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調到軍委7年，后改降原職級，通知離休還鬧情緒：無法適應！

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軍委的工作結構曾發(fā)生過幾次改變，最開始是周總理代為主持，彭總52年從朝鮮回國后被留下來負責。

59年彭總陷入風波后本來是由101接過大權，但101身體不好，組織基于現實情況考慮，就成立了軍委辦公會議，由羅瑞卿領導，實際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事務。

到65年末，羅瑞卿被撤銷重要職務，葉帥曾負責過軍委辦公會議。67年2月懷仁堂后，葉帥處境也變得微妙，加上原辦公會議的干部們大多被“打倒”，中央便重新組建軍委辦事組，由楊成武出任組長，替代了原辦公會議的職能。

不過短短年余，楊成武也因“楊余傅”事件下臺，接著就是黃上將來負責軍委辦事組。這期間因為有副統(tǒng)帥的支持，黃上將的權力特別大，整個辦事組也以四野的干部為主。

奈何事有兩面，1971年9月后，原先的風光瞬間變成反面，幾人相繼被處理，辦事組無法正常運行，中央就恢復了軍委辦公會議來替代辦事組。

在這個時間節(jié)點，很多四野出身的將軍都受到影響，但是有一位少將很奇怪，他是“雙一”、八路軍115師、四野這條發(fā)展線的，出任過“萬歲軍”38軍的軍長。

到了運動時期，還被調去負責地方，擔任過青海一把手。九大之后他被正式增補為軍委辦事組成員，71年改組后他仍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一直在核心位置。

按道理來說，最緊張的時刻已經度過，他后來應該非常順利才是。可現實卻是短短過去3年，他就被安排到濟南軍區(qū)擔任副職，后來又被通知離休。到88年時，他獲得的紅星勛章僅為二級，明顯與原來職務不對等。

這位創(chuàng)造了那么多“特殊”的少將就是劉賢權。

一、革命之心異常堅定

劉賢權是江西吉安人，1915年出生，15歲參加紅軍。他一開始參加革命隊伍，就表現得極有黨性。彼時他接到任務去看管一群有“叛徒”嫌疑的人，結果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親二哥劉賢炬，兩兄弟對視，內心都非常震撼。

二哥哀求：“我實在受不了，你給我松一松吧。”劉賢權含淚拒絕：不行！要是給你松綁，我也會被抓起來，咱兄弟就全完了。

后來部隊轉移，劉賢權內心不是滋味，他對組織沒有產生懷疑，但絕不信哥哥會當叛徒。思來想去，就決定戰(zhàn)死沙場，這樣至少能當上烈士。

不久隊伍來到劉賢權家鄉(xiāng)附近打阻擊，他想著在此犧牲，組織一定會將遺體送回家。于是，上級下達撤退命令后，他仍在陣地射擊，還是班長發(fā)現硬把他拽了回來。

劫后余生的劉賢權很快又迎來思想上的解脫，上級糾正了錯誤，二哥劉賢炬等人得到釋放。只是劉賢炬身體非常虛弱，已沒辦法再跟隨轉戰(zhàn)，經部隊批準得以返鄉(xiāng)。

臨行前，二哥偷偷勸劉賢權一起回家。但劉賢權非常堅定：二哥，我是一名黨員，無論如何也決不會離開部隊。

此后劉賢權就一直在中央主力部隊，歷任紅一軍團2師衛(wèi)生部政委、八路軍渤海軍區(qū)第3軍分區(qū)司令員、東野1縱3師師長、四野38軍114師師長。

抗美援朝時期，劉賢權因功升為47軍政委，回國后進入南京軍事學院學習，57年畢業(yè)出任38軍軍長。

1963年，劉賢權調任為蘭州軍區(qū)副司令員兼青海省軍區(qū)司令員，級別得到提升。也是在青海，他的人生軌跡被徹底改變。

二、起也運動落也運動

時間進入60年代中期后，局勢變幻莫測，大運動初期，劉賢權曾被“造”派沖擊關押，身心都遭受過折磨。

由于青海的地理位置、民族成份等等都比較特殊，中央關注到這里的流血事件后，點名讓劉賢權恢復職務，并要求盡快制止武斗。

有中央支持，劉賢權也是出手迅速，很快讓局勢平息，恢復了生產秩序。這個成績令毛主席、周總理都很滿意，因此后來青海革委會成立時，劉賢權被任命為革委會主任、核心小組組長，當上了該省的一把手。

