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樊思睿，“遺忘”俞梅蓀——文匯報的兩張面孔

獨立評論人 鄧啟金

本文旨在梳理近日網絡熱議的上海交通大學樊思睿事件及與之形成強烈對照的國務院辦公廳原秘書俞梅蓀案。在信息爆炸與輿論喧囂的表象之下，我們試圖通過白描與還原，審視公共敘事在個體命運中投射的痕跡，以及被時光淹沒的記憶碎片。

開篇印象： 2026年5月，《文匯報》刊發了一篇為上海交大失信學生慷慨陳詞的評論文章，全文辭藻華麗、層層遞進，呼吁社會“保護犯錯者的隱私與尊嚴”。然而，對于曾因幫助該報而蒙冤三十三年的國務院原秘書、立法專家俞梅蓀，這份報紙卻從未發出一聲歉意，甚至連一篇正式的調查報道都付之闕如。同一家媒體，一邊是聲嘶力竭地為一個造假者遮擋輿論鋒芒，一邊是對半生蒙冤者的苦難裝聾作啞——這種冰火兩重天的態度差異，令人不禁深思：媒體的天平，究竟向著哪一邊傾斜？

01 忘年交：跨越三十年的時代共情

提筆之前，我反復叩問自己：為什么要寫？為什么要現在寫？

俞梅蓀是我相識多年的忘年交。他與我父同庚，同年降臨于此世，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人生軌道上，演繹自己的人生故事，而今他們都過了古稀之年，不同的是，1953年一起來到地球的“同年兵”，我父親蝸居渝東南的小縣城看落日，俞梅蓀在為最后的尊嚴看晚霞，而其它的“同年兵”有人早已作古，有人鄉野殘喘度余生，還有極少的正當春風駿馬少女為伴。這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人間。很早之前我就想為他的經歷留下文字，無論是作為給他一個交代，還是給我自己一個交代——甚至只是為那段歷史留下一道參與過的痕跡。

可我一直沒有真正提起筆。

坦率地說，我曾覺得俞梅蓀身上書生氣太重，血性太少。這與我作為僰人后裔有著川軍血脈袍哥精神、一貫對血勇之人的敬仰相違——我信奉川軍血戰到底的剛烈，信仰“法律解決不了的問題就用江湖手段解決”的原始沖動。看著俞老在三十多年的上訪長跑中一次次以近乎卑微的姿態遞出材料、反復叩門，我心中生出的并非只有同情，還有憤懣——所謂“百無一用是書生”，大抵如此。

可也正是因為這份憤懣遲遲無法排解，我才最終意識到：我們不能只敬仰拔刀相向的血勇，而鄙視孤獨堅持的尊嚴。

真正讓我在鍵盤上敲下第一個字的，是2026年5月24日的那個新聞——上海《文匯報》為上海交大樊同學發出了一篇沒有署名的評論文章《樊同學不應該這樣被指名道姓》，呼吁全社會“保護一位犯錯學生的隱私”。文章辭藻華麗、層層推進，極為“冠冕堂皇”。

當看到這篇文章時，一股荒謬感與刺痛感將我徹底淹沒。原來，同樣的機關報系，曾經對一位因幫助自己而身陷囹圄的立法功臣，采取了長達32年的精神凌遲，如今卻對一個實實在在造假、私吞獎金的年輕人，擺出一副“受害者需要保護”的姿態。

文匯報——這個俞梅蓀悲劇的半生起點，如今又在一個本不相關的學生風波里高調“執法”，慷他人之慨。

于是，我選擇了動筆。

02 法徽下的破碎人生：俞梅蓀的一世清譽與無言抗爭

在追溯這場意味深長的輿論照影之前，有必要先將那位被夾在歷史夾縫中的立法者身世鋪陳開來。

俞梅蓀，1953年出生于北京，在上海長大，1984年以北京大學法律系經濟法學專業——被譽為“黃埔一期”——的優等生身份畢業，隨即被選拔進入國務院經濟法規研究中心從事立法工作，后擔任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他歷經了八十年代我國經濟法治從無到有的拓荒期，參與了“七五”立法規劃等大量基礎性法律法規的起草，是中國改革開放法治進程的親歷者和塑造者之一。

