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大法官將退休！執掌法院14年，退休前留了三個標志性判決

將于2027年2月退休的首席大法官梅達順，任內主持審理了多起標志性案件，這些判決觸及法律如何在普通人生活中成形的核心問題。

在成為新加坡第四任首席大法官之前，梅達順已經建立起該國最杰出的法律職業生涯之一。他27歲便成為律所合伙人，參與創辦了新加坡規模最大的律所之一，后來還擔任過總檢察長。

在此后擔任司法機構領導人的14年間，他推動了法院現代化改革，同時主持審理了涉及網絡虛假信息、刑法典第377A條以及死刑的標志性案件，深刻影響了新加坡的法律格局。現年64歲的梅達順將于2027年2月26日退休，屆時他執掌最高法院將超過14年。接任者為現年62歲的上訴庭法官蘇希爾·奈爾。

梅達順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哈佛法學院。1990年，年僅27歲的他成為蕭林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1992年，他參與創辦了黃氏律師事務所，后來又加入立杰律師事務所，并于2009年出任管理合伙人。他的仕途在2010年延伸至公共服務領域，出任新加坡總檢察長。不久之后，他于2012年被任命為新加坡第四任首席大法官，當時年僅50歲。

改革家事司法制度是梅達順就任時明確的優先事項之一。他在任期內推動家事法院采用治療式司法模式。這一模式將家庭糾紛的解決和青少年罪犯的處置，從對抗式做法轉向以解決問題和幫助改過為導向的方式。

在闡釋這一理念時，他把家事法官比作“一名醫生，重點在于診斷問題，以恰當的態度贏得信任、傳遞共情，并憑借智慧選擇正確的治療方案，從而帶來一定程度的療愈”。在這一精神下，2015年推出的簡易離婚程序是一項顯著改變，使離婚訴訟更快捷、成本更低，也減少了對抗色彩。

另一項舉措是2015年設立的新加坡司法學院，將此前由各法院各自負責的司法培訓集中管理。新加坡國際商事法庭的成立同樣與梅達順密切相關，他最早在2013年提出了這一構想。

該法庭兩年后正式成立，提升了新加坡作為國際商事爭議解決中立地的地位。他還帶領法院應對了一系列技術變革，包括2020年期間的遠程聽證和在線服務，以及司法機構對人工智能工具的引入。

在今年5月接受本地媒體采訪時，他警告說，社交媒體讓任何擁有廣泛傳播力的人都能提出自己版本的“事實”，從而助長了“真相衰退”。他表示，這也是司法機構確保為其裁決說明理由，并以普通人能夠理解的方式加以解釋的部分原因。

“我一直強調，撰寫判決書是寫給不同受眾看的，并不是說你寫判決書只是為了立法、只是為了對律師說話，”他說。“你寫判決書也是為了對當事各方說話，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更重要的是，你寫判決書是為了對你的國家說話。”

已退休的法官朱漢德表示，能夠在不同場合

結識梅達順是一種“榮幸”，從法學院時期一直到現在。“律師們會記住他的深思熟慮和遠見，而我還會記住他的友誼，”這位退休法官對本臺表示。

作為一名法官，梅達順主持審理了數起標志性案件，這些案件觸及法律如何在普通人生活中成形的核心問題。2021年，他率領由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維持了《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的合憲性。他不認同總檢察長的主張，即一項陳述在法院作出裁定之前就已屬于虛假。他指出，認為一項陳述因某位部長認定其為虛假就成為虛假，這種說法“站不住腳”。

“畢竟，部長也可能出錯，”他在針對《網絡公民》和新加坡民主黨所提上訴作出的裁決中說。“真相與虛假最終要由法院根據證據來認定。”

最高法院駁回了這一挑戰，理由是其認定第377A條“無法執行”，除非總檢察長表明將改變其不起訴“兩名成年人在私人場所自愿發生”此類行為的立場。

在判決書中，梅達順闡述了他對于政治還是訴訟更能解決社會中撕裂性議題的看法。“政治程序最大的優勢——事實上也是它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能夠容納分歧的利益和意見，”他說。“無論有些人認為政治在履行這一職能時表現得多么不盡如人意，法院都無法承擔這一職能，原因很簡單，調和社會中的此類分歧并不是法院在憲法上的角色。

“之所以如此，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訴訟是一種零和的、對抗性的過程，結果非勝即負。“相比之下，政治程序尋求的是調和，它力求達成妥協和共識，使任何一方都不必全盤皆輸。”第377A條在2022年稍后由國會廢除，同時還通過了一項憲法修正案，以保護婚姻的異性戀定義。

2019年，梅達順率領五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駁回了被判死刑的涉毒販運者納根德蘭的上訴。這一裁決確立了用于判斷販運者是否存在“心智異常、以致實質性削弱其對罪行責任能力”的“納根德蘭標準”。通過這一標準，可能意味著一名被判死刑的涉毒販運者可以改判為終身監禁。

納根德蘭在上訴庭未能通過這一標準，并于2022年被處決。同年，另一名被判死刑的涉毒販運者羅斯扎迪·奧斯曼上訴至最高法院，梅達順也在合議庭之列。上訴庭作出了罕見的三比二裁決，梅達順與另外兩名法官一起推翻了死刑判決，改判羅斯扎迪終身監禁。

梅達順撰寫了多數意見判決書，詳細敘述了羅斯扎迪長達數十年、始于10歲的藥物濫用經歷，以及他的抑郁癥和物質使用障礙如何影響了他抵抗獲取和使用違禁藥物沖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