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春︱人類“制造”人類：分娩，一段沉默的疼痛史

《分娩之痛 : 西方剖腹產的醫學社會史》，[美]蕾切爾·索默施泰因著，姚艷波、劉曉丹、陳筱姁、朱巧蓓譯，東方出版中心，2026年3月出版，392頁，66.00元

近年來，“卸貨”成為“分娩”的戲謔表達。擅長修辭、工于表達的古希臘人曾將分娩比作打仗，可見“卸貨”結果固然值得期待，但“卸貨”過程絕不輕松。因為生育的“卸貨”和物流行業的卸貨完全不同，這個過程創造了新生命，充滿艱辛和風險。當準媽媽們在糾結“是手術還是忍耐”的時候，“干預還是等待”至今仍是產科領域的難題。

長久以來，在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對于分娩場景的刻畫似乎都集中在“自然分娩”上：大汗淋漓面色慘白的產婦，產房中的尖叫和嘶吼，督促產婦“使勁”的接生婆，焦灼等候的家人，直到一聲響亮的嬰兒啼哭為整個分娩故事畫上句號。在一般人的認知里，剖腹產只是一臺將孩子從子宮內取出的手術，無法像自然分娩那樣調動人們的豐富想象。對于剖腹產手術的影響，很多當事人和醫療專業人士避而不談。公共文化對剖腹產的全貌缺乏足夠認識，對剖腹產產婦作為個體的復雜性同樣知之甚少。在宏大的分娩敘事中，剖腹產成為一段心照不宣的沉默的歷史。

紐約州立大學新帕爾茨分校副教授蕾切爾·索默施泰因融合自身經歷、口述史記錄、歷史研究和社會調查等方式打破沉默，掀開了剖腹產敘事的冰山一角。在她的處女作《分娩之痛：西方剖腹產的醫學社會史》（下文簡稱《分娩之痛》）一書的前言中，索默施泰因以親身經歷講述自己作為初產婦，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由順轉剖”，繼而在麻醉失效狀態下生下女兒，事后長期被應激創傷反應折磨的往事。這段經歷令當事人不堪回首，也令讀者觸目驚心。

蕾切爾·索默施泰因

《分娩之痛》告訴我們，剖腹產不僅是一次單純的生育經歷，也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可能會深刻改變她的生活。稍有不慎，剖腹產的手術刀會劃開一道“生命的裂痕”。在經歷專業治療和自我療愈后，索默施泰因意識到這段經歷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她的學術生涯（指研究方向）乃至整個人生，于是將之訴諸筆端。但這本著作并不是單純的私人記述，經歷“創傷性剖腹產”的作者并不執著于獨白、囈語和控訴，而是從嚴肅的學術視角出發，結合大量女性剖腹產案例，探索在歷史褶皺中由生育引發的女性群體的共同命運，剖析剖腹產的多重影響，詰問當今社會剖腹產率居高不下的制度性和結構性原因。

身體他者化：喪失的孕婦自主權

很多人知道，剖腹產是挽救母嬰生命的手術，但很多人不知道，女性接受剖腹產手術的歷史是一段充滿疼痛和創傷的歷史。在醫療史上，男性發明剖腹產，締造了人類“制造”人類的高光時刻，是英雄敘事的主角；女性作為遭遇剖腹產的主體卻幾乎完全湮沒于歷史長河之中。關于女性如何經歷剖腹產的歷史是一段沒有被充分展開、也不幸未被充分保存的歷史。

早在近兩千年前的猶太法律文集《密西拿》中就提到碎胎術和穿顱術可以拯救產婦生命。但胎兒被扼殺的同時，產婦也可能遭遇致命感染或永久性傷害。中世紀以后，死后剖腹產開始出現，這種在瀕死或已經身亡的產婦身上實施的手術被用來拯救嬰兒，為其施洗。有史可載的剖腹產記錄最早可追溯到十三世紀晚期，但直到十八世紀以前，成功案例寥寥無幾。隨著醫療體系的全面構建，剖腹產被看作醫學成就和現代化的象征。二十世紀初，剖腹產成為產科常規操作的一部分。

以美國為例，起初，剖腹產多被加諸黑人女性奴隸身上。為了讓奴隸主高效攫取更多勞動力資源，她們不得不承擔繁衍奴隸的重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久之后剖腹產又成為一種抑制生育的手段。貧困、患有疾病或身體條件較差的婦女淪為剖腹產的主要對象。她們被認為不適合繁衍后代，醫生對其實施剖腹產的同時可以順便通過摘除子宮使其絕育。這樣做名義上是阻止女性再次受孕面臨風險，實則是以優生學為借口剝奪弱勢群體的生育權利。無論是加速生育還是阻斷生育，彼時的女性身體是被操控的他者。剖腹產手術“在挽救生命的同時，也可能殘害生命”。對孕婦自主權的剝奪，其歷史淵源根深蒂固。