這是一個曾經站在法治布道臺上、被寄予厚望的年輕人。然而他的家庭底色又遠非尋常：他的祖父是黃炎培盛贊的“新聞界釋迦牟尼”俞頌華，1920年作為《時事新報》《晨報》特派記者與瞿秋白同赴蘇俄，并見到了列寧，是馬克思主義思潮在中國最早的傳播者之一；父親俞彪文系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經濟專家，后參加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組建，在1957年的那場風暴中不幸被迫害致死。家族榮光與亡父遺志交織在一起，化作他心頭的長明燈，支撐他在國家立法前哨燃燒青春。

戲劇性的轉折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據俞梅蓀回憶，為了配合十四大的宣傳報道，《文匯報》的黨委書記兼總編輯張啟承及駐京辦負責人反復求助于當時在國務院機關工作的他，希望借閱內部文件，以“吃透精神”、搞好宣傳。出于信任與支持黨報工作的善意，俞梅蓀破例允許對方當面查閱相關文件，并一再叮囑“只能看，不能復印，不能外帶”。

靠著這份內部材料，《文匯報》當年的法治宣傳風生水起，最終受到了十四大新聞領導小組和上海市委的通報表彰。

然而，竊密的種子在那些材料被瀏覽之后就已經埋下。依據事后曝光的司法文件和公開報道，駐京辦的相關人員竟擅自將文件盜印，并送往上海《文匯報》基層黨委傳閱擴散。1994年，俞梅蓀被有關部門帶走，理由是“泄露國家機密”。此前因協助該報而慷慨無私的熱情，在一夜之間化為背叛的溫床。

這是一場悲劇的縮影：恩將仇報式的栽贓，在合法的外衣下悄然上演。

更令人痛心的是他法律上的末路。在悶熱的法庭上，法學家江平先生拖著一條在動蕩年代因勞改而截肢的殘腿，親自出庭為他進行無罪辯護——這是江平一生之中，唯一一次親自出庭刑事辯護。江平先生當庭慷慨陳詞，提出了“犯罪動機、手段卑劣、社會危害”三要件均不成立的犀利論辯，使得公訴人一度當庭撤訴，審判長甚至當庭表態“你沒事了”。

可是，結果卻如一根無形的針，刺向中國法治的脆弱神經。

1994年8月，一份判決書送達：法庭上的承諾化為泡影，江平先生的辯護意見被稱為“缺乏事實根據，不予采納”，俞梅蓀被以“泄密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那位用殘腿跨越北京城、因車禍都未退縮的老法學家，其辯論最終淹沒在文書的重重塵埃中。

入獄的三年帶來的是徹底的毀滅。然而俞梅蓀出獄后的姿態，更讓人五味雜陳。他放棄了“以血還血”式的對抗，卻選擇了另一種較真：他固執地奔走于北京的信訪機構與《文匯報》之間，期待一份屬于正義的證明。而報社方面竟采取了長達三十年的“拖延戰術”——時任歷任領導屢次承諾“積極復查”、“翻案指日可待”，俞梅蓀天真地一次次相信，一次次推掉了老領導幫助他“另起爐灶”的好意（說實在的，我至今搞不懂他為什么拒絕了老首長的捷徑，期待下文有一個結論）。

更令人費解的是，據他后來的控訴，上訪途中的材料總是在輾轉幾手之后，最終又回到了報社手中。另據俞老口述： 2014年前，他連續十次到駐在上海江蘇路長寧區黨校內的中央巡視組排隊，反映情況，被接待了七次，接待人員深為同情，收下材料，可那些材料幾經輾轉，最終又落回了報社手中，竟然被斷然拒絕解決任何問題，還被嚴詞斥責。

在漫長的“復查期”空隙，他依舊沒有向社會示弱。這位前立法精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比他更為微弱的群體——失地農民。在七八年的時間里，他投身于從河北桃林口水庫到四川、唐山的上訪農民權益維護，幫助十多萬失地農民依法討回了數以億計的安置補償款，使無數輾轉無門的農民家庭感受到制度中僅存的一絲溫暖。

可諷刺在于，俞梅蓀本人的生活卻瀕臨崩塌。妻離子散，生計困頓，在49歲那年，為了謀生，那位曾經的國務院立法前哨必須騎著一輛平板三輪車，往返于北京郊外的貨運站之間。

當今年七十多歲的俞梅蓀坐在北京某高校的學術報告廳中，聽著臺上學者引用“要做公平正義的守望者”的期許時，他耳邊回蕩的不再是振奮，而是三十二年來那些從未消散的悲涼。

他依舊保留著每天關注法治新聞的習慣。整理著泛黃的材料，通過微信向報館的現任領導再次發送申訴。沉默，永遠是沉默。

2026年的網絡輿論場上，對于樊思睿案的喧囂和討論熱度如烈火烹油，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位耄耋之年的“法治前輩”仍在黑暗中執著地敲著一扇沒有回音的門。

