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沒談過戀愛，沒有性經驗

石川朔也，29歲，沒談過戀愛，也沒有性經驗。在半年前，他失去了母親，和母親的關系，是他與世界唯一的情感連接。現在，他正坐在AI公司的接待室里，試圖用技術“制作一個母親”。

這是平野啟一郎最新長篇小說《本心》故事的開端。如果將小說家簡單粗暴地分為“不斷重復自己”和“不斷嘗試新事物”兩類，那么平野絕對屬于后者。

為什么要設定這樣一個“非典型”的主人公？

用AI“復活”至親，真的能填補人的精神空洞嗎？

作為現任芥川獎評委的著名作家，他為何不憚在社交媒體上狠批日本政府？

帶著這些問題，B站UP主@林拳的精神世界 對平野啟一郎進行了一次專訪。以下是對談實錄節選。

林拳：老師以前作品里的主人公，通常是和您差不多年齡的，會一起“變老”，但《本心》不同，這次為什么把主人公設定為29歲？

平野啟一郎：是的，大部分主人公都和我本人年齡相近。但如果一直這樣寫下去，我的小說里全是老爺爺老奶奶，這樣好像也不合適。另一方面，我有兩個孩子，當我開始擔心日本的未來，就會想到自己的孩子長大后會生活在怎樣的世界。于是這次我塑造了一個“生活在未來世界里的年輕人”。

同時，我感覺隨著人類壽命延長，某種意義上說，“年輕階段”其實在變長。29歲放在過去也算是“不小的年紀”了，但現在又還“年輕”，正處在一個微妙的年齡段。我想寫的是主人公作為一個人在精神上的逐漸成長，所以我覺得，從二十多歲后期到三十多歲過渡的這段時間是最合適的。

林拳：朔也被設定為沒有戀愛和性經驗的青年。為什么要這樣設定？

平野啟一郎：有幾個理由。首先，在日本和歐美，沒有性經驗的人數都在持續上升。當我要描寫未來的年輕人時，“對性沒有很強的興趣”“不會用暴力的方式去尋求性”這種與從前不同類型的人正在增加，這是我作為想象去考慮的一點。

文學過去之所以要去描寫人的性，是因為在性被壓抑和否定的時代，文學需要去揭示“人其實有這種欲望”。但今天，性已經過度泛化，反而是與性無關的、純粹的愛變得更罕見。文學的重要意義，就是去描寫“在某個時代并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另外，男性在性的方面非常暴力——我作為同樣的男性，對那種暴力性也感到非常厭惡。所以朔也這個角色，是我想去描寫的非常純粹的青年形象。我覺得作家上了年紀以后，會越發想要去寫這種純粹的青年、純粹的人。

林拳：我非常喜歡朔也。過去看的小說和電影里，“童貞”角色基本都是和“失貞”橋段綁定的，但老師沒有這么寫。而且老師把童貞青年寫得幾乎有種“英雄”感，我從中感受到一種溫柔。

平野啟一郎：我年輕時被各種“性”的東西包圍，有種“必須去追求性才行”的氛圍。被這種氛圍裹挾著，漫畫也好、電視劇也好，“戀愛=性”的等式從小就深植在我們腦子里。但人也有未必如此的愛的方式，未必如此的心。我不否定性，它是人的一部分，但性的“過剩”是存在的。所以我會想象，未來一定會出現不被那種東西束縛的世代。

林拳：《本心》里登場的兩位女性都因“性”相關的事件受過傷。“英雄般的少年”的敘事，會不會被解讀為一種男性自我滿足的英雄主義？

平野啟一郎：男性中心主義的社會一直延續到今天，我作為男性也強烈感受到它的問題。男性因為力量更強，所以用力量讓對方服從自己，這種思維方式是滲透到從日常到戰爭的方方面面，把世界變糟的根本病因。所以我作為文學作者一直想去克服它，我始終帶著對自身“男性性”的批判性視角去寫小說。當然，我不是女性，所以很難站在女性的立場上寫女性的心情。但是，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描寫一種不同于過去那種男性形象的男性。

林拳：前幾天我給您發了一段視頻，是一位北大的學生用AI讓已故的父親「復活」。

平野啟一郎：是的，我看了。

我從前構思《本心》的“用AI把死去的母親復活”這個設定時，就知道一定會有“這樣做是不是錯的”“讓人不舒服”之類的種種反應。老實說我自己對此也存有疑問：這究竟是不是一件好事呢？但我總覺得，人并不是在一切都齊備的狀態下滿足地活著，而是在不斷失去某些東西、又用相似的東西去填補的過程中，活著的。

我寫過一部小說叫《徒有形式的愛》，主人公是個使用義肢的女性，她因為交通事故失去了一條腿。當然這是誰都不愿意發生的事情，但既然已經失去了，就只能使用義肢。在這種時候，如果一個被現實充分滿足的人去說“那是假的”，我覺得這種態度本身不就是錯的嗎？

按這個思路想下去：當一個人因為父母去世而極度悲傷、想要慰藉自己的時候，例如他用AI把父母重現出來，而我自己父母還健在、處于一個被眷顧的位置上，卻去否定他，對他說“那是假的、不是真的”，我覺得這是非常殘酷的。

