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授權、怎么改編、費用付給誰？版權交易規則正在補齊

著作權規則正在從確立權利，走向打通交易。

作者 | 布魯斯

一部小說賣給影視公司后，制作方可以改到什么程度？

企業付錢委托設計Logo，是否當然取得著作權？

一家商場播放背景音樂，費用究竟付給誰？

一張著作權登記證書，能不能證明持證人就是最終權利人？

這些長期困擾版權交易的問題，正在被寫進著作權法實施條例。

7月13日，，意見反饋截止時間為8月12日。

這是2020年著作權法完成第三次修改并于2021年施行后，配套實施條例迎來的一次系統修訂?，F行條例共38條，征求意見稿增加至49條，重點涉及權利歸屬、授權解釋、改編邊界、法定許可付酬、技術措施和行政執法等規則。

如果說2020年著作權法修改主要回答的是“權利保護夠不夠”，那么這次實施條例修訂進一步回答的，是“誰能授權、可以怎樣使用、費用如何支付、爭議如何判斷”。

著作權規則正在從確立權利，走向打通交易。

一、第一道接口：誰有權交易

版權交易的第一個問題，往往不是作品值多少錢，而是誰有權把它賣出去。

一部影視作品、一款游戲、一個軟件或者一組商業圖片，可能涉及作者、委托方、制作方、表演者、錄音錄像制作者等多個主體。權利鏈條中的任何一個環節不清楚，都可能影響項目投資、內容采購、平臺上線和后續融資。

征求意見稿首先試圖解決的，就是交易主體的識別問題。

1. 署名可以成為權屬推定的起點

征求意見稿第九條擬規定，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推定為該作品的著作權人，但有相反證明的除外。

在表演、版式設計、錄音錄像制品以及廣播、電視上附加權利標識的主體，也可以獲得相應的權利人推定。

這項規則的意義在于，為交易提供一個可以啟動審查的權屬依據。

過去，作品署名在司法實踐中本就是判斷作者和權利人的重要證據。征求意見稿將這一規則進一步明確，有助于降低權利人的初步舉證成本，也為交易對手提供了相對清晰的審查抓手。

但“推定”不等于最終確認。

一旦出現相反證據，例如委托創作合同、職務創作材料、著作權轉讓協議或者真實創作記錄，署名所形成的推定仍可能被推翻。

2. 登記證書只是初步證明，不是權利確權判決

征求意見稿第十條擬規定，國家著作權主管部門認定的登記機構發放的登記證明文件，是登記事項的初步證明。

“初步證明”四個字非常重要。

著作權登記可以證明某個主體在特定時間對作品及權屬情況進行了登記，但登記機構通常不會對作品獨創性、真實作者以及完整的權利流轉過程進行實質審查。因此，登記證書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卻不能當然證明登記人就是最終權利人。

換言之，一張登記證書可以作為交易盡調的起點，但不能成為盡調的終點。

企業在購買、投資或者接受版權授權時，仍然需要審查創作底稿、形成時間、委托合同、勞動關系、付款記錄、轉讓協議以及上下游授權文件。

3. 付了錢，也不當然取得著作權

企業日常經營中經常出現一種誤解：既然Logo、宣傳片、攝影作品、軟件界面是我出錢委托制作的，著作權當然屬于我。

但委托付款與著作權轉讓，并不是同一回事。

征求意見稿第十五條擬規定，在著作權依法屬于受托人的情況下，委托人可以在合同約定的范圍內使用作品；沒有約定使用范圍的，委托人可以在委托創作的特定目的范圍內免費使用。

這意味著，如果企業只約定了“設計一個Logo”或者“制作一部宣傳片”，卻沒有明確著作權歸屬，委托方可能只取得為特定項目使用作品的權利。至于能否修改、再許可、跨媒介使用，甚至將作品作為商標申請注冊，仍可能產生爭議。

因此，對委托創作而言，合同至少要分別回答兩個問題：

• 第一，著作權歸誰；

• 第二，委托方具體可以怎樣使用。

付款、交付和項目驗收，并不能自動替代權利轉讓條款。

征求意見稿還擬進一步明確職務作品中的“工作任務”和“物質技術條件”。其中，“工作任務”是指自然人在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中應當履行的職責；“物質技術條件”是指單位為完成創作專門提供的資金、設備或者資料。

