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讀書中安頓自我？

如何在讀書中安頓自我

觀點資料來源@《北京大學校報》

讀書看似是最平常的事，卻關乎我們如何安頓身心，如何理解文明傳統，如何在信息奔涌的時代保持判斷，又如何重新感知那些被日常遮蔽的經驗。

小編選取了四篇來自北大教授的關于閱讀的文章：王曙光老師從人文元典談身心性靈的滋養，何晉老師回望“人人有書可讀”的來之不易，路楊老師討論閱讀如何在個體生活與社會行動之間發生作用，王虹元老師則從文學形式、翻譯與細讀出發，提醒我們保有感知力。

四篇文字彼此呼應，共同指向一個樸素而重要的問題：在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讀書，又該怎樣讀書。

以人文元典安頓身心滋養性靈

王曙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讀書乃人間第一樂事。“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人生最幸福之事，莫過于胸中灑落，廓廓蕩蕩，無俗事，無塵擾，靜坐一室之中，披覽古今奇書，忘懷天地，樂何如哉！故國人常說，“數百年世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積善則俯仰無愧怍，讀書則身心有安頓。想象古人“雨過琴書潤，風來翰墨香”之意境，何其神往之至！

世間有功利之讀書，有超越功利之讀書。功利之讀書，求“有用”，求其世俗價值，本是人生必需，無可厚非也。錢穆先生言大學有“事統”、“學統”、“人統”三境。“事統”求會做事，“學統”求新知識，此兩種讀書皆可以歸為功利之讀書；而“人統”求確立自我之道德人格，求成就自我之身心性命，此種讀書乃超越功利之讀書。讀書若僅溺于功利境界，而不能在讀書中安身立命、知天達命、存養心性、浸潤性靈，從而確立自己的道德人格，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則終不是真讀書者。

孔子講學圖軸，明，孔子博物館藏

讀書又有“記得”、“曉得”、“明得”三境。《傳習錄》第二百五十二章：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記得”，是記誦之學，縱記得六經，倒背如流，也是書蠹、掉書袋而已。“曉得”，是曉得其義，通得其理，讀書到“曉得”地步，已然能融會貫通，然而尚不能自心了悟，仍處于“認知”階段。“明得”，是自性呈現，本心洞明，自家本體豁然朗徹，讀書至此“明得”境界，方尋到自家寶藏，這才是真得，此孟子所謂“自得”之境界也。不能“自得”，則圣人還是圣人，我還是我，圣人之言與我毫無干系。而到“自得”境界，則圣人與我化而為一，我與書化而為一。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離婁下》）“深造自得”，即是探得學問本源，使學問與自我本性化而為一，如此則“居安”，即內心安定地秉持固守所學之道；如此則“資深”，使學問積蓄得更為深厚而不會流于淺薄而表面之襲取；如此則無論怎樣發揮運用這些學問，都能不離開學問之根本，此之謂“取之左右逢其原（源）”。何謂“源”？此源頭活水，即是自己的良知，便是先生所說“自家的本體”。讀書到此，方是真讀書者。

明人彩繪圣跡圖冊頁——刪述六經圖，孔子博物館藏

近年來，吾每鼓勵身邊學生多讀“元典”。元者，大也，長（zhǎng）也，首也，原（源）也；元典者，一國家一民族一文明最具源頭性、經典性、權威性之典籍也。錢穆先生曾列出中國人必讀之九種元典，分別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老子》《莊子》《六祖壇經》《近思錄》《傳習錄》，將先秦儒道經典（“四書”與老、莊）及后來的宋明理學和中國化佛學（禪宗）典籍基本囊括（或許還可加上《周易》），中國身心性命之學盡在其中矣。無論何種職業，此九本書皆是生命根柢、心性源頭，凡中國人不可不讀也。近二十年來，吾陸續著述出版《論語心歸》《老子心詮》《孟子心證》《中庸心履》《大學心法》《周易心解》《陽明心傳》等書。我讀古人，實獲我心，由元典而得生命之滋養、性靈之浸潤，真是愈讀愈深，愈好愈樂，終生受用不盡也。

