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焉：摘下人物的面具

◎念一

豆瓣年度作者、華語青年作家獎得主、《我在北京送快遞》作者胡安焉，寫作十余年，首部小說集全新問世。早年工作與情感經歷、四處輾轉游走的生活形態、個人記憶與歷史長河中的碎片，在虛構藝術中完成一次次充滿決心的精神演繹。

胡安焉有多重身份：寫作者、論壇愛好者、自由職業者、快遞員。2023年，他因為最后一個身份被看見，快遞員出書的標簽，讓他被媒體迅速納入“素人寫作”的敘事中。但胡安焉警惕于這種敘事，他曾在多次受訪時直言，自己在論壇時期就已經寫作，曾在黑藍、豆瓣等網站發布作品。他具有寫作者的自覺和慎重，他的“職業寫作”被看見不能僅僅歸咎于題材之便，事實上，跟許多同類型作品相比，胡安焉的視角、觀察、對文字的敏感程度仍更勝一籌。

因此，當讀到《夜泳》這本書時，我不會把它當做素人作品去看待，而是看做一位長期寫作者交出的小說。

真實自我與社會身份之間的矛盾

我在胡安焉的小說里感受到這樣一種語調：壓低、冷感、反抒情、尖銳地寫自己和別人、知識人和打工人的身份互相補足又偶爾打架。那是一種長期生活在壓抑環境、被沉重勞動磨損之人常見的語調，也是加繆小說《局外人》開頭給人的感覺。

在《局外人》的葬禮部分里，母親死了，主人公默爾索處理后事。他請假、搭車、抵達養老院、參加葬禮，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作為“兒子”該做的事情。但在真實的自我意識里，默爾索疲憊、倦怠、渴望快快遠離人群。他敏感地意識到，自己本應該悲傷，真實的自我心理卻與社會身份要表演的情感不符。畢飛宇解讀《局外人》時說：“在葬禮上，兒子的身體在，‘我’的身體卻不在——默爾索從來都不是一個存在者。”這句話精準地詮釋了《局外人》葬禮部分的感覺。

胡安焉同樣在寫真實自我與社會身份之間的矛盾。寫一個人在順應身份、討好世界與試圖反抗之間的掙扎。在胡安焉筆下，世界以一種赤裸、淤塞、給人壓力的面貌呈現。《歸途》里，林老板和主人公“我”聊天，最感興趣的是“我”交過幾個女朋友，要帶“我”去夜總會開開眼界；《實習生》里，同事舉報同事，餐廳的工作環境里凝滯著緊張、計較與潛藏的惡意；《鯨》寫到一對情侶：“我正在令她變得痛苦，而她也令我變得痛苦，我們都沒有辦法改變自己……”

《夜泳》收錄的小說可以統稱為“勞動故事集”，故事本身并不復雜，胡安焉的特點是他會事無巨細地描寫勞動者的生存空間，用白描式的筆法，將其所處的窘迫局面表現出來。小說《南瓜布丁》里，主人公雷文德的租房，位于廣州城中村，十來平米，窗外就是隔壁樓的外墻，除了廚房和廁所，還擺了一張鐵架雙層床、一張帶抽屜的寫字桌、一把背靠椅，“有點簡陋，不一定能讓人覺得舒服”。

胡安焉小說里的敘事者“我”，時常是一個對外界的入侵感到敏感的勞動者。一個對權力關系、社會規訓和人情社會感到恐懼又置身其中的人。在《彌留》里，敘事者說：“哪怕什么差錯都沒出，光是恐懼感有時也能摧毀一個人的意志。”在小說《鯨》里，“我從來沒有向人坦率地表達過自己，展現于人前的那個我并非真實的我。”“我”童年時遭受過父母多次當眾羞辱，父母認為那是教育兒子的方式，無形中卻埋下了兒子對外部世界感到不安的隱形種子。

胡安焉寫了不少勞動者，其中最常見的就是在異鄉打工的小職員形象。這一點適合與卡夫卡、羅伯特·瓦爾澤筆下的小職員形象對照。我猜測，胡安焉曾在這兩位作家的文本中受益。值得留意的是，胡安焉并未順著大眾預期的套路書寫：描摹淳樸善良的農人、勤懇奮斗的打工人，渲染他們的委屈與苦難，這是最容易博得大眾同情的寫法。胡安焉選擇跳出這套敘事。在《臆想集》中，他刻畫了一個習慣扮作受害者、轉而欺凌更弱者的農民；在短篇小說《雪山上的猴子》里，游客騎馬到半途，四個人兩匹馬停在一片草地上，兩名農民拿出數包蠶豆，借喂馬為由，暗示游客必須以十五元一包的價格買下。同行游客馬霞心生惻隱，覺得農民生計不易，甘愿掏錢，可同行的安東尼認為，這兩人正是拿捏住游客的同情心、不愿多生事端的心理，借機收取騎馬項目并未提前告知的額外費用，是典型的雞賊行為。

正是這些細節讓書中的小職員、農民、異鄉人形象更多元、真實。胡安焉筆下的人物有一層自覺：他們知道自己在表演角色，他們思考著這種表演本身，思考他們在故鄉與異鄉之間的生疏，他們無法真正徹底融入任何一個集體，在公司和血緣家庭里，他們都是局外人。

他連最尷尬的瞬間都不肯放過

小說家張敦評價胡安焉：“他像個紀錄片導演，扛著攝像機跟拍自己的生活，連最尷尬的瞬間都不肯放過。”這是切中肯綮的評語。作者也許不喜歡讀者將其小說與紀實相提并論，但在胡安焉的作品里，我所鮮明感受到的是——這些都是他觀察世界、進行精神回溯、呈現這一世代平民打工和自由寫作者生命圖譜的方式。

