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那個躲過美國抓捕、轉投俄羅斯國籍的斯諾登，如今怎么樣了？

莫斯科郊外，一棟普通的公寓樓里，有個男人每天早上醒來的第一件事，不是看窗外的天氣，而是看手腕上的表。那塊表調的不是莫斯科時間，是美國東部時間。他比周圍的鄰居晚起好幾個小時，按照故鄉的節奏吃飯、工作、入睡。他已經在這里住了十幾年，俄語說得很流利了，出門坐公交車不用查地圖，附近哪家超市的蔬菜新鮮、哪家面包房的法棍烤得地道，他心里一清二楚。但他手腕上那塊表，從來沒有撥快過那八個小時。

他叫愛德華·斯諾登。十二年前，他二十九歲，是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技術員，年薪二十萬美元，住在夏威夷的海景房里，身邊有一個當芭蕾舞演員的女朋友。他手里握著一把鑰匙，能打開這個世界上最大、最隱秘的一扇門。他走進那扇門，看到了里面的東西，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把門里面的東西搬出來，攤在全世界的眼皮底下。從那以后，他再也沒有回過家。

2013年5月20日，夏威夷火奴魯魯國際機場。斯諾登穿著一件普通的深色外套，背著一個雙肩包，排在登機隊伍里。地勤接過他的登機牌看了一眼，什么都沒問。沒有人注意到他，他也不希望任何人注意到他。他的背包里沒有違禁品，只有一臺筆記本電腦和幾個加密U盤。U盤里裝著的，是他花了幾個月時間從美國最機密的服務器里拷貝出來的文件。

他當時是博思·艾倫公司的雇員，這家公司是美國國家安全局最大的承包商之一。他被派到夏威夷瓦胡島上的一個情報設施工作。那地方建在一片菠蘿農田的地下隧道里，從外面看只是一個不起眼的水泥入口，里面卻是全球監控網絡的核心節點之一。他的工作是系統管理員——負責維護服務器、管理網絡權限、確保數據安全。這個崗位給了他一個特殊的視角：他能看到整個系統的全貌。他不是坐在角落里分析某個具體目標的普通分析師，他是那個拿著鑰匙、知道每一扇門后面放著什么東西的人。

他本來可以繼續過他的好日子。二十九歲，年薪二十萬，女朋友漂亮，住在夏威夷。他小時候是北卡羅來納州一個普通家庭的孩子，父親在海岸警衛隊當軍官，母親在法院上班，姐姐是律師。他沒讀完高中就輟學了，二十一歲參軍，訓練四個月摔斷了雙腿，被迫退伍。在馬里蘭大學做過保安，自學計算機技術，考了微軟認證，進了一家小公司做網絡管理員。2006年，他從幾千個競爭者里殺出來，拿到了中情局的錄用通知。一個沒上過大學的輟學生，硬是靠技術拼進了美國最核心的情報圈子。他去瑞士日內瓦工作過，以外交官身份做掩護。離開中情局后，又去了戴爾、博思·艾倫這些給情報機構做承包的公司。從日本到夏威夷，他一直在往上走。如果他什么都不說，繼續往上走，他可能會成為這個系統里最有權力的人之一。

但他看到了不該看到的東西。美國政府不光在監控恐怖分子，還在系統性地收集普通人的數據。微軟、谷歌、蘋果、臉書、雅虎、YouTube、Skype——這些公司的服務器，國安局直接進去撈數據。你的郵件，你的聊天記錄，你瀏覽網頁的痕跡，全在里面。連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機都被監聽了。2013年3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在國會聽證會上被直接問：“你們有沒有在收集普通美國公民的數據？”克拉珀面不改色地回答：“沒有。”斯諾登知道他在撒謊。他給國安局內部發郵件，問法律依據，沒人回復他。

他后來說過一句話：“我不是不愛美國，我是太信美國了。”

他決定把真相公之于眾。把那些鎖在地下隧道里的秘密，從自己手里交出去。他選擇了一個很特別的方式把文件帶出那個固若金湯的情報設施——他用的是一張指甲蓋大小的micro SD卡。安檢對U盤查得很嚴，但對魔方不查。斯諾登是辦公室的“魔方達人”，經常表演幾秒鐘復原魔方，還給安檢人員送過魔方當禮物。大家都認得他手里那個小玩意兒，從來沒有人想到把它拆開看看。

