。

《唐詩史》

韓經(jīng)太先生在《文學遺產(chǎn)》1995年第4期上發(fā)表文章評價說：“本書最基本的理論支點，是要超越長期以來史本位文學史觀的制約，從而給世人一個詩本位的唐詩史……揭示出了較前人顯然要清晰和生動的唐詩流變風貌，而且提供給人們一種接近和認識唐詩歷史的思維方式。”

許總先生的這部著作在海外亦負盛名，張宏生先生日前發(fā)給許結先生的一個微信中說，他還記得1996在哈佛大學訪學時和宇文所安教授談起中國大陸學術界，宇文所安教授對《唐詩史》就稱贊有加。

在這兩部詩史撰寫的基礎上，許總先生逐漸揚棄歷來“分唐、宋之畛域”的觀點而形成將唐宋二代視為一個完整的文學史時代的想法。

他認為此兩朝恰恰是中國古代文人詩最為輝煌的時代，且唐宋詩的演變表現(xiàn)出整體→裂變→整合的復雜的嬗遞狀態(tài)與交織關系，具體而言就是：唐前期主要是文人詩的規(guī)范時期，形成整體的統(tǒng)一性；唐中期至北宋是裂變期，分裂出與“唐音”不同的另一種范式 ——“宋調”；南宋是文人詩的重構時期，“宋調”趨變而與“唐音”整合，恰與黑格爾的“正反合”理論暗通。

《唐宋詩體派論》

先生的這種建構深入文學演進的肌理，抓住文學史的轉關，可謂獨具只眼又樹立宏達，在當時“重寫文學史”的呼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傅璇琮、羅聯(lián)添二位先生主編的《唐代文學研究論著集成》評價《唐詩史》：“作為一部斷代文學史著作，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并未局限于這一斷代本身，而是構建了獨具個性的文學史觀念，形成自身的文學史理論體系。”

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guī)孜幌壬骶幍摹吨袊膶W史學史》在評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出現(xiàn)的“超逾八十年代”的文學史時認為，這些“新成果”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前一類史著中范式較新、學術含量較大的作品是許總的《唐詩史》和《宋詩史》”，在對這兩部詩史進行大篇幅引述和評論后指出：“《唐詩史》一書的詩史序列建構宏大而精美”，“大致達到了著者的預期境界”；《宋詩史》“同樣是著者以新的文學史觀視野對特定時代詩歌發(fā)展歷程進行新的觀照與描述的力作”。

從接受史、批評史與理論史的視野反觀唐詩，則是先生治學的第二個方面。

先生的第一本專著即為《杜詩學發(fā)微》，首次對杜詩研究史加以宏觀描述和重點開掘，試圖從學術史的角度，同時也是從批評史的角度，開辟出杜詩研究中當時尚為一片處女地的新領域，對杜詩藝術現(xiàn)象本身也進行了一些新探索和再評價。

《杜詩學發(fā)微》

此書一出，即獲學界好評。王運熙先生在給許總先生的信中說：“大著內容豐富，有不少獨到之見。關于‘詩經(jīng)學’‘文選學’‘紅學’， 近人、今人均有專著，‘杜詩學’尚缺如，大著有開創(chuàng)之功。”

羅宗強先生在致函中說：“《杜詩學發(fā)微》是對一個新領域的拓展，甚感欽佩。傅璇琮先生曾多次提到應對研究史進行研究，先生已先走一步……”這本專著不僅表明許總先生對學術史的關注，也延續(xù)其一貫的學術興趣，即對接受史、批評史和理論史的深入思考。

觀察具體文人的接受史，許總先生能發(fā)現(xiàn)一般人所難以發(fā)現(xiàn)的一些問題。

如其細察歷代論家對王維詩特征的把握與評價，發(fā)現(xiàn)有微妙的變化，當時人如殷璠評價王維詩重點在“秀”“雅”二字，表現(xiàn)的是當時都城貴族審美風尚。后世人則重其詩風之曠逸沖淡，所謂“語無背觸，甜徹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反映的是后世詩學對于意境范式的審美建構。

而早在1989年先生就譯介了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中國詩論史》，對中國古典詩學的演進及其特點了然于心。

《中國詩論史》

古人浸淫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對作品的理解有今人不可企及之處，特別是宋代以后，古典詩學朝文藝學的方向有極大的拓展，如明人的“格調”、清人的“神韻”諸說對唐詩藝術都有獨特的認知。從近古以來具體的文學批評以及抽繹出來的文學理論入手觀照唐詩，挖掘其中有價值的認識和審美感悟，是治唐詩的終南捷徑和不二法門。

先生治學的第三個方面則是締結思想史研究與文學史研究的聯(lián)姻。

在《社會、心理與傳統(tǒng)的文化整合——論宋代理學與文學的聯(lián)結基礎》一文中，先生寫道，“作為宋學核心的理學，其基本精神自然滲透于包括文學在內的意識形態(tài)各個領域。而時代性的人文文化氛圍和理性思辨精神對宋代文人心理的浸潤，進而鑄就宋代文學的根本的文化性格。

