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強：問女何所思——在古代小說圓桌論壇上的發(fā)言

這可能是2026年業(yè)內的第一個會，開得有點早；但這也是一個早該開的會，開得有點晚了。不過，考慮到《中國小說史略》的初刊與修訂有一個過程，現(xiàn)在仍在100周年的檔期中。而《史略》作為古代小說研究的里程碑，這是必須開的一個會。

論壇海報

在我看來，必開的理由一半是回顧性的，是為進一步探究這部開山之作的學術史意義；另一半則是前瞻性的，也就是我們該怎樣沿著魯迅開辟的研究道路繼續(xù)走下去。所以，會議的召集者之一葉楚炎教授征詢會議議題的時候，我提出了“杰構與解構：‘小說史’的百年之后”的建議。

所謂“杰構”，當然是對魯迅“誠望杰構于來哲”之說的回應。也許我們應該想一下的是，如果不是泛泛之詞，什么樣的小說史著才算“杰構”？

高標虛置，說不定正是一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杰構”產生的原因。或者“杰構”已經以古代小說研究的整體方式呈現(xiàn)，只是還缺乏提煉總結，又或者我們還有必要期待所謂“杰構”嗎？

與此相關，《史略》及其學術體系可能也面臨著事實上的“解構”。“解構”也許存在兩個維度，一是百年來的古代小說研究已經對魯迅擘畫的小說史格局形成了一種突破；二是當下的小說研究全方位的更新，促使研究者主動地謀求對《史略》的超越。

作者在圓桌論壇上發(fā)言

十幾年前，歐陽健先生寫過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批判》，從文獻、觀念、體例、評騭四個方面平議《中國小說史略》，溫慶新教授的《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研究：以中國小說史學為視野》也對《史略》進行了系統(tǒng)的研討，還有數(shù)不勝數(shù)的研究論文。

對于這些研究，我沒有評判的能力。我想，這些研究是基于一個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古代小說文獻、研究方法以及大量作品、尤其是名著的探討都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此同時，小說的觀念也在發(fā)生變化，一度游離于現(xiàn)代小說主體之外的傳統(tǒng)小說開始重新回歸小說史的序列，小說文體、文化、敘事、插圖、傳播等等的研究遠超早前的小說研究視域。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史略》確實存在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魯迅的小說史觀、角度、范圍、論斷除了學術史意義，是否還有充分的學術合理性與現(xiàn)實價值——我指的不只是具體觀點的正確與否，更是作為小說史研究的思維框架與理論方法是否仍具有實踐或指導意義，我以為這樣的思考才是我們當下最應迫切關心的問題。把《史略》當新的出發(fā)點，而不是教條，也才是對《史略》最大的尊重。

《中國古代小說史敘論》

為此，我在提出上述會議議題時，還提出了三個子議題，1．我們是否還需要小說史；2.“類型”的小說史意義；3.小說史的誤判與遺珠。這雖然是在與召集者交流時，隨口提出的想法，但多少也代表了我對小說史研究展開的幾點困惑。

我們是否還需要小說史？首先要明確小說史既是一種文學史觀念，又是一種著作體例。作為觀念，古已有之，比如綠天館主人的《〈古今小說〉敘》就體現(xiàn)了馮夢龍較為完整的小說史意識；脂批處處拿《紅樓夢》與“歷來野史”“近之小說”相比，也反映了一種強烈的小說史意識。簡而言之，小說史意識就是小說作品誰先誰后、孰優(yōu)孰劣的基本判定，對研究小說文本而言，幾乎是無所不在的先驗存在。

而作為一種著作體例，問題就復雜得多。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接受美學興起，對傳統(tǒng)的文學史范式（古典人文主義范式、歷史實證主義范式、審美形式主義范式）提出了挑戰(zhàn)。八十年代，國內學界也產生過重寫文學史的沖動。

《話本小說敘論》

在種種理論方法的更替中，小說史肯定不能固守原有的觀念與疆域了。換言之，小說史著的不足不能以不斷地拾遺補缺、放大規(guī)模來解決，而在一定程度上，這卻又正是我們目前所做的。

就《史略》而言，有許多篳路藍縷的創(chuàng)獲，其中，依托文體與題材“類型”展開的小說史敘述，可能是最具提綱挈領意義的，對后世的影響也最大。

但隨著小說研究的深入，“類型”的概括會不斷變化，如世情小說、人情小說、家庭小說、才子佳人小說等相關題材類型的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牽涉到的不只是小說史敘述的技術安排，本質上是關乎諸多作品文體、敘事、語言、影響等考察的關節(jié)點；考慮到傳統(tǒng)的小說分類（如宋人對“小說”的精細分類）與《史略》之后小說類型的新提煉還有進一步厘清的必要，問題也就更加復雜。

同時，“類型”在具有小說史的統(tǒng)括功能外，對具體作品特點又可能造成某種遮蔽，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

會議現(xiàn)場

至于小說史研究中的誤判與遺珠，這是更加普遍的問題，就不多說了。我想要強調一點的是，這種誤判與遺珠的小說史意義。

上個世紀，才子佳人小說、時事小說等一度成為研究的熱點，《歧路燈》《型世言》《姑妄言》等作品的發(fā)現(xiàn)抑或以新的姿態(tài)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都被期許將使小說史得到改觀。甚至還有研究者提出“懸置名著”，虛席以待這種改觀。

但真正的改觀似乎并沒有出現(xiàn)。這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可能又回到了前面所說的，我們是否還需要小說史？

作為與談人，我不該自說自話這么多。很遺憾，我在事先沒有看到張昊蘇、溫慶新、李小龍三位老師的大作，無法有針對性地談學習心得。剛才聽了他們的報告，我覺得各有精深的思考。從我個人的體會來說，他們從不同角度對我的上述困惑都有所解釋。

因此，我非常高興這次古代小說圓桌論壇的召開，這樣的交流既是成果的展示，更是思路的碰撞。

《請君出甕：話說典籍里的精妙故事》，劉勇強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8月版。

論壇的初衷來自潘建國教授在一次雅集時對古代小說研究現(xiàn)狀的感慨，他的感慨令當時在場的幾位同仁心有戚戚。戚戚復戚戚，不能唯聞女嘆息，還要問女何所思。

也許，在現(xiàn)代學術意義上的小說史展開百年之后，我們竟不一定要拘泥相對于傳統(tǒng)的“杰構”與“解構”，而完全可以是在前賢的基礎上，展開全新的構想與構建——祝愿圓桌論壇持續(xù)辦下去，助力和成全這種愿望。

2026年1月4日于奇子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