他帶著那些文件飛到了香港。入住美麗華酒店，聯系了英國《衛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的記者。2013年6月5日，《衛報》率先報道：美國國安局一直在秘密收集電信運營商威瑞森用戶的通話記錄。第二天，“棱鏡計劃”的名字出現在全球各大媒體頭條——國安局和聯邦調查局直接接入九家互聯網巨頭的中心服務器，實時跟蹤全球用戶的電郵、聊天、視頻、音頻、文件、照片。

舉世嘩然。

6月9日，斯諾登主動公開了自己的身份。他說：“我這么做，是因為良心上無法允許美國政府侵犯全球民眾的隱私和互聯網自由。”公司當天把他開除。美國司法部以盜竊政府財產、違反間諜法等三項罪名起訴他，每項最高十年。他的護照被吊銷。

很多人以為斯諾登一開始就想“投奔”俄羅斯。不是的。他的計劃是去厄瓜多爾申請政治庇護。他在香港登上俄航SU213航班，飛往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準備在那里轉機，再飛往厄瓜多爾首都基多。他在莫斯科機場沒有入境簽證，只能在國際中轉區等待轉機。就在他等待的那段時間里，美國國務院宣布吊銷他的護照。人在空中，護照已經失效。飛機落地，他成了沒有身份的人——沒有護照不能登機，不能入境俄羅斯，也不能出境。他被困在中轉區。

他向二十多個國家遞交了政治庇護申請。法國拒了，德國拒了，波蘭、巴西、印度，全拒了。有些國家的回復更荒誕：你要申請庇護可以，但你得親自來我們領土上提交。對一個護照被吊銷、困在機場國際中轉區、連登機口都走不到的人來說，這不是拒絕，是嘲諷。

最離譜的事發生在玻利維亞總統身上。7月2日，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去俄羅斯開完會，坐專機回國。飛機飛到歐洲上空，就因為有人懷疑斯諾登藏在飛機上，法國、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集體拒絕這架總統專機過境。一國總統的專機，在空中兜了半天找不到地方降落，最后油快燒光了才勉強在奧地利維也納落地接受檢查。斯諾登當然不在飛機上。這件事讓他徹底看明白了：整個西方世界沒有他的容身之地。那些平時把“人權”喊得震天響的國家，一到真章全跑了。

他就這么在莫斯科謝列梅捷沃機場的中轉區待了整整四十天。沒有床，睡在候機廳的椅子上。不能洗澡，在公共衛生間用濕毛巾擦身體。吃的是機場便利店買的快餐。俄羅斯聯邦安全局的人找過他，想談“合作”，他拒絕了。直到8月1日，俄羅斯政府給了他一年臨時避難身份，他才終于走出那個待了四十天的機場。

從臨時避難到永久居留，這條路他走了將近十年。2014年拿到三年居留許可，2017年續了三年，2020年拿到永久居留權。2022年9月26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命令，授予斯諾登俄羅斯公民身份。同年12月1日，他正式宣誓，拿到了俄羅斯護照。

他為什么要入籍？他自己解釋的原因很簡單——家庭。他的妻子林賽·米爾斯是美國人，2014年從美國飛到莫斯科跟他團聚。兩人2017年在莫斯科一家法院登記結婚，后來生了兩個兒子，都在俄羅斯出生。如果斯諾登沒有俄羅斯公民身份，一家人隨時可能因為簽證問題被分開。他不是因為熱愛俄羅斯才入籍的，是因為他沒有別的選擇。

他現在的日子過得不算差。住在莫斯科郊外，不是富人區，就是普通的工薪社區。出門坐公交，自己做飯，最拿手的是日式拉面。收入主要有三個來源：在全球搞視頻演講拿出場費，給注重隱私的公司做網絡安全咨詢，還有就是2019年出了本回憶錄叫《永久記錄》，全球暢銷，版稅夠他生活很長一段時間。他堅持不接受俄羅斯政府的直接資助，理由很簡單——不想被人說“靠俄羅斯養著”。