同時，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表達，無不借助于文學的形式，儒家是先秦諸子中與文學關系最為密切的，因此，作為新儒學形態(tài)的宋代理學，在表達方式上也難以割斷與傳統(tǒng)儒學的聯(lián)系”，深入探析了思想與文學聯(lián)結的基礎及其互相作用的機制，有效地解釋了文學史演變的一大成因。

在此思想引導下，先生主編了《理學文藝史綱》，并著有《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理學與中國近古詩潮》等一批著作。

《理學文藝史綱》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學極度繁榮的唐代在思想創(chuàng)新上卻似略顯荒蕪，不過先生對唐代文學的研究仍然秉承注重抉發(fā)其思想動因的思路。

《唐詩史》中對唐初宮廷詩新變的思想內蘊、武后時期新興庶族文人的思想變化、開天時期詩人的精神風貌以及儒釋道三教并盛融匯的特點、安史亂后現(xiàn)實精神的抬頭、中唐時期政治圖變氛圍中的文學革新精神與儒學復興萌芽、晚唐五代文人的頹廢茍安心態(tài)的闡發(fā)，無不著眼于文學與思想的聯(lián)結，其中歸納出的一些文學家的思想完全可以補充進思想史，特別是中唐時期士庶文化、雅俗文化嬗遞之際，文學中展現(xiàn)的“大傳統(tǒng)”與“小傳統(tǒng)”的奇妙融合，更是可以作為此一時段思想史寫作的重要參照。

《文學評論》2005年第4期發(fā)表的先生的《論理學與唐宋古文主流體系建構》一文尤具特色。

該文指出，文學史上的唐宋古文運動與思想史上的理學發(fā)展各自形成“文統(tǒng)”與“道統(tǒng)”，但由于共同的重振儒學的思想源頭，兩者實具密切的聯(lián)系。

一方面，唐宋古文運動前期作家的思想被宋代理學家揚棄吸取，成為宋明理學許多重要理論的出發(fā)點。

另一方面，唐宋古文作家同時作為思想家，特別是宋六家在宋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學派，又時時受到作為宋學核心體現(xiàn)的理學基本精神的深刻影響。

《宋詩：以新變再造輝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明代唐宋派文人明確提出的在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唐宋八大家”之名目，實際上在南宋理學家手中已初具雛形。唐宋古文主流體系，正是通過理學家的初建才逐漸流行確立起來的。

可以看出，此文不僅從文學史的原生態(tài)，也從其接受態(tài)的廣闊場景中展現(xiàn)文學與思想的扭結，展示了文學如何在思想史演變中被塑造重構。

此外，先生的唐詩研究還有許多特色。先生工詩，因此對于詩歌創(chuàng)作原理和詩歌美學特征有獨到的穎悟。

他借助此優(yōu)長，善作文本細讀，并一步闡發(fā)文本背后的作家心態(tài)和不同時代作家群體的精神氣質。

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先生在《宋詩史》中以歐陽修的心理變異論證宋詩的理性化進程。

他特別舉了歐陽修《白發(fā)喪女師作》一詩，抉發(fā)其悲痛斷腸，由腸而心而骨而血而淚而毛膚而須鬢，由極里至于極表循序不紊的描述順序，將之與杜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寫喪子一段作比較，以此體現(xiàn)宋詩的理性化特點，再由歐而蘇勾勒這一進程。

再如論李商隱詩，指出其深受李賀的影響，但與李賀建構一種超越現(xiàn)實乃至自身的外張型的斑斕怪異之美迥異，義山詩最顯著的標志是內向型的綿邈幽深、朦朧恍惚之美；又說李商隱通過變意象的聯(lián)系性為并列性以擴展詩的藝術張力與容量的方式，直接承自杜甫對藝術時空關系重組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但是杜詩的跳躍性思維方式主要作用于包容歷史的廣度，李商隱的隱斷性表現(xiàn)特點則主要作用于開掘心靈的深度，由此便造成其有別于杜甫沉郁頓挫的惝恍迷離的主導詩風。這些三十年前的論述今天看來仍令人敬佩不已。

《宋明理學與中國文學》

先生又善于抓取特別的角度揭示文學演進的動因或文學生產(chǎn)的機制，比如從文學體派這一新的視角勾勒唐宋詩的演進。

近年來學界對文學群體的研究蔚然成風，上自梁園、建安、金谷、蘭亭諸文人集群，下至云間、虞山、湖湘、同光諸詩派，都有數(shù)量可觀、質量上乘的論著進行研究。

不過唐宋時代是文學體派形成的關鍵時期，文學史上第一個具有自覺意識的流派即出現(xiàn)在宋代的江西詩派，先生敏銳地抓住這點進行一個“完整的文學史時代”的論述。

對于詩人群體、詩歌流派，唐以前大體稱“體”，宋以后則“體”“派”互見，而唐宋時期“體”“派”本身的多義性，使其具有了十分豐富的內涵，秉容了詩歌體式、文學傳統(tǒng)、時代風尚、詩歌流派等多重意義。

