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深度丨大學講師帶薪脫產讀博6年，答辯前腦出血倒在宿舍，妻子申請工亡，告贏人社局仍被拒絕認定，副局長：同情其遭遇，但家屬可繼續告

（原標題：極目深度丨大學講師帶薪脫產讀博6年，答辯前腦出血倒在宿舍，妻子申請工亡，告贏人社局仍被拒絕認定，副局長：同情其遭遇，但家屬可繼續告）

盡管剛40歲出頭，王曉雯的頭發已花白。

她的丈夫是甘肅河西學院的在編教師，兩人有一兒一女。王曉雯原本有著幸福美滿的生活，兩年半前的一場變故，擊垮了這個四口之家，也讓時年39歲的王曉雯“一夜白頭”。

2024年1月初，畢業論文答辯在即，帶薪脫產讀博的丈夫鄧淵博突發腦出血，倒在了西安某高校宿舍內，46歲的生命就此消逝。

令王曉雯感到更加無助的是，她為丈夫申請工傷（工亡）認定失敗，無法領取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她將人社局告上法庭，法院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判令人社局撤銷原決定，重新作出工傷認定，人社部門卻再次作出了不予認定工傷決定。

陷入“贏了官司難獲結果”的程序僵局，王曉雯深感無奈。

鄧淵博（左）與畢業的同學合影（極目新聞記者 舒隆煥 攝）

死于宿舍

近日，記者來到甘肅張掖市，在河西學院見到王曉雯，她青絲間已生出不少白發。問及緣由，她滿臉苦澀。丈夫鄧淵博猝然離去的打擊，令其“一夜白頭”。

十幾年來，一家人住在學校家屬院一套老舊過渡房里，屋內陳設簡單樸素。鄧淵博生前的手機、電腦、書籍、背包，還有學生送的結婚小熊玩偶，王曉雯一件都舍不得扔。偶然翻到丈夫證件照時，她哽咽道：“我倆只有一張結婚照，一家四口從未拍過全家福。”

談及兩人的過往，王曉雯幾度落淚，偶爾又因溫暖回憶淺淺一笑。

王曉雯說，鄧淵博出生于河南一個農村家庭，少年時就堅信知識改變命運，順利考取大學。他本科深耕物理學，畢業后在南陽當過老師，之后考取碩士，鉆研天文學。2008年碩士畢業后，鄧淵博入職河西學院，在物理與機電工程學院（簡稱“物電學院”）擔任在編講師。

2010年，剛本科畢業的王曉雯回到家鄉甘肅白銀擇業，與鄧淵博相識相戀，次年結婚，夫妻二人計劃輪流讀研、讀博。讀研期間，王曉雯生下女兒，2018年畢業后成為河西學院的非編教師。不久，她選擇辭職，專心照顧女兒。

鄧淵博跨專業備考三年，考取了西安某高校電氣工程專業博士生。2017年6月，經鄧淵博本人申請、學校審批，他與河西學院簽訂委培讀博協議，以脫產方式讀博，學習時間3年，畢業后回校工作。

因跨專業等客觀原因，鄧淵博未能按期完成學業。他之后以延畢博士生的身份租住在西安某高校，為畢業做準備。讀博期間，河西學院持續給他發基本工資和繳納社保。

2021年，鄧淵博兒子出生，女兒上一年級。他因處于科研關鍵期，無暇顧及家庭。為讓丈夫安心完成學業，王曉雯仍待業在家，照顧兩個孩子。

之后兩年，鄧淵博回張掖市的時間越來越少。王曉雯回憶，2023年國慶節，在西安的丈夫自覺身體不太好，說：“很累，再不回去，我非死在這兒。”

