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歲月回顧:難忘下鄉那些年,那些事
(一)
往事如煙,歷歷在目。
1964年9月我進入昆明三中,成為一名初中學生。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 開始,校園里再也聽不到瑯瑯的讀書聲了,學校失去了往日的歡樂。
隨著運動的深入,我父親被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自此一直到我下鄉,就沒有再見過父親以往常常掛在臉上的笑容,母親也更沉默了,每天不知疲倦地操勞著。每當看到父親帶著白袖套默默地走出家門時, 我都會感到陣陣揪心的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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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絡
1968年底,全國掀起了一場與文化大革命如影隨形而來,同樣是史無前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雖然我們在校只學習了一年多的文化知識,但在一夜之間就都成了“知識青年”,必須要響應號召到農村去。
1969年2月22日,我踏上了下鄉的路。那天我母親帶著我最小的弟弟和三個妹妹到火車站為我送行,父親則因被打成“走資派”后每天要進行“早請示晚匯報”,不能前來。
當汽笛聲響起,火車車輪緩緩啟動時,母親和妹妹們都哭了。這時只聽到車廂里和站臺上哭聲一片。火車到廣通后,我們又轉乘卡車繼續前行,每輛車都坐得滿滿的,大家坐在各自的行李包上。
我和同學楊繼美同行。繼美和我同在初六七屆三班,我們是同桌又是鄰居,她家和我家院子只隔著一堵墻。我們通常都是相約一起上學一起回家,現在我們又相約一起下鄉。
我和繼美坐在車廂靠后的位置,緊挨著我們坐的是我們學校初一年級的幾位小男生,他們都比較好動,一路上只要有下車的機會都不放過。一次,車子進入德宏地帶,他們上來時手里拿著幾根甘蔗。其中一個被同伴喚作“阿四”的小男生還遞過一根來給我們,后來知道了“阿四”的大名叫 “吳先明”。
誰能料到半年以后的1969年9月,吳先明和另外兩位初一年級的同學施子杰、丘林思家心切想回昆明,那時回昆明須持有縣人保組的證明,才能通過架于怒江上的功果橋、惠通橋。開不到證明的他們就選擇了翻越高黎貢山來繞過邊防檢查,后因高黎貢山險惡的自然環境而迷了路,又凍又餓最終造成了悲劇。施子杰同學幸免于難,而吳先明和丘林兩位同學鮮活的生命戛然終止于年輕的17歲。
(二)
第六天終于到達此行目的地隴川。我們集中在章鳳小學里等待分配到各鄉村寨,在這里休整了兩天后,我們被分到共瓦區,共瓦鄉,共瓦社, 我們戲稱為“共到底”了。
這天午飯后,我們啟程了。我們社共有十四名知青,從初一到高一不等。從章風出發,還要走將近20多公里才會到達進山的路。景頗族社員趕著牛幫,牛幫馱著我們的行李,我們跟著牛幫走。進到山里,天色已暗, 這時大家都有了幾分餓意,再加上長時間的走路,人也顯得疲乏極了,腳步也是越來越沉重。我向前面望去,暮色中看見繼美跟在一頭老牛后面走著,我離她大約有二十來米。
二月底的景頗山,山風襲來,給人絲絲的涼意,我不禁打了個寒顫。月亮出來了,白白的月光忽左忽右的照著彎彎的山路,牛鈴聲“咕咚咕咚”地響著。抬頭看月亮,邊疆的月亮,大大的,圓圓的,如臉盆一般,疑似到了天邊一樣。
突然,繼美發出一聲凄厲呼叫“媽媽呀!”趕緊抬頭循聲望去,只見她已跌倒在山邊鈄坡上,雙手緊緊抱住一棵小樹,努力往上爬。說時遲那時快,一位景頗族壯漢趕緊沖上前去,將她拉起來,后來繼美說是牛屁股把她拱下去的。當時我被這一幕給驚呆了,驚魂未定的繼美開始嚎啕大哭,撕心裂肺的哭聲,久久回蕩在山間。
天黑黑兮風涼涼山彎彎兮路茫茫林密密兮月白白步匆匆兮心顫顫
約摸晚上十點鐘光景,我們一行人終于來到了共瓦山寨。村民們知道我們要來,好多人圍在篝火旁等著我們。很快有幾個景頗婦女為我們端上熱騰騰的米飯和黑黑的豆豉、鹵腐。我胡亂吃了一點,繼美一口也沒有吃。