然讀元典須有法。吾嘗將元典之讀法歸結為“切己讀書法”。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論語·子張》），此中“切”、“近”之說，與《周易·系辭下》之“近取諸身”為同一意蘊（朱子與呂東萊編《近思錄》，亦用此意）。切問者，從自己身心上發問；近思者，從自己身心上深思；“近取諸身”者，從自己身心上取法體悟也。吾曾撰《切己讀書論》曰：“圣人一字一句，惟從自家心上體貼，方能會得真切。眼前境遇，身邊俗事，一一俱是圣人開示之機關要命處，不可輕易放過。至于顛沛造次之際、困厄蹇難之時，更是圣人接引吾輩之良機。此時若不能識得圣人面目，猶學禪者不解師傅塵尾所指何處，則終生亦難悟入。若于倉皇淪惑、憤悱難危之際得圣人言語，與圣人意思一剎那接著，其妙不可言喻，其益處亦不可勝用矣。若真如此從心上體貼圣人意思，則不啻登堂入室、親聆謦欬，直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欲與古人共拊掌矣。”從自己心上體貼圣人意思，這才是真正的讀元典之法。而時人惟知記誦字句，以博聞強記為能事，如此，圣人是圣人，吾輩仍是吾輩，圣人與我兩不相干，圣人不能入得我心，我亦不能入得圣人之心，則圣人與我終為陌路殊途。如此讀書，豈書之過耶？

《三圣像》圖軸，明，孔子博物館藏

伊川先生曰：“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圣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又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圣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盡多也。”又曰：“《論語》，有讀了后全無事者，有讀了后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后知好之者，有讀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伊川所言讀書之法，乃切己反身之法，一語道破千古讀書之秘。

“一室之內自有至樂，六經以外別無奇書。”望年輕學子們都能在專業知識之外，讀元典，學圣賢，錘煉心性，努力踐履，將學問思辨行打并一處，惟精惟一，深造自得，真正從元典中獲得生命與心靈向上之力量。

人人讀書并非易事

何晉，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教授

在世界范圍內，中國古代刊寫、流傳的書籍，雖歷經多次毀亡，但存留到今天的數量仍然首屈一指，僅清代乾隆時期官方的《四庫全書總目》，就著錄有圖書1萬多種17萬多卷，還不包括民間私人大量的藏書，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這些書籍曾以金石、簡帛、紙張為載體，或刻、或寫、或印，記錄有君臣的歷史治亂、諸子的哲學思考、詩人的情感悲喜，通過具有獨特意象的漢字匯聚成為了歷代人們得以閱讀的資源寶庫，滋養萬世，可謂“子子孫孫永寶用”，其中亦不乏流傳域外的世界性的經典作品。

讀書，在中國悠久的歷史中已內化為一種文化基因，耕讀傳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傳統社會對讀書的期待與愿景，是對智識、道德、理性的尊重，相信“道”在書中的存在與傳承，以為茲事體大。不過，能讀書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發展到能夠全民閱讀的今天，其實也不到一百年的時間。在我看來，這和歷史上幾個關鍵推動緊密相關。

孔子杏壇講學圖軸，明，孔子博物館藏

第一個推動，是春秋末年孔子開私學教育。在這之前，學在官府，只有極少數的人，也就是貴族才能讀書受教育，圖書也為王侯所藏，基本不流布于民間。在貴族社會逐漸瓦解時，正是孔子將原本為王官之學的《詩》《書》等“六藝”圖書作為教材傳授學生，有教無類，“弟子三千”，開始讓不少普通人能夠讀書了。孔子因此被后世讀書人尊為先師，敬為萬世師表。

第二個推動，是紙的發明與應用，使圖書的日常載體擺脫了笨重的簡牘，這讓圖書更便于抄寫、儲存、攜帶。這不僅增強了流傳中的知識密度與容量，也有助于擴大傳播范圍。紙的發明，無疑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

第三個推動，是以雕版為特征的印刷術，使得圖書以標準化批量生產。刻本替代抄本，極大提高了圖書生產效率，增加了社會的圖書供應量，降低了圖書成本。“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故宋代以來，官、私刻印圖書的書坊越來越多，圖書市場繁榮。紙的應用與雕版印刷相結合，天下一般人也就容易有書可讀了。即便如此，在中國現代化之前的傳統社會中，雖然中央有國學，地方郡、州、鄉也開學校，但能識字讀書的人仍為少數。

最早的雕版印刷實物是在敦煌地區發現的公元868年印刷的唐代雕版印刷《金剛經》，圖為敦煌雕版《金剛經》局部，大英博物館藏。

第四個推動，我認為也是最關鍵的終極推動，是新中國成立后全民識字率的提高，以及基礎教育的普及與成就。目前中國已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義務教育體系，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6.1%，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讀書從識字開始，而這有賴于全民義務基礎教育的普惠，以及國家經濟的發展、國力的增強。當今身處這樣一個全民閱讀的書香社會，對不少人來說，讀書不僅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也認識到它的來之不易，先賢的努力、技術的推進、社會的發展、教育的普及，無不在這一歷程之中起到重要作用。

