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帆：算法能否算出“真愛”？

來源 | 人民論壇網-人民論壇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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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聊解壓、指導行動，甚至教人怎么和喜歡的人開口……在數字技術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逐步進入青年婚戀決策，一些年輕人開始用人工智能處理吵架分歧、分析雙方性格。調查顯示，青年使用人工智能主要集中于沖突處理和關系判斷等關鍵節點，在婚戀不確定性增強、現實傾訴成本上升的情境下，尋求理性、中立與即時支持。當青年開始把人工智能當“戀愛軍師”，該如何平衡技術與責任，推動青年樹立積極婚戀觀？推薦閱讀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吳帆在《人民論壇》雜志的最新刊文。

核心觀點速覽

積極婚戀觀引導的重點不在于簡單肯定或否定技術，而在于如何在技術參與的現實條件下，重申親密關系的主體性與責任結構。

• 明確人工智能在婚戀決策中的工具邊界；

• 將關注重點從“是否使用技術”轉向“如何提升現實能力”；

• 完善技術治理與隱私規范，增強算法使用的制度安全感；

• 在工具理性與情感真實之間構建新的平衡框架。

人工智能成為影響青年婚戀決策的新變量

在生育率持續走低與婚戀觀念深刻轉型的社會背景下，青年婚戀行為不僅是私人領域的情感選擇，而且成為觀察人口結構調整、家庭形態變遷與社會價值重構的重要窗口。一方面，現代社會婚齡推遲、單身比例上升及生育意愿分化，使婚戀決策呈現出更強的不確定性與風險權衡特征；另一方面，個人主義取向增強與自我實現價值的凸顯，使青年在擇偶與婚姻選擇中更加依賴理性評估與信息支持。與此同時，數字技術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信息獲取、關系構建與決策方式。從工作與學習輔助到生活咨詢與情感支持，人工智能通過算法推薦、智能匹配、情感陪伴和決策輔助，嵌入青年婚戀互動過程，影響擇偶標準、風險評估及情感表達方式，潛移默化地重塑婚戀決策邏輯，成為數字時代親密關系變遷的新變量。

早期社會學將婚戀視為以情感體驗、社會互動與規范為中心的社會議題，強調親密關系的情境性與互動性。隨著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的引入，婚戀行為逐漸被納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個體在擇偶與婚姻決策中的理性計算、資源匹配與風險評估受到更多關注。在人工智能介入背景下，這種理性化傾向進一步強化：大數據與算法能夠對擇偶條件、價值偏好與風險因素進行結構化處理，為情感決策提供相對清晰的參照。技術介入不僅改變信息獲取與篩選方式，也重塑決策過程，使婚戀實踐呈現更明顯的技術化與計算化特征。同時，就業壓力、住房成本與社會競爭加劇，使青年婚戀決策更依賴理性評估。人工智能逐漸被青年作為輔助資源，用于梳理情感困惑、處理沖突并支持關系判斷，其功能從信息匹配擴展至情感分析與溝通建議。由此，親密關系判斷呈現三方面變化：更依賴可量化信息；溝通與自我理解過程可外化、中介化；價值判斷中理性分析與風險權衡更加突出。

既有研究主要關注數字媒介對婚戀的宏觀影響，如平臺匹配機制、線上交往模式及算法推薦對擇偶行為的作用。研究指出，去人格化的平臺環境可能加劇情感風險；算法主導下親密關系的價值取向與人文意涵面臨新的張力；“虛擬伴侶”等技術引發對現實親密關系被替代的批判性反思。調查顯示，超過半數青年在使用人工智能時展現出理性和技術自覺，但在壓力、孤獨或無聊等情緒情境下，會出現使用數字產品獲得即時滿足的行為沖動。然而，相較于對平臺與虛擬形態的關注，人工智能在微觀層面如何嵌入親密關系互動、參與具體決策并影響心理機制，仍缺乏系統經驗研究，尤其缺少基于青年實際使用情境的數據。隨著人工智能從信息匹配工具發展為提供情感分析、溝通建議與決策輔助的參與性技術，其對婚戀判斷的影響更具過程性與情境化。因此，有必要系統考察人工智能在青年婚戀決策中的嵌入路徑、使用動因及行為后果，以揭示其運行邏輯和規范意義，為引導理性、穩健且負責任的婚戀觀，提供經驗與政策參考。

