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你的工作”：當代職場最隱蔽的剝削

記者 王翔

王翔 | 文

“找到你熱愛的工作，人生便不再是工作”，這句被無數勵志文章引用的格言，已成為當代職場的金科玉律。在當代社會的話語圖景中，“激情”是一個被過度生產和消費的詞匯。從“從心選擇”之類的職場格言，到各類職業發展指南和企業文化宣傳，我們被告知理想的工作應當是熱愛與激情的延伸，是自我實現的終極舞臺。這種將工作與個人意義、創造力和幸福感深度綁定的倫理，似乎為后工業時代中原子化的個體提供了新的精神慰藉和身份認同。

然而，當熱愛成為一種義務，當激情變成一種要求，當我們被告知“不熱愛工作就是對不起自己的人生”時，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浮現了：我們究竟是在追隨內心的召喚，還是在被一種更精巧的剝削與壓迫機制所操控？

“在后工作時代，激情早已不是自由的選擇，而是一種內化的服從，它以夢想之名要求投入，以自我實現之名掩蓋剝削，迫使我們在過勞中感恩、在低薪中自責、在不確定中持續燃燒，這一切并非出于熱愛，只是曠日持久的忍耐。”

新加坡學者洪仁毅的著作《一忍再忍：后工作時代的激情操縱》，正是對這一時代癥候的深刻診斷與批判性反思。這本書并非簡單地重復對“激情工作”的道德譴責，而是將其置于一個更廣闊的思想史脈絡和社會學視野中，進行了精密的話語考古和扎實的田野研究。

《一忍再忍：后工作時代的激情操縱》

[新加坡]洪仁毅 | 著

徐說 | 譯

東方出版中心

2025年8月

一、從“幸福”到“激情”：現代社會治理術的華麗轉身

本書的核心論點是，“激情工作”不僅是一種個人選擇或情感體驗，而是一種新型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用以塑造勞動者主體性、管理其情感并確保其在不穩定狀態下能夠持續“堅韌”（endurance）地生存下去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本書的分析始于一次精彩的“話語考古”，作者追溯了二十世紀中期以來企業管理哲學的演變，清晰地勾勒出一條從“幸福”到“激情”的治理邏輯轉型軌跡。這一歷史譜系的梳理，不僅為理解“激情工作”的當代形態提供了歷史縱深，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資本主義如何通過不斷收編和轉化自身的批判者，來完成其統治術的迭代升級。

二十世紀中葉，以人際關系學派為代表的管理思想，將工人的“幸福感”視為提升生產效率的關鍵。然而，正如威廉·懷特在《組織人》中所批判的，這種對“幸福”的追求，其代價是個人棱角的磨平和對組織的絕對順從。到了二十世紀末，尤其是在信息技術和創意產業興起的后福特主義時代，僵化的科層制已然成為創造力和靈活性的桎梏。資本主義需要一種新的勞動主體——一個能夠自我驅動、靈活適應并能將個人創造力轉化為資本的“自主”個體。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激情”取代“幸福”，成為新的管理核心詞匯。

與要求外部順從的“幸福”不同，“激情”指向一種內在的、本真的驅動力。這種轉變的精妙之處在于，它將管理的任務“內化”到了個體之中。勞動者被鼓勵去“發現你的激情”，仿佛工作不再是養家糊口的手段，而是自我實現的旅程。然而，這場旅程的路線圖早已被資本的邏輯所規劃。“激情”成為一種強大的情感結構，它將勞動者與不穩定的工作、過度的勞動和微薄的回報綁定在一起，并用“意義”和“成長”的承諾來對沖剝削的殘酷現實。人們被虛假的想象驅使去追尋他們的激情，相信這會帶來幸福和更好的生活，但最終被剝奪了工資、時間和創造力。

在針對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培訓項目中，失業被包裝為個人成長和自我發現的機會。失業者被教導要保持“韌性”，要將失業視為找回激情的契機，“失業越是痛苦，失業者就越需要表現出更多的激情”。在對企業游戲化機制的研究中，作者揭示了企業如何把重復性、枯燥甚至令人沮喪的勞動重新包裝為“有趣”的體驗。

