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原副市長唐杰最新講課：國家要全力推進的統一大市場，深圳該怎么辦？

國家“十五五規劃”明確：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卡點堵點，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內順暢流動。

深圳“十五五規劃”提出：深度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規劃文字不多，但信息量很大，與深圳企業密切相關：完善信息披露、社會信用、兼并重組等市場制度規則，嚴格落實市場準入“全國一張清單”管理模式，穩步開展市場準入效能評估，深化經營主體登記、注冊、遷移、注銷等全生命周期服務改革。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范不當市場競爭和市場干預行為，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司法，推動形成優質優價、良性競爭的市場秩序。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規范政府采購、招標投標行為，有序拓展招投標領域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場景。進一步規范招商引資行為，構建高水平招商引資新模式，加強產業鏈招商、營商環境招商。

中央為什么以及如何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這一重大戰略部署，與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存在怎樣的關聯？今天特別推薦深圳原副市長唐杰最新的一堂內部課：國家要全力推進的統一大市場，深圳該怎么辦？值得你深度閱讀。

唐杰 專欄介紹

唐杰，深圳市原副市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理事

深圳未來唯一的出路，是全面實現從跟跑到并跑、在更多領域領跑，核心是發力原始創新。

深圳原副市長唐杰最新課堂分享：統一大市場來了，深圳該怎么辦？《統一大市場與企業創新戰略解析》

演講主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經濟思想 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 ——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與深圳發展新機遇》

課程教師：唐杰（南開大學經濟學本碩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富布萊特教授、哈佛肯尼迪學院訪問教授；曾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深圳市政府秘書長、深圳市人大副主任、深圳市副市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 理事）

地址：深圳

時間：6 月 12 日

以下為課程內容：

課程背景

當國家出臺一項新政策之后，

為什么很多企業往往聽不懂、看不透

當國家出臺一項新政策之后，很多企業往往聽不懂、看不透，不知道政策到底要導向什么。出現這種情況，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政府寫公文，高校做學術論文，寫作的語境和受眾本身差異明顯。高校的學術論文要符合某一專業領域的學術規范，行文邏輯、概念體系都是圈內人的標準范式。政府公文面向全社會，覆蓋各行各業、各個層級的人群，語言表述要求普適、且不能有解釋性歧義，這就很容易讓從不同角度來看問題的讀者，抓不住核心，產生理解上的歧義，搞不清政府真正要表達的內容。

第二個問題，大家往往并不清楚當下我們共同面臨的現實難題。政府以公文方式出臺政策，要解決社會面臨的普遍問題，但每個企業只會從自己微觀局部角度去思索問題，企業因此經常搞不明白：政府要解決什么問題？這套解決方案，又和我自己的企業有什么關系？從中央到直轄市、省、副省級城市、地市、區縣，每一級政府面臨的實際問題都各不相同，可很多時候，不同層級、不同地區會用同一套話術來表述差異化的問題，這自然會加大大家的理解難度。2025 年各地傳達的政策表述大體相似，但背后要解決的問題千差萬別，想用統一的語言講清不同的難題，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

現在市場上也存在兩種不同的對待政府政策的思維，比如馬云曾經說過，政府鼓勵政策，企業應當小心，因為政策鼓勵很容易造成市場過剩。原因是，工業化初期階段的產業鏈短，創新的門檻不高，通過模仿形成產業規模相對容易。過去十年，我們則看到了另一方面，當我國進入深度工業化時期后，創新門檻提高，產業鏈不斷延伸，企業開始深耕產業鏈的關鍵節點，模仿的難度不斷提高，專精特新企業與大企業進行供應鏈合作，就成為常態。從數量到質量，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的轉型，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新興產業崛起的浪潮，結果是讀懂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堅定做創新的企業獲得了發展機遇。

第三個層面是認識論的問題。人的思維模式，和視覺、嗅覺、圖像感知、靈感都息息相關。中國人向來講究 “頓悟”，有的人一眼就能看透本質，有的人要反復琢磨，每個人的感知和思維方式都不一樣。這種偏直覺、感悟式的 “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的認知，是很難在標準化教學課堂上學到的。

課堂上的教學，大多是一生二、二生三式的線性思維，而三生萬物是教不出來的。在現實中，企業處在同樣的環境、面對第一，邏輯演繹能力，提煉環境、行業、市場當中的共性規律，這也是我們在校園、書本里學到的核心能力，適用于解讀普適性規則；

第二，個性化判斷能力，每個企業所處環境、自身條件、資產結構都不同，要結合自身情況做出獨有的選擇。

而串聯起邏輯演繹和個人感知的工具，就是統計思維。我們可以通過長期觀察、數據統計總結規律，舉個例子：長期早來晚走、勤懇工作的員工，整體貢獻度一定更高，但統計總會出現 “奇異點”，也就是特殊案例。企業家需要學會用統計思維判斷一般性和特殊性。比如，將自己企業的員工素質和同行業平均水平對比，自己的團隊處在行業前 50% 還是后 50%。如果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企業團隊排在后 50%，要進階到前 50%、前 40%，多招高學歷人才是對的，做好激勵、提高人才隊伍效率也是對的。

放到當下，人工智能的本質，其實就是依托海量數據，用神經網絡模擬人類視覺、聽覺、嗅覺等感知方式，結合統計、邏輯、歸納三大能力去認知世界。人類不能只靠單一的直覺或者單一的邏輯生存，AI的發展邏輯，也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能走到行業頂尖的企業家，都是把邏輯、歸納、統計、感知融會貫通的人。無論企業規模大小，企業家都需要持續培養這種綜合認知能力。