03 從造假者到“保護對象”：《文匯報》的華麗修辭術

把視線從俞梅蓀的灰暗敘事中移開，看一看今年五月突然闖入公共話題風暴中心的那位大學生，以及《文匯報》那一篇為她而書寫的“權威”辯護。

樊思睿，上海交通大學國家電投智慧能源創新學院的一名學生。2025年與同校的K同學一同組隊，參加首屆“AI+能源”大學生科技創新競賽。

比賽分工如下：K同學承擔了算法設計、代碼編寫和核心論文撰寫等絕大部分技術核心任務，而樊同學負責制作PPT和現場匯報答辯。團隊最終收獲全國二等獎和5000元獎金。

而這筆獎金，成為了整個事件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

據校方在2026年5月18日發布的通報與各大媒體后續披露，獎金于2026年2月初發放到樊思睿個人賬戶后，她反復向K同學聲稱“獎金未發”。在被多次追問之后，她改口稱“只收到了2000元”，為了證明自己的說辭，甚至用AI制作了一張虛假的銀行收款憑證截圖——而這張偽造截圖的電子原稿里，赫然帶有“豆包AI生成”的明晃晃水印。

與此同時，K同學將信息發至校內社交平臺，事件逐步發酵并跨越校園圍墻。學校正式介入，核查結果浮出水面：偽造收款記錄、瞞騙獎金金額，不誠信行為坐實。校方決定給予樊思睿“嚴重警告”處分，取消其入黨積極分子資格、終止其“榮昶儲才計劃”學員資格、撤銷其校內轉專業的預錄取資格。

但是當這樣的處分公布后，公眾早已不再是單純的“道德批判者”——人們追問的，不再是某個大學生的人品好壞，而是她那一條異常順遂的人生軌跡。

隨著網友和媒體的深度梳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細節暴露出來：樊思睿通過保送進入交大附中，低分考入交大醫學技術類專業，隨后兩次成功跨院轉專業，轉入校內分數線最高的電氣工程專業之一。她不僅轉入頂尖專業，還入選了全校僅有50人的精英培養“榮昶儲才計劃”，手握轉專業資格和C9暑期學校名額。而這些路徑，每一次都在規則和資質的門檻上暢通無阻。

在輿論洶涌而至的5月21日夜23時，《文匯報》終于坐不住了。

該報刊發了題為《樊同學不應該這樣被指名道姓》的評論文章，從八個“冠冕堂皇”的角度剖析此案，稱“即便是一名犯罪嫌疑人，其隱私權、名譽權依然受到法律保護，更何況一名尚有漫長人生道路的在校學生”，逐一指責國家電投中央研究院的聲明“指名道姓、打破平衡”，質問一個剛因不誠信行為受處分的年輕人“應不應該這樣被指名道姓地置于聚光燈下”，甚至升華至理論：“現代文明的標尺，不僅體現在對弱者的同情，更體現在對犯錯者權利的尊重。”

這篇文章發表后，網絡上很快出現了一個細節：這篇為不誠信者辯護的高調評論，通篇沒有作者署名。

何故如此？通常“署名為文責自負的起碼擔當”，《人民日報》有“仲祖文”或“任平”等化名，一家地方媒體卻連編輯部的筆名都羞于亮出。一位網友辛辣點評：“藏頭露尾之輩，最怕的就是指名道姓。”

而公眾的質疑愈演愈烈：為什么這篇評論，既不批評造假者，也不要求校方徹查樊思睿順利“闖關”的真實鏈條，反而集中火力攻擊一家國企的辟謠聲明“缺乏法治觀念”？為什么此文可以如此游刃有余地揮舞“保護”的大旗，卻對被30年冤案壓得茍延殘喘的前立法專家俞梅蓀視若無睹？

一位網絡觀察者總結道：“全國網友幫樊思睿找爹，卻一無所獲。文匯報親自下場，用最溫柔的筆觸遮風擋雨——誰才是她真正的‘保護傘’？”

