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古蜀文明中的“長江密碼”

7月17日，郭偉民做客2026名人大講堂，解讀古蜀文明中的“長江密碼”。

郭偉民

　　“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滾滾長江，綿延萬里，造就了從巴山蜀水到江南水鄉的千年文脈。作為一條貫穿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古往今來，它見證了文明流轉與歷史更迭，看過多少傳奇人物的才情夢想，成為無數文人墨客筆下詩詞歌詠的對象。
　　在歲月的長河中，長江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明。如今，在一代又一代考古人的前赴后繼中，不斷涌現的考古新發現漸次將長江文明的起源時間向前推進。而位于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孕育出了璀璨的古蜀文明，其文明因素又從何而來？7月17日，中國考古學會新石器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考古系教授郭偉民做客2026名人大講堂，在成都阿來書房帶來題為《長江流域先秦文明進程與古蜀文明因素的由來》的主題講座，帶領大家一窺古蜀文明演進的途徑與方式。

長江流域文化形態有明顯的區域性變化

　　從高廟文化陶器的神秘圖像，到良渚玉器的精美細致，再到湖南常德雞叫城遺址的大型木構建筑，還有三星堆遺址出土青銅器的璀璨……長江流域獨特的濕潤氣候與發達的水系，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明，也孕育了這些遺址獨特的文化風貌。
　　在歷史演變中，這些文化是如何起源形成、如何相互交融，融入中華文明大格局中的呢？講座中，郭偉民教授將時間線拉回到了距今20000年至3000年前，帶領觀眾認識了長江流域先秦考古學文化進程。
　　“長江流域分為上、中、下游，3個區域不僅存在于地理空間上，在文化形態上也有非常明顯的區域性變化和發展階段。”郭偉民教授說，在考古工作者的不斷努力下，通過考古工作基本建立起了長江流域從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再至夏商周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譜系與區系。“我們已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時間鏈條，鏈條各環節都比較清晰。”
　　講座現場，郭偉民教授從長江上、中、下游的重要考古遺址入手，以時間為序列，盤點了考古學文化之間的發展脈絡。他談到，在舊石器至新石器的過渡時期，長江中游的湖南永州玉蟾巖遺址出土了早期陶器，年代早至距今18000年，被認為是世界早期陶器之一。該遺址還出土了5粒原始水稻實物標本，有研究者認為是古栽培稻型。此外，同樣位于長江中游的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也發現了陶器和稻遺存植硅體，陶器年代距今約19000年。“這是目前中國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陶器。”
　　而在長江下游，目前發現的最早的考古學文化為上山文化。考古工作者在浙江金華上山遺址發現了大量水稻遺存。“有稻殼摻雜在陶片里，說明在制作陶器時，人們加入了稻殼。”郭偉民教授說。而在長江上游，發現了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玉溪下層文化與楠木園文化。“這意味著當時在長江上游，在四川盆地的東部地區開始有非常明顯的人類活動留下的聚落遺存。”

中原文化通過長江中游進入四川盆地

　　隨著時間線繼續向前推進，高廟文化、跨湖橋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良渚文化……不少人們耳熟能詳的考古學文化逐漸出現，文化的交流也頻繁發生。郭偉民教授舉例道，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段的湯家崗文化的白陶，顯然受到了高廟文化的影響。“白陶上的紋飾，和高廟文化有非常明顯的延續和發展的過程。”
　　再將目光投向長江上游，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段出現了阿壩茂縣波西下層遺存與營盤山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晚段，四川盆地出現了桂圓橋文化與寶墩文化。“我們可以看到，營盤山文化的一些因素滲透到了長江中游。營盤山文化之后的桂圓橋文化、寶墩文化的一些因素，進入了玉溪坪·哨棚嘴文化和中壩文化，甚至進入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的文化圈。這說明，長江中上游的文化已連為一體了。”郭偉民教授說。
　　跨區域的文化交流，不僅僅發生在長江流域。郭偉民教授提到，在歷史演變中，中原文化的很多內容都進入了長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也從而進入了長江上游。“這些陶罐、高柄豆以及陶三足炊器等器物，都成為三星堆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在文化鼎革轉型之際，長江中游成為了‘二傳手’，中原文化通過長江中游進入了長江上游，進入了四川盆地，這條線路是非常清晰的。”

古蜀文明精神信仰更多來源于長江流域

　　位于長江上游的四川盆地，不僅是地理單元上的重要節點，更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這里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與發達的水系網絡，孕育出了歷史悠久且獨具特色的古蜀文明。
　　“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從桂圓橋文化-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其發展脈絡是十分清晰的。”在郭偉民教授看來，成都平原史前較早的桂圓橋文化屬外來文化，主源來自黃河流域。而成都平原文明化進程在桂圓橋文化基礎上快速推進，史前古城的出現受到長江中游筑城技術的影響，建筑技術來自長江中下游。此外，治水模式、稻作農業也均來自長江中下游。
　　“成都平原的筑城技術、筑城方法以及功能，可能都與長江中游有關系。從長江中游的古城，如城頭山、雞叫城、譚家嶺、龍嘴，再到成都平原古城，如寶墩、高山、郫縣古城、三星堆，其實都是一回事。”郭偉民教授說。
　　“桂圓橋文化有營盤山文化因素的影響，寶墩文化也有明顯的發展過程。而在三星堆文化的器物中，我們看到了一些新東西，既有本土因素，也有長江中游文化因素的影響。”郭偉民舉例道，三星堆文化時期，來自肖家屋脊與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很多，在三星堆文化陶器中能看到長江中游因素。“而三星堆文化的陶豆，其鐘形高圈足的特點可能源自大汶口文化，屬于黃河下游的海岱地區。”
　　講座中，郭偉民教授用圖片展示了三星堆的青銅人頭像與肖家屋脊玉人頭像具有相似性，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的玉琮則起源于長江下游，三星堆青銅器上的獠牙造型與肖家屋脊文化、高廟文化、良渚文化的獠牙形象有相似之處。此外，長江流域的尊顯然是一體的，三星堆的尊和長江流域其他地區的尊極為相似。
　　“古蜀文明在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而來，持續受到黃河、長江流域夏商時期青銅文明因素的影響，并不斷吸收周邊其他文化因素。而古蜀文明的精神信仰更多來源于長江流域，包括太陽崇拜以及鳳鳥圖騰等，這些都是長江文明的文化基因在里面起了作用。”郭偉民教授說。
　　“長江文明始創的稻作農業奠定了中國農業南稻北粟兩種基本形態，其中稻作農業凝聚的血親社會組織成為中國社會關系基本形態。”郭偉民教授說，同時長江文明的發展是連續不斷的，不僅是中華文明精神和觀念思想的源頭，其無數的發明創造也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容。“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西南地區，不斷吸收黃河-長江流域的文化因素，創造出輝煌的古蜀文明，為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產生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華西都市報-封面新聞記者李雨心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