過去十年，中國產業發生的三大核心轉變

在這個課件中，我和張致鵬博士首先回顧了過去十年中國產業發生的三大核心轉變：

第一，制造業全面從“規模數量型”轉向“質量效益型”，全社會研發投入快速增長，近五年研發投入漲幅接近 50%，“重視研發、堅持創新” 已經成為全社會共識。

第二，國家整體創新綜合排名進入全球前十。官方數據顯示，我國研發人員總量位居世界第一，研發支出位居世界第二。但同時也要正視問題：我們的創新效率還有提升空間，這和國內工業化發展歷程、科技體制都有關系，所以國家持續推進科技體制改革。比如國內院士體系帶有一定行政屬性，科研經費分配、前沿探索機制仍有優化空間。不過現在我國大量學科的科研水平持續突破，不少領域從跟跑逐步走向并跑、領跑。

第三，集群式創新全面爆發。很多硬核技術實現國產化、規模化突破，盾構機就是典型案例：早年國內盾構機完全依賴進口，如今中國盾構機的產量、規模位居全球第一。盾構機是集成了電機、特種鋼材、精密機械等多項技術的綜合體，一項核心裝備的突破，會帶動一整條配套產業鏈崛起。

再比如大飛機產業，如今蘇州等城市大量企業圍繞大飛機做配套，哪怕只是飛機座椅、機艙布線這類細分環節，都有大量企業深耕。用最優的材料，在保障飛機強度和耐用性的前提下，降低機身自重、提升載客量，這是典型的系統工程。

集群式創新的特點，就是一項核心技術突破，會帶動海量配套企業協同發展。航天、火箭技術雖然技術含量極高，但民用場景有限，帶動的產業規模相對較小；而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這類技術，民用場景廣闊，能催生萬億級產業集群。

從科學發現，到實驗室的樣機雛形、再到性價比優良的工業化量產，需要經歷漫長復雜的創新階梯。很多實驗室里的技術成果，最終都倒在了產業化、量產落地的環節上。每家創新企業都承擔著創新 “最后一公里” 的責任，缺少一個環節，創新都不能形成閉環。

我國經濟將從數量到質量、從后端技術到前端科學技術創新、從單一企業創新到產業集群式關聯創新，以及以企業為核心的創新機制，概括為我國工業進入了深度工業化時期。產品復雜性上升、科技含量增加、創新協同密切、產業鏈延長，是深度工業化時期的主要特點。

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 成為全球創新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國內做不出圓珠筆芯？事實并非如此

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成為全球創新網絡中的重要節點。大家都在思考：我該對接哪些配套企業？又能為哪些企業提供配套？不管是面向終端消費者的 To C 企業，還是面向產業端的 To B 企業，都需要找準自己在全國產業鏈、創新鏈中的定位，打造差異化競爭力。

前幾年大家熱議日本馬桶蓋、圓珠筆芯，質疑中國企業做不出高端零部件。但事實并非如此，國內企業太鋼很快就實現了圓珠筆芯國產化，但最終無法保證具備良好收益的量產。這是因為類似于圓珠筆芯的細分零部件，全球市場很小，幾家小企業依靠長期技術積累，就可以滿足全球的細分產業需求。

這也印證了一個道理：如果企業能在某一個細分領域做到全球頂尖，構筑技術壁壘，同行就很難介入，自然能跳出同質化內卷。而當下市場之所以“內卷”嚴重，本質就是產品、技術高度同質化。想要破局，唯一的路徑就是加大研發，做別人做不了的前沿技術、細分領域。

華為的研發模式，和當年愛迪生研發燈泡的邏輯相通：愛迪生試驗了九百多種材料，才找到最合適的燈絲；華為也是依托大量實驗室、反復試驗，把科學原理一步步轉化為量產產品，工業創新本就是一個不斷試錯、持續打磨的過程。

深圳走向高質量增長面臨的挑戰

深圳總面積約 2000 平方公里，GDP 接近四萬億。在缺乏嚴格統計數據的情況下，2026 年估算的總建筑面積在 10 億至 11 億平方米，上海約 16 億平方米，北京約 15 億平方米。從 1980 年至今四十五年，深、京、滬三座城市新增建筑面積總量相差不大，人均建筑面積也基本持平。以單位建筑面積創造的 GDP 作為高質量發展指標，深圳引以為傲的 “種高產田” 成就，其實與京滬就在伯仲之間。換句話說，深圳是以城市建設的高密度創造了單位土地面積高產出的奇跡。折算下來，過去四十多年，京滬深每年新建建筑面積都約為 2000-2500 萬平方米。按照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總體要求，未來京滬深等城市都要從靠蓋房子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轉換為提升“每平方米建筑面積產出”的高質量增長模式。

若京滬深單位建筑面積產生的GDP能夠從目前的3200-3400元提升到10000元，整體 GDP 就能上三倍。

想要實現這個目標，只能依靠創新和高端人才。過去我們靠勞動力低價和規模化組裝實現高增長；未來要依靠高學歷、高技能人才，走創新路線。這也決定了產業的取舍：占地面積大、單位產出低的傳統產業，會逐步退出深圳；只有依托創新、技術、人才，單位面積產出持續提升的企業，才能在深圳扎根。這就決定了深圳一定要在統一大市場建設中尋找出路，通過更廣泛的合作，通過前沿創新與制造的合作，放大深圳的發展空間，而更少地采取堆疊方式建設城市。

STEM（科學、技術、工程、數學）員工占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的創新能力。一家企業、一座城市想要做創新，離不開掌握STEM相關知識的人才。