待睡覺的時候時間已經很晚了,社上安排我們住在一間四面通風的竹籬笆房里。竹子搭成的大通鋪,中間掛了一床被單,男女生各在一頭。我們和衣而臥。篝火熄了,山寨慢慢的安靜下來。看著月光透進竹墻的縫隙,總覺得有一雙亮晶晶的黑眼睛盯著你。
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著。
三天后,我們搬進了新家。
(三)
景頗山寨很美;景頗竹籬笆房掩映在高大的樹木之中,郁郁蔥蔥的竹林和各種樹木錯落有致地點綴在山坡上,山風吹來樹葉上下翻滾,陽光潑灑下來,看得人眼花瞭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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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景頗人的勞作習俗,還保留在原始社會時期的“刀耕火種”階段。在播種前,先用長刀砍下樹木在土地上點燃,燒去地上的野草,再用燒過的草木灰作肥料,挖坑播種。你別說,在這火燒地上種出來的包谷,特別香糯好吃,這么好吃的味道回城后直到今天都沒有再吃到過。
最喜歡景頗山收包谷的季節了,景頗人收包谷時就在包谷地里,支起一口大鍋,用石頭壘灶,就地取柴火。這樣我們干活時中午或者晌午都能吃到現掰的新鮮甜糯的煮包谷。吃這么好吃的包谷,也還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景頗山上的包谷長得比人還高,在包谷地里行走,經常是手臂上、臉上被鋒利的包谷葉劃得傷痕累累。一次我在掰一個大苞米時,被一只長得像包谷一樣綠,頭上還有堅硬的角的大蟲咬了一口,那鉆心的痛啊……。手臂馬上就腫起來,好幾天后才慢慢消退。
景頗族婦女運送的方式是用頭頂背籮,她們在竹背籮的上端,穿上一根寬寬的自己織造的帶子,套在腦門頭上,用整個頭部的力量,撐起背籮的重量。頂著背籮的她們空著的雙手來也不閑著,人手一個捻線陀,邊走邊捻線。我試了好幾次都沒有成功。一頂起那個背籮,頭皮就會發麻,兩眼冒金花,覺得眼睛珠子都要被勒出來了。
我們社里有一個叫排蕊的景頗族小姑娘,長得很美。我們叫她“景頗之 花”。“景頗之花”很能干,各種農活都會做,我們干活時都愛跟她在一起,她也總是很樂意教我們。
景頗人住在山上,水田卻在山下面。每年到農忙春耕的時候,村里的主要勞動力就都要下山來干農活。我們寨子的水田就在公路邊上,離縣城有十多公里。下壩后主要的農活是男生犁田、耙田,或者挑送秧苗到田間地頭。女生們就是插秧了,偶爾也有讓男生下秧田來和我們一起插秧的。在這里天剛蒙蒙亮就要去到田里,大家一起先去秧田拔秧苗,拔到天亮就把秧苗挑到犁耙好的田里。田埂上的小路窄窄的,過水溝時竹子搭的獨木橋一閃一閃,像要折斷似的,真的是如履薄冰,步步驚心,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水溝里。
在這里,我真正體驗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這種艱辛生活的滋味。
剛下鄉那段時間,除了生活上的勞累,還有思想上無休止的折磨。那時候只要一得空,我就會想家,想我的母親和弟妹們,更想我那被打成“走資派”的父親。時常擔心他會不會被批斗,會不會挨打?什么時候才會得到平 反?……揮之不去的愁緒久久縈繞在腦海,常常想得夜不能寐,第二天還要打起精神出工。1969年9月下旬我父親得以平反!消息傳來我高興得哭了, 長期以來的壓抑、委屈和辛酸化為淚水任意長流……。
(四)
我們社里的知青除了初中生外,還有高中生。我覺得我們社里的高中生們很有見地,知識面又廣,很慶幸能跟他們同在一個社。
他們會經常朗誦一首法國詩人雪萊寫的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 嗎?”這詩句增強了我對生活的信心和勇氣,于渺茫中看到了希望!
他們會玩各種樂器。在下壩社經常是我們收工回來晚飯后,他們會拉起小提琴、二胡,彈著吉他和文子鈴,吹起黑管。他們會許多外國歌曲如《梭羅河》、《藍色的多瑙河》、《共青團員之歌》、《卡秋莎》、《小路》……,這時而美妙輕柔,時而昂揚亢奮的樂曲聲響徹在邊疆的夜空, 是我的下鄉記憶中最美妙的聲音!
