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歷瑕疵≠偽造篡改！別讓醫患糾紛拖垮基層行政監管

很多衛生執法、臨床醫護都在熬一場“無意義的消耗戰”

明明只是病歷書寫不規范問題，如病歷書寫不及時、時序邏輯偏差、前后表述不一致、病歷正當修改等問題，卻頻頻被患方直接定性為“病歷偽造、篡改”。一旦民事賠償協商達不到預期，隨之而來的就是無休止的投訴、履職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

一樁普通的醫患民事糾紛，硬生生演變成循環往復、無限拉扯的行政連環案。基層衛健執法、醫療機構被反復消耗，這種亂象早已成為行業普遍痛點，卻始終難以根治。

多地衛健部門公開數據印證了行業的困境：近兩年，醫療糾紛衍生的行政核查案件，同比暴漲67%—92%。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類案件的核心爭議，大多和診療過錯、醫療安全無關。說白了：治病救人的問題沒人深究，病歷書寫問題被無限放大。大量基層執法人力、時間、精力，全部耗在同類重復訴求的核查、答復、應訴上，根本抽不出余力開展常態化監管工作。

病歷書寫不規范、病歷瑕疵，絕對不等于偽造、篡改病歷，二者性質、主觀意圖、法律后果天差地別，絕不能混為一談。

很多人混淆了病歷瑕疵、書寫不規范與違法造假的邊界，從法律層面講，真正的病歷偽造、篡改，必須具備主觀故意、虛構事實、掩蓋過錯三大核心要件，絕非無心書寫失誤。依據《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和《醫師法》，所謂偽造病歷，是無中生有、虛構未發生的診療、檢查、搶救、溝通等事實；所謂篡改病歷，是糾紛發生后惡意涂改、刪除、替換、增補原始病歷關鍵內容。二者均是醫護人員刻意為之，目的是隱匿診療過錯、規避責任、歪曲案件事實，屬于性質惡劣、可直接推定醫方過錯的醫療違法行為，與普通文書瑕疵、書寫不規范有著本質區別。

而臨床日常出現的各類病歷書寫不規范問題，均屬于無主觀惡意、普遍存在的病歷書寫常見問題，絕非刻意造假：包括關鍵病情描述缺項、病歷書寫不及時、病歷記錄簡略、時序邏輯偏差、前后表述不一致、漏簽遲簽、日期時間填寫疏漏、病歷正當修改、認知差異導致的記錄分歧等問題，都是常見病歷書寫不規范問題，不存在任何主觀造假、掩蓋事實的惡意。

二者的行為定性、審查邏輯、處置路徑、法律后果有著天壤之別，也是當前行政監管、司法裁判最核心、最容易被混淆的區分底線。普通的病歷書寫瑕疵、文書不規范問題，屬于民事侵權糾紛與司法鑒定的評價范疇，司法機關和鑒定機構會結合整體診療過程、患者病情轉歸、醫療過錯參與度等綜合評判，病歷書寫不規范僅作為輔助參考情節，用來微調民事責任比例、劃分賠償責任，即便認定書寫存在缺陷，也不會直接推定醫療機構診療違法、刻意造假，僅屬于文書管理層面的輕微問題。而法律意義上的病歷偽造、篡改，是性質惡劣、主觀惡意明確的醫療違法行為，一旦查實，司法層面可直接推定醫療機構存在診療過錯，行政層面可依法對機構及涉事醫護作出警告、罰款、暫停執業等行政處罰，雙重追責后果極其嚴重。正因兩類行為差距極大，基層行政監管執法必須嚴守法定邊界、恪守謙抑原則，絕不能被患方的單方主觀認知、片面解讀裹挾，更不能將臨床普遍、無惡意的書寫疏漏與文書瑕疵，隨意拔高、定性為情節嚴重的病歷偽造、篡改違法行為，避免出現事實認定錯誤、執法尺度失準、過度追責的亂象。

當下最棘手的行業困境，是患者維權路徑的徹底異化

以往醫患糾紛，爭議焦點集中在診療行為、損害后果、民事賠償，矛盾解決渠道清晰。如今大量案件變成了“雙線施壓、無限纏訴”：一邊走民事訴訟索要賠償，一邊持續舉報病歷造假，用行政投訴倒逼民事糾紛讓步。

即便衛健部門窮盡核查流程，調取全套病歷、走訪醫護人員、組織專家論證，最終只認定文書書寫不規范，責令整改，并行政處罰，未查實任何偽造、篡改行為，絕大多數當事人依舊不認可結果。

對當事人而言，重復投訴、復議、訴訟幾乎零成本、零門檻；但對基層衛健執法隊伍來說，每一次重復訴求，都意味著全套流程重來：整理數百頁卷宗、撰寫答復文書、準備復議材料、對接行政訴訟應訴。