鑒于他在地方和軍隊都干得出色，組織想調他到北京工作，但經歷過的風波讓劉賢權心有余悸，遂多次推辭。最后還是周總理親自找他談話，他才同意。

1968年，雖然沒有下達命令，但劉賢權已被調入軍委辦事組工作。原本上級是想讓他政工組，但此時老資格太多，他插不進手。

在此之前，劉賢權從未接觸過中央層面的事務，各方面就感覺不太適應。后來想通了，就干脆只做執(zhí)行層，干具體工作，心態(tài)才慢慢轉變過來。

1969年組織正式安排劉賢權進入軍委辦事組并兼任鐵道部司令員，從職務上看已屬于核心人物。但他非常謙遜，基本不與別人來往，開會時輪到自己說話也是公事公辦，不過多延伸。他考慮到自己已在京辦公，還申請辭去青海的職務，可見他的性格。

不過報告送到毛主席處后，主席認為這種年輕的優(yōu)秀干部值得培養(yǎng)，就沒有同意。并且1971年3月還讓劉賢權兼任了青海省委第一書記。

也是在1971年，那架飛機失事，軍委辦事組改為軍委辦公會議，劉賢權仍是辦公會議的成員。可見，這場風波對他沒有影響，主席仍然很信任他。

不過在1974年北京修地鐵的階段，劉賢權卻出事了。彼時鐵道兵肩負著修建北京地鐵的任務，作為該兵種的司令員，劉賢權為趕進度就想多調一些部隊參與建設。他將方案提交給總參作戰(zhàn)部備案，但出于保密，就沒再跟別的部門通氣，黨委會沒有作任何記錄。

隨后他讓4個營不帶武器投入到地鐵施工中。工程完成后，這4個營又立即歸建。事急從權，此事也是經上級批準的，按道理不會有任何問題。

可在特殊時期，任何風吹草動都容易被拿來做文章，他調動部隊還沒有留下記錄，就被人上綱上線，說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心之人向鐵道部施壓，少數干部被迫寫材料“揭發(fā)”，使得劉賢權被批、接受了5個月的隔離審查。專案組通過各方面的查證，確定劉賢權調兵并非作亂，就恢復了他的自由。組織一直沒給他出具證明、恢復清白。

這種狀態(tài)下，自然沒辦法再留軍委辦公會議工作，劉賢權就于1975年被調到濟南軍區(qū)擔任副司令員。從1968年開始在軍委工作，算起來他進入中央部門工作7年，結果又降回了大軍區(qū)副職。

這個安排原本只是想暫時過渡一下，沒料到再也未能恢復原有職務，1977年改任濟南軍區(qū)顧問，1981年7月以大軍區(qū)副職離休。

其實劉賢權一直是希望能聽到部隊發(fā)展信息的，畢竟他在軍隊也干了大半輩子，離休就等于軍隊工作沒有調查權，也沒有建議權了。因此剛聽到上級來宣布離休消息時他內心非常失落，所幸在上級組織和家人的關懷下才逐漸適應。

1988年，中央為老干部頒發(fā)紅星功勛榮譽章。該勛章分為兩級，一級的標準是“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參加革命工作，并在1965年5月21日以前曾被授予少將以上軍銜，或曾任省、部級以上領導職務的軍隊離休干部”。劉賢權完全是符合的。

但他只獲得了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主要就是因為那處分沒有實質撤銷。不得不說，也是一大遺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