知青們向往外面的世界,都想出去走動走動,知青與知青之間也開始了相互之間的走村串寨。我和繼美也曾徒步去過盈江縣玩過,那次從盈江回山寨也是很驚險難忘的。我們回山寨的那天晚上差點迷路,在深山密林中轉悠了大半夜。天上沒有月亮,黑漆漆的,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地在山林中行走。看不清的小動物,不時在身邊躥來躥去。
走過一段空曠的地段, 看到地面站立著一個個骷髏頭,嚇得我倆汗毛都豎起來了,不停地奔跑, 奔跑。后來我們在白天又去到那片空曠的山坡看看究竟是什么東西那么嚇人,原來是些被砍了樹桿的樹樁樁。
回到山寨第二天出工時我們跟景頗族社員們說起這事時,他們說你們真膽大,說那個樹林里經常有熊出沒的。
下鄉一年后,好多知青戶出現了分化。那時我們社雖然說沒有分家, 但知青人數卻減少了;有的回昆明探親就沒有回來,有的調往兄弟姐妹在的社去了,有的去了縣宣傳隊。女生就剩下我和繼美兩個人。余下的幾位男知青也在山寨呆不住,他們經常出去一兩個月才回來。
后來、我發現了一個規律,他們每次出去的時候都會唱起那首加拿大民歌《紅河谷》。一天山寨又響起了《紅河谷》的歌聲:
人們說你就要離開村莊,
我們將懷念你的微笑,
你的眼睛比太陽更明亮,
照耀在我們的心上……
我和繼美輕聲加入:
你可會想到你的故鄉,
多么寂寞,多么凄涼。
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
想一想留給我的悲傷……
隨著歌聲漸行漸遠,他們走出了山寨。這樣,知青戶里就又只有我們兩名女生了。
(五)
一天清晨,我和繼美去村里水塘邊淘米、挑水,準備做早飯。來到水塘邊,看見有一個景頗小伙子蹲在那里洗臉,旁邊放著一個綠色的肥皂盒好眼熟。走近一看認出是我前陣子不見了的肥皂盒,上面還寫著有“要斗私批修”幾個字,是來時路過瓦窯時買的。小伙子叫勒邦,我忍不住看著他說:“這個肥皂盒子是我的,怎么會在你手里?”
他看了我一眼,臉漲得通紅,嚼過檳榔的紅嘴唇嗡動著不知道在說些什么,反正是罵人的語言。然后騰地站起來,一把抓起放在地上的長刀,拔出來在我面前揮舞了兩下,又揮刀用力把肥皂盆劈成了兩半。旁邊放著的淘米盆也帶翻了,米撒了一地……
當時和他吵著時,無助的我多么希望能有人過來幫幫我們。可能是時間還早吧,只有一位打水的景頗族老大媽手里拿著竹筒站在塘邊,呆呆的看著我們。又有兩位年輕景頗婦女背著竹筒過來,還不待她們靠近,勒邦悻悻地收起長刀揚長而去。
事后,我和繼美越想越后怕:再也不能在這里呆下去了,要是哪天這個毛頭熊小伙再來報復我們,那我倆就有可能徹底完,那后果真是不堪設想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倆當時決定去縣城找政府要求轉到壩區去。簡單的收拾了一下,帶上隨身用品,我倆下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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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縣城,我們住在縣郵電局老劉家,老劉原來是我們共瓦山的郵遞員,后來調到了縣城。老劉夫婦很同情我們的遭遇,熱情接待了我們。
來到縣長辦公室,陪著小心我們呈上請調報告并說明了來意,又詳細地口述了一遍事情發生的經過。滿心以為縣長會站在我們這邊為我們主持公道并揮手放行,不想縣長卻給我們潑了一盆涼水。
他說現在縣里對知青的安置工作已經全面完成了,就不再進行二次分配了。許是見慣不怪吧,他說知青與村民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呢也屬正常,讓我們安心回山寨去。我們說現在是發生了這么惡劣的特殊情況,您難道就不能做出特殊的處理么?
縣長還是搖頭不同意,他讓我們去位于景坎的公社辦事處反映情況,說公社會派人去山寨做工作的,還以肯定的口吻說以后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了。縣長是當兵的出身,說這些話時一臉嚴肅,顯然他的話已然是鐵板釘釘了。
然而,剛剛在山寨經歷過的那種恐懼讓我們鐵了心,再也不愿回山里去了。難道我們去壩區傣家寨就不是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了嗎?而且經過這一年多艱苦山寨生活的磨煉,我們早已不是那種要依靠父母才能生活的學生娃了。
于是,我們決定跟縣長“泡蘑菇”。
該說的話已經說了,我們就守在縣長的辦公室里尾隨著他跟進跟出的。每每看到那些臉上掛著滿意的笑容,走出辦公室的人們,我們不禁心生羨慕,盼望著我們也會有那開心的一刻。
第三天下午,又一個人掛著滿意的笑容走出去了,隨即縣長也出去上廁所了。這時我一眼瞥見剛才馬縣長辦公時忘了收回抽屜里的紅印臺和縣政府的公章,旁邊還有一本縣革委會的便箋。
看著這枚決定命運的大紅印章,我們的熱血一下沖上了頭頂,終于天賜良機了!在那鬼使神差的一刻,我們顧不上多想,以最快的速度撕下兩張便箋,蓋上了公章收好。雖然心里像揣著個小兔子似的在蹦蹦亂跳,臉上卻還要故作鎮靜地繼續跟縣長“蘑菇”著。過后想想,為了能在這天遙地遠的邊疆平安地生存下去,我們也只能這樣做了!當時這件事情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我們覺得誰也不能說!
