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臺中國歷史的大戲——舞臺掃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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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第叁期

筆者的家鄉是流行黃梅戲的安徽桐城。自小，嚴鳳英、王少舫的大名與《天仙配》的唱詞就耳熟能詳。只是，那時電視還不普及，除了過年前后有機會跟著大人到劇院里看戲外，諸如樣板戲以及后來逐漸解禁的三國戲、水滸戲、才子佳人戲等等，主要是在收音機里聽到的。聽戲的感覺，自然比不上看戲；而看電視里的戲，又比不上看劇院里的戲。何以如此呢？聽戲不見舞臺，看電視里的戲雖見舞臺、仍然隔了一層，唯有身臨其境地坐在劇院里看戲，才得舞臺的真實，也才得演員、道具、觀眾的況味……

歷史好比演戲，地理就是舞臺。演戲不能缺少舞臺，歷史也不能失去地理。

矮人看場，所見能幾何哉！

不能離開地理來談歷史，這是古往今來許多學者的共識。清儒王鳴盛在給徐文范的《東晉南北朝輿地表》作序時說：

蓋人欲考古，必先明地理；地理既明，于古形勢情事皆如目睹，然后國運之強弱，政治之得失，民生之利害，人才之賢否，皆可口講指畫，不出戶庭而知四海九州之遠，立乎今日而知數千百年之久，皆在是矣，此其所以為通儒也。不先明此，而欲尋行數墨以求之，此矮人看場，所見能幾何哉！

“矮人看場”，難以見到全部的舞臺，便不得為“通儒”。本來，歷史就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間里展開的，時間、空間、人三者構成為歷史的三大支柱。就空間而論，地理背景不同，疆域不同，首都不同，國防形勢不同，交通不同，以及其他種種有關地理狀況的不同，影響到了各時代歷史事實的不同。李長傅先生《淮域形勢與中國歷史》（《求是月刊》創刊號，1944年3月）指出：

離地無人，離人無史，人類活動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歷史。我們固然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說一切歷史，都受地理環境的支配。但要是徹底明了人類歷史的因果，不能不對于人類與其活動的空間在歷史上的相互關系有深切的認識。

這樣的普遍看法，落實到中國歷史，又尤其顯得緊要。

一則，不同于梵蒂岡、新加坡式的狹小，也不同于雖然廣大但卻單調的西伯利亞，“縱橫一萬里”的歷史中國，擁有非常廣闊而且極端復雜的地理空間。廣闊不去說了，復雜者，中國有巍峨的群山、壯闊的高原、連綿的沙漠、巨大的盆地、寬廣的平原、起伏的丘陵、棋布的島嶼，它們又處在不同的氣候帶上，生長著不同的動物、植物與人。也正是這樣的地理空間，承載著民族繁雜、人口眾多的中國歷史的創造者，孕育出中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歷史與民族文化。考慮到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候，地理環境的影響較之今天更加直接、全面、重要，所以理解、研究中國歷史，應當更加重視這樣的地理空間。

二則，如錢穆先生所言，“若我們忽忘了此地理的一面，只像一條線般，由上而下來講中國史，則將失去其中許多的精彩和真實”，反之，“逐地逐區，隔開來看”，那么，“其人物性格，其社會風尚，其經濟榮枯，其文化升降，各方面均可發現出無限復雜，無限變動，并可有無窮妙義為前人所未加注意者”（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三聯書店2001年版）。

三則，歷史的地理舞臺又在頻繁的變動之中，不僅主、副舞臺并不固定，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等的個別舞臺，主、副之間也或不重合；而更加麻煩的是，舞臺景觀還在變換不定。如由今天的黃河流域自然地理環境，得不出古代黃河流域經濟文化發達的結論；由今天的崤山函關形勢，無法理解秦國與關東六國對抗時據有的地理優勢；由今天的淮河狀況，會迷惑于“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民諺；由今天的秦淮河、長江、南京城、石頭城的相對位置，將不能解釋六朝時代石頭城對于京都建康具有的重要軍事意義。問題的關鍵在于地理環境的變遷。說得嚴重些，如果缺乏對“歷史舞臺”景觀變遷的認識，只是機械地依據當今的地理環境去論述古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等等問題，那么，或者下筆輒誤，或者不著邊際。