二十年前研祥科技的陳志列董事長就提出：評判一家企業是不是高科技企業，關鍵要看員工學歷結構。早年靠小學生、初中生就能做三來一補，如今的創新企業，核心要看碩士、博士等高端人才的占比，要用效率提升對沖成本上漲。2000 年，美國每年 STEM 領域博士畢業生有 17800 人，中國僅 7500 人；2007年我國 STEM 博士畢業人數就追上了美國，如今我國每年STEM 博士畢業生達到 50000 人。當然，博士學位不能與創新能力劃等號，但從整體來看，企業、區域的創新能力，還是和從業人員的受教育水平高度相關。

深圳勞動力受教育年限與創新的關系十分明顯。1985 年，深圳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小學五年級水平；1990 年達到初二；1995-2000 年約為高中；如今，深圳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4年，人才結構翻天覆地的變化支撐了深圳的創新。

很多企業總想著靠“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利潤，這是一個典型誤區。健康的發展模式，是人力成本的增長速度低于生產效率的增長速度，用更高的效率對沖人力成本的上漲，這才是長久之計。

科技革命與內卷的市場環境

最近十幾年，很多企業經營者都覺得微觀經營環境一年比一年艱難，市場內卷加劇。我們不妨深究一下：這種內卷的市場環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這當然與我們當下面臨的時代變局密不可分。改革開放至今馬上就要滿五十年了。四十多年前，我們的人均 GDP 水平很低，和發達國家差距巨大。回過頭來看，當年經濟起飛很艱難，但發展邏輯似乎不復雜：打開國門，依靠國內廉價勞動力，去參與國際競爭。深圳就是靠這條路起家的，早期深圳的核心優勢就是勞動力成本低，靠低價優勢承接海外訂單。但放到今天，這個路子已經走不通了。放眼全球，僅東盟六個大國與印巴等南亞地區的人口就超過了二十五億，其人均 GDP 大致為我國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更是遠低于深圳。現在我們還能繼續做服裝、箱包等低端加工產品嗎？顯然不行，深圳早已告別了低端代工生存的階段，從深圳裝配到深圳制造，再走向深圳創新，成為世界創新的前沿。

從全國看，人均GDP從不足三百美元到超過1.4萬美元，是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也必然帶來人力、土地等各項成本持續上漲。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追求高質量發展、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就是中央基于全局戰略判斷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但創新轉型也會讓大家感覺經營困難，具體分為兩大變局： 第一，中國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占有率不斷提升，國際市場從“增量市場”變成了“存量市場”。國內每一家企業多拿下一份出口份額，本質上都是擠壓了原有海外競爭者的生存空間，競爭自然越來越激烈。 第二，國內產業升級過程中，傳統產業必然受到沖擊。而創新本身，就是一種“顛覆性重構”，相當于把舊的行業規則徹底推翻。

拿汽車行業舉例：如今國內汽車整體產量增速約 3%，增長平緩，但新能源汽車增速極快，年均增速超過了 40%，直接擠壓了傳統燃油車的生存空間。整個汽車行業的市場規模、就業崗位并沒有大幅增長，新舊技術迭代，必然會帶來陣痛。

不止汽車行業，當下幾乎所有行業都在經歷“新技術打敗舊技術”的過程。現在很多傳統軟件公司處境艱難，是受到 AI 技術的沖擊。放在以前，做行業研究要先搜集數據、開展計量分析、進行結果檢驗，整套流程耗時耗力；現在只需要采購專業數據庫，交給 AI 大模型，即可快速完成計算、校驗，提供相關研究材料。AI 可以代替人工制作美觀簡約的課程 PPT，已是基礎功能。

身處這樣的變革期，企業進退兩難：轉型步子邁得太快，原有積累的優勢會快速消失；步子邁得太慢，就會慢慢淪為 “僵尸企業”，被市場淘汰。如何把握轉型節奏，是一門沒有標準答案的學問，也是企業家獨有的能力。

真正優秀的企業家很難通過校園課堂批量培養華為做到全球行業第一，是什么感受？

“糟極了，榮耀不能當飯吃。”

真正優秀的企業家，很難通過校園課堂批量培養。大學教授可以復盤成功的企業案例、拆解過往經驗，但無法教會企業家如何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做出正確的決策，在復雜環境里成長、突圍。企業家的能力，一部分源于天賦，更多是在不同市場環境里摸爬滾打歷練出來的。

對企業家而言，最核心的能力，就是洞察大勢、在時代浪潮里找準機遇、規避陷阱。

從全球經濟發展規律來看，任何一個國家，隨著人均收入不斷提高，產業必然會持續升級。當經濟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可模仿、可借鑒的外部樣本會越來越少，只能走上自主創新的道路。而自主創新意味著更高的研發投入、更高的失敗概率，經濟增速自然會逐步放緩。

我曾經和一位華為高層交流過，我問他：華為做到全球行業第一，是什么感受？對方回答得很實在：“糟極了，榮耀不能當飯吃。”

華為創業初期，體量很小，水平不高，需要走模仿式創新的路，逆向工程、復刻技術；當排名達到行業前 30 名時，模仿創新就要走向前沿創新。進入行業前十之后，前方已經沒有可參考的標桿；成為全球第一，如同進入了無人區，要開展更多具有戰略意義的原始創新，還要防范后來者模仿、趕超。企業越往行業頂端走，創新的難度就越大，可借鑒的路徑越來越少，只能持續投入研發、構筑技術壁壘，避免被同行簡單模仿。