這也意味著，判斷一項作品是不是職務作品，或許不能只看它是否在工作時間、辦公場所內完成，還要看創作是否屬于崗位職責，以及單位是否為該項創作專門提供了條件。

誰是權利人，最終不能依靠一句“這是公司的項目”來解決。

二、第二道接口：取得授權后，可以用到什么程度

版權交易的第二個難題，是授權邊界。

很多版權合同寫明了“同意改編”“授權使用”或者“專有許可”，卻沒有進一步說明可以改到什么程度、可以在哪些媒介上使用、能不能再許可第三方。

當合同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清時，如何解釋，往往決定了一項交易能否繼續推進。

1. 影視化授權，不等于每一次改動都要重新征得同意

征求意見稿第十二條擬規定，著作權人許可他人將作品制作成視聽作品，合同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視為已經同意對作品進行適應視聽作品表達形式的必要改動，但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

這項規定直接指向文學作品、漫畫、劇本等IP的影視化開發。

從文字到鏡頭，本身就意味著改編。制作方需要根據時長、敘事節奏、拍攝條件和觀眾接受習慣，對人物、情節和場景作出調整。

如果每一項必要改動都必須重新獲得作者許可，影視項目的溝通成本和履約風險都會大幅增加。對“必要改動”作出授權推定，有助于提高IP開發效率，也能減少因合同不夠細致而產生的爭議。

但這并不意味著制作方拿到影視化授權后就可以隨意“魔改”。

2. 必要改動與實質性修改之間，仍有一條邊界

征求意見稿擬同時規定，如果對原作品作出根本上改變作者愿望、思想和情感等實質性修改，仍然應當征得原作品著作權人同意。

由此形成了兩個層次：

為適應視聽表達而進行的必要改動，原則上可以被推定包含在影視化授權之中；根本改變作者愿望、思想和情感的實質性修改，則需要單獨取得同意。

這一擬議規則不是單方面擴大制作方的權利，而是在“改編效率”和“保護作品完整權”之間劃出邊界。

當然，什么是“必要改動”，什么又構成“根本改變”，仍然具有較強的事實判斷屬性。刪除部分人物、改變故事結局、重構人物關系、轉換作品價值立場，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法律評價。

因此，即使這一規定最終施行，影視改編合同仍有必要明確：

• 人物、情節和結局可以調整到什么程度；

• 作者是否享有劇本審閱權或者修改意見權；

• 續集、前傳、衍生劇和游戲開發是否包含在授權范圍內；

• 雙方對“重大改編”發生分歧時如何處理。

法律可以提供合同解釋規則，卻不能替代一份真正完整的合同。

3. “專有許可”也需要明確排他范圍

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七條擬規定，專有使用權的內容由合同約定；合同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視為被許可人有權排除包括著作權人在內的任何人以同樣的方式使用作品。

這一條同樣具有重要的交易意義。

現實中，不少合同只寫“獨家授權”或者“專有許可”，卻沒有明確著作權人自己是否還能繼續使用、被許可人能否再許可，以及排他范圍覆蓋哪些地域、媒介和使用方式。

征求意見稿試圖為約定不明的合同提供一套默認解釋規則。但對于交易主體而言，最安全的做法仍然是把專有許可的權利種類、使用方式、地域、期限、媒介以及再許可權限寫清楚。

版權合同最容易發生爭議的地方，往往不是沒有合同，而是合同只寫了四個字：授權使用。

三、第三道接口：作品已經使用，費用如何到達權利人

版權交易不僅要解決“能不能用”，還要解決“用了以后怎么付錢”。

法定許可制度允許使用者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不經著作權人單獨許可先行使用作品，但應當按照規定支付報酬。

問題是，在教科書編寫、報刊轉載、制作錄音制品以及廣播電視播放等場景中，權利人數量眾多、分布分散，使用者很難逐一尋找和支付費用。結果往往是，法律規定了付酬義務，卻缺少高效的結算通道。

1. 從“可以使用”進一步走向“集中結算”

征求意見稿第三十七條擬將法定許可的付酬期限由2個月延長至3個月，并明確使用費通過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向著作權人支付。

