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如何評價陳布雷？

文｜關品方

蔣介石的私人秘書陳布雷是典型的舊式文人時代悲劇。他（1890至1948，享年58歲）是民國“第一文膽”，蔣介石侍從室的核心幕僚。他的悲劇是傳統士大夫忠君倫理、知識分子良知、腐朽獨裁體制三者劇烈撕裂對撞后的必然結果，百年瞬間過去，筆者認為是時候應抽絲剝繭，深入分析。

陳布雷的個人品格是近乎完璧無瑕的舊式清流。他的才華與初心俱屬純粹，早年主筆《商報》，以銳利筆鋒抨擊北洋軍閥，文字救國。抗戰時期，他執筆《廬山抗戰聲明》“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鼓舞全民抗日，文字承載民族救亡之志，愛國底色樸實。他又為官極度清廉，無權力野心，身居中樞二十余年，不結黨、不斂財、不謀高官厚祿，不利用地位為家族謀利。他身居權力中心卻始終想辭官不干、內心渴望回歸報界或教書，多次請求退隱而不得。他與孔宋陳（CC系）三大各自有其實力背景的貪腐集團形成鮮明對比。陳布雷只忠于蔣（掌控軍政集團）。那是愚忠。

陳布雷性情溫和，有讀書人心軟的特色。他多次為進步文人在蔣介石面前說項緩頰，對底層民生疾苦抱有同情。他的幾個子女先后走向進步陣營（女兒陳璉更是中共地下黨員）。他雖誠惶誠恐，不忍加害家人、沒向蔣介石告密，內心良知從未泯滅。

筆者認為，陳布雷的根本局限是封建思想“士為知己者死”的枷鎖，有點像諸葛孔明。他把蔣介石視作唯一“知遇之君”，混淆了個人定位與國家公義的分別。1927年他受蔣介石提拔以來，便畢生以古代幕僚自居，將個人恩情凌駕于民眾福祉和時代是非之上。他明知國民黨政權的弊病，到晚期更病入膏肓無可救藥，卻固守“從一而終”的陳腐觀念，自比“出嫁婦人不可二嫁”，喪失知識分子獨立批判立場。他長期被迫“違心執筆”，精神持續內耗，不能自拔。他直言最大的痛苦是“以我之筆，不能達我所言，為人捉刀，苦惱萬分”。一方面他要寫粉飾獨裁、發動內戰、抹黑人民力量的文稿；另一方面親眼目睹官場腐敗、經濟崩潰、民生凋敝。他的文字與本心完全對立，因此精神崩潰、神經衰弱。他既無力改變體制，又不敢決裂“變節”。他多次私下勸諫蔣介石停止內戰、整頓豪門、打擊貪腐、體恤百姓，但蔣介石聽不進逆耳忠言。他沒有勇氣公開抗爭、或干脆脫離國民黨陣營，但又不愿意同流合污，因此變得進退失據，陷入精神煎熬，導致精神分裂，終于絕望，自殺了結。

陳布雷的一生，是時代悲劇本質的反映，是舊式文人在革命救國時代的歷史十字路口上彷徨歧路的殉葬者。他的思想割裂為二，一半是追求民族獨立的愛國知識分子，一半是效忠獨裁領袖的反動封建幕僚，兩套價值觀無法調和。他被體制捆綁。國民黨“一黨獨裁”、派系腐化的體系容不得敢說真話的清流。他唯一的權力是運用他的筆撰寫違心的話。蔣介石絕不接納他的改良、和平、合作、統一的主張。

1948年底，國民黨大勢已去，蔣介石仍然命令陳布雷撰寫鼓吹內戰、粉飾危局的文章，叫他不惜造謠說假話。他在日記中自認“百無一用是書生”“無力為民眾發聲”，于是在1948年12月13日服安眠藥自殺，遺書坦言“自身無能、愧對天下”，以死亡完成對自我分裂的救贖、對腐朽政權的控訴。

陳布雷私德無可挑剔，愛國之心真實可感，但受舊式君臣思想束縛，選錯依附對象。他看清楚國民黨政權潰爛卻無勇氣決裂，最終成為舊時代文人依附獨裁政權、最終理想幻滅的悲劇典型。陳布雷是否值得同情？筆者存疑。因為路線選擇有根本性，因緣際會、生死契闊和命運局限，決定權在他自己手上，不怪他誰。