深圳未來唯一的出路，是全面實現從跟跑到并跑、在更多領域領跑，核心是發力原始創新。

寧德時代也是典型案例，依靠持續創新，如今動力電池全球供應占比超過 40%，穩居世界第一。現在有不少同行從寧德時代挖人才、對接其供應商，復刻相似產品，產品相似度能達到 60% 到 70%，同時價格壓低20% 至 30%，靠著低價搶占市場。但寧德時代相關負責人直言：這類單純模仿的企業，發展絕對不可持續。

如今寧德時代布局電池租賃等全新業態，商業模式和技術體系都做了深度升級。消費者買車不用再一次性購置電池，而是選擇電池租賃模式，這背后是寧德時代以電池技術、全生命周期價值淘汰模仿者的策略。

企業如此，城市也如此。2017 年前，深圳還是全球著名的“Copycat”，今天已經成為世界一流的創新城市。

國家為什么要全力推進統一大市場？

講到這里，我們可以解讀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重大意義：中央為什么以及如何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這一重大戰略部署，與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存在怎樣的關聯？

首先，過去與現在，很多企業尋求跨區域遷移，除了選擇低成本布局外，更重要的是追逐地方政府的短期政策紅利。

不少城市為了招商引資，會出臺不規范的優惠政策并設置地方壁壘。這種模式可以持續嗎？通俗地舉例，一個城市手里只有 100 塊錢的優惠政策資源，今天給了一家企業，明天又招來另外幾家企業，就要分享優惠政策，去年招來的企業會認為政策朝令夕改，今年招來的企業又會覺得政策不夠優惠，企業就會產生短期行為。過去很多地方招商引資時，會給出五花八門的優惠承諾，但這類差異化政策往往不符合國家統一規則，隨時可能失效。企業如果單純依賴地方口頭承諾，風險極高。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叫停各地依靠不規范補貼、強化地方保護、割裂市場的短期行為。如果全國市場規則、標準、政策趨于統一，市場信號會變得清晰，當各地不合理的補貼、壁壘被清除后，企業會按照市場規律，根據區域稟賦選擇布局環節，區域之間自然會形成因地制宜、錯位發展的格局。

以深圳為例，福田區定位高端服務業、創新總部，南山定位高端前沿創新，生產制造自然會向坪山、深汕合作區集聚。放眼全球也是同理，如今紐約制造業出現回流，但回流的不是傳統流水線制造，而是OPC高端樣機的小批量定制生產這類高附加值環節。

據我參加惠州電子產業協會活動的觀察，參會企業中不少于 40% 來自深圳。深入了解后，深惠合作分工鏈條非常清晰：深圳企業把規模化制造環節轉移到惠州；惠州企業則將基礎性、前沿性研發創新環節移至深圳。這差不多是重演了十幾年前深圳與東莞之間產業分工協同的故事。

同理，沒有任何一家企業可以做到“全產業鏈全能發展”，大企業如華為，也不會包攬所有環節，全能型企業最終都會被市場淘汰。我國一些地區和城市，至今仍有不少企業具有 “大而全” 的特點。究其原因，是當地產業配套不完善，企業不得不自己補齊配套環節，企業間分工配套又因此受限，形成了惡性循環，直接拉低了城市的整體效率。

深圳最大的優勢，就是產業配套高度完善。只要有新的創意、新的技術想法，立刻能找到對應的供應鏈、服務商落地。統一大市場，就是要推動全國形成這樣的專業化分工體系。

從宏觀歷史邏輯來講，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區域發展差異一定大，這就需要因地制宜。自秦開始的“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就是國家統一和商品流動的保證。在現代經濟里，統一大市場的核心，就是統一全國市場規則、行業標準、制度體系。建設統一大市場，就是消除割裂市場的亂象，打破“人為壁壘”，讓商品、要素、資源在全國范圍內自由流通、暢通循環，讓市場發揮公平競爭的基礎性作用。

長期以來，國內市場被區域壁壘人為分割，這與我國外貿依存度偏高、貿易順差持續擴大有明顯聯系。國內市場流通不暢，各省、各市都想著把產品賣到海外，而非深耕國內十四億人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國產業和企業頻繁遭遇國際貿易摩擦。

新能源汽車行業是市場分割的典型縮影。舉個生活中的例子：除深圳外，我們去國內其他生產整車的城市，路面上跑的汽車里，本地車企品牌占比一般會較高，這就是市場分割帶來的現象。目前國內擁有新能源汽車制造資質和實際銷售量的企業有 198 家，行業前 10 名企業銷售量占比 75.5%，前五名為 56.2%，第一名超過 27%；剩余一百八十多家企業總產量占比不足 25%，平均每家企業年產量不足兩萬輛，這是造成行業低效內卷的基本原因。各地不當招商引資、盲目上馬產能、以鄰為壑的地方保護，是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源。加快統一大市場建設，會倒逼產能和資源向優勢企業集中。

全球化產能布局會面臨各國差異化的規則挑戰。如今我國綜合成本上升，越南、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家，都在復制我們早年的成功發展模式，依靠更低的人力成本承接低端訂單，逐步擠壓我們在傳統海外市場的份額。

企業嘗試采取迂回生產模式，把零部件運到墨西哥和東盟國家組裝，再銷往歐美市場，這種模式也存在諸多限制，核心限制在于本地生產增加值的占比要求，簡單的零部件出口組裝的路子很難走通。

出海之路機遇與挑戰并存。現在不少龍頭企業開始規劃全球化產能，比如比亞迪提出目標，十年之內整車年產量要突破一千萬輛，沖擊全球第一。一千萬輛的產能，不可能全部放在中國生產，必然要走向全球布局。相比于單打獨斗出海，深耕國內統一大市場，依托十四億人口的超大內需，發展空間會十分廣闊。