按照征求意見稿的設計，使用者不再需要逐一尋找分散的權利人，而是通過集體管理組織完成集中支付。

這項制度調整的核心，是降低版權交易成本。

法定許可過去解決的是“能不能先用”，現在需要進一步解決的是“用了以后，錢怎樣真正到達權利人”。

2. 商場播放背景音樂，付費路徑有望更加明確

征求意見稿還擬規定，使用他人錄音制品公開傳播的付酬，參照法定許可的集中支付機制執行。

這與商場、餐廳、酒店、健身房等商業場所直接相關。

這些場所播放背景音樂，涉及的不只是詞曲作者的著作權，還可能涉及錄音制作者依法享有的獲酬權。征求意見稿如果最終落地，相關商業主體向誰付費、通過什么渠道支付，可能獲得更明確的制度依據。

對商業經營者而言，這意味著過去容易被忽視的背景音樂合規成本將進一步顯性化；對權利人而言，則意味著法定權利可能獲得一條更現實的收益通道。

不過，即便作出集中支付的規定，也并不意味著所有問題已經解決。

集體管理制度能否有效運行，仍取決于收費標準是否清楚、曲庫和權利人名單是否透明、費用分配是否可核驗，以及使用者是否能夠避免重復付費。

從“規定應當付費”到“確保費用準確到達權利人”，中間仍需要一整套透明的結算機制。

四、第四道接口：技術保護和行政執法可以走多遠

數字內容的交易越來越依賴技術措施。

加密、訪問控制、復制限制、數字水印和設備驗證，可以幫助權利人控制作品傳播，卻也可能影響消費者正常使用、教學科研、無障礙閱讀和網絡數據安全。

因此，技術措施既需要保護，也需要邊界。

1. 技術措施不是只要設置，就當然受著作權法保護

征求意見稿第四十三條擬進一步明確技術措施的定義和范圍，第四十四條則為符合法定合理使用情形的主體設置了申請規避技術措施的通道。

如果相關主體符合法定情形，又確實難以獲得作品，可以向權利人申請避開技術措施；第三方也可以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提供相應技術支持。

這為教學科研、無障礙服務等正當使用場景保留了空間。

與此同時，征求意見稿第四十五條擬規定，用于損害用戶網絡與數據安全的技術措施，以及其他損害公共利益、與著作權保護無關的技術措施，不受著作權法保護。

這意味著，技術措施必須真正服務于著作權保護，不能僅僅因為披著“版權保護”的外衣，就當然獲得法律支持。

對于軟件、游戲、流媒體和數字內容平臺而言，技術措施的設計不僅是產品問題，也將成為著作權合規問題。

2. “損害公共利益”開始獲得更具體的判斷標準

著作權行政執法需要以侵權行為同時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前提。但在實踐中，什么屬于“損害公共利益”，一直存在邊界不夠清晰的問題。

征求意見稿第四十七條擬列舉四類具體情形，包括損害國家形象或者公共安全、損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擾亂文化市場秩序，以及以營利為目的實施侵權行為或者以侵權為業，并設置兜底條款。

這一規定一方面為行政執法提供更明確的依據，另一方面也應當為行政權介入普通民事糾紛劃定邊界。

其中，“以營利為目的實施侵權行為”的范圍或許仍值得進一步討論。

如果對“營利目的”作過于寬泛的解釋，大量普通商業主體實施的個別、小額侵權行為，都可能被納入行政執法范圍。如何區分一般民事侵權與真正損害公共利益的侵權行為，仍需要在最終文本或者執法實踐中進一步明確。

規則清晰，不只是為了強化執法，也是為了約束執法。

知產力判斷

版權產業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更強的權利，也是一套能夠完成交易的規則。

權利人是誰，要有初步證明；授權沒有寫清，要有解釋規則；作品如何改編，要有權利邊界；法定許可發生后，要有費用到達權利人的通道。

只有這些接口被逐一打通，著作權才不只是訴訟中的權利，也能成為市場中可以識別、估值和流轉的資產。

當然，此次修訂主要是在落實2020年《著作權法》已經確立的制度，并不能正面回答人工智能訓練數據使用、AI生成內容的作品屬性以及相關平臺責任等新問題。

這也說明，實施條例修訂并不是版權規則完善的終點。

但一個明顯的變化已經發生：過去的著作權制度更關注“有沒有權利、侵權如何賠償”，現在則開始更加關注“誰能授權、怎樣使用、費用如何結算”。

著作權治理正在從保護一項權利，進一步走向建設一個交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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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來源 |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