分娩醫療化：被漠視的疼痛

很多人能切身感受到，先進的醫療技術一方面為現代人的健康生活保駕護航，一方面卻阻礙了醫患之間的身體接觸，稀釋了彼此的情感聯結。當孕產被看作病理性狀態，孕產婦將變成“醫療流水線上的一個患者”。從此，侵入性技術成為應對妊娠風險更妥當的方式，分娩將“變成一個純粹的醫學事件，一個忽視了精神關懷、人際關系和人際接觸的獨特價值的事件”。產婦的自主權很可能就此被犧牲。其中一個廣泛爭議的焦點是醫患雙方對疼痛的判斷和感受。

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仿佛女人分娩過程撕心裂肺的疼痛已經隨著醫學進步變得無足輕重。《分娩之痛》否認了這一假想：無論醫學如何發展，再高明的“無痛”分娩手段，藥物性的或非藥物性的，如硬膜外麻醉、催眠分娩或水下分娩，都只能緩解疼痛，無法消滅疼痛。疼痛，是所有產婦的必修課。這種疼痛是孕育新生命的狂歡和母子團聚的喜悅無法抵消和掩蓋的。現實生活中，剖腹產的劇烈疼痛往往沒有得到重視。比分娩疼痛更可怕的是他人對這種疼痛的冷漠回應。在分娩醫療機構中，醫護人員往往把剖腹產手術過程中產婦的疼痛作為催促和判斷產程的指標，而非確實需要緩解的痛苦。生產疼痛的工具化已經成為普遍事實。和被奉上神壇的技術和數據相比，女性的聲音顯得微不足道。

產鉗。圖片出自安德烈?勒夫雷《論數例難產的成因與并發癥》，1750年。

和處理其他醫學疾病一樣，在現代產科中，患者主訴被客觀診斷取代。性別刻板印象使情況進一步惡化。因為社會往往把女性所知曉的東西歸于“本能”和“直覺”范疇。女性被認為過于情緒化，缺乏辨別和傳達可靠信息的能力，從而陷入某種“可信度困境”。在剖腹產手術中，女性喊疼常常被認為是發泄情緒，而非表達真實的生理感受。在分娩過程中關注死亡風險肯定是正當的，但如果因此忽視那些沒有導致死亡，但實際已經造成的心理創傷就大錯特錯了。得不到回應的疼痛會影響產婦在分娩過程中的生理體驗和情感體驗，摧毀她的心理防線，造成產后抑郁，甚至落下難以治愈的病根。

助產士邊緣化：匱乏的生育支持

分娩醫療化的另一個問題是擠兌助產士的生存空間，使原本匱乏的生育支持雪上加霜。從詞源學的角度來看，助產士“midwife”意為“陪伴產婦的人”，他們曾經在分娩中發揮重要作用。如果說現代產科學的主導邏輯是強調工具和干預，那么助產士對產婦健康的理解包含了“女性的社會、情感、文化、精神、心理和身體體驗”。助產士可以提供手工技能式的分娩支持，分擔產婦的精神壓力，引導產婦順利分娩。“分娩，既關乎身體的安全過渡，也關乎靈魂的安寧。”

但產科學對助產術的“殖民化”改變了助產士的歷史命運。醫學界通過宣稱對分娩過程的權威性劃定了參與接生的權力界限。由于助產術的知識外在于現代科學權力話語體系之外，難以擺脫被規訓的命運，無論好壞都被標記為非法。從分娩領域被放逐的助產士，面對微薄的收入和黯淡的職業前景，難以堅守本職。

本書作者在經歷充滿疼痛的首次剖腹產后，在生育二胎的過程中曾得到過專業助產士的協助。這段剖腹產后成功實現陰道分娩的故事提醒我們，那些看似不夠現代的知識雖然并非在正規課堂中習得，卻反映出人類的普遍經驗和古老智慧。將它們徹底邊緣化恐怕是醫學界的損失。問題是，如果把助產士嵌入到現有的產科體系之中，她們能發揮的作用恐怕也相當有限。只是單純增加助產士的數量未必能促成醫療分娩服務的本質性改變。因為在一個強調標準化流程、抑制個性化關懷的體制結構中，助產士難有作為。助產士被邊緣化，說明孕產醫療領域為技術進步付出了代價。