第二天,告別了老劉夫婦,我們來到景坎鎮找到公社主任。遞交上我們的調動手續,公社主任看過后為難的說景坎地區的傣族寨子都已安置滿 了。只有一個叫“賽標”的寨子因為有個麻風病人,先前安排的兩名別的學校的女生被嚇跑了。我們趕緊說她們怕我們不怕,這樣我們去了賽標社。
(六)
如果說隴川的山寨有著高山峻峭的美;那么隴川的壩子就是一種神秘誘人的美了。
公路兩旁那一株株年輪已久枝繁葉茂的大青樹,好像藏著許多古老的故事。清晨,白茫茫的霧氣籠罩著大地,放眼望去,大大的霧團立地而起。隨著太陽冉冉升起,霧氣散去,霧團原來是一叢叢被霧裹著的茂密的竹林。點綴在片片竹叢中的是傣家寨子,還有大片大片的甘蔗地和芭蕉林, 整個壩子呈現一片蔥綠。
賽標寨子不大,只有十來戶人家,社長是個景頗族。社里讓我們住在社管會里。我們床前是一個三個人都圍不過來的大谷籮,還架著竹梯,大谷籮里裝的是社里的谷種。
我們這樣在過山寨里的人來到平壩,干各種農活已然是輕車熟路了。傣族人無須“頂背籮”,是用肩挑,這個我們很快也就學會了。她們是用一根竹扁擔直接插進小篾籮的上端,挑著走起路來一扭一扭晃晃悠悠的, 我們覺得還挺浪漫瀟灑的。 賽標社里的年輕人很少,只有一個16歲的小卜哨(小姑娘)和兩個更年輕的小卜帽(小伙子)。一個叫老五的是會計的弟弟,長得白白凈凈, 一說話就會臉紅,另一個叫小煥的皮膚黑黑的,身板壯壯的,兩個人笑起來嘴里都會露出一顆金牙齒。
老五和小煥常常是在收工后就來找我們玩。小煥的漢話比老五說的要好一些,他們和我們說著話看著我們煮飯,要到他們家人來叫他們吃飯才會離開。有時候我們飯做好了,叫他們一起吃,他們不吃。小煥還說,我們看著你們樣樣都好看,連腳都是好看的,看看你們我們就飽了。他們這樣說,或許可愛,因為單純。
一天收工回來,我們正在煮飯,他們又來了。坐了片刻,老五豎起耳朵似乎是聽到了什么聲音,神色緊張地說:“霧,霧哎”(傣語:蛇),然后他們拿著手電筒進到我們睡覺那間屋子。突然“嗖”的一聲,從大谷籮里竄出一條碗口粗的褐黃色花紋的莽蛇來,慌恐中的我們來不及反應,看著莽蛇上了房樑逃出去了。
想想我們跟這條蛇同房共眠了多少個夜晚,還蠻刺激的!
不久,社上幫我們蓋好了新房子,我和繼美搬出了社管會。
(七)
在共瓦山的時候,我曾染過兩次大病,一次是惡性痢疾,一次是惡性瘧疾。兩次大病痊愈時,我都有一種再生的感覺。
來到賽標社的第二年一個炎熱的下午,景坎社兩位17中的女生,花季少 女,被景坎對面山坡上的水塘無情地吞噬了生命。
怪不得有知青朋友說。上山下鄉的知青們能活到今天,全是老天爺的眷顧!
后來繼美回昆明了,兩年后的1973年9月我也回昆明了。
2019年2月13日距下鄉的第50個年頭,我們再次來到了我心中的第二故 鄉隴川。
又見隴川壩、又見共瓦山。得知在共瓦山寨時和我們相處得很好很惹人喜歡的那個小姑娘“景頗之花”排蕊和那個在我們面前揮舞長刀迫使我們不得已離開山寨的熊孩子勒邦都已離世了,這不免又讓人唏噓一番。
在傣家寨幫助我們從住處趕走莽蛇的兩位小伙子,其中小五后來成為了 一名光榮的人民教師,現已退休在家。另一位小煥在我們離開后的第二年就去了外邊,至今沒有回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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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現在,我還很懷念那段知青歲月,懷念當年給予我們很大幫助的劉哥劉嫂和鄉親們,你們現在都還好嗎?(感謝劉樂亮老師薦稿)
作者:張瑾(昆明三中初中六七屆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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