閱讀：在個體生活與社會行動之間

路楊，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

作為中文系的一名文學教師，我的身邊并不乏愛讀書、想讀書的年輕朋友。在“大學國文”或文學史的課堂內外，常有學生問及讀書的方法：讀什么？如何讀？如何將閱讀融入日常生活？讀書又何以能夠成為提升人生境界和豐富內心世界的途徑呢？在我看來，“提升”或“豐富”已是后話，前提首先是“讀”。如要將閱讀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不如先將如此高蹈的目標從心理上卸下，不然反倒會令人望而生畏、開卷踟躕。我們或許可以看看魯迅和胡適提供了哪些經驗。

魯迅的《讀書雜談》收錄于其雜文集《?而已集?》中，圖源：浙江省檔案館。

魯迅在《讀書雜談》中說，讀書可分為兩種：“職業的”和“嗜好的”。所謂“嗜好的讀書，該如愛打牌的一樣，天天打，夜夜打，連續的去打，有時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來之后還是打”，皆因“他在每一葉每一葉里，都得著深厚的趣味”。正因其不受限于具體的、明確的、功利性的目的，反而能夠在閱讀中享有心靈的自由。對于人文學科的研究者而言，最大的困擾或許來自“職業”對“嗜好”的異化，好在職業總有邊界，嗜好卻可以有遼闊的幅員。魯迅就建議青年人“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科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胡適有篇文章的題目叫做“讀書的習慣重于方法”，蓋因“讀書無捷徑，是沒有什么簡便省力的方法可言的”。在胡適看來，所謂“讀書的習慣”也很簡單：“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謙”，針對的則是生活中容易滋長的惰性、粗疏和成見。因此，讀書習慣的建立也是對生活積習的改造。魯迅談興趣，胡適講習慣，都是從生活本身進入閱讀的門徑。說到底，讀書是一件樸素的事，卻通往復數的生活。

就我所從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而言，“閱讀”不僅是個體精神生活的重要構成，也是文學生產與傳播的重要環節，更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性的中介力量，包含著重啟文學的開放性、實踐性與公共性的可能。在小說《邊城》的題記中，沈從文曾特別談到“讀者”的問題。在批評家、文藝愛好者、大學生和中學生之外，沈從文還特別看重這樣一類讀者：對于那些已經離開了學校，具有一定的文化能力，從事的工作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或者高深的學問并不相干，但又對中國社會的變動有所關心，想要認識這個民族的偉大傳統與現實困境的“讀者”，沈從文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給他們一點“勇氣”和“信心”。1936年，沈從文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在學院里的、文科、法科的學生之外，那些在實驗室里的、理工科的學生，那些已經離開了學校在偏遠的地方和基層工作的人們，也是新文學的讀者，并且號召作家創造一種“對大多數人有益”的“經典”：既包括引導人們朝向健康、勇敢、合作、追求人類光明的經典，也包括能夠增加人類的智慧和愛、提高民族精神、豐饒民族感情的作品。饒有意味的是，在走上新文壇之前，沈從文這樣的經典作家也曾是生長在“邊地僻縣”的新文學讀者。這意味著，現當代文學的創生與再生產，本就不曾局限在學院化、體制化的環境內部，而是從一開始就面向“大多數人”，面向處在大變動時代中的普通中國人。因此，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我們對“全民閱讀”的重視，接續的也正是現代中國的知識人和文學者對時代、社會、民族的切身體察和責任感。如何通過文學閱讀塑造讀者，召喚新的青年，創造新的文化，這既是現當代文學創生時所內在包含的立場和能量，也是今天我們倡導“以天下為己任，為強國而讀書”時需要思考和發揚的。