重提助產士護理模式，并不是對往昔歲月的浪漫懷舊，而是在呼喚被現代醫學中斷的分娩支持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本書提醒人們助產士的重要性，本質上是在倡導人性關懷，強調分娩過程人文關懷和精神撫慰的重要性，并不是對現代產科學的全盤否定。

和助產士護理模式相關聯的還有其他形式的女性支持。比如由產婦的母親或女性友人共同構成的、同享分娩“事件”的女性社群。這些女性普遍具有分娩經驗，可以成為產婦的顧問和后盾。這種女性同盟由來已久，因為在歷史上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分娩就是一個家庭事件。德國畫家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的木版畫作品《圣母降生》展現了社區式分娩的經典場景：女性分娩如同一場家庭派對，圍繞在臥床的產婦和疲憊的助產士周圍，其他婦女們或飲茶，或閑談，或操持家務，展現出家常的魅力和輕松愜意的氛圍。分娩曾經是女性家庭生活的組成部分，有溫度，有人情味。遺憾的是，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現代社會中，這種社區式分娩的愛、鼓勵、關懷和支持成了稀缺資源。

德國畫家丟勒的木版畫作品《圣母降生》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者對中國的“坐月子”傳統表示嘉許便不難理解了。長期以來，在西方世界，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是構成現代醫學的核心邏輯，也是現代產科學的重要基礎。它強調心靈和身體是兩個獨立的實體，相互沒有關聯。但在產科領域，大量案例充分表明，身體和心靈密不可分。和分娩中的情感支持類似，產后護理也可以提供安全感。“坐月子”視身體和精神為一體，給予產婦分娩后第一個月由外到內的呵護，實現“身心同調”。

非干預主義醫療的可能性

《分娩之痛》將剖腹產作為考察美國社會深層脈絡的窗口，揭露美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漏洞、產科種族主義和技術崇拜的共謀以及醫療金融化的大勢所趨。作者在研究調查后指出兩個現象：其一，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剖腹產率高達三分之一；其二，剖腹產已經演變成為全球范圍最常見的手術之一。其中有多少是必要的剖腹產？答案耐人尋味。如果說曾經的剖腹產手術為了母親犧牲嬰兒，或者為了嬰兒犧牲母親，那么醫療的金融化導致母親和嬰兒同時成為犧牲品。

必須指出，索默施泰因充分認可剖腹產在解決難產問題中的進步意義和重要價值，但的確對存在過度干預的剖腹產手術表示質疑。產婦在多大程度上擁有自決權？女性作為孕產婦，并不僅僅是“孕育胎兒的容器”，理當享有作為人的尊嚴。這并不是簡單的女性權利意識的覺醒，也不僅關乎生育自主權和生育正義。

《分娩后的歡慶》，揚?斯泰恩1664年創作，布面油畫。

從表面上看，由于女性的生理特點和幾近宿命的生育使命，她們的生存境遇、健康狀況和生育問題牢牢綁定。醫療金融化通過強化效率和速度左右著人們對分娩的期望，也全面而深刻地影響著整個醫療行業。作為醫療救治的方案和手段，剖腹產手術只是無數種侵入性手術之一。在此意義上，本書觸及的“女性痛點”也是“人類之殤”。討論剖腹產，是在探討生而為人的共性困境。人吃五谷雜糧，難保不生病。生老病死，和每個人息息相關。當過度醫療化漸成事實，如果實施侵入性醫療操作的同時，沒有充分兼顧技術、工具和對患者心靈關懷之間的平衡，醫療亂象乃至人間悲劇將不可避免。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出生和死亡從來不是普通的醫療程序。無論資本對醫療領域如何滲透，非干預主義醫療應該成為一個備選項，賦予病人身體自主權至關重要。

在史前時代和新石器時代，人類開始制作女性陶土塑像來表達生殖崇拜。作為人類歷史進化的源頭，女性的生殖系統肩負沉重的使命，承載種族的興衰，一路艱難跋涉走到今天。社會學家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指出，按照生物學和人類學觀點，營養是損人利己的，生殖是損己利人的：“新生命的產生沒有不靠母體的消耗和虧損。”為人之母的贊歌交織著愛與痛。《分娩之痛》既是對現代產科醫療體系的反思，也是對生命價值本身的追問。分娩的疼痛不是幻覺，而是來自身體和心靈的雙重感受。如果治療疾病的技術可以靠理性去解決，那么生育的疼痛則值得共情和敬畏，需要我們用心傾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