鄧淵博說完這番話，轉身又一頭扎進實驗室。此后，王曉雯天天與丈夫視頻通話，聊聊孩子、互為慰藉。

2023年12月，鄧淵博向河西學院人事處及物電學院提交說明：他已達到博士畢業要求，正在準備畢業答辯，應該在幾個月后畢業回校工作。

此后，鄧淵博一直住在西安某高校宿舍，準備論文和畢業答辯。王曉雯記得，2024年1月3日22時，視頻通話時，鄧淵博很忙很緊張，因次日導師來檢查，他要熬夜預演PPT匯報，同時為1月10日左右的預答辯做準備，“我提醒他忙完早點睡。”

王曉雯“一夜白頭”（極目新聞記者 舒隆煥 攝）

1月4日白天，王曉雯數次聯系丈夫，無回應。她請求丈夫的輔導員、導師和同學幫忙找人。當日23時，眾人在宿舍找到鄧淵博時，他倒地昏迷，失去意識，被送往西安市一家醫院救治。入院記錄顯示，他長期熬夜勞累，被發現時意識不清已22小時。經搶救，鄧淵博處于深度昏迷狀態，雙側瞳孔散大，依靠有創呼吸機輔助呼吸。

1月5日，王曉雯收到《病危通知書》。醫生告知，經CT檢查確認鄧淵博腦出血，出血量大，缺氧時間長，無救治生還的可能。“他這么年輕，兩個孩子不能沒了爸爸。”她乞求醫生手術治療，“哪怕日后他成為植物人，我也接受。”

1月17日凌晨，醫院宣布鄧淵博死亡。《居民醫學死亡（推斷）書》載明死因為：腦出血，全身多臟器功能衰竭。

拒認工傷

從丈夫病危到離世，王曉雯終日深陷悲痛，既慨嘆命運不公，又自責沒照顧好丈夫。

來自各方的幫扶，讓王曉雯漸漸振作起來。她感恩：婆家和娘家的親友，丈夫的朋友、校友、同事、學生等紛紛在精神上和經濟上給予了幫助；丈夫就讀的西安某高校提供了人道主義救助金；河西學院為她重新安排了保衛處文員的工作，月薪2000余元。

讓王曉雯心頭一暖的是，即便丈夫已然離去，不少不知情的友人、學生仍會在春節、教師節準時發來祝福，表達惦念。更讓她動容的是，丈夫讀博期間的一位恩師始終記掛母子三人，多次發來幾百元的微信紅包，補貼兩個孩子。她一次次婉言拒收，對方卻輾轉找到她的銀行卡號，直接轉賬過來。

王曉雯慢慢意識到，不能長久依靠旁人幫扶。她決定為丈夫申請工傷認定，爭取賠償金。她先求助河西學院人事處，未得到支持。2024年12月，張掖市人社局（簡稱“人社局”）受理了她自行提交的工傷認定申請。

2025年2月，人社局根據河西學院舉證，認為鄧淵博于2024年1月17日（臨床死亡時間）因腦出血、全身多處臟器功能衰竭等死亡情形，不屬于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不符合相關規定，不予認定為工傷。

王曉雯不服該決定，將人社局起訴至張掖市高臺縣法院，河西學院被列為第三人。為支撐自身訴求，她在訴訟前委托福建正揚司法鑒定所做了鑒定。經鑒定：鄧淵博于2024年1月5日1時7分已腦死亡，其于入院后48小時內的臨床表現符合腦死亡臨床特點。

圖為河西學院物電學院（極目新聞記者 舒隆煥 攝）

記者梳理判決書發現，本案爭議焦點為：鄧淵博按委培協議脫產讀博，是否屬于“因工外出”范疇；他在西安某高校宿舍寫論文和準備畢業答辯時突發腦出血，能否認定為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判定死亡的依據，是以超過48小時臨床死亡時間，還是司法鑒定確認的48小時內腦死亡時間；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是否合法。

高臺縣法院認為，鄧淵博與河西學院簽訂委培協議讀博，根據約定期限在西安的學習期間應視作“因工外出”。針對發病時是否屬于工作時間、工作崗位，人社局未調查核實，亦未提交證據。人社局在無證據排除腦死亡的情況下，以臨床死亡時間為依據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屬認定事實不清、法律適用錯誤。

