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一本新書《章魚組織》(The Octopus Organization)。書的兩位作者Phil Le-Brun和Jana Werner都有在亞馬遜的工作經驗,后來創業做咨詢,服務過上百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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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在咨詢過程中,發現一個規律:絕大多數企業運轉起來的樣子,像極了《綠野仙蹤》里的鐵皮人——動作遲緩、關節生銹、手持一把鈍斧。鐵皮人缺的不是能力,是那顆讓它能感受、能靈活行動的心。
事實上,這種企業模型存在了很長時間了,它靠標準化、專業化、控制等手段,曾經創造了無法估量的商業成就。
但是,現在世界變了。
今天的市場環境里,成功取決于能否與客戶、員工和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建立真實的信任關系。客戶有更多選擇,員工也有,你已經沒法用控制和命令讓他們熱愛公司。
鐵皮人模型是隨著大規模生產時代的產生而應運而生的,那么,今天的市場更需要什么樣的公司形式呢?
作者給出的答案是章魚型組織:章魚有八只觸手,每只都能獨立感知、獨立行動,同時又由一個中央大腦協調整體。它們既靈活又有方向感,既分權又統一。
作者用這個比喻來說明:真正的卓越組織,是既有章魚般的分布式適應力,又有一個能把各部分連成一體的清晰核心。
本書列出鐵皮人組織的典型病癥,同時給出了章魚型組織對應的做法。我讀完后,從中梳理了五條印象最深刻的點。
一、目的(Purpose)不是貼在墻上的那句廢話
很多公司有"愿景使命價值觀",但員工說不出三句。這不是文字水平問題,而是公司根本沒想清楚。
鐵皮人組織的做法:寫幾句聽起來積極向上、誰也不得罪的話,放進展廳、年會PPT和招聘網頁。"推動可持續發展,共創美好未來"——換成任何一家公司都行,沒有區分度,沒有指導性,沒有人在意。
章魚型組織的做法:目的語句要回答一個具體問題——我們做什么,我們為誰做,我們為什么而存在?
奈飛創始人哈斯廷斯在《不拘一格》一書里講過一件事:一位管理者做了一個在外人看來糟糕透頂的決定。調查后發現,在當時可用的信息下,這個決定完全合理。其根本原因是使命和目的不清晰——沒有足夠的組織上層使命和目的來指導那個管理者的判斷。
沒有清晰、被理解、被實踐的Purpose,組織就會退回到鐵皮人機制:用純粹的外在激勵(錢)和控制結構(匯報鏈)來驅動那些它們沒能激發的東西。
二、戰略是做減法,不是做加法
"我們要為客戶提供價值"——這句大白話適用于任何一家公司。
鐵皮人組織的戰略文件,喜歡把所有好東西堆上去:客戶至上、運營卓越、財務穩健、可持續發展、人才培養。五個支柱PPT畫出來,每個都很漂亮,每個都沒意義。
結果是:資源分散、方向沖突、沒有人知道"不做什么"。
MIT斯隆管理學院有一組數據:只有28%的執行高管和中層管理者能說出公司的三個戰略優先項。C級高管里,這個數字也只有51%。
章魚型組織的做法:戰略是你要做什么,也是你堅決不做什么。
作者給了一個"麥當勞測試":如果有人把你們的戰略文件落在麥當勞的桌子上,被競爭對手撿到——會對你的業務造成重大損害嗎?如果不會,你們還需要再做戰略工作。
好的戰略會說清楚:服務哪類客戶、不服務哪類客戶;優先做什么、明確拒絕做什么。通用、模糊、口號式的戰略,等于沒有戰略。
三、難以被KPI衡量的東西可能更重要
KPI指標是必要的,但唯指標論是危險的。
鐵皮人組織的典型做法:把KPI變成目的本身。員工圍著指標轉,指標好的事多做,指標難以衡量的事干脆放棄。創新如果不能量化,就得不到資源。
但是,一個事實是:容易測量的東西,往往沒有那些難以測量的東西重要。
有一個案例:一家醫院把病人候診時間作為衡量醫院工作效率的指標,結果是,醫院員工為了減少病人候診時間,推遲接收病人,結果導致了病人死亡率的上升。這就是典型的因為追求指標好看,撿了芝麻而丟了西瓜。
德魯克說"被測量的東西才能被管理"——但他沒說出口的是:不被測量的東西,也會因此失去被管理的機會。
章魚型組織的做法:指標用來診斷和學習,不是用來追責和表演。把指標錨定在目的和價值上,讓人們看到數字背后代表什么,而不是盯著數字本身。
四、協作是結構問題,不是態度問題
"我們要加強跨部門協作"——這句話幾乎出現在每家公司的年度計劃里。然后每年說一遍,情況每年一樣。
鐵皮人組織的根子不在于人們不愿意協作,而在于協作的結構成本太高。每個部門有自己的優先級、自己的考核指標、自己的資源爭奪。財務要控成本,運營要擴門店,工程要做新產品——這些都是合理的部門目標,但拼在一起沒有整體解。
章魚型組織的做法:先從設計和建設高管層的團隊結構開始。
具體做法是:建立共享激勵機制、跨部門決策的企業級視角、明確哪些決定必須從整個公司而不是單個部門的角度來做。如果不從結構上重新設計,協作永遠是需要提醒的例外,而不是默認狀態。
下次開跨部門會議,會前最好多問一句——這個決定,是從哪個部門的角度出發的?有沒有可能這個決定對企業整體是最優,但對某個部門是次優?
五、決策速度本身就是競爭力
亞馬遜內部有句名言:大多數決定,當你認為自己掌握70%的信息時就應該做,等你拿到90%的時候已經慢了。
鐵皮人組織不是這樣工作的。它們的默認設置是:收集更多信息、等待更多確認、確保每個相關部門都簽字。這種文化里,謹慎小心是常見的理性選擇,因為不做決定比做錯決定更安全。
代價是什么?
英特爾在進入移動GPU市場的決策上長期猶豫,讓AMD搶了先機,損失了數十億美元市值;奈飛在廣告支持版塊的長期討論,讓競爭對手拿到了用戶增長的時間窗口。
作者指出一個認知陷阱:當選項太多時,人們反而傾向于不做選擇。"果醬實驗"說明了這一點——超市擺24種果醬,吸引了60%的顧客,但只有3%的成交率;擺6種果醬,只有40%的顧客停下,但成交率是30%。十倍的差距。
把"必須選對"換成"足夠好就做"——這在不可逆的重大決策上不適用,但在大多數日常戰略選擇上,是贏得先機的一個關鍵。
章魚型組織的做法:區分可逆決策和不可逆決策。對可逆決策,降低決策門檻,加快決策速度,用快速測試代替長期分析。決策本身就是學習工具。
最 后
相信我們每個人身邊都多少見到過類似的鐵皮人組織。這些組織的整套設計是為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服務的。要真正改變,不能靠幾次培訓、幾次團建,或者增加幾個指標KPI。
要改變這樣的組織,需要回到前面提到的幾個根本問題上:
組織的使命和愿景到底是什么,誰真的相信?戰略里的"不做什么"說清楚了嗎?協作的結構成本是不是比協作本身還貴?指標衡量的,是真正重要的東西,還是最容易測量的東西?上一個需要三個月審批的決定,值得等三個月嗎?
想通了這些,才有可能真正實質性地推動組織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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