他的美國回憶錄寫于莫斯科一間租來的公寓里，窗外是白樺樹和蘇聯時代的老式居民樓，桌上放著一杯他自己泡的速溶咖啡。他寫到自己第一次走進那個地下隧道的場景，寫到看見那些監控數據時的震驚，寫到他把魔方拆開、取出micro SD卡那一刻手指的顫抖，寫到他在香港酒店房間里等待記者敲門時走廊里每一陣腳步聲都讓他心跳加速。他在書的結尾寫道，如果有機會重新選擇，他還是會這么做。他寫這句話的時候，窗外莫斯科的天已經黑了。他合上筆記本電腦，站起來，走到陽臺上，看著遠處莫斯科河上的燈光。那燈光不像夏威夷的海浪，也不像日內瓦湖邊的夕陽。那是他回不去的另一個世界。

他想回美國嗎？想。但回不去。直到2026年的今天，美國對他的三項指控——盜竊政府財產、違反間諜法——一樣都沒撤。回去就得坐牢，最長三十年。他曾經提出過認罪協商，被拒絕了。美國政府的態度很明確：這個人必須被懲罰，以儆效尤。而俄羅斯這邊，他拿著俄國護照，但似乎和周圍的一切保持著某種距離。他的手表還是美國東部時間，每天按照故鄉的作息生活。他的俄語很流利，但他的社交媒體賬號簡介里，仍然寫著“美國公民，現居俄羅斯”。

跟他幾乎同一時間被美國追捕的另一位泄密者——維基解密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在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館里困了七年，被拖進英國重刑犯監獄，經過漫長的引渡訴訟，最終與美國司法部達成認罪協議才重獲自由。斯諾登看著阿桑奇的遭遇，他知道如果自己踏上美國領土一步，下場只會更慘。

當年斯諾登決定行動之前，把真相告訴了自己的女朋友林賽。他只說“我要離開幾天”，沒說去哪兒，也沒說去干什么。林賽后來在自己的博客上寫道：“我的世界突然敞開，又突然關閉了。我像迷失在大海上一樣，只剩孤獨。”但她還是來了。2014年10月，她一個人從美國飛到莫斯科。那年冬天莫斯科特別冷，氣溫降到零下二十幾度。她穿著從美國帶來的羽絨服，站在機場外等著斯諾登來接她。兩個人在機場擁抱了很久。后來有人問她為什么來，她說：“他在哪兒，家就在哪兒。”

如今他們的兩個兒子在俄羅斯出生、長大，說一口流利的俄語，像所有莫斯科小孩一樣在公園里堆雪人、在冰場上滑冰。斯諾登每天早上送他們上學，晚上給他們讀故事。他的俄語有口音，但跟老師溝通沒問題。他是一個很普通的父親，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孩子們永遠不能去美國看祖母，不能去夏威夷看海。他們不知道父親年輕時住過什么樣的海景房，也不知道那片菠蘿農田地下的隧道里藏過什么樣的秘密。

有人說斯諾登是英雄，有人說是叛徒。他自己在無數次采訪和演講里都被問到同樣的問題：你后悔嗎？他的回答從來沒有變過：不后悔。他說，他這么做不是不愛美國，是愛得太過。他把美國的理想放在心里，放在嘴上，放在每一個夜晚獨自面對屏幕的時刻。他不能眼睜睜看著那些理想被碾碎，被自己親手維護的系統碾碎。

他最想回去的地方，是他永遠回不去的地方。他最想見的人，是那些他可能再也見不到的人。他的母親在他逃亡期間患了重病，他通過視頻看了她最后一眼。他的父親至今沒有拿到俄羅斯簽證。

十二年前，一個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從夏威夷起飛，以為自己只是出了一趟短差。他帶了幾件換洗衣服，筆記本里存著還沒來得及寫完的日記。他以為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他可以回家。他錯了。他再也沒有回去。他住在莫斯科郊外一棟普通的公寓里，每天醒來看一眼腕上的手表。那塊表還是美國東部時間，從來不曾撥到莫斯科的時區。好像只要他不撥，時間就一直停在他離開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