面對統一大市場，企業思路也要轉變不再單純追逐地方政府的短期優惠政策

而是綜合核算全維度經營成本

結合國家頂層設計，建設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培育新質生產力，核心依托就是全國統一大市場。新產業、新生產力，必須依托超大市場才能生存、壯大。統一大市場，就是要杜絕各地 “畫地為牢”、各自搞小閉環的模式。地方保護、差異化規則，本質是割裂市場。

舉例說，深圳整車產能不算很大，但卻是全球新能源汽車產業創新的中心城市，新能源汽車的電池、電控與電驅等核心創新、配套生態高度發達。深圳新能源產業基礎設施領先全球，是全球唯一一座充電槍數量超過加油槍的城市，有著世界最高的新能源汽車滲透率。怎么做到的？深圳新能源汽車產業以全國統一大市場為基礎，無論是整車還是 “三電”，都深深嵌入了全國統一大市場之中。

長三角、珠三角是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主戰場

我們先來討論一個問題：統一大市場上最主要的產品是什么？最終消費品直接面向消費者，那十四億人組成的大市場指的是消費品市場嗎？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原因是，工業生產的消費品不僅由中間零部件和材料集成而來，也需要使用大量設備，自動化程度越高，運用的裝備越多。進一步說，甚至是非工業消費品和服務也越來越依賴于生產設備與新型材料。這樣，一個國家、一座城市的制造業總產量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在制造業總產出中，中間產品所占比重約 70%。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體現為產業鏈更長，能夠生產高端復雜產品；發展中國家主要生產簡單產品，產業鏈自然更短，中間產品比重也更低。

從整體上看，我國擁有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優勢就在于能夠不斷延伸產業鏈，生產出更加復雜的產品。這是我國工業化轉向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基礎能力與底氣。由此可見，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核心領域不是消費品市場，而是中間產品市場，是打通跨地域被行政分割的產業鏈。長三角和珠三角也因此成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重中之重。

打通全國統一大市場，就是要打破區域邊界，轉向跨區域分工、協同合作，建立全球一流的高水平上游配套產業體系，解決我國制造業體系中高端中間產品自給能力弱、受制于人的 “卡脖子” 問題。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是我國最重要的城市群，人口和經濟總量在全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我國創新高地、戰略性新興產業聚集中心，是我國產業鏈最發達的區域，決定著我國高端中間產品的規模和水平走向，因此理應成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核心。受資料搜集限制，我們著重分析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大城市群在建設統一大市場中的互動關系。

我們在前文用了相當長篇幅討論分工與產業鏈，討論創新，論述企業和企業家在創新中的地位與作用，就是要提供一個企業進入跨區域分工體系、追逐更大市場需求的分析框架。盡管我們不太情愿，也還是需要借助一些經濟學表達方式，討論構建以中間產品為核心的統一大市場過程中值得關注的幾個關鍵因素。

在 PPT 中方程的左側，我們可以看到符號 θ，這是企業面向更大市場的專業化創新能力標識，其中包含企業經營十分熟悉的內容：差異化的門檻效應，通過干中學破解市場 “內卷” 與規模瓶頸。從全國范圍看，當更多的中間產品由專業化創新企業生產時，工業產品總成本 c 會降低，即 c/(1+θ)，對應的就是收益提高，這是增長質量提升和新質生產力的貢獻。

再看 PPT 中方程的右側，有三個阻礙企業在大市場上進行專業化生產的因素：

一是距離指數τ，企業離得越遠，越不容易合作；

二是企業產品同質化指數σ，企業產品相似度越高，越不容易開展合作。

三是專業化效率Φ，細分化中間產品需要更高的專業化效率，本地需求不足，就不容易發展起來。新興產業市場份額越小，跨區域分工協同的門檻越高，發展難度就越大。

這就是說，只要企業之間的距離成本 τ 足夠低，企業就會向生產效率最高的區域集聚。物理距離會產生物流成本，地方管制與不公平競爭的環境也會產生企業間合作的隱性市場成本，即便招來企業也發展不好、留不住。靠一系列優惠補貼留下的企業，在全國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建設統一大市場，將各省各市的貿易成本和政府管制成本降到最低，就會形成大范圍的分工合作，實現更高的效率。

辦大學、辦好大學，形成人才與科研機構的集聚優勢，讓企業距離前沿科技更近，也是降低距離成本的重要內容。企業家、學者、科研人員常態化交流，能快速判斷一個項目、一項技術是否具備落地價值。學者擅長探索前沿方向，企業家擅長工業化落地，兩者結合，才能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價值，這也是創新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擁有頂尖科研資源，是合肥能夠快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中科大、中科院二十家研究機構及合肥工業大學等名校的集聚，顯著支撐了合肥及安徽企業的創新增長。過去十年，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快速發展令全國矚目。

南方科技大學、深圳大學，以及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為代表的在深高校，辦學定位清晰、學科分工協同互補，辦學綜合實力、人才培養質量與核心科研創新能力實現了跨越式、超常規提升。各校深度對接深圳產業發展需求，與本地龍頭企業、科創主體開展全方位產學研協同攻關與聯合人才培育，打通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人才輸送全鏈條，持續為城市產業升級注入創新動能。

值得關注的是，2026年全國五大繁忙航線中，虹橋—寶安航線上升為僅次于首都—虹橋航線，為國內第二、全球第十繁忙航線；首都機場與寶安機場的航線為國內第四。寶安與虹橋、深圳與首都機場之間的航班已經公交化，這大大降低了雙城及三城企業間的溝通成本。不過，僅僅降低距離成本，并不足以支撐產業發展。舉例說，當年很多城市爭設高鐵站點，現實中有些通高鐵的城市是典型的 “路過經濟”，人流、物流匆匆而過，反而吸走了本地的產業和就業。