高臺縣法院以事實認定不清、主要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為由，依法判決：人社局撤銷原決定，重新作出工傷認定。

人社局敗訴后未上訴，而是在今年3月再次作出了不予認定工傷決定。新決定依據為：鄧淵博于2023年6月結業后，違規租賃其他學生宿舍，滯留西安某高校，其并非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不符合《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視同工傷的情形。

陷入僵局

河西學院是否支持認定鄧淵博為工傷？近日，該校人事處工作人員稱，高校只是參保單位，工傷認定權限在人社局；高校只能配合人社局調查舉證，沒有決定權。

人事處張姓負責人表示，鄧淵博考取的博士院校和專業比較好，河西學院根據學科、物電學院和學校發展需要，支持他去帶薪脫產讀博，希望他畢業后繼續服務本校。遺憾的是，他在畢業前離世，校方深表惋惜。他承認，鄧淵博讀博期間，學校在管理方面有瑕疵。校方正在修訂相關管理辦法，進一步規范在職教師定向、非定向讀博及博士人才引進工作。

張掖市人社局有不同說法。該局工傷保險科杜姓科長強調，河西學院在遞交的報告中已明確，不支持為鄧淵博認定工傷。記者提出查看該報告，對方拒絕出示，并稱“報告蓋有公章，只能提交給法庭”。

杜科長稱，人社局參考河西學院的舉證、視頻連線收集的證人證言和其他資料，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高臺縣法院判決后，針對“事實不清、主要證據不足”，該局才去西安實地調查，重新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他解釋，2023年6月，鄧淵博從西安某高校結業并辦理退宿手續，個人檔案退回河西學院，意味著他已不是西安這所高校的在校生，卻違規租賃宿舍、滯留該校。據此，鄧淵博并非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不符合視同工傷前提條件。

他進一步說明，該局辦理工傷認定時，統一以醫療機構出具的《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作為判定死亡時間和標準的法定依據，即認可臨床死亡依據，不認可48小時內腦死亡作為認定標準。鄧淵博的臨床死亡時間為送醫救治后第13天，超出“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時限。據此，也無法認定鄧淵博視同工傷。

張掖市人社局錢姓副局長告知王曉雯，此前高臺縣法院判決生效后，人社局依照法定程序作出了新決定，任何人無權撤銷。他表示，自己也很同情王曉雯的遭遇。他建議，王曉雯搜集新證據，繼續起訴人社局，若法院再次判決人社局撤銷此前決定，該局將依據生效判決，重新開展工傷認定工作。

當地人社局工傷科（極目新聞記者 舒隆煥 攝）

王曉雯就河西學院和人社局的回應提出疑問。她認為，鄧淵博帶薪脫產讀博，不只為提升自身學歷，也是為畢業后更好地服務河西學院。博士延期畢業是正常現象，他在結業后租住西安某高校宿舍是為方便使用實驗室、寫論文和答辯，并未做與畢業不相干的事。就算鄧淵博結業后不是西安這所高校在校生，他還是河西學院職工，為博士畢業做準備、畢業后回校工作目的依然明確。人社局用“違規租賃宿舍”“滯留西安某高校”作為二次不予認定工傷的證據之一，是對他生前為畢業所作最后努力的否定，有偷換概念之嫌。人社局敗訴后作出的新決定，從文書內容來看，似乎默認了48小時內腦死亡的鑒定意見，卻又單一強調并非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這是選擇性忽略，玩文字游戲。

王曉雯的代理人、山東眾成清泰（濱州）律師事務所律師張新濤擔憂，王曉雯繼續起訴人社局，若法院再判決人社局撤銷原決定，人社局又“換湯不換藥”，繼續作出不予認定工傷決定，如此循環往復，會讓家屬維權陷入僵局，導致程序空轉，浪費行政和司法資源。