在非虛構里，他是把自己作為活動的攝影機，用肉身參與來獲得敘事在場和重量感。他做快遞員、分揀員，看見什么寫什么，有讀者批評《我在北京送快遞》文字淺白、缺乏文學性，但我喜歡這本書的一點，是胡安焉的表達里有一種因真實而產生的幽默感。比如他說，自己之所以寫作，是因為寫作這件事不花錢。他寫環境對自己的影響：“就像深海里的魚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動物都很耐渴一樣，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處的環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謂本性決定。”

歸根究底，胡安焉是在以一個內向、懷疑、解剖自我和他人的心態，來寫作他進入過的種種行業。寫作者看似在寫公共話題，其實是私人的，只不過那個私我恰好被安放在了大眾關心的快遞行業。

從《我在北京送快遞》到《夜泳》，“自由”都是胡安焉最關心的主題之一。在《送快遞》一書的后記，胡安焉解釋了他所理解的自由：“所謂的自由，實際上在于你能意識到什么，而不在于你享有什么。”如果一個人文化水平不高，思維并不復雜，從小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知足常樂，平安就好”，那么哪怕生活在重重限制的環境里，他也不會感到不自由。但如果一個人習得了自由的概念，享受過相對自由的快樂，那么他就很難再回到受困狀態而心滿意足了。據此胡安焉引出：“其實我想說的自由，是一種建立在高度發展的自我意識上的個人追求和自我實現，是一個人真正區別于另一個人的精神內容。”

在收錄于小說集《夜泳》的《歸途》一篇，胡安焉進一步用一頭山羊做喻體，來形容個體深陷不自由但甘于忍耐的狀態。他形容這頭山羊“好像既逆來順受，又麻木不仁”，對痛苦和磨難具有驚人的忍耐力。

尋找一個摘下面具的時刻

整部《夜泳》，十篇小說，完成度最高的是同名篇目和《雪山上的猴子》，但一半篇目有習作感覺，并不算成熟。

在早期作品里，胡安焉沉溺于鑿一個局部，但他那時尚未建立自己的語言特色，也不會講故事，他筆下人物的腔調缺乏區分度，都像是一個人在說話，小說在故事層面和思想層面均缺乏亮點。

大約在2015年左右開始，胡安焉在創作上更有風格上的自覺，他的小說開始從局部素描發展為有余韻的故事，反高潮，反讀者期待，將刺點時刻融于日常敘事之中。《夜泳》和《雪山上的猴子》值得對比來說，是因為它們都揭示了胡安焉真正作為一位小說作者的風格。

《雪山上的猴子》是一種自我追問。雙主角既代表了兩種人生觀念，也是作者內心的兩種聲音。胡安焉將自己常年漂泊的體驗、在小地方和大城市來回的自我拉扯投射到小說中。從都市前來雪山旅游的情侶，與雪山下謀生的本地青年互相對照。主人公從都市到遠方旅游，但他們并不能因此解決各自的問題，在短暫的歡愉后，生活再度暴露出它阻塞艱辛的一面。一個人去到遠方，到頭來發現沒什么不同。

雪山和猴子是這篇小說最核心的意象。雪山潔白空曠，如仙境般美麗，但走到近處你就能感受到它的寒冷徹骨，一個都市人生活在雪山附近，不僅要承受物質和精神上的匱乏，也要面對封閉和未知所帶來的不安。猴子攀附冷杉，在冰寒峭壁間覓食。在猴子身上，主人公看見了自己，那是一種長期處于懸崖邊緣和不確定性的狀態，沒有安全的平地，掙扎與擺蕩才是常態。胡安焉選取了雪山之旅這樣一個看似朝向自由的意境，要寫的卻是生活中無處不在的困頓。

《夜泳》寫故友重逢，同樣是反類型處理。小說分為兩大部分：北京篇和洱海篇。前者是“我”與朋友甄重的重逢，后者是“我”對洱海之行的回憶。小說有明顯的半自傳色彩，“我”輾轉不同工作又堅持寫作，扮演社會角色又無法停止對真實的追問，這樣的形象，仿佛作者心理的投射。“我”與舊友吃飯、散步、騎行、閑聊，看似聊了很多，其實都浮于表面，兩個人都比年少時構建了更堅固的保護殼，害怕袒露內心真正脆弱之處。在這篇小說里，胡安焉探討了成人世界中的邊界、區隔與表演狀態。恰如上文所說，他筆下的人物迎合外部世界，在乎他人情緒，卻又忍不住質疑自我的迎合，質疑日常生活中每一個矯飾的時刻。

這種質疑沒有走向刻薄，是因為作者不是在居高臨下地“只諷刺他人”，而是轉向對于自我的審視，化作一種對于自由和真實向前一步的努力。正因如此，胡安焉的小說具有精神洄游的氣質，他擅于發現生活的尷尬與言不由衷，為人物尋找一個摘下面具的時刻。

《夜泳》全書，有不少篇幅描述的是個體的困阻時刻，在同名壓軸之作結尾，胡安焉選擇畫上一個自由的尾巴。

這是一個開闊的結尾，在離岸一百多米的島嶼，“我”在夜色中入水，“我的手掌真切地感受到水的阻力，那同時也是我前行的推動力”，“此刻我不再像剛才那么慢條斯理，相反，我拼盡全力地劃水、蹬腿，朝著廣袤的黑暗水域沖刺。我感覺自己在乘風破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