例如呼叫中心的員工每天面對海量電話與標準化腳本，本該充滿無聊與疲憊，但管理者通過積分、獎勵、排名、虛擬徽章等方式，把這份勞動轉化為“游戲”。這并非真正讓勞動變得輕松，而是通過麻痹性的興奮讓工人保持在一種“懸置狀態”——既意識到工作的無意義，又被游戲化的刺激牽動，不斷追逐下一次獎勵。

而近年來興起的聯合辦公空間，則以“社區”“連接”“靈感”為賣點，承諾給勞動者一個充滿激情的工作環境。然而這種“社區感”其實是脆弱的和表演性的，只是用色彩、空間與社交幻象掩蓋了勞動的風險。最終，激情工作的理想維系了一種“殘酷的樂觀”狀態，激情被當作彌補當代資本主義不公的靈丹妙藥。

二、“異化”的升級，祛魅與“再魅”

“清教徒想要成為職業人，而我們必須成為職業人”（馬克斯·韋伯），自從辛勤勞動被視為“天職”，人們被迫成為“職業人”以來，對此的懷疑也從來不曾消失。顯然，任何批判都無法繞開卡爾·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激情工作”話語的出現，似乎正是為了“解決”馬克思所批判的異化問題。然而，洪仁毅的分析深刻地揭示，這并非異化的終結，而是異化的升級和變形。“激情工作”創造了一種新的、更精致的異化形式——情感異化。

馬克思時代的異化主要方式為勞動力的出賣，而在“激情工作”的時代，被要求出賣的不僅是體力和智力，更是勞動者最內在的情感、創造力和生命活力。當“激情”成為一種職業要求，它便不再屬于個體，而被整合進資本增值的邏輯之中。

勞動者被鼓勵將全部的生命能量投入工作，但這種投入所生產的價值卻依然歸資本所有。這是一種比單純出賣勞動力更徹底的異化，因為它掏空的是人的整個存在。同時，激情工作通過賦予勞動以“意義”和“自主性”的表象，制造了一種“非異化”的幻象。勞動者誤以為自己是在為“激情”而工作，從而心甘情愿地接受剝削。因此，“激情工作”是資本主義應對其內在矛盾的一種自我調適。它通過收編對異化的批判，將解放的語言轉化為新的控制工具。

將作者的分析置于韋伯的理論框架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激情工作”所蘊含的深刻悖論。韋伯認為，現代性的核心特征是工具理性的全面擴張，這一過程就是世界的“祛魅”過程。然而，在本書所描繪的圖景中，我們看到的卻是一種奇特的“再魅”過程。

當工作被理性化到極致，淪為純粹的謀生工具時，它便失去了吸引勞動者的精神力量。“激情工作”話語的出現，恰恰是對這種“意義真空”的補償。它為冰冷的勞動過程重新注入了神圣的光環，創造了一種以個體自我實現為核心的世俗宗教。

然而，這種“再魅”是虛假的，它最終服務于一個更深層次的理性化目標。對“激情”的推崇，使得對工作時間的無限延長、對個人生活的全面侵占都變得“合情合理”。情感本身被工具化、可計算化，成為人力資源管理可以量化和優化的對象。這恰恰是韋伯所描述的理性化邏輯的極致體現：即便是最非理性的情感——激情，也被納入了資本增值的理性算計之中。因此，“激情工作”完美地體現了理性化的悖論：一個以“再魅”為表象的過程，其內核卻是理性化過程的深化和絕對化。

米歇爾·福柯的權力分析是本書最核心的理論資源。“激情工作”就是福柯“治理術”的絕佳范例。它不再像泰勒制那樣規訓工人的身體，而是將工人塑造為“自主”的、“自由”的、“有激情”的“人力資本所有者”。權力不再從外部強加，而是從內部生長。