衍生爭議

近些年，基于《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的視同工傷標準，在行政認定與司法審判中適用尺度差異明顯。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孫凌飛觀察，人社部門在認定視同工傷時普遍保守，把工作時間、工作崗位和48小時規則卡得很嚴，常以醫院出具的醫學死亡證明載明的臨床死亡（拔掉呼吸機后心跳停止）時間作為唯一判定死亡依據，不少案例因該時點超出48小時，不予認定工傷。

孫凌飛表示，在司法審判中，對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的認定已形成較為成熟的裁判規則，不能機械地理解為朝九晚五和固定辦公地點，要結合現代工作形態綜合考量時間、空間和職能的延伸。她舉例，202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一份改判：貴州職工吳某在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最后僅因為搶救時長比“48小時”多出26分鐘，人社局不予認定工傷。家屬一路維權，案件幾經反轉，直到最高檢提起抗訴，最高法作出終審判決，屬于工傷。

48小時工傷認定規則衍生出爭議：判定死亡究竟以腦死亡還是臨床死亡為準？陜西瑞宜律師事務所律師張婷霞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并未界定法定死亡標準，腦死亡后依靠儀器維系心跳，僅為人工維持體征，生命已然不可逆。但《工傷保險條例》未細化死亡判定標準，實務中仍單一采用臨床死亡時間，與現代醫學認知脫節。

張婷霞梳理出腦死亡認定工傷背后三重現實困境：一是倫理兩難，職工確診腦死亡后，家屬不忍放棄救治，極易因搶救超48小時錯失認定資格；二是取證難題，多數病歷僅留存搶救記錄，缺少腦死亡明確診斷，普通家屬不懂及時留存醫學證據；三是維權成本高，認定遭拒后需走完復議、一審、二審甚至檢察監督全流程，漫長的訴訟對喪親、背負巨額醫藥費的家庭無異于二次傷害。

公開判例顯示，多地法院已認可腦死亡認定標準，張掖市就有典型案例。2017年，該市一名鄉鎮副校長巡查食堂時突發腦出血，醫院診斷為腦死亡。家屬堅持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認定工亡決定，一審法院判令撤銷。該局不服，提出上訴。張掖市中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認為其符合視同工傷情形。

王曉雯女兒寫的紙條（極目新聞記者 舒隆煥 攝）

孫凌飛指出，雖然近幾年采取腦死亡標準認定工傷的案例呈增多趨勢，但仍未形成主流。這類案件能夠勝訴，關鍵在于法院貼合立法初衷公正裁判，也依靠扎實的調查取證。

回到鄧淵博案例，孫凌飛認為，人社局的調查取證并不嚴謹，也不扎實，可能影響證據效力；48小時內腦死亡的鑒定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臨床死亡的判定依據。《工傷保險條例》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因此該案如果再訴，有認定工傷的可能。

記者檢索到一起相似判例：早年，安徽巢湖學院一名教師與該校約定以委培方式去上海某高校讀博，畢業后回原學校工作。讀博期間，其在上海這所高校實驗室突發疾病，搶救無效死亡，被人社部門認定為工傷。巢湖學院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認定工傷決定，未得到一審、二審法院支持。

掌握多起同類勝訴判例后，王曉雯維權的底氣更足。她坦言，幸好家屬的維權渠道暢通，此前已將人社局不予認定工傷一事反映至巡視組。近日，人社局回復她，已接收巡視組轉辦信息并正式受理，兩個月內會有答復。

贏了官司卻難獲結果，王曉雯想過放棄維權，直到翻出女兒偷偷寫下的字條，她才下定決心堅持到底。紙上稚嫩的字跡寫著：爸爸您在天堂還好嗎？您走了之后，我和媽媽都非常不高興。媽媽在弄您的“工亡”，爸爸一定要幫她。短短幾句話看得王曉雯當場淚崩。她說，堅持申請工傷認定，既是為丈夫正名，也是為兩個孩子爭取一份經濟保障。

（文中王曉雯、鄧淵博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