根據陳布雷日記、談話和遺書，他對蔣介石的功過有以下看法，筆者認為極具權威性。他對蔣介石的評價分“抗戰前、抗戰中、內戰時”三個階段，認知逐步從崇敬和包容轉向失望和絕望。他從未全盤否定蔣介石，只是看透了他后期的致命缺陷。

他認可蔣介石的“功”，名義上統一了全國、領導全民抗戰，是他最大的功績。蔣介石結束北洋軍閥的分裂割據；七七事變后堅持抗日，凝聚全國軍民，是民族抗日求存的對外領袖代表。陳布雷負責執筆大量抗戰宣言，是發自內心認同蔣的抗日立場，認為此舉足以載入民族史冊。他認為蔣對自己有知遇之恩，待他有禮、尊重文士。他多次在日記寫蔣禮遇文人、傾聽幕僚意見，對自己信任倚重，給予充分尊重，二十多年重用不疑、包容其體弱多病，這份私人感覺是他長期不忍離去的心情羈絆。他認為蔣有極強意志力、能吃苦，具備軍政擔當。他親眼見證蔣北伐和抗戰的艱苦歲月，認為他不貪圖安逸，危難時刻能堅持坐鎮指揮，有亂世領袖的堅韌，遠勝國民黨內奢靡無能的官僚派系。

陳布雷晚年看清抗戰勝利后蔣無法挽回的嚴重過失。他變得獨裁專斷，聽不進逆耳之言，容不下不同意見。陳布雷多次私下勸諫蔣停止內戰、緩和國共矛盾、約束豪門權貴。蔣動輒發怒、拒不接納。他看清蔣執著于“一黨專政、一個領袖”的獨裁作風，拒絕從眾改良，凡事以武力鎮壓為先，缺乏包容妥協的政治胸襟。他又縱容宋孔陳權貴集團腐敗，漠視底層民生疾苦。戰后通貨膨脹，官僚橫行無忌、掠奪百姓資財。他目睹高層搜刮民膏，多次提醒蔣整頓吏治、約束親屬財閥，但蔣顧及家族派系利益，始終姑息縱容。陳布雷在日記反復哀嘆“民心盡失，皆由此起”，認定這是國民黨政權崩塌的核心根源。

蔣介石致命之處是執著內戰，罔顧百姓厭戰之心，誤國誤民。1948年，陳布雷單獨向蔣直言：“仗不能再打下去了”，主張和談、休養生息；蔣斷然否決。陳布雷深知連年戰火百姓流離失所，軍費多被貪凟國庫虧空，戰情危急大勢已去。蔣仍一意孤行、消耗國力、大開殺戒。陳布雷為民請命的愿望終于徹底破滅，遂決定自戕。

陳布雷自殺前，和蔣介石有“臨終談話”。他始終感念知遇，并無怨恨。他寫給蔣的遺書有“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之語；自殺前仍勸蔣保重身體、保全國家，至死保持下屬對上級的禮節與溫情，無半句人身攻擊。他承認蔣有大功，但施政路線和用人格局有致命硬傷，認為他無法克制自身的權力欲、未能管束身邊腐敗勢力，治國方略背離民生，最終導致“黨國危亡、蒼生受難”。他將悲劇歸咎于自己，自責勸諫無力，并不單純指責批判蔣；認為自己身為近臣，沒有勇氣挺身為民發聲；“書生軟弱，貽誤大局”。這種歸咎自身的心態，正是傳統士大夫“不責君，只罪己”的典型思維，也是他一生最大的精神枷鎖，最終走上自毀一途。

陳布雷從未公開撰文批評蔣介石，以上所有負面評估僅存于他的私人日記、密談記錄和“與蔣遺書”。對外他始終維護蔣的領袖形象，反襯出他內心巨大的人格分裂，進一步印證其歷史悲劇性；逆歷史潮流而動，只能夠責怪自己。至于他的女兒陳璉，是長期潛伏的中共地下黨員。父女倆人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反差之大。至今仍在歷史長廊上回響，震耳欲聾。有關陳璉的故事，筆者另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