作者指出，“激情工作”的許多實踐都是一種面向未來的風險管理。它在經濟危機和個人挫折發生之前，就已經為勞動者注入了“抗體”，使其能夠“堅韌”地承受打擊并迅速“恢復”。這是一種將生命政治的管理從“治療”提前到“預防”的精妙操作，它旨在確保勞動力作為一個“人口”單位，能夠在新自由主義的動蕩環境中持續地、穩定地為資本提供服務。這標志著權力從對身體的規訓，轉向了對靈魂的牧領，以及對生命欲望本身的捕獲與管理。

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指出，我們已經從福柯所描述的“規訓社會”進入了“功績社會”。在功績社會中，主體不再是被動的規訓對象，而是積極的“功績主體”，他們不斷地自我鞭策、自我優化，追求“我能”（I can）。這種社會不再有明確的“他者”來施加壓迫，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致命的自我剝削。

洪仁毅所分析的“激情工作”，正是功績社會最核心的燃料。當“你應該”的外部誡命，被“我能”“沒有不可能”的內在驅動所取代時，“激情”便成為了驅動這臺永動機的完美能源。功績主體不是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在工作中實現生活。工作與生活的界限徹底消失。這種自我剝削之所以如此高效，因為它伴隨著一種自由的感覺。本書中的大量案例，從通宵達旦的創業者到將人脈經營視為樂趣的失業者，都為韓炳哲的這一論斷提供了生動的注腳。兩者共同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當代資本主義最成功的統治，是讓被統治者誤以為自己是統治者。

三、在“激情”廢墟上尋找抵抗的微光

激情原本可以是個好東西。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有三個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激情。對于激情的部分，馬基雅維利說它是追求榮耀的欲望，霍布斯說它是人的驕傲或虛榮，盧梭稱其為自尊，漢密爾頓稱其為對生命的愛，黑格爾則說這是希望被承認。弗朗西斯·福山指出，人類歷史的主要動力既非欲望也非理性，而是來自靈魂的激情部分——尋求承認的斗爭，勇敢、慷慨、愛國和公共精神都源于此。

然而，當人類靈魂中的激情被當代資本主義“收編”之后，一切都變了。權力不再僅僅是壓迫性的，更是生產性的。它不再對你說“不”，而是熱情地對你說“是”——“是的，你可以成為你自己！”。然而，這種“賦能”的代價，是風險的個人化和控制的內在化。

然而，也正是在這里，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些進一步的追問。本書出色地描繪了“激情工作”這一治理術的無所不包和強大效力，但對于“抵抗”的可能性，似乎著墨不多。書中的勞動者形象，大多是“堅韌”的承受者和“積極”的適應者。那么，抵抗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會以何種形式出現？是對“激情”話語的公然拒斥？是“躺平”式的消極怠工？還是在共同工作空間中形成真正的、而非虛假的社群連帶？或許，在“激情”的廢墟之上，探尋新的集體認同和團結形式，是未來研究可以深入的方向。

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所許諾的穩定工作、中產生活方式和可預期的未來，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在這樣一個“之后”的時代里，我們被要求用“堅韌”的個體心態去彌補結構的崩塌。這引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是否能夠重新想象一種超越了“激情工作”和“堅韌生存”的“美好生活”？

這種新的“美好生活”將不再僅僅關乎個人的自我實現，而是關乎集體的福祉、社會的公正和生態的可持續性。它要求我們不僅要批判“激情工作”的虛假承諾，更要積極地去構建一種新的勞動倫理和生活方式，一種能夠讓人們在有尊嚴、有保障、有閑暇的生活中，真正自由地發展其潛能的社會。

四、從“內卷”到行動：阿倫特式的中國回響

讀完這本書，我們或許會感到一種深深的不安——原來那些我們以為最私人、最本真的情感，竟然也可以被如此精密地計算、管理和利用。但這種不安恰恰是清醒的開始。當我們意識到“激情”可能是一種更精致的枷鎖時，我們才真正獲得了思考的自由。

