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科技創新靠什么，這個爭論很容易帶偏。
人們會堅定不移地相信政府，而不是相信企業家；會堅定不移地相信產業政策的指令性的下沉，而不是相信市場自由競爭的機制。
為什么？
是立場決定論嗎，還不能這說，林毅夫或許有立場，但大多數人的差異在思維模式，一種思維模式是對不確定履的恐懼，通過確定性的計劃目標，去捕捉創新的確定性；另一種思維模式是反脆弱，建立競爭機制，讓市場充滿了不確定性的活力因子碰撞出結果的確定性。前者的計劃是威權計劃，或者說是中央計劃，而制訂計劃的人與創新的人，是兩伙子人；后者是一人一計劃，每個投資人自己決定計劃，制定計劃的人就是創新的領軍人物，每個投資人的計劃都是獨特的分散知識。
這兩種模式會有什么不同？
很難做斷然的結論，各有優劣，但有一點可以下結論，0-1的創新只能產生于自發秩序的市場，而不會產生于產業政策，因為威權計劃的支點是威權，目標一致，方向一致，而0-1的創新恰好是對威權計劃的叛逆。
歷史上不缺少產業政策成功的案例，同樣也不缺少過于依賴產業政策失敗的案例。
中國有中國制造，印度也有印度制造，還有一個“生產關聯激勵計劃PLI”，同樣是一盤大棋，同樣是宏大的敘事，初衷是吸引外資替代中國，政府試圖用補貼套取核心技術。2014年：莫迪政府宣布“印度制造”戰略，目標是到2022年將制造業占GDP比重提升至25%。230億美元，覆蓋14個領域，約750家企業參與。結果，制造業占GDP比重不升反降，從2014年的15.4%降至2024年的14.3%。2025年3月：政府決定終止230億美元的PLI計劃。
我們現在談舉國體制，其實蘇聯才是舉國體制的“祖師爺”，強大的指令性計劃。這種脫離市場的強計劃，不是有效無效的問題，而是災難。蘇聯也有一場大饑荒。為支持重工業，國家強行壓低糧食價格并沒收富農財產。導致農民大量屠殺牲畜（牲畜總量損失近50%），1932-1934年間爆發嚴重饑荒，農業總產值下降23%，死亡人數達600萬-1000萬。是俄烏戰爭四年死亡人數的10倍以上。
當然，產業政策本身只是中性工具，沒有原罪。但是，錯誤的代價是沉重的。
中國的產業政策要想走的快、走的遠，很重要的一條是市場化，避免官僚化和腐敗，不要讓產業政策成了方方面面斂錢的盛宴，要解決在威權主義下的退出機制和糾錯機制，一個大的錯誤，足以淹沒全部成功，糾錯成本無限大。
產業政策沒有錯，各國都有產業政策，重要的是不要讓有為政府成了全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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