如此，地理空間或者說個別地域，確是中國歷史這場多幕大戲演出的“舞臺”；要想看懂中國歷史這場多幕大戲，失去對地域差異明顯、古今變遷頻繁的“舞臺”的親歷、感受、理解，將是不可想象的。而掃描舞臺的意義則在于：把握不同時代社會發展所處的具體地理條件，闡明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所處的地理場所，賦予歷史過程以空間位置，明確歷史事件的地理特征。

抑有進者，有時人類“歷史”的問題，從根本上說，也未嘗不是自然“地理”的問題。這里不妨引證祖籍安徽旌德的美國史家汪榮祖《氣候變化與明清代興》（《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百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文中的觀點。在汪榮祖先生看來，明朝其實亡于民變，民變直接緣于饑餓，饑餓因為特異的災荒，特異的災荒根源于異常的寒冷氣候，異常寒冷氣候聯系著太陽活動周期的變化；換言之，太陽活動周期的變化導致了地球氣候變化，地球氣候變化“既直接影響至生態環境，如果略為持久，必然危及人文景觀，諸如生存條件、經濟活動、甚至發生社會之動亂與夫政治結構之崩潰”，而“明清代興之深層原因”，亦即十六、十七世紀之“小冰期”。作為結論，汪先生借用法國年鑒派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名著《菲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的觀點，聯系明清代興的歷史指出：

歷史知識有“長時”、“中時”、“短時”之分。“短時”者，民變蜂起、崇禎自縊之屬；“中時”者，連年饑饉、民不聊生之屬；“長時”者，乃氣候變化之屬。此短、中、長時之分，就結構而言，各為外層之知、中層之知、內層之知。明清代興就其短時之外層現象觀之，不外甲申之變、清師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此讀史者較易觸見者，而欲洞悉史事之深層結構，則其事較難……自然界之異變及其難以抵御之偉力，豈滄海一粟之人類所能旋轉。

而由這樣的“結論”出發，苛刻些說，大量的甚至居于主流地位的歷史研究，還大體局限在“短時”的“外層之知”與“中時”的“中層之知”之階段，即研究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閱讀者看到了熱鬧、沒有看到門道；至于關涉“所以然”的“門道’、兼及“長時”的“內層之知”，尚待史家們的努力。

不僅重視時間意義上的“劇情”，而且關注空間意義上的“舞臺”，時間與空間、劇情與舞臺作為歷史的雙翼，雙翼齊展，才是真正的、多維的、立體的史學研究吧！

舞臺的擴展與獨立的舞臺

中國歷史的舞臺是歷史中國的疆域，而歷史中國的疆域并不等于現代中國的領土。比如100多年來，由于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與掠奪，清朝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疆域已被攫取，今天的中國領土已經不能包括18世紀清朝的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華民國建立之初的領土，我們研究清史、民國史，自然也就不能局限在現代中國的領土范圍。現代中國的領土面積，陸地面積習稱960萬平方公里；歷史中國的疆域，如“劇目解題”篇所討論的，則是今天的中國加上巴爾喀什湖和帕米爾高原以東、蒙古高原和外興安嶺以南，具體來說，就是1759年到1840年之間的清朝疆域范圍。1840年如所周知，是英國發動侵華戰爭的年份，這年以后，清朝的主權已經不再完整；那么1759年又是個什么年份呢？文學作品中，這是金庸《書劍恩仇錄》描寫的乾隆皇帝、香香公主、陳家洛演繹的“江山美人”的時代；歷史事件中，這是陰謀割據的南疆回部首領大小和卓木兵敗后，逾蔥嶺、投巴達克山部，巴達克山汗素勒坦沙殺二人、獻首于清軍的年份；而在中國疆域史上，正是1759年，清乾隆帝平定了天山南北路，從此，西達蔥嶺以西和巴爾喀什湖北岸及其西南，東到庫頁島，北抵西伯利亞南部薩彥嶺和外興安嶺，南屆南沙群島，都置于清中央政府各有特色的有效管轄之下，地域概念的中國第一次與政治概念的中國合而為一，中國和中原皇朝兩個概念指稱的地域范圍從此吻合一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理想，也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實現。

