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警察局長回憶：徐遠舉周養浩沒被告發，四個特務將軍是我抓的

1949年12月10日凌晨，電話鈴聲在昆明警察局政保科值班室里尖銳地響起，李志正抄起話筒，只聽對面傳來一句：“徐遠舉還沒影子，盧主席發火了，馬上行動！”一句話，敲響了城市清剿特務的發令鼓。

深夜的北門大街冷風直灌，幾盞路燈搖晃。前一天，盧漢宣布起義，機場十三架從南京直飛的C-46運輸機全部被扣，機上官吏惶惶不可終日。機場封了口，天上也飛不走，他們只能向市區漫灌。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同為少將的周養浩，還有保密局經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四人各懷心思，像受驚的耗子一樣往民宅和旅館里鉆。

李志正這一夜從檔案室一路翻到值班臺，腦子里只剩一句話：務必要在天亮前把四個將軍級特務釘死。昆明城里有兩個人最值得懷疑——朱家才和周百先。一個是省保安司令部總務處長，一個是警察局刑警大隊長，兩人都與軍統暗通款曲。李志正心里清楚，若不先抓住這根線，徐遠舉就像沙里漏針，再難尋得。

天剛破曉，他先叫六分局包圍了太和街皇后飯店。郭旭、成希超兩位“內務大員”住在樓上，平日里囂張得很，這次卻連槍都沒摸，門一踹開，兩個人舉手投降。黃秉新只用了一墻之隔的距離，干凈利落就把二人帶走，連動靜都沒鬧大。

郭、成一入網，徐遠舉的藏身之處也浮出水面。朱家才被請進辦公室，盧漢署名的手令擺在他面前。朱家才愁得揉手：“老長官讓我抓兄弟，我哪兒下得去手？”李志正話不多，只提醒他一句：“這時候猶豫，日后可不好交代。”對方想了半天，提出“把人騙出來送往武定”的折中法。李志正答應，卻悄悄調來便衣把朱宅圍得水泄不通。

兩個小時后，一輛黑色轎車溜出大門。車窗里，一個戴呢氈帽、穿藍布大衫的中年人低著頭。警棍一橫，汽車被逼停。李志正邁步過去，徐遠舉抬頭，臉色煞白，喉嚨里蹦出一句顫音：“張群在哪？我要見他！”回答他的，是搜身時冰冷的手銬。身上連袖珍手槍都沒找到，說明這位“西南劍客”早已認清形勢，寧可棄械保命。

徐遠舉落網的消息很快送到盧漢案頭，長官只淡淡地說：“周養浩還沒到？”電話線另一端的怒火烤得李志正滿頭汗。機場那邊，周養浩像人間蒸發，花名冊上甚至查不到。李志正索性親自出馬。他帶四名槍法最好的警長直奔巫家壩機場，先把所有“姓周的”集中，又讓五十名警察分散大喊：“周主任，長官找您！”這種土辦法，說來土，卻專治心虛。半小時后，一個裹著海灰色棉袍、下配黃呢軍褲的男人被拖了出來，正是周養浩。

“你們是誰？口令！”周養浩試圖擺譜。李志正看著他，忽然笑了：“口令？今天不需要，你跟我們走。”周垂下頭，什么也沒說。押解回城途中，因遭遇起義部隊與守軍交火，吉普車被彈孔扎成篩子。李志正掏槍頂在周的后腰：“跑就地解決。”周養浩縮在車座下，毫無往日兇悍，直到被步行押進城里，還不敢抬眼。

至此，四名特務將軍悉數到案。更有意思的是，沈醉后來在回憶錄里寫自己“把兄弟都交了出來”，挨了他們一頓揍，言下之意他是立功者。可李志正的回憶卻顯示，沈醉當時尚在猶疑，這幾位早就被警察排查盯牢，與他供出地址并無必然聯系。這種“真相”上的分歧，折射的正是舊時情報圈內的自保本能：誰都想把責任推遠一點，再給自己編一條看似光彩的退路。

對比警方筆記與軍統舊檔，徐、周兩人自投羅網的細節大體吻合——他們輕車簡從，或匿于豪宅，或自鎖機庫，希望混過風頭再伺機南逃。遺憾的是，昆明警察對市區路口熟得很，給他們留下的也就半天自由。成希超被捕那刻，手里還拎著一只小皮箱，里面除了一套換洗衣物，就是幾封來不及燒毀的電文；郭旭則不停與前臺吵嚷，問為什么房門忽然打不開，結果迎來的卻是冰冷槍口。

當晚的市警察局拘押室燈火徹夜未滅。四名身著將官服的特務并排坐在長條凳上，頭上汗珠直滾。有警士小聲嘀咕：“平日里呼風喚雨，如今咋這副德性？”話音不高，卻讓人心里發涼。特務們互相瞥一眼，誰也不敢接茬。對面一排荷槍實彈的警察，表情冷硬，不帶一絲情面。

跳出個人恩怨，審問材料透露出更要命的信息：軍統原打算把昆明當作中轉站，整編隊伍、接應南京舊部，再由飛機轉進越南，乘船赴臺。盧漢的突然起義，讓這條通道瞬間斷裂，四名將官成了驚弓之鳥。若非云南地方勢力當機立斷、快速合圍，西南局勢難以如此平穩交接。

回看整個過程，抓捕工作聽上去更像一場“心理戰”。對朱家才、周百先先交心再亮刀；對周養浩，以喊話誘出本尊；對郭旭、成希超，趁其尚在旅館整理行裝時一并收網。這些細節說明，警察系統對市內暗流并非毫無準備。李志正后來談起此役，連稱“沒開一槍，也是槍口背后的備課徹底”。

唐突之中，也顯出國民黨特務網絡在云南的羸弱。表面上是“劍客”“奇兵”，其實離開電臺、經費和上峰庇護，很快就失去抵抗意志。再對照此前在渝都、南京呼風喚雨的歲月，人物命運的急轉直下令人唏噓。革命洪流滾滾而來，個人的身手、甚至膽識，都不及大勢沉浮。

李志正事后補記：“人各有志，但若站錯隊，越到最后越寸步難行。”這句評語簡單，卻道盡當時許多舊軍統成員的窘境。抓捕結束第三天，云南臨時軍政委員會宣布：四名特務將軍由軍法處羈押，待中央派員處理。至此，昆明街頭恢復平靜，零星槍聲也歸于沉寂。

坊間曾流傳各種傳聞：誰供出了誰，誰在牢里挨了耳光。史料對照，才發現風聲鶴唳中，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事先鋪開的警網和盧漢強硬的手令，而非某位囚徒的“將功折罪”。這段插曲不僅為1949年底的云南起義添上一抹戲劇色彩，也揭示了情報戰里最冷峻的規則——速度、情報、膽識，缺一不可，掉鏈子就是滅頂之災。

逮捕的那幾天，昆明市面雖然緊張，卻沒出現預想中的大規模騷亂。街角茶館的老先生們后來議論：“原來那些兇名在外的特務，也不過如此。”警察們對此心知肚明：如果當時任由民團搜捕，或許場面更血腥，未必能有完整的戰俘。盧漢與李志正的辦法，既保存了城市秩序，也為日后和平交接贏得了時間。

夜色終散，滇池邊泛起魚肚白。李志正摘下軍帽，在走廊盡頭透口氣。外間傳來腳步聲，曾恕懷拍拍他的肩膀說：“這一仗，警察局立了頭功。”他沒有多話，只用力點頭，陽光照在地面，折射出金紅一片，一座城市的轉折，就在這不足四十八小時的暗戰里塵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