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津書院的啟迪：道之不存，術之何往？ | 專欄

• 導讀：在問津書院風檐下，品悟“明道、崇德、向善”的時代價值，教化人性，收斂功利，看似迂腐，實則是在尋找人類過河的渡口，看似不緊迫，卻尤為緊迫。

（一）

問津書院坐落于武漢市新洲區孔子河畔。問津二字源自典故“孔子使子路問津”。傳說孔子周游列國時路過此地，面對橫亙眼前的河流，一時不知所措。

不遠處，兩個農夫正在田里耕種，孔子派子路前去打聽渡口（津）在哪，這兩個農夫正是長沮、桀溺兩位隱士。

當得知是孔子路過時，長沮略帶嘲諷地跟子路說，孔子不是生而知之嗎，他應該知道渡口在哪呀。桀溺則勸誡子路：“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大意是，當今天下大亂，猶如滔滔洪水，誰能改變這世道呢？與其跟著孔子四處游學，不如和我一樣，退隱田園。

“孔子使子路問津”典故表面寫的是孔子師徒打聽過河的渡口，實質隱喻身處亂世，如何選擇人生方向，要么回避退讓，要么“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孔子不為長沮、桀溺言行所左右，始終矢志不渝周游列國，傳播自己的思想，可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圣人之志，堪稱“萬世師表”。

問津書院的出現，是后人對孔子的一種惦懷，同時帶有釋疑解惑的意蘊，今重溫舊典，不是為了“指點迷津”，而是想寫一寫這所年歲已高的書院，能帶給后人怎樣的啟迪。

問津書院。

（二）

西漢時，楚人于河岸山丘掘地耕種，挖出刻有“孔子使子路問津處”石碑一塊，淮南王劉安得知后，命人悉心保護，并以官府名義，在問津碑發掘處建亭立碑，設置孔廟，以示禮尊。

從此，楚地之上有了問津河、孔子山。唐會昌二年（842年），黃州刺史杜牧改修孔廟，新增文宣殿，作為布道講學之地，昔日孔廟中，首次傳出了瑯瑯讀書聲。

宋末元初，江西大儒龍仁夫隱居于此，帶徒授業，主講儒家經典，被后人稱為“孔子書院”，亦曰“龍仁夫書院”，直到此時，尚未有問津書院的名字。

明萬歷年間，黃州郡守王世德循書院規制，將孔廟與書院整體規劃，移遷至現址。湖廣督學熊尚文飽讀經書，通悉西漢淮南王劉安立碑建廟一事，遂取“問津”二字作為書院名稱，同時，也有“指點迷津”釋疑解惑的意思。

（三）

宋、明兩朝，問津書院講學活躍，宋代孟珙、朱熹，元代龍仁夫、吳澄，明代王陽明、耿天臺、耿叔臺、彭好古等都曾來此布道講學。清康熙、嘉慶皇帝御賜“萬世師表”“圣集大成”匾額。

按理說，鴻儒云集，暢敘有懷，問津書院應該和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等一樣，位列中國古代書院前榜。然而，問津書院命途多舛，屢遭兵燹。明末張獻忠征戰湖廣。同治年間，太平軍與湘軍激戰新州，還有從前未曾記載的劫難不計其數。

戰火導致講學布道中斷，文脈割痕明顯。書院的典籍文獻在戰火中散失殆盡，禮器蕩然無存，由此帶來了學術上的斷層。

相較于問津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白鹿洞書院、應天書院則幸運得多，或隱逸于名山懷抱，或坐落于洛邑古都，戰亂鮮有殃及，典藏碑刻甚多，學規學理明晰，文缽傳承有序，文獻記載詳實。

岳麓書院為南宋理學沿襲之地；嵩陽書院為程朱理學發源地；應天書院從民間精舍升格為南京國子監；白鹿洞書院是宋明理學的主要傳播場所。四所書院在宋代時就已聲名遠揚。

《文史博覽·人物》2026年第6期 《問津書院的啟迪：道之不存，術之何往？》

（四）

清順治年間，問津書院被定為科舉考點，不再開壇講學，官府派員進駐，從而徹底演變為官方應試機構。

不過，這也造就了問津書院一時的聲威，典籍上387名登記在冊的秀才和舉人，大多出自這個時期。特別是康熙、嘉慶兩位皇帝賜匾褒獎，為書院賺足了面子。

到了近代，張之洞創辦兩湖書院，洋務思潮漸占主流，儒學一度被貶，有人認為是儒學奴役了國人思想，捆綁了國人手腳，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衰落。對此，問津書院不敢吱聲，生怕一不小心，又被拆梁毀柱。如此一來，問津書院逐漸淡出人們視線，變成了一所“無人問津”的書院。

問津書院年歲怎么算，出過多少任山長，留存過哪些典籍，學理學規是什么，已無從考證。然而，探訪問津書院時，總感覺其背后隱逸的故事太多太沉。

有人依據西漢劉安在此立碑建廟的記載，將問津書院稱為中國最古老的大學，言辭懇切，不乏學理。不過，孔廟與書院雖有規制上的捆綁，但并非同一概念。

孔廟因祭祀而建，書院乃教化之所，劉安初立孔廟時，還沒有書院這一說。劉安建廟并非為了授業解惑，而是為了表達一份對圣人的禮尊。由此可見，以劉安建孔廟作為問津書院的發脈，有待推敲。

（五）

清末再建時，問津書院僅存講堂、正殿和東西二齋，且殘垣破壁，不堪入目。整修后的院落，規制未動，坐北朝南，合院式布局。中軸線上依次為照壁、儀門、講堂、大成殿，西側為東西二齋，另建有魁星樓、文昌閣、飽讀亭。其中，書院講堂為西方教堂式建筑。

清末，武漢已開埠通商，荊楚之地上，有了不少西方傳教士的身影。西方文化的滲入，讓問津書院的門庭中，多出了一道洋人的印痕。

近代以前，中國處于農耕文明時代，書院布道講學，以經書為主，重君子教育、講因果輪回、論尊卑有序。這種重道不重術、重理不重事的儒學思維，與工業文明時代所需的知識教育、技能教育格格不入，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崛起，近代中國迅速走向衰落。

問津書院內洋式講堂的存在，是一道中國書院的分水嶺，寓示著新學的興起，從此，中國的書院教育正式邁入了洋為中用、學以致用的新階段。

AI時代，教育偏重于術，重事輕理，看似刀尖鋒銳，無所不能，但放眼長遠，似乎又走向了另外一個極端，科技是把雙刃劍，在造福人類的同時，也在摧毀人類的未來。

（六）

“孔子使子路問津”，已過去了2300多年，孔子跨過的河流并非只有一條，“問津”的渡口處亦非一個。

徜徉于問津河畔，問津書院猶在，孔子山、孔子橋容顏未改，問津碑、孔子坐石、曬書場、講經壇、墨池、硯石、進步處、回車埠、長沮沖、桀溺畈、風亭等，依然在幽藍月光下，靜謐暢懷。

朱子祠前人頭攢動，長衫飛舞，禮樂軒昂，文脈傳承生生不息。然而，重溫“問津”典故，問津的不再是過河的渡口，而是砥礪奮進的力量。

探問謙謙君子：道之不存，術之何往？AI時代是一條橫亙在人類面前的新河流，無數人在觀望、遲疑，甚至茫然失措。

在問津書院風檐下，品悟“明道、崇德、向善”的時代價值，教化人性，收斂功利，看似迂腐，實則是在尋找人類過河的渡口，看似不緊迫，卻尤為緊迫。

文 | 駱志平（長沙市政協社會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二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