1984年電影《邊城》劇照

如果對今天年輕人的文學生活略作觀察，我們也會發現，各種各樣的閱讀方式尤其是可選擇的媒介和資源都得到了極大的豐富，也并非簡單的“碎片式”或“快餐式”閱讀即可概括，其中包含的一些新的閱讀習慣，也萌長著新的可能性。很多學生告訴我，他們喜歡并經常使用“微信讀書”，其中的一大樂趣在于可以在閱讀中共享其他讀者對同一段落或文本細節的點評。類似于視頻網站的彈幕功能，這些點評雖然可能打破閱讀的連貫性，甚至有時帶有較強的戲謔感和娛樂性，但也常常可以觸發情感的共鳴或思維的互動。尤其是對于一些較難進入的經典文本，這樣的閱讀方式也建立了某種分享與共情的空間，聯結起了無數孤獨的閱讀個體，使年輕的讀者不至于陷入“獨學而無友”的倦怠或困境。同時，新媒介的運用也未必會削弱傳統閱讀的空間及其有效性。就我對北大學生閱讀狀況的觀察，校園閱讀仍然很蓬勃。除去以教師、同門、研究性學習為主導的專題讀書會之外，以學生、社團、趣緣社群為中心，以自我教育和同伴教育的形式展開的閱讀活動仍然非常豐富且鮮活。由閱讀到討論到寫作，甚至到更具實驗性和創造性的藝術探索，都是在這些跨越線上與線下、多媒介、跨領域的閱讀中生發出來的。

4月20日，一名小旅客在G7378次列車上舉行的“書香伴高鐵 閱讀潤旅途”列車閱讀會上閱讀，圖源：新華社。

雖然閱讀在根本上是很私人的事情，但當下青年人的很多閱讀行為，比如近年來流行的讀書群、讀書打卡、讀書播客、線上讀書會等等，也正在借助新媒體的技術與平臺，締結一種富于情感互動和思維碰撞的“閱讀的共同體”。雖然這種“閱讀圈”的形成和具體運作，與都市語境下的文化消費存在密切的關聯，但從青年讀者的主觀訴求及其選擇的經典書目來看，又未嘗不是出于對當下流行的碎片化信息攝取的警惕，以及對過度競爭帶來的焦慮感和疏離感的某種“抵抗”。就文學閱讀而言，今天的普通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經過普及化的中學教育和大學教育，又天然地置身于網絡和全媒體時代構筑的公共空間之中，其實構成了文學面向社會發生作用時的中間性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新一代讀者的閱讀行為、習慣和經驗既值得尊重，也有可以進一步反思與拓展的空間。比如怎樣從尋求信息搜集、知識獲取、興趣消費、情感療愈的閱讀，進入更富深度的自我涵養、社會觀察和理性思辨，尤其是如何借助這些閱讀行為中正在萌動的凝聚力和批判力，進一步將“行為”轉化為“行動”，把“實感”落實為“實踐”，將“常識”活化為“常理”與“常情”。換言之，新的媒介與傳播形態也未必一定會導向文化的“斷層”，有效的閱讀仍然在發揮“詩可以群”的古老力量，幫助青年人努力突破自我的異化，恢復文學與生活之間的切實關聯，培植起具有現實感和能動性的主體狀態。

感知不息，撿拾不輟

王虹元，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系助理教授

20世紀初，俄羅斯文學迎來理論思辨的急轉。當許多普希金研究者面朝“俄羅斯文學的太陽”眩目的強光，近乎虔誠地挖掘這位詩人短暫一生的種種陰影和細瑣時，在彼得堡大學的一門普希金研討課上，幾個青年學生卻迷戀著另一些東西，比如文體、聲律、手法的集群：在他們看來，這是詩歌成為詩歌的關鍵所在。至于是什么讓詩人成為詩人，這對當時的他們而言似乎并不重要。

很快，這些青年學者便組建起文學語言的研究會，俄國形式主義學派也隨之誕生。學派活躍的時間并不長，但它的問題意識與概念體系直接或間接地留存于后世文藝研究的種種話語，幻化出紛繁多樣的形貌，甚至影響著我們如今的文學閱讀方式和審美趣味。

形式主義最初也最響亮的宣言，是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那篇《作為手法的藝術》。圍繞著“陌生化”這一核心理念，文章在強調文學語言的特殊性之余，更提醒我們覺察自身對種種日常經驗與審美體驗的感知習慣。

維克托·什克洛夫斯基是俄國形式主義的創始人之一，以其“陌生化”理論和對文學藝術的獨特見解而聞名。

什克洛夫斯基談到一種普遍存在卻為人所不察的現象——人類認知活動的自動化。這是一種心理資源的節約機制：一切令我們熟悉和習慣的事物都會逐漸被壓縮、簡化，直至不再真正進入意識。于是我們在行走時不再留意身體各部位如何協調運動，在讀取消息時不再逐字辨認，甚至對于周遭由紛繁物象構成的世界，也大多不是直接“見之于目”，而是傾向于利用經驗和常識，去匹配某種“識之于心”的印象。一定程度上，這種自動化對我們的生存和適應都是有利的，但生活中的許多事物卻也隨著認知效率的提升，在我們無意識的目光中，變得透明而不可見。

