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明不朽——古籍出版數字化等不起

在AI技術席卷各行各業、出版業經歷深刻變革的當下，我愈發堅信：數字化不僅是推動古籍出版突破困境的技術手段，更是守護文明根脈、延續閱讀價值的必然選擇。它讓沉睡的古籍“活”起來，讓千年智慧與當代社會對話，讓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人和事與當下連接，更讓出版人在文化傳承與技術創新的交匯點上踐行行業的使命與擔當。

傳統出版困境與數字化探索局限。古籍出版不同于其他出版物，它承載的是中華民族數千年思想結晶的傳承。

而今，傳統古籍出版面臨兩難困境：一方面，古籍的稀缺性與脆弱性決定了它難以大規模傳播，許多珍本、善本只能藏于館藏機構的恒溫庫房，普通人難覓其蹤；另一方面，古籍的晦澀性與閱讀門檻，讓青年群體望而卻步。我曾遇到一位熱愛嶺南文化的大學生，他為了查閱古籍中的一首詩，輾轉三地圖書館才找到影印本。這樣的經歷讓我意識到：古籍出版的核心矛盾，早已不是有沒有的問題，而是如何讓更多人讀到、讀懂、愛上的問題。而數字化，正是破解這一矛盾的關鍵鑰匙。

在推動古籍數字化的過程中，我們深刻體會到行業面臨的內生性桎梏，這與整個出版業的發展困境一脈相承。在古籍出版的過程中，我們一直沿用“點校—排版—印刷—發行”的線性流程。編輯對著古籍底本逐字校對、排版工人手動調整版式，一套古籍從整理到出版往往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隨著技術發展，我們曾嘗試推進數字化轉型，初期的探索多停留在“表面功夫”——將古籍掃描成PDF格式上傳至平臺，或將紙質書制成電子書，卻未觸及數字化的核心。

直至AI技術興起，“數據荒”的問題愈發凸顯：當底層大模型陷入對互聯網海量信息的“淘金”困境、應用體驗愈發“粗糙”時，我們意識到古籍出版擁有的“高質量內容數據”，本應是行業的核心優勢。遺憾的是，許多古籍數據仍處于碎片化狀態：有的古籍僅完成文字識別，未進行結構化標注；有的缺乏專業的學術注釋，難以支撐深度研究；更有的因版權確權問題，無法實現合規復用。困境的本質是古籍出版生產模式與市場需求的疏離——一方面，讀者渴望通過更加便捷的手段獲取古籍資源，甚至希望獲得個性化的解讀服務；另一方面，我們的數字化工作仍停留在資源搬運階段，未能將古籍數據轉化為可利用、可創新的資產。

以“AI原生思維”破局。面對困境，我們意識到古籍出版的數字化不能再走技術工具化的老路，而應建立“AI原生思維”——將數據視為核心生產要素，用技術重構“整理—加工—傳播—應用”的全流程生態。這一探索，始于我們對嶺南古籍資源的系統化梳理。

首先是“數據資產”的價值轉化。我們深知，古籍文獻數據是出版業的“核心博弈資本”，在數字化過程中，需要始終重視數據確權與資產保護，明確數據的所有權與使用權。

其次是“垂類數據化”的深耕。我們以嶺南地區古籍類圖書為核心語料采集對象，深耕嶺南地區資源領域，構建垂直領域專業化人工智能平臺，以實現嶺南古籍在學術研究、文化普及和創意產業等方面的高質量數據支撐與服務。

最后是打造專有的嶺南古籍知識體系。即便技術框架被復制，我們的數據資源與決策模型仍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數據壁壘讓古籍出版不僅能實現文化傳承，更能在數字經濟時代創造商業價值。例如，為文旅產業提供嶺南文化IP素材，為教育領域開發古籍研學課程等。

出版人的能力重構與初心堅守。推動古籍數字化，不僅是技術層面的變革，更是對出版人能力與認知的挑戰。在實踐過程中，常有同行問我：“AI技術還不成熟，何必現在投入這么多精力？等技術穩定了再做不遲。”但我的回答始終是：“古籍出版的數字化，等不起，也不能等。”因為真正的挑戰從來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出版人是否具備與技術共生的思維與能力。

AI時代，古籍出版人的能力圖譜已經發生深刻變化：我們不僅要懂文史、通古籍，更要學會與AI對話——理解算法邏輯、掌握智能體管理技能，判斷哪些工作可以交給AI，哪些必須由人來把關。更重要的是，出版人要始終守住文化傳承的初心。我們推動古籍數字化，不是為了追求“技術噱頭”，而是為了讓古籍中的智慧更好地服務于當代社會。

回望多年出版生涯，從最初捧著紙質古籍校對，到如今用AI技術構建數字資源庫，我深刻感受到古籍出版的使命，始終是讓文明不朽。數字化浪潮下，我們既是技術的實踐者，更是文化的守護者。

未來，隨著AI技術的不斷迭代，古籍出版還將面臨更多挑戰與機遇，但只要我們始終堅守傳播文化、服務讀者的初心，以技術創新推動文化傳承，就一定能讓更多沉睡的古籍“活”起來，讓千年文明在新時代煥發出新的光彩。

讓青年群體“回頭看”，讓人類文明糾偏技術的過度發展，讓歷史的智慧以當下形態連接用戶，既是出版業的文化責任，也是我們這代出版人對歷史、對未來的承諾。

作者系南方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廣東人民出版社社長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陳靜 胡子軒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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