就唐詩而言，整個唐詩發(fā)展史的階段性轉折和演進，某種意義上是各體派新生、衰亡、遞嬗或延續(xù)的結果，其存在方式也表現(xiàn)為諸多體派的嬗遞、反撥和延續(xù)。以此視角觀照唐詩演進，別具特色。

先生的唐詩研究也不乏一些文人行跡的考證，如2004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元稹與崔鶯鶯》一書，從一般被視作傳奇小說的元稹《鶯鶯傳》入手，將小說中的情節(jié)與元稹文集中的詩文、張生的行蹤與元稹本人行跡、小說所述事件與貞元時期的史實一一比勘對照，將說部作為詩文研究的重要文獻資源，這正是陳寅恪先生用“新材料”“新方法”研究理念的賡續(xù)。

《元稹與崔鶯鶯》

近年來先生致力于《詩經(jīng)詩解》一書的撰寫，此書最引人注目之處就在于以詩解《詩》，三百五篇在詩歌原文、注釋之后都綴以解詩七言絕句一首，既賡續(xù)由杜甫開創(chuàng)，元好問、王士禛、趙翼、袁枚等發(fā)揚的以七絕論詩的傳統(tǒng)，又首開以詩論《詩》、篇篇皆論的新格，實兩千余年“《詩經(jīng)》學”史上所未有。

以近體七絕追摹風雅，在書中又常以唐詩情境揣摩《詩》文本義與《詩》人本心，也鮮明體現(xiàn)了一位唐詩研究學者的風采。

總的來說，先生的學術研究無論是建構一整個時代的文學史，還是深入接受史、批評史進行考察，抑或探尋文學史與思想史的關聯(lián)，其結穴還是回歸文學本位的研究，研究文學的本質內涵、生成機制、創(chuàng)作原理、傳播路徑以及接受形態(tài)。

張伯偉先生在《回向文學研究》中說，百年來的文學研究幾乎就是一場考據(jù)與理論之間的拉鋸戰(zhàn)，無論怎樣地此起彼伏或此消彼長，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就是程度不一的對于文學自身的遠離甚至背棄；而先生多個層面的唐代文學研究范式，或許可以為當下的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回向文學研究》

先生個性堅強果毅，這兩年來，他努力地與病魔抗爭，親自參與每一次專家會診，與專家協(xié)商制定治療方案。

因為所患疾病較為罕見，并沒有直接對癥的特效藥，在兩次治療效果并不理想的情況下，他仍寄希望于養(yǎng)好身子，以便進行第三次治療。怎奈天不遂人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不具備繼續(xù)治療的條件。

或許是先生不愿在我們面前展示其病容，也想著治好病再見我們，這兩個月來謝絕一切探訪，只在師母等人的照料下頑強地與疾病搏斗。

也因為此，他的許多學生聽聞噩耗，竟然毫無心理準備，有些同門三四個月前還和先生愉快地交談用餐。

在先生遺體的告別會上，許多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師兄妹在先生靈前失聲痛哭，這種至情，首先源于先生對我們的傾注心血的愛護培養(yǎng)，也源于先生博大人格的感召。

直到最近半年，只要身體允許，先生在積極治療的同時，仍肩負仰恩大學校長的繁重事務，并于2023年初出版積十年之功撰成的皇皇六十余萬字的《詩經(jīng)詩解》一書，先生的堅毅篤厚讓我們仰之彌高。

《詩經(jīng)詩解》

許結先生為許總先生撰挽聯(lián)云：

為子孝為父慈為學勤為文兼唐宋，

立身廉立功成立德明立論貫古今。

此可謂先生一生寫照，先生真儒者也！我亦竊撰一聯(lián)：精研詩學貫通三元直溯二周風雅，允稱師表寢夢兩楹惟留滿園芬芳。

先生往矣，痛何如之，只能以此蒼白文字聊表師門哀忱。

先生的父親許永璋老先生精研杜詩，先生亦酷嗜之，且首開“杜詩學”的研究。就化用杜甫的四句詩用作此文的題目，借以寄托學生的哀痛之情，愿天堂之上的老師安詳！您的高風懿行和學術光輝將留在您的親人、朋友、學界同人、學生以及一代代學子心中！

2024年1月10日

學生黃立一泣血寫于泉州

《理學與中國近古詩潮》

作者簡介

國內“杜詩學”研究領域開創(chuàng)者——許總（1954—2023），許總，號“抱一”，祖籍安徽桐城，“桐城派”傳人的后人，與父親許永璋、弟弟許結三人均為詩詞或辭賦領域的名家。曾擔任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華僑大學文學院教授、副院長，福建省詩詞學會副會長等職。許總先生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和教學工作，在文學史研究及唐宋文學研究方面有多項開拓性貢獻，是國內最早從事“杜詩學”研究的學者，所著《唐詩史》《宋詩史》均為國內第一部大型唐宋詩歌斷代史，在唐宋詩研究領域以格局宏大、研究精深著稱。晚年精心撰成《詩經(jīng)詩解》一書，以詩的形式解讀《詩經(jīng)》，顯現(xiàn)其詩人學者的氣質。已出版?zhèn)€人學術專著20余種，在國內外公開發(fā)表論文200多篇，總計近1000萬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