基層執法編制本就緊張，專業力量極度有限。大量核心人力被反復消耗在同類衍生糾紛中，直接擠壓了非法行醫打擊、公共衛生監管、醫療機構常態化巡查、重大醫療風險排查等本職核心工作，監管重心徹底被動偏移。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進一步保護和規范當事人依法行使行政訴權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規制反復提起復議、訴訟的濫訴行為。沒有新事實、新證據，針對同一事項反復發起復議、訴訟，屬于濫用訴權、惡意纏訴，應當依法規制。

但醫療領域的特殊性，讓這類濫訴行為長期處于“監管盲區”。當事人披著“追究病歷違法、監督醫療機構”的正當外衣，訴求看似合法合規，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只能逐件受理、逐件答復、逐件應訴，即便明知是重復拉扯，也無有效駁回依據，基層只能被動承壓。

這種畸形維權模式，正在制造三重不可逆的行業傷害，每一層都直擊醫療行業痛點。

第一，公共行政資源被無序透支，基層監管形同“空轉”。

衛健監管的核心使命，是守住醫療質量安全底線、整治重大醫療亂象、規范公共衛生服務。但如今大量執法精力，全部耗費在民事糾紛衍生的病歷文字爭議上，本該用于守護群眾就醫安全的力量，被無效消耗、反復空耗，公共資源嚴重錯配。

第二，醫患對立持續激化，矛盾陷入死循環。

很多當事人并非單純維權，而是民事協商、訴訟未達預期后，通過行政投訴持續施壓、報復追責。原本可通過調解、司法鑒定化解的民事爭議，被無限拉長、層層升級，醫患信任徹底破裂，矛盾根本無法實質性化解。

第三，倒逼醫護陷入極致防御性診療，傷害正常醫療秩序。

為了規避無休止的病歷爭議和后續投訴應訴，一線醫護被迫本末倒置：不再優先聚焦臨床診療、救治患者，而是耗費大量時間逐字打磨病歷、反復核對文書、規避一切書寫瑕疵。重文書、輕診療的防御性行醫心態蔓延，最終拖累整體醫療服務質量。

我們始終堅定認為：患者及家屬查閱病歷、監督醫療機構、依法投訴維權的正當權利，必須被充分尊重和保障。

醫療服務存在天然信息差，病歷是患者維權的核心證據，當事人對病歷細節存疑、提出質疑，完全合理合法。但權利有邊界，維權無特權，不能把民事糾紛的協商失敗、舉證不利、賠償落差，全部轉嫁為行政監管的負擔，用無休止的投訴纏訴綁架公共執法資源。

必須明確一個核心原則：行政監管的職責，是查處客觀存在的醫療違法行為，絕非民事醫患糾紛的“二次裁判者”。

病歷書寫不規范是否影響民事責任判定、是否關聯診療過錯、是否需要承擔賠償責任，本質是民事訴訟的審理范疇，應當通過司法鑒定、庭審質證、民事判決定分止爭。

衛健部門可以、也應當依法查處查實的病歷違法違規行為，但絕不應該無限兜底、全盤承接醫患雙方無法協商一致的民事爭議，更不能淪為民事糾紛的“兜底調解工具”。

想要徹底破解這場基層醫療監管困局，必須從源頭理順糾紛化解機制，斬斷“民事糾紛綁架行政監管”的惡性循環。

一是統一執法尺度，劃清法律邊界。

明確病歷瑕疵、書寫不規范與偽造、篡改的細化認定標準，在核查答復、執法文書中清晰釋明二者的主觀意圖、行為性質、法律后果差異，消除大眾認知偏差，避免“瑕疵即造假”的片面認知泛濫。

二是推進訴源治理，前置民事化解渠道。

強化醫患調解、司法鑒定前置引導，明確病歷真實性、診療過錯爭議優先通過民事途徑解決，從源頭減少衍生行政投訴、復議、訴訟案件，讓行政監管回歸本職。

三是嚴格規制濫訴行為，杜絕無限拉扯。

嚴格落實最高法訴權保護相關規定，對無新事實、無新證據，反復針對同一病歷事項發起投訴、復議、訴訟的纏訴行為，依法規范處置，守住行政資源不被透支的底線。

維權需要理性，權利絕不可以濫用

厘清病歷不規范與造假的法律邊界，剝離民事糾紛對行政監管的過度捆綁，才能讓基層衛健執法回歸主責主業，讓醫護人員安心行醫、專注診療，真正守住醫療質量安全的底線，這也是對醫患雙方、對公共資源最大的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