《乾隆平定西域得勝圖》之《伊犁受降圖》

中國歷史的大戲，正是演出于這樣的舞臺之上。大戲是抑揚起伏、精彩紛呈、有主角有配角的，主舞臺也有著漸次擴展的過程，并呈現出相對獨立的特征。漸次擴展與相對獨立，又是我們這些觀眾掃描舞臺時理解劇情的前提所在。

所謂主舞臺的漸次擴展，即中國歷史的空間視野范圍問題。

1901年，當時的新史學代表人物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清議報》1901年9月3日），將中國民族的演變歷史劃分為三個時代：“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一統，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爭競、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統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賾、競爭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而換個角度，從理解中國文明史演出的舞臺看，我們的視野也必須層層放大：漢武帝以前的整個先秦時代、短暫的秦朝、西漢初期，將近2000年的時間，是核心在中原的“華夏史”；西漢武帝以后到南宋中期，大約1300年的時間，是包括了邊疆地區的“中國史”；1206年大蒙古國建立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的600多年，是廣及歐亞特別是亞洲的“亞洲史”；1840年以后的清朝至今，則是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存在密切關系的“世界史”。

此華夏史、中國史、亞洲史、世界史，各自的舞臺有多大呢？筆者在《中國歷代疆域與政區》（署名胡嘏，遼寧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書中對此已有詳述，這里則不妨切幾個斷面為例。

《史記》書影

秦之“華夏史”視野。《史記·秦始皇本紀》敘述秦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并陰山至遼東”；換成今地，即北起河套、陰山山脈，東北向至遼河下游流域及朝鮮西北部一隅之地，南至今越南東北一角和兩廣，西起隴山、川西高原和云貴高原，東至于海。這是經歷了夏、商、周三代的不斷推擴與融匯，春秋同化內部的蠻夷戎狄、攘卻外部的蠻夷戎狄，戰國諸雄之間的相互征伐而秦滅六國，最終形成的政治疆域；這塊政治疆域，構成了以后歷代中原皇朝疆域的主體、內地農耕社會的主要舞臺、華夏族及以后由華夏族發展而來的漢族的文化版圖。

漢之“中國史”視野。西漢武帝通西南夷，平閩、南越，北卻匈奴，西通西域，于是其疆域范圍較秦更有拓殖：南、北略同于秦而或稍有擴展，東面擴展到今朝鮮中部，西有河西及廣大的西域，西南達四川西南及云貴等省，南有越南的中北部。這一直接統治區，為包括內地與邊疆的歷史中國的疆域與現代中國的領土奠定了基礎。

《元史》書影

元之“亞洲史”視野。蒙古民族所建的元朝，“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元史·地理志》）其時，若以1280年（平滅南宋的次年）為例，大元版圖所屆，在北方，西起今額爾齊斯河，東至鄂霍次克海，即有今西伯利亞、伊犁河流域、黑龍江下游、烏蘇里江以東至海及外興安嶺，跨海有庫頁島；在東部，擁有朝韓半島的北部；在西南，有西藏、云南，并包括今克什米爾地區以及喜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錫金等地，緬甸東北部，泰國北部，老撾北部；又東至海，并轄有今澎湖列島、韓國濟州島。如此，屬于中國史范疇的元朝史（元為成吉思汗的直接繼承者大汗之國），已不能僅以“中國史”的眼光視之；如果再加上同樣淵源于大蒙古國、與大元存在主從關系的另外四大汗國（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利汗國），則屬于中國史一部分的蒙古汗國史，其舞臺更是地跨亞歐大陸。