人工智能輔助青年婚戀決策的行為特征

基于筆者團隊2026年1月至2月開展的420份問卷調查，分析青年在婚戀情境中使用人工智能的行為特征與認知態度。樣本以18—35歲青年為主，涵蓋在校大學生與初入職場人群，女性占78.3%，本科及以上學歷為主體，主要分布于華北地區。問卷設計圍繞婚戀決策中的人工智能使用，涵蓋人口學特征、使用頻率與熟悉度、使用場景與功能類型、動機與效果評價，以及對隱私風險與算法影響的認知與態度。對這些變量的統計分析，旨在揭示人工智能在青年婚戀決策中的角色定位及潛在社會影響。

從使用規模來看，人工智能尚未成為青年婚戀決策的主流方式，正由邊緣性嘗試向具有現實影響力的輔助工具轉變。調查顯示，約36.7%的受訪者曾在戀愛或婚姻問題中使用人工智能。這表明，人工智能正以有限滲透的方式，嵌入青年情感決策過程，成為解決信息不對稱、處理沖突與決策困惑的重要輔助資源。使用者通常在關系關鍵節點，如沖突處理、關系判斷或表達情感需求時調用人工智能，而非在日常互動中全面替代人際交流。這種有限介入的狀態不僅體現出技術的輔助性功能，而且顯示出青年在享受效率便利的同時，對情感真實與決策自主保持謹慎態度，說明人工智能正在婚戀實踐中形成初步影響力。

從態度結構看，青年群體對人工智能介入婚戀決策呈現明顯分化，理性分析取向與情感真實取向之間形成新的張力。調查顯示，未使用人工智能的青年主要擔憂其難以理解情感或缺乏個性化支持，36.1%的受訪者認為人工智能無法真正理解情感，30.8%更信任朋友或伴侶的建議，30.5%認為可能產生誤導；而使用者更重視理性分析、情緒緩沖與信息整合功能。這種分化反映出理性技術支持與情感真實訴求之間的張力，表明人工智能尚未形成絕對支配，而是在不同價值取向之間交織共存，同時也體現青年在技術介入婚戀決策中保持審慎與自我調控的態度。

從行為基礎看，婚戀場景中的人工智能使用頻率，與個體日常技術使用頻率呈顯著正相關。由此可見，人工智能介入婚戀決策并非孤立現象，而是數字生活方式在情感領域的延伸與外溢。青年對人工智能的熟練度和既有經驗構成使用前提，反映其嵌入行為的條件性與選擇性特征。這意味著，人工智能在婚戀實踐中的影響既依賴技術便利，又受到青年自身能力和經驗的調節，呈現出有限介入、輔助支撐與條件性依賴的綜合態勢。

人工智能在親密關系中充當認知放大器角色

本研究聚焦青年在婚戀情境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具體實踐，從使用動因、使用方式與使用結果三個維度展開分析，揭示其行為模式。在此基礎上，構建人工智能參與青年婚戀決策的運作框架，呈現技術嵌入親密關系決策過程的結構路徑。

青年在婚戀決策中使用人工智能，主要由理性支持、隱私保護和即時回應需求驅動。調查顯示，57.14%的使用者選擇人工智能因其“24小時在線、即時回復、節省社交成本”，56.49%認為其“無情緒偏見、分析中立”，56.49%表示“不愿與熟人分享部分內容”。這表明青年偏好理性化、匿名化、低壓力的支持方式，通過算法獲得結構化建議，以降低表達成本與心理負擔。人工智能的使用并非出于新奇，而是對現實社交成本和隱私邊界的理性權衡。

在使用情境上，人工智能呈現明顯的問題導向特征。比例最高的是沖突處理情境，39.6%的受訪者在吵架或發生矛盾時，尋求人工智能建議；35.7%的使用者會讓其分析雙方性格與心理；26.6%在表達愛意或安全感需求時使用；24.0%在判斷是否繼續關系時咨詢；20.8%在關系推進階段尋求建議。相比之下，約會前準備話題（12.3%）或約會后分析對方態度（16.9%）比例較低。操作方式上，青年更多將人工智能作為認知輔助工具，而非行動代理：35.7%讓其分析性格或心理，26.0%發送聊天記錄進行解讀；代寫信息比例為18.2%，模擬對話11.0%，系統“戀愛教練”僅6.5%。由此可見，人工智能主要在關系關鍵節點提供分析與支持，幫助理清思路、降低不確定性，而非替代個體決策。