“如果許多人整個復雜的生命歷程都在無意識中度過，那么這種生活就仿佛不曾存在過一般。”借列夫·托爾斯泰之口，什克洛夫斯基如此嘆道。當我們站在生死的關卡回望一生，發覺身后只是一片蒼茫大霧，除了渾濁便是模糊，那不是太讓人唏噓了么？因此，“正是為了恢復對生活的感受，為了感知事物，為了使石頭成為石頭，才存在著那種被稱為藝術的東西”。

藝術的感知應當帶來困難和阻滯，使人花費更多時間與心力，這是“陌生化”的題中之義，與其他效率至上、結果導向的人類活動背道而馳。從這個意義上說，形式主義的立場之中包含著一種反優績、反功利的思辨，不僅要求我們將體驗和感知的過程視作目的本身，而且引導我們重新調整生活的天平，不再急于提煉要義、歸納主旨，允許那些一時無用、尚未成形、甚至已經被遺落的經驗經過一段時間的省察，復又浮現。

也難怪魯迅將他那部回憶散文集的題名從《舊事重提》改為《朝花夕拾》：“帶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夠。”在傍晚時分撿拾清晨的花，容許記憶的錯置和感念的消逝，既可重拾“舊來的意味”，又可在殘花的暗香中，為往事賦予超越鄉愁的深意。

三味書屋

“撿拾”這一動作在蘇聯作家安德烈·普拉東諾夫的小說《基坑》中，有著更具寓言性的存在論意味。機械廠工人沃謝夫因耽于思考而被解雇，將所有行李收進一只口袋，在迷茫之中踏上征途。在口袋的夾層，他悉心收藏途中各種各樣“不幸的和默默無聞的東西”，從枯葉到骨灰，在意義崩塌后的游蕩和尋覓中，將它們視作世界存在的證據。

雖然時代與語境迥異，沃謝夫的形象卻很容易使人聯想到19世紀法國詩人夏爾·波德萊爾筆下的“拾垃圾者”：他們時疾時徐地游走在大城市的狼藉之間，分門別類地收集一切被唾棄、被踐踏的東西。在瓦爾特·本雅明的解讀中，波德萊爾將拾垃圾者和詩人的行當聯系起來，似乎在對都市棄物的篩選和保存上，才寄寓著詩人卑微又宏大的使命。當然，上述“垃圾”主要指未被充分感知、細致理解的事物，而寫作者和閱讀者恰恰常從這類事物中尋得契機，使得在自動化經驗中被“視而不見”的內容重新進入表達和理解。

拱廊街內的漫游者

在我所接觸的諸多文本實踐中，翻譯也像是撿拾的另一種形態。作為一種細讀方式，翻譯近乎笨拙：逐字逐句的辨認和取舍有時偏離題旨與主線，長久的卡頓常常出現在“微不足道”的細部之中。為了在語言和意義之間尋找對等、將纏繞的句法拆解成可理解的片段、盡可能還原作者的風格與節奏，平日瀏覽時并不留意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為問題。但也在這些漫長的猶疑和商榷中，文本顯露出驚人的飽滿和豐富，一個詞語可以牽涉幽深始末，一個淺淺掠過的名字可以映出整個時代的記憶。

因此我想，即便是在當下，即使似乎一切苦功都可以在科技的助力下簡化到極致，翻譯和細讀也仍然是必要的。事實上，許多寫作便生成于這些看似旁逸斜出的細部，利季婭·金茲堡的紀實性散文《圍困者手記》、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日記合集《殉道學》都是典型的例子。前者以知識分子視角聚焦列寧格勒圍城戰中的個體經驗，后者則呈現了這位知名導演在影像、文本之外的悲歡碎片。

《殉道學》結尾收錄了一張塔可夫斯基臨終前的照片，他身處巴黎去世的那間病房，一只小鳥站立在他手上，圖為其拍攝的電影《鏡子》中被放飛的小鳥。

閱讀這樣的記事，便是閱讀生命經驗本身，在斷續與猶疑之間，緩緩建立起對另一種生活的感知。它們幾乎無法被概括，也難以提煉出主旨和要點，任何脫離語境的摘錄，都會使文本失去依托。我們能做的，是在其中行走、撿拾，讓那些可能在自動化機制中消散的部分，重新獲得一段停留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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