清之“世界史”視野。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的清朝，已非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不僅成型于1759年的歷史中國疆域范圍，在俄、英、葡、日、法、德等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鯨吞、蠶食、“租借”下，已經不再金甌無缺；清朝的內政外交，打個不恰當的比方，也與當今朝韓半島的“六方會談”（朝鮮、韓國、中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一樣，非其地主可以自主。換言之，清朝史雖然還是中國史，理解清朝史卻必須具備“世界史”的大視野，放眼全球。

由“華夏史”而“中國史”，中國歷史的主舞臺在擴展中；由“亞洲史”而特別是“世界史”，則顯示出中國歷史的舞臺已經越來越無法獨立，北熊東倭都在撕咬著歷史中國舞臺的完整圓滿，歐風美雨都在影響著歷史中國舞臺的陰晴寒熱。或者說，當1206年蒙古乞顏部首領帖木真在斡難河（今鄂嫩河）源頭召集諸弟、諸子、駙馬、伴當和各部落首領舉行忽里勒臺、建樹九游白旗、接受“成吉思汗”稱號、正式建立大蒙古國以前，我們觀看中國歷史的大戲，聚焦于中原華夏農耕區域、進而廣角到歷史中國疆域范圍，即能大體理解劇情、演員、道具；那么1206年以后，隨著亞洲甚至亞歐歷史的“發動機”大蒙古國的啟動，中國歷史大戲已經融入了亞歐、進而北半球、進而全球的大舞臺中。

所謂中國歷史舞臺的相對獨立特征，即長期以來中國歷史的自成一體問題。

就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來說，若以1206年作為一個大概的標志性年份，則此前的漫長時代，歷史中國的舞臺還是相對獨立的，中國歷史總體呈現自導自演、自說自話的面貌，而這聯系著中外交通與彼此了解的困難。如何的相對獨立？略舉二例。

公元2世紀中葉，希臘歷史學家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在《希臘紀事》（收入張星烺編注、朱杰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中華書局2003年版）中說：

賽里斯人用織綢緞之絲，則非來自植物，另有他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國有蟲，希臘人稱之為塞兒(Ser)，賽里斯人不稱之為基兒，而別有他名以名之也。蟲之大，約兩倍于甲蟲。他種性質，皆與樹下結網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該蟲亦有八足。賽里斯人冬夏兩季，各建專舍，以畜養之。蟲所吐之物，類于細絲，纏繞其足。先用稷養之四年，至第五年，則用青蘆飼之，蓋為此蟲最好之食物也。蟲之壽僅有五年。蟲食青蘆過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內即絲也。

竟然這樣多有謬誤地傳述賽里斯人（中國人）的養蠶制絲！其實名為“塞兒”的“蟲”就是“蠶”，“塞兒”二字速讀，與中國吳越地區蠶字的讀音相似；中國人養蠶分為五期，輾轉傳到西方，成了蟲壽五年；稷養之、青蘆飼之、血多身裂云云，更是幽默得滑稽。但這樣的滑稽并不奇怪。在6世紀以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飼養家蠶和織造絲帛的國家。據傳，大約在552年至554年之間，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派遣兩個僧侶到中國刺探絲的秘密，他們把幾個寶貝似的蠶繭和桑樹的種子藏在空的竹杖里，偷偷地闖關走私，帶回了君士坦丁堡，這才揭開了西方養蠶業的序幕，而這上距中國可考的養蠶織絲史，已邁五千多年！

查士丁尼

如果說上條記載的時代還嫌稍早的話，下面的這條史料就較晚了。13世紀中葉，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的法國人吉堯姆·盧白魯克（G.Rubrouck）《紀行書》（收入《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關于大契丹國（中國）寫道：

契丹人……精于各種工藝，醫士深知本草性質，余親見治病以按脈診斷，妙不可言。從不檢驗病人之尿，亦絕不知有其事……其人寫字用毛刷，猶之吾國畫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數字而成全字。