與降低距離成本同等重要的，是提升產業集群帶來的協作價值。同行業上下游企業扎堆集聚，看似與競爭對手比鄰而居，實則是互利共贏。企業之間可以相互學習、交流技術、捕捉行業新趨勢，創意、思路、技術在集群內快速流動，催生更多創新。思想、知識的流通，價值遠大于商品流通。

現實中，南山的高科技企業，特別是中小型創新企業密度極高，創新企業一面抱怨南山成本高，甚至要給員工補助通勤費用，但并不情愿向土地和房租更便宜的龍崗、坪山遷移。走訪企業時，聽到的最直白的比喻是：南山是“奶茶經濟”，高度個性化與多樣化，企業研發與人力資源高度互補；制造業大企業聚集的區域則是“可樂經濟”，高度標準化、規范化與規模化。

我們因此可以看到，差異化、多樣化的企業之間傾向于既競爭又合作，且往往合作大于競爭，這就是產業集群。反之，企業同質性σ 越高，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往往越激烈。

長三角和珠三角構建統一大市場的典型案例

接下來結合典型案例，分享企業如何借助統一大市場加快發展。

案例一：比亞迪大規模向外布局，對深圳而言是損失嗎？

第一種方式，是核心企業比亞迪大規模向外布局，以統一大市場構建跨區域產業集群。在可獲取的統計資料中，僅2019-2022 年三年，深圳企業在外省市拿地面積，已相當于深圳現有工業用地面積的 1/4。其中比亞迪占了 18%，主要布局在長三角。

比亞迪串聯整合了多座城市的產業鏈優勢。2020—2025 年，比亞迪在長三角投資約 650 億元，新增整車制造產能 170 萬輛 / 年，相當于長三角七巨頭（特斯拉、吉利、奇瑞、江淮、長安、上汽、零跑）的新能源汽車產量總和，形成了新的 “1+7” 格局。比亞迪以無為等地作為動力電池及關鍵零部件生產基地，以南京為動力總成生產中心，以合肥和常州為整車基地，形成了高度專業化、低協同門檻、低合作成本的跨省市大區域創新生產體系。

比亞迪與通達動力的合作是經典微觀案例。南通通達動力在細分領域擁有 84 項專利，自動化率達 95%，精密沖壓精度達 ±0.02mm，車規級產品通過了全球汽車巨頭的認證。與比亞迪合作后，雙方通過技術標準體系共享，形成了產業與技術動態升級的良性互動。作為全球最重要的新能源汽車生產與創新研發產業集聚區，比亞迪形成了貫穿兩大三角洲的產業與創新鏈協同，實現了從追趕到引領的轉型。

比亞迪在長三角的擴張，有“一根扁擔挑兩頭”的功效。深圳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生產與研發和長三角形成差異化發展，電驅、電池、電控等核心零部件以及智能駕駛技術的研發與應用水平世界領先。比亞迪十大研究院與華為作為雙引擎，帶動深圳成為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的中心城市。深圳新能源汽車專利總計 9.5 萬件，是單城密度冠軍，總量略低于蘇常杭合四市合計，占滬蘇常杭合五市的六 - 七成，海外公開專利量比肩長三角全部城市合計。

案例二：中小創新企業的多城市產業鏈協同

中小創新企業依托多城市、多節點的產業鏈支撐前沿創新，代表企業有宇樹科技、強腦科技和阿里夸克眼鏡。

宇樹科技：全國供應鏈協同的創新模式

第二種方式，宇樹科技作為全球頂尖的具身智能科創企業，自身經濟體量不大，沒有走傳統制造企業自建產線、布局上下游的路子，而是走出了一條與深圳創新企業發展邏輯高度相似的路徑。深圳本土創新企業的成長，從早期模仿生產逐步演進，形成了由高效協作的供應商、快速響應的工廠共同構成的強大產業生態。任何人帶著創意來到深圳，都能以合理成本完成原型設計、測試驗證、量產落地并推向市場。產業鏈的精細化分工大幅拉低了創業門檻，企業邊界被顯著壓縮，信任合作成為行業通行規則。高效運轉的產業鏈持續降低創新成本，一輪接一輪的產業轉型與迭代，也持續孕育出一批批創新企業與新興產業。

宇樹科技的突破在于，由于沒有深圳及周邊這樣的全區域供應鏈支持，它開創了依托全國各城市優勢企業的新型協同范式，成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在創新與制造領域的具象體現。宇樹依靠前端科技探索能力，搭建起覆蓋全國130多家行業“專精特新”龍頭企業的生態體系，形成雙向賦能的協同關系。

從宇樹科技產業鏈與投資的地區分布雷達圖可以看到：長三角企業具備深厚的高精密制造基礎，在電機減速器、軸承絲杠等領域承擔核心硬件生產與產業落地的核心功能；深圳憑借信息技術與視覺控制的產業積淀，在靈巧手、視覺與控制賽道優勢突出，也是與宇樹科技合作項目高度集中的城市；北京則充分發揮系統解決方案的優勢。

這種模式打破了傳統區域產業集群的地理邊界，將各地的比較優勢通過市場化協作串聯為整體創新合力，讓要素資源在更大范圍暢通流動。區域分工的價值在于：前沿創新企業即便規模再小，也能憑借核心技術創新優勢，撬動全產業鏈，問鼎世界創新前沿。

強腦科技：跨區域科創的高速迭代模式

腦機接口作為典型的交叉學科賽道，既需要前沿基礎研究突破科學邊界，又需要工程化研發實現產業化落地。單一區域很難同時覆蓋全鏈條能力；而跨區域協同又面臨空間距離帶來的溝通協調、信息傳遞成本，極易拖慢產品迭代效率，成為行業共性難題。