在效果與風險層面，人工智能嵌入呈現邊界化參與特征。效率與表達同質化并存。青年對“提升溝通效率”和“溝通更標準化”均值為3.21（5分制），27.9%的使用者認為“提供套路但用起來別扭”，19.5%嘗試減少使用，10.4%因分析結果感到焦慮，7.8%認為可能引發誤解。同時，依賴程度整體處于中低水平，57.8%為中等依賴，16.2%較低依賴，僅1.3%非常依賴。隱私擔憂方面，62.4%處于低擔憂區間，37.6%表現出中高程度的擔憂。總體來看，人工智能作為參考工具而非替代主體，青年在享受理性支持的同時，保持一定距離并警覺潛在風險，體現出理性選擇能力與邊界意識。

總體而言，人工智能在青年婚戀決策中的嵌入，以數字熟練度為行為基礎，以理性與隱私需求為主要驅動，在關鍵問題情境中被調用，主要承擔認知輔助功能；在使用過程中既產生效率收益，又伴隨一定的風險認知與邊界調適。這說明人工智能并未取代親密關系本身，而是作為一種認知放大器嵌入其中，在賦能與規范之間形成一種復雜而動態的狀態。

讓技術賦能積極婚戀觀的養成

人工智能嵌入青年婚戀決策，已成為數字時代親密關系結構變遷的重要趨勢。當下社會，情感與認同的需求比以往更加凸顯，積極婚戀觀引導的重點不在于簡單肯定或否定技術，而在于如何在技術參與的現實條件下，重申親密關系的主體性與責任結構。

明確人工智能在婚戀決策中的工具邊界。調查顯示，青年更多將人工智能作為認知輔助與信息整合工具，而非行為替代者。這一特征為規范引導提供現實基礎。人工智能可以提升判斷效率、緩解初期焦慮，與此同時，婚戀關系本質上涉及情感投入、道德承諾與現實責任，無法被簡化為最優策略選擇問題。因而，在價值層面需強化輔助而非替代的理念，使青年在借助算法支持的同時，保持對情感判斷與關系承擔的自主意識，避免技術理性對親密關系責任結構的過度侵蝕。

將關注重點從“是否使用技術”轉向“如何提升現實能力”。調查表明，青年使用人工智能的場景，多集中于沖突處理與關系判斷等高不確定情境，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青年在情緒調適與溝通協商方面的現實困境，技術介入成為能力不足的補充路徑。因此，引導工作的關鍵不在于限制技術，而在于強化現實溝通能力與情感管理能力的建設。通過系統化的婚戀教育、心理支持與溝通訓練，使青年在現實互動中形成表達、理解與協商能力，使算法成為能力的補充，而非能力的替代。唯有在主體能力提升的基礎上，技術工具的使用才能保持合理邊界。

完善技術治理與隱私規范，增強算法使用的制度安全感。調查結果指出，青年在利用人工智能時，仍保留一定程度的隱私擔憂與風險意識。這種風險感知反映出技術嵌入并非無條件信任，而是在謹慎權衡中展開。因此，有必要在制度層面強化數據保護與算法透明度，明確敏感信息的處理邊界，尤其是涉及他人隱私與親密關系內容的輸入規范。通過構建更為清晰的治理框架，減少因技術不確定性引發的情感焦慮與信任風險，為人工智能的合理使用提供制度保障。

在工具理性與情感真實之間構建新的平衡框架。青年既認可人工智能在理性分析與效率提升方面的價值，又對表達模板化與評價壓力保持警覺。這種雙重態度表明，青年并未放棄對情感真實性的追求。因此，需構建新型婚戀觀，倡導理性支持下的真實互動理念。在承認技術輔助合理性的同時，堅持以真實溝通、相互理解與責任承擔為關系基礎，使算法成為認知擴展的工具，而非價值判斷的來源。親密關系的重點仍然在于主體間的理解與承諾，而非策略優化。

從更宏觀的社會治理視角看，婚戀焦慮與技術依賴的生成，并非單純個體層面的心理現象，而與就業壓力、生活負擔及社會比較結構等制度性因素密切相關。當不確定性加劇時，技術工具容易被賦予過高的功能期待。因此，在推進新型婚育文化建設過程中，有必要將算法治理納入整體社會治理框架，通過優化青年發展環境與公共服務供給，降低結構性焦慮，促進人工智能的使用回歸其輔助屬性。在制度保障與個體能力共同提升的條件下，人工智能時代的婚戀實踐，在理性與情感之間形成穩定而健康的發展走向。

上文略有刪減

選自 |《人民論壇》雜志 2026年第10期

原標題 | 算法能否算出“真愛”

作者 | 南開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 吳帆

新媒體編輯 | 王思楠 曾子一

原文責編 | 周小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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