最初，我想把朔也和“AI母親”的關系以完全肯定的方式書寫，但寫著寫著，我開始去思考AI和人的區別。其中一點是，人是不斷變化的存在。我們不斷接觸新信息，我們的母親、父親也每年都在變化，年紀增長，想法也會改變。而AI只能學習過去，無法像活人那樣持續地變化。

人是非常不可思議的。即便母親昨天說的話和今天說的話完全不同，我們還是會覺得“母親就是母親、是同一個人”；但AI如果昨天說一套今天說另一套，我們會立刻覺得“這玩意兒壞了”。所以，“在持續變化中依然保持同一性”是人的不可思議的魅力，而AI一旦變化就難以維持同一性——這是AI與人的差別。所以我覺得，人總有一天會對它感到厭倦。小說里也是這樣寫的：在心靈的傷痊愈以前，依賴這種存在或許是必要的，然而總有一天，人會慢慢從中“畢業”、不再需要它。

所以我現在很好奇，實際中那些和用AI重現的逝者生活在一起的人，這種關系能維持多久？他們會希望這種關系一直維持下去嗎？還是會在某一天覺得“夠了”？我不會去否定這件事，而且它也沒有給誰帶來麻煩。但是“人是否真能被它滿足”可能無法一概而論。

林拳在《本心》里登場的一位小說家說作為小說家，必須變得善良”。對而言，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

平野啟一郎：這其實非常單純。我寫小說將近30年了，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這是對于小說家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小說當然可以是一種語言的實驗，小說家可以去書寫那些實現偉大成就的人物，也可以描繪社會百態等等各種豐富的內容。但如果在根本上對“人”缺乏溫柔，那就不配稱為文學。

林拳：在您看來，什么是“不溫柔的小說”呢？

平野啟一郎：在我這一代，日本社會被“自我責任論”深深灌輸。在社會上取得成功的人是因為自己足夠努力，不順的人就是不努力、是懶惰、是該被批判的。我從小就反感這種風氣。

每個人出身和成長的環境不同，人生中還有運氣的好壞之分，不是說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的。我認為許多小說家其實明白這一點，可是一旦下筆，人物的命運就被過度歸因于他們的“性格”。也就是說：“有魅力的角色”就會人生順遂，“性格中有各種問題的角色”就過得不好。小說寫著寫著突然變得“自我責任論化”的情況非常多。但我認為，社會結構才是決定每個人是否“過得好”的更大因素。理解這一點，正是小說家對人的“溫柔”。

所以，看到社會上正在受苦的人時，不把問題歸到“那個人自身”，而是思考“是不是社會有問題”，這是“溫柔”的第一步。

林拳：《本心》里處理了非常多社會議題，您在小說里始終保持了一種“不下判斷”的態度，但您在X上的發言完全不是這樣。在您看來，作為小說家的自己，與在X上作為KOL的自己，這兩者之間的分界線在哪里呢？

平野啟一郎：我認為文學的主題，就是那些悖論式的、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說，那些無法斷言“這邊對、那邊錯”的事情，才能成為文學的主題。

反過來，對于那些能得出結論的問題，我會在X等社交媒體上明確表態。

林拳：作家通常給人一種以“隱身”來維護作品的獨立性與神秘感的印象。相比之下，您為什么如此積極地在社交媒體上持續發聲呢？

平野啟一郎：我很喜歡19世紀到20世紀初的小說。當時的小說家，比如巴爾扎克，會出入社交場合，把自己的最新作品朗讀給別人聽，作家和讀者的距離其實是很近的。但大眾傳媒發展以后，作家和讀者的距離反而漸漸拉遠，作家被神秘化。不過從20世紀后期至今，通過社交媒體，作家和讀者再次拉近了距離，這反而像是回歸了過去那種作家與讀者之間近距離的關系。

另外坦白說，我大概就是那種喜歡在X上寫各種東西的人，這不會給我造成壓力，因為想寫的東西本來就很多。還有一點是，在資本主義占主流、由金錢推動的世界里，小說家如果想去雜志或電視上宣傳自己出了新書，是沒有那個經費的。但有了互聯網，就可以隨時向那些對我的書感興趣的人傳遞信息。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創作者來說，“在互聯網上擁有并維護自己的發聲平臺”是這個時代必需的。

林拳：公開發言肯定會招來反對。您如何讓它們不影響創作？

平野啟一郎：最重要的方法是“不去看”。發聲，但不看。當然，如果我確實說了非常錯誤的話，嚴重傷害了他人，那樣的批評我認為應該認真接受。但如果是自己確信說得對的事情，對此而來的批評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

另外，在日本，女性公開發聲時，招致的攻擊往往比男性受到的惡劣得多。因此，女性要在社會上發聲需要比男性更多的勇氣。我一方面是作為“作家”在發聲，另一方面也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在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保持沉默對我反而是一種折磨。

在對談結束后，林拳這樣形容平野啟一郎：叛逆而溫柔的小說家。

他在社交媒體上直言不諱，不在乎得罪誰；可落回小說里，卻希望筆下那個29歲、沒有性經驗的青年，能以純粹的本心尋找自己的活法。

《本心》遠非一本關于AI的技術小說，而是一本關于愛、存在與自我的溫柔文學，關于一個人失去所愛之人后，如何崩塌、又如何重建。

如果你也在面對失去，面對心中的某個空洞，

這本書或許能陪你走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