強腦科技通過專業化分工抵消距離成本，搭建起 “杭州提出問題，深圳解決問題” 的鏈路，將問題提出與問題解決拆解到不同優勢區域，實現異地同步推進、高速閉環迭代。

在問題源頭端，企業依托在哈佛大學形成的前沿腦科學基礎研發成果，回國后將總部落地杭州，充分承接浙江大學在腦科學、工程轉化領域的輻射力，快速打磨技術方案，在從科學構想到工程方案的轉化階梯上，不斷拆解 “破題” 的核心環節。與此同時，將落地制造端布局在深圳，依托深圳及周邊消費電子、醫療器械、人工智能領域的全鏈條制造配套、龐大的跨學科工程師與產業工人池，憑借專業化細分供應鏈的快速打樣和靈活調整能力，讓 “算法需求 — 硬件改進” 的循環以 “天” 為單位高速運轉。

這套“杭州研發+深圳制造”的異地同步協同機制，對比波士頓 365 天、硅谷 100 天的創新迭代周期，可實現杭州“早上出新方案”、深圳“第二天早上做出新樣機”的極致效率，支撐強腦科技成為全球首個高精度腦機接口單品量產突破 10 萬臺的企業。

夸克AI智能眼鏡：標準先行的全國產業協同模式

以夸克 AI 智能眼鏡為代表的新興細分產業，走出了 “標準定義先行、全國資源整合、協同量產落地” 的發展路徑，演繹了從無到有聚攏優質企業、沖刺百億規模的產業發展新路子。高頻跨域協作打通產研閉環，催生規模效應；商務、技術與管理人員的高頻流動，消解了空間協作壁壘，實現研發需求與制造迭代的快速響應。統一標準下的全國企業協同，讓分散的技術、產能、人才資源形成合力。

標準先行是產業從 0 到 1 的核心錨點。AI 眼鏡作為全新賽道，初期普遍面臨技術路徑分散、市場需求模糊的痛點。阿里巴巴率先定義產品算法體系、技術標準與應用場景，將潛在需求轉化為清晰的產品規格與規模化市場信號，明確研發方向與制造準則，從源頭降低行業試錯成本，吸引各領域頭部企業參與布局。

全國梯度分工實現優勢資源全域聚合，構建分層協同的產業鏈條：北京、上海聚焦衍射光波導、MicroLED 芯片等前沿核心技術；深圳、東莞、蘇州昆山憑借成熟的消費電子供應鏈能力，承擔精密制造、模組集成與核心部件生產，發揮快速打樣與柔性調整的制造優勢；江西南昌龍旗科技負責整機組裝，依托產能與成本優勢實現規模化量產。同時聯動海外芯片設計資源，以國內封裝完成落地，形成內外協同的全鏈條布局。

案例三：兩大三角洲的研發創新協同

第三類合作，是兩大三角洲十幾座城市、近兩百家企業、研究機構與高校，在三大新興產業開展的廣泛深入的研發合作。

統一大市場發展的高階狀態，應當是知識、技術、思想的充分流動。很多重大科技突破，都源于跨領域的偶然交流，這也是超大統一市場獨有的優勢。面向未來，要更加聚焦研發創新協同，以 AI 機器人和新能源汽車為標志，跨越兩大三角洲城市群的合作，將進一步提升我國創新活動的效率和聚集度。獲取更多知識決定了城市更高質量的發展，而信息與知識溢出對距離成本更加敏感。

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正從表層的產業分工與生產協同，向深層的研發創新協同持續進階。城市群創新合作不斷深化，正在重塑我國創新活動的空間格局，能否主動參與廣泛深入的跨區域創新合作，將決定一座城市的未來。優秀城市的核心特征，是通過更便利的知識交流吸引更多優質企業。

人工智能是跨區域協作的核心賽道，機器人與新能源汽車為兩大協同側翼，形成 “科研 — 標準 — 平臺” 先行（AI 領域）與 “供應鏈 — 平臺 — 標準” 并進（EV、機器人領域）的雙軌發展路徑。

公開合作數據顯示，人工智能領域的跨城合作項目數量最多，企業與城市層面的雙向往來最為密集，其中上海與深圳之間的創新互動頻次居于首位，香港則在標準互通與平臺互聯中承擔著重要的橋接作用。整個協作網絡并非單向的技術輸出或產業轉移，而是形成了互嵌式的雙向供需格局：大灣區與深圳憑借成熟的工程化、場景化落地能力，在應用端形成穩定的創新供給；上海、杭州、香港等城市依托深厚的基礎科研積淀，持續輸出前沿理論與源頭技術成果，雙方優勢高度互補，不存在單向依附關系。創新協同的組織模式，早已超越了傳統的產業鏈配套階段。

平臺共建、產學研融合與標準共建，正在成為跨區域創新合作的核心組織方式。國家級實驗室與工程中心、高校科研平臺、行業協作聯盟、龍頭企業開放平臺四類創新載體共同發力，既打通了基礎研究到產業應用的轉化鏈路，也通過統一的技術標準大幅降低了跨區域專業化分工的門檻。在這一網絡中，核心企業往往同時扮演創新供給方與需求方的雙重角色，疊加資本并購的催化放大作用，讓技術、人才、數據等創新要素突破行政邊界自由流動，推動專業化分工從制造環節全面延伸至研發全鏈條。