公眾的憤怒早已超越一個女生的私德之爭。他們質問的是：那些公平競爭的門檻如何被一次又一次踏破？那些在真實中掙扎的勞動者，還有多少空間？

04 兩段人生間的雙標注釋：一種冷漠一種溫熱

當我們將俞梅蓀的故事——他的出身、他奠基中國法治的慷慨、他因為信任一家報社而跌入牢獄——與《文匯報》在樊思睿案中的高調辯護并置一起時，一個沉重的問題浮現出來：這家以“愛國知識分子創辦”為自我定義、以“主流、高端、權威、親和”為定位的大型黨報，在什么人和什么事上選擇發聲，又在什么人和什么事上選擇長久沉默？

俞梅蓀的一生，從未忘記建設法治中國的初心。即便出獄后潦倒不堪，他依舊選擇了為那些弱小到無法保護自己的失地農民呼喊。

然而《文匯報》給了他什么？連續三十年的否認、拖延、躲閃、冷嘲熱諷甚至報警驅逐。

而在樊思睿這里，一家堂堂黨委機關報可以深夜發聲，可以調動一切典雅修辭來包裹一個失信學生；當輿論要求調查她入黨和保送的各道流程時，媒體卻把它翻譯成“給一個年輕人留點空間”。

在這兩幅畫像之間穿梭，我們不禁迷惑：媒體的公平正義——到底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文化評論家端木賜香更直接挑明了疑點：“武漢大學楊景媛事件，四川大學張薇侮辱退伍老兵案，你們《文匯報》何時為那些真正的‘弱者’正義呼號過？莫非小姐也分著家——有的姑娘是‘你們家小姐’，有的不是？”

更無言的諷刺是：俞梅蓀的祖父——被稱為“新聞界釋迦牟尼”的俞頌華，一生踐行“無黨無派、無私無畏”的新聞良知，在戰火中捍衛言論和真相，他親手改出了《林家鋪子》這篇熠熠生輝的小說標題。如今《文匯報》發文不署名、對造假學生一面倒地高調保護、對歷史悲劇視而不見——如果俞頌華老先生泉下有知，又會是什么樣的心情？

05 尾聲：當命運的兜肚落下，誰來回答時間的拷問

2026年的五月，一前一后，跨越三十年，這是兩份截然不同的答卷。

一份答卷關乎一個失信卻得媒體重筆掩護的青年學生，另一份關乎一位為法治奉獻青春最終被體制遺忘、半生輾轉維權的立法先驅。

俞梅蓀依舊住在這個喧嘩卻沉默的國度之中，沒有退休金，沒有醫保，依然每天修補著那疊褪色的申訴信。他還在等待，等待那個已經向他封閉了32年的公道。

他曾對我說：“我不求改變什么，只是希望后來的人知道，有這樣一個人，曾在黑暗中堅持過。”

這段話讓我想起那句老話——“有些委屈，說出來就輕了；有些沉默，比任何吶喊都沉重。”

當我們習慣于關心風口浪尖的熱點，習慣于追逐那些容易激起集體憤怒的事件時，或許偶爾也該問一問：難道就沒有什么更隱秘卻更應該被聽見的聲音，值得我們停駐么？

時代不會主動替每一位受難者還債，但倘若我們這些尚有能力記錄的旁觀者拒絕遺忘，正義便始終保留著一線稀薄的希望。

愿我們最終銘記的，不止是一個失信學生的名字，也不僅是某家報紙的一篇無名評論；而是一位曾在立法前線構建中國法治地基的老人，他終其一生不肯屈服的背影，以及他苦苦等待的那一句——遲到太久，卻本應屬于他的清白。

參考資料

[1] 卉姐.《上海交大樊思睿的“免死金牌”與國務院辦公廳原秘書俞梅蓀遭遇的三十年精神凌遲》.2026-05-27.

[2] 總鉆風有來有去.《文匯報為上海交大樊同學發聲，怎么連個作者署名都沒有？》.2026-05-22.

[3] 端木賜香.《樊思睿是文匯報家的小姐？》.2026-05-24.

[4] 百度百科.《文匯報》詞條.

[5] 搜狐新聞.《辛亥風云—國辦原秘書追憶大爺爺俞鳳賓》.2025-10-15.

[6] 網易新聞.《回憶戴煌，感懷胡耀邦》.2023-04-23.

[7] 微信公眾平臺.《俞梅蓀 | 江平先生唯一出庭刑事辯護》.2023-12-23.

[8] 鳳凰網.《官方發聲：樊思睿不是院領導親屬》.2026-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