竟然這樣認識中國的醫術與漢字！而講究綜合施治的中醫、“六書”原則的漢字，與分析實驗性質的西醫、拼音字母組合而成的西文之間的巨大差別與根本隔膜，也因此可見。

《禹貢錐指》書影

作為中國物質文化象征的絲綢與作為中國精神文化載體的文字，西方人的陌生，無疑反映了“中國世界”長久以來相對獨立的史實。那么，是什么造成了這種相對獨立呢？顧頡剛、童書業兩位先生在《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貢》5卷3、4合期，1936年）文中指出：

在世界交通未大開的時候，一地的人類往往就把他們所居住的地方看作世界，這在地球上的民族差不多都是這樣的……說起我們中國的疆界來，在地理上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區域：往西面去有高山，往北面去有大沙漠，往東南兩面去又是大海，四邊的墻壁這樣森嚴，怎不使人不信在中國以外還有什么很大的世界。

其實南面不必至大海，其熱帶亞熱帶叢林及其產生的煙瘴之氣、出沒的蟲蛇蠱毒，在很長時間里，也足以構成難以逾越的地理障礙。又吳松弟先生《無所不在的偉力地理環境與中國政治》（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書中更加具體地描述道：

我國位于歐亞大陸東南部，與大陸另一邊的古代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所在的地中海區域相距十分遙遠，歷史上只有極個別中國人因偶然原因到過地中海區域，也極少有人自地中海區域前往中國。我國與印度、伊朗等文明古國相距較近。但是，冰峰高聳的巨大的青藏高原和帕米爾高原妨礙著中國與印度、伊朗等國的交通往來……中國東臨太平洋，北界西伯利亞原始森林和苔原凍土地帶，浩瀚無際、風濤不定的世界第一大洋和人煙稀少、難以通行的西伯利亞，也從東、北兩面妨礙著古代中國與世界其它主要區域的接觸，使之處于十分孤立的境地。隔絕為古代中國地理環境的一個顯著特點。

而這樣的墻壁森嚴、孤立隔絕，深刻地、廣泛地影響著中國歷史的發展。例言之，封閉的生存空間既保證了中國歷史演變過程的始終連貫，不似其他的文明古國如印度、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都曾發生由外來力量導致的文明斷裂；也使得中國文明雖然發展早、水平高，但在中國即天下、天下即中國的觀念影響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總體來說是較少的。換言之，無論是陸地的草原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的陶瓷之路、書籍之路，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其交流的范圍與程度，并不足以改變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與思想文化觀念，并不足以改變中國作為大陸國家、文化獨樹一幟、物質生活基本無所求于海外的狀況與觀念；而長此以往，自我中心的地理意識、“自娛自樂”的文化心態，更是阻礙了中國人的主動對外交流。哪怕時至近現代，即便歷史中國的地理舞臺已經無法堅守獨立，大清乾隆皇帝仍以“天朝上國”本來就物資富有而拒絕與西方貿易交流，新中國也曾被動或主動地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國民經濟建設方針。

然則，歷史中國舞臺的漸次擴展是有限度的，在長時段里，它沒有打破這個舞臺的獨立性，而在新近的短時段里，已經不再獨立的舞臺的現實，也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在諸多方面的獨立心態。引用朋友趙益先生《吟哦斯名識“中國”》（《中華讀書報》2001年3月14日）的話說：

文化的“差異性”也許不是一個終極的存在，但卻是我們關注文化問題的起始角度。所以，只要我們承認人類思想的豐富多樣性，就必須承認“中國世界”確實有著自己的獨特語境。事實也正是如此，環境、生存手段乃至思維方式之于我們的“中國”，都“歷史地”、“邏輯地”或“語言地”呈現出一種非凡的“與眾不同”。

乾隆皇帝朝服像

至于這種“與眾不同”的真切理解，又離不開對“中國世界的復雜性與廣大性以及相對封閉性、文明起源的多樣性、文化的區域性及其交融性”的廣泛關照。

文章來源：南京大學 胡阿祥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