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江海晚報)
20日晚,電視劇《江海潮生》在央視一套黃金檔開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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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篇一幕,光緒皇帝評論新科狀元張謇的殿試策論,脫口而出一句:“他的河渠之策頗有見地。”
鏡頭不過數(shù)秒,臺詞不過十個字。但對熟悉張謇的人來說,這十個字分量極重——它不是編劇隨手安的一句贊語,而是一段被正史記下、卻少有人細品的往事。
殿試考的不是辭章,是河渠
光緒二十年(1894),張謇奉父命進京參加恩科會試。從禮部會試到殿試,一路過關斬將。殿試之時,帝師翁同龢閱后,在卷上批了十一個字:“文氣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
翁同龢為何如此激賞?因為張謇的殿試策論,不是一般舉子那種堆砌辭藻的門面文章。殿試四問,河渠居首——這一問最見真功夫,考的不是背誦,是你對國計民生究竟有沒有真見識。
張謇的對策,從張堪、劉靖一路說到申用懋,將歷代治河的成敗得失條分縷析,還特地論了“相地察源”的輿地之學。也難怪光緒帝在與翁同龢議及此卷時,會脫口而出那句贊語。
這不是臨場發(fā)揮,是治黃的積淀
很多人以為張謇是中了狀元之后才開始關心水利。其實不然。
同治十三年,二十一歲的張謇隨恩師孫云錦赴江寧發(fā)審局任職。當時,孫云錦奉命處理漁濱河積壓多年的水利糾紛案,案卷堆積如山。張謇協(xié)助閱卷、查勘,第一次系統(tǒng)接觸到水利實務的復雜:一條河,牽連著上下游多少州縣的利益、多少百姓的生計。
也就是從那時起,他開始留意水利方面的著作。潘季馴的《河防一覽》、靳輔的《治河方略》,不再是書架上的閑書,而是案頭的工具。他后來在《嗇翁自訂年譜》里回憶這段經歷,說自己“始有志于經世之學”——“經世”兩個字,最早就是從淮河的水案里讀出來的。
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年),也就是殿試的七年前,黃河在朱仙鎮(zhèn)決口,堤破四五十丈,洪水橫溢四十余里。張謇隨孫云錦赴開封府,協(xié)助治黃救災。為了獲取第一手資料,他多次冒著生命危險乘小船勘察黃河水情,幾乎走遍了決口各處。
那段日子里,他五次致函河南巡撫倪文蔚,并代擬了《疏塞大綱》,提出“堵塞并舉、分流入海”的系統(tǒng)治河方案。乃至細到“疏則有測河身、分地段、計土方、定人數(shù)、核時日、課工程之要……此疏之大要也。塞則有催集料物、核運土方、預備竹簏、掃船、土囊……此疏之大要也”。他主張“塞為目前計,疏為久遠計”,認為二者“猶裘之領,網(wǎng)之綱”——這個比喻,后來在他的水利論述中反復出現(xiàn)。
所以,當1894年張謇站在殿試的考場上答河渠策問時,他寫的不是書本上的知識,而是七年前在黃河決口的泥水里泡出來的見識。光緒那句“頗有見地”的評語,其實是他生命的體驗。
經世致用,狀元風骨的底色
張謇中狀元后,被欽授翰林院修撰。同窗好友在南通為他建了一座“果然亭”,取“功夫不負有心人”之意。張謇親自把名字改成了“適然亭”,并手書一聯(lián):“世間科第與風漢,檻外云山是故人。”
一個“適然”,道盡了他對功名的態(tài)度——科舉登頂,不過是恰逢其時,不值得多么得意。他真正在意的,從來不是狀元的頭銜,而是能不能用這身本事做實事。
這就是經世致用的真義。不是把學問當敲門磚,敲開仕途的門就扔掉;而是把學問當工具,走到哪里用到哪里。從黃河決口的搶險現(xiàn)場,到殿試的金鑾殿,再到后來的大生紗廠、通州師范、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張謇的每一步,走的都是同一條路:把書里的道理,變成地上的工程。
能俯身看河的人,才擔得起經世二字
2026年,適逢張謇逝世一百周年,《江海潮生》在這個節(jié)點開播,自有深意。
回看那一句“河渠之策頗有見地”,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皇帝對新科狀元的贊許,更是一個傳統(tǒng)士人對“學以致用”最樸素的堅守。張謇的擔當和風骨,不是從中狀元那一天才有的,而是在他一次次乘舟涉險、一封封論河工書、一遍遍研讀潘季馴和靳輔的治河著作中,慢慢積淀出來的。
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但真正的高處,不在金鑾殿的臺階上,而在你愿意俯身去看的那條河里。
如果你也在看《江海潮生》,不妨多留意那些一閃而過的細節(jié)——簡單的場景背后,往往藏著一個人半生的重量。
陶曉東
編輯:張檬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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