本書的英文版出版于2022年的美國，而在2026年的中國，本書依然可以做很多在地化的延伸。從中國語境看，本書的研究回應了關于“內卷”與“躺平”、情緒資本、家庭分工與平臺經濟等現實話題。

在過去幾年中，“奮斗改變命運”“拒絕躺平”之類的口號廣泛傳播，但現實中“內卷”和高強度工作制也隨之盛行。作者的分析提醒我們，在贊美個體忍耐和熱情的同時，不應忽視背后結構性的不公。由于各行各業的“內卷化”以及工作機會的日益狹窄，年輕人無論是否“熱愛”自己的工作，都要面對“996”、無償加班、績效考核等制度性壓力。在這種背景下，“熱愛勞動”的要求只會加重勞動者的焦慮：他們被迫感謝加班、責備自己薪水低，并在不確定中不斷消耗自己。

更進一步地，當代社會正在不斷深化個體化的過程，使人們不得不把身份認同建構成每日需完成的任務。“找到熱愛的工作”常被包裝成幸福之源，其實往往是利用了人們在原子化社會中對意義的渴望。然而，在多數情況下，“熱愛”變成了收買和剝削的前提條件。

正如鮑曼所說，“‘個體化’包括將人類的‘認同’從‘給定’的事物轉變為一項‘任務’，要求行動者必須承擔執行這項任務的責任”。在這樣的時代，人們被迫不斷提問“我是誰，我要成為什么樣的人”，并把對工作的熱愛作為自我實現和個性建構的途徑之一。

本書的“好生活”視角恰恰批判了這種無限建構的邏輯：當所有人都要自己去塑造未來時，“熱愛你的工作”就變成了強制性的準則，誰不投入激情，誰就仿佛對不起自己的人生。也許，當我們不再被“做你熱愛的事”這樣的話語所迷惑，當我們開始質疑那些看似積極正面的職場雞湯，當我們敢于承認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時，我們才能真正開始思考：在一個不再需要我們燃燒自己來照亮資本的世界里，我們究竟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作者指出，“激情工作是一種被設計來控制工作者的情感、知識和精力的話術”，但“無激情”并不能成為“激情”的有效替代方案，簡而言之，“激情有可能使你被利用，但沒有激情你又難以感受到幸福”。那么出路在何方呢？在我看來，出路不在任何一本成功學著作里，不在任何一場TED演講中，而在我們每一個人對當下處境的清醒認識和對未來可能性的共同想象之中。

漢娜·阿倫特對于“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區分也許是可行的道路。“勞動”是屬于生物世界的，服務于生命維持與循環的動物性需要；“工作”是屬于物質世界的，面向器物與制度的耐久世界；“行動”才是真正屬于人類世界的，它發生在他者之間，以言說與共同行動在公共空間中開啟新的關系與秩序。

無論“激情工作”的敘事把忍耐導向企業的利潤最大化還是個人品牌與成就的累積，都只是勞動和工作，而非行動。只有邁向公民德性與共同體幸福的行動，才符合德性，否則就是被錯置目的綁架的“偽德性”。換句話說：“一忍再忍”本身并不高貴；高貴的是為了德性之目的而恰當地忍耐，并適時付諸行動。

總之，本書鮮明地揭示了資本主義是如何操縱我們的情感狀態來讓我們在工作中保持滿足感。正如凱西·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的，充滿激情的工作話語是管理我們對工作的失望和在不穩定中生存的處方。本書是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這個時代最深層的焦慮與矛盾。它迫使我們去反思那些我們不假思索就接受的信條。

對于每一個在“激情”的號召下疲于奔命的現代人而言，這本書都是一劑清醒劑。它提醒我們，在被掏空之前，我們至少應該先看清，那正在燃燒的，究竟是我們自己的激情，還是資本的燃料。而對于所有關心勞動解放未來的人來說，這本書是一個新的起點。只有在深刻理解了當代奴役形式的精巧與復雜之后，我們才可能真正開始思考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