現場互動問答環節
問題一：區域產業數據與京津冀協同問題

現場聽眾：剛才演講里的對比圖表，北京的地位不突出？是數據沒有采集，還是北京合作的參與度低？另外京津冀區域的產業協同現狀如何？

唐杰：在幾個案例中，都分別突出了北京的地位。北京集聚了大量頂尖科研人才，基礎研究、前沿理論處于世界前沿水平。京津冀作為一個強大的城市群，發展的階段性差距偏大，津冀在一定程度上更側重 “成本優勢、吸引建廠生產” 的路徑，與北京的前沿科學距離較大。現實中，北京與深圳的合作、北京與長三角城市的合作密度似乎更高，這其中的距離成本，很明顯地表現為知識交流成本。

問題二：大灣區與長三角城市均衡性、產業梯度問題

現場聽眾：長三角江蘇一帶，哪怕是蘇北城市，經濟體量也能達到五百億級別，城市發展相對均衡；但粵港澳大灣區之外的廣東地市，發展差距很大，產業很容易直接跳轉到湖南、江西等更遠省份，大灣區內部產業梯度銜接不足，這是什么原因？

唐杰：個人覺得這受兩個因素影響，一是城市發展歷史不同，二是高等教育資源差距明顯。

長三角城市群發展歷史悠久，千年前就成為我國經濟文化與農業手工業技術的中心，形成了穩定的城市體系，工業化起步也早；而大灣區城市群的城市體系形成得晚，目前除廣州外，主要的發達城市在改革開放初期都還是農業縣，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文化積淀明顯不足。其次就是眾所周知的高校與科研資源差距。

蘇南、蘇北雖然有差距，但整體產業梯隊、公共服務相對均等；而珠三角以外的廣東地市，發展水平普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區域落差太大。企業選擇布局時，周邊城市既缺少廣深佛莞的人才、配套優勢，又沒有內陸省份的成本優勢，產業轉移往往跳過非珠三角城市，流向長三角甚至湖南、江西等地。

問題三：AI產業泡沫風險、中小企業布局策略（AI+3D打印領域）

現場聽眾：當下 AI、智能產業發展速度極快，資本和資源大量涌入，深圳一個產業園就聚集上千家 AI 研發企業，會不會重蹈互聯網、元宇宙的覆轍，出現行業泡沫？如果泡沫破裂，會對我們這類做 AI+3D 打印的中小企業造成哪些影響？中小企業該如何規劃產業布局？

唐杰：任何一個新興賽道，資本扎堆、熱度暴漲，都會出現泡沫，這是行業發展的必然階段。回顧互聯網行業，泡沫破裂之后，行業才完成洗牌，走向健康發展。

對于中小企業而言，核心原則是拒絕純概念炒作，扎根實體應用場景，不要被行業泡沫裹挾。

從細分領域來看，不同賽道抵御AI沖擊的能力差異很大。中美 AI 企業的生存邏輯也不同：美國 AI 企業側重通用技術研發，國內市場空間逐步收縮；中國 AI 企業立足制造業實體場景，只要深耕垂直產業、落地實際應用，就能抵御行業波動。和地方政府合作的項目，要重點評估回款、履約風險，優先選擇剛需、落地性強的業務。

問題四：統一大市場、中小企業出海、跨境平臺與深港合作

現場聽眾：國家正在搭建面向中小企業的國家級對外服務平臺，依托外貿、一帶一路體系助力企業出海。結合統一大市場，以及 AI、智能產業的發展，是不是意味著 “場景化應用” 會成為中小企業未來的核心機會？另外，深圳和香港在 AI、數據、科創工廠領域的合作，是否會成為新的發展通道？

唐杰：很贊同您的判斷。第一，企業出海確實早已不是單打獨斗，海外各國的勞工法規、貿易規則、文化差異都是共性難題，依托公共服務平臺抱團出海，是中小企業的最優選擇。比亞迪在巴西、東南亞布局遇到的用工、合規問題，也是所有出海企業都會面臨的問題，平臺可以集中解決這類共性問題。

第二，深港協同確實是重大機遇。先對比兩地研發實力：深圳整體年度研發經費達到2600億，香港僅有300億。香港擁有五所全球百強高校，基礎科研實力頂尖，但短板十分明顯：本地大規模制造業外流，高校實驗室和企業產業化實驗室銜接斷裂，科研成果很難在本地落地轉化。

深圳的優勢是產業配套、量產能力、工程師團隊極強，但頂尖基礎研究能力仍然不足，兩地天然互補。目前雙方合作的主要堵點不在于技術，而主要在規則銜接。兩邊的體制機制、管理規則差異極大，還缺少足夠專業的銜接轉化機制，這也是未來深港協同需要重點突破的方向。

問題五：產業云、金融科技、跨境合作與高校實驗室聯動

現場聽眾：我們依托金融科技搭建了產業云平臺，在醫藥、汽車、零售等產業落地應用，同時對接建行等金融機構，做產業鏈風險預警、交易服務。目前計劃把這套模式向東盟國家輸出，也希望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實驗室、前海數據中心開展深度合作，想請教相關發展思路。

唐杰：技術平臺、行業標準、產業云，是統一大市場和跨境合作的重要載體。國內成熟的產業服務模式、金融科技體系，向海外市場輸出，具備很強的可行性。

單個企業出海風險高、體量有限，以產業鏈集群 + 公共平臺的模式集體出海，效率和安全性都會大幅提升。

不管是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還是跨境產業協同、企業出海，平臺化、專業化、分工化都是未來的核心趨勢。也祝愿各位企業家，能把握時代機遇，依托統一大市場，深耕創新、行穩致遠。

本文深圳夢依據課程速記整理，發言內容經唐杰教授確認。轉載請保持原文，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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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深圳夢（微信號ID：SZeverything）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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