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邀約蔣方舟“交流”目的何在？孫玉良：這種文化滲透令人生疑

文｜孫玉良

2026年7月13日，中國人民大學發布情況通報：經調查認定，2019屆碩士畢業生蔣方舟構成學術不端行為，決定撤銷其碩士學位。通報稱，蔣方舟的碩士學位論文有9處與境外某篇期刊論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關內容未標注引用、未列明參考文獻。沒想到，這位曾經家喻戶曉的“天才少女”，最終竟然以學術造假被坐實的方式落幕。而回望她的人生軌跡，更令人深思的，是她當年接受日本官方機構邀請赴日“交流”的那段經歷。

蔣方舟是中國文壇年少成名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她7歲開始寫作、9歲出版散文集，12歲在多家知名媒體開設專欄。2008年，19歲的她憑借文學特長通過清華大學自主招生，獲降60分錄取，成為清華自主招生以來第一個降60分錄取的考生。大學畢業后，23歲的她成為《新周刊》史上最年輕副主編。2016年，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讀研，師從著名作家閻連科。一路可謂順風順水，風頭無倆。

她人生命運“急轉直下”始自2025年。這一年的8月，驕陽似火，清華大學教授肖鷹公開發文舉報蔣方舟碩士論文“全面造假”。歷經近一年的調查，2026年7月5日，人大首次通報稱“未發現學術不端”；但7月13日，校方接到新線索后重新調查，最終認定其構成學術不端，撤銷碩士學位。蔣方舟隨后發文致歉：“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對此事的處理。因此事被驚擾并失望的讀者，我致以歉意。”

這場學術鬧劇畫上了句號，但另一個疑問從未消散。由于清華大學教授肖鷹通過舉報方式將蔣方舟拉下“天才少女”神壇，當年定向錨準中國“意見領袖”，邀約蔣方舟赴日“交流”的事又被網友扒出。2015年底，蔣方舟正處于創作瓶頸期，公開表達過對自身寫作狀態的迷茫。恰在此時，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向她發出了邀請。而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是日本外務省下轄的文化組織，資金來源于政府補貼。2008年，中日兩國政府簽署互設文化中心協定后，該機構正式啟動“中日知識分子交流計劃”。該計劃的核心目的，是尋找并聘請中國輿論場具有較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為他們提供體驗日本的機會，使其與日本各界人士接觸，然后通過他們在中國發聲，促進中國社會對日本的“正面理解”。蔣方舟則符合日方的篩選標準或曰“人設”，她年少成名、自帶高流量、常年活躍在文化與媒體領域、在年輕群體中擁有極高話題度和傳播影響力，正是日方重點瞄準的“意見領袖”類人選。日方報告直言：“中國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在論壇和媒體界有很強的影響力，但與日本關系較弱。”，因此啟動招募計劃。由此可見，這不是普通的民間文化交流，而是有明確目標導向、有系統規劃的官方文化戰略。

日本給出了什么樣的優惠條件讓蔣方舟動心？據蔣方舟自述，日方每月提供約2萬元人民幣補助，邀請她到東京交流一年，她當時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用做”。蔣方舟是什么也不用做嗎？事實勝于雄辯，2017年8月，蔣方舟創作的《東京一年》出版，累計發行15萬冊，被日方寫入年度工作報告，作為項目成果。該書簡介寫明：這是蔣方舟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在東京獨居一年后寫成的日記體小說，共46則。這就是日本邀約蔣方舟“交流”的成果，至少是表面上的“學術成果”。因為在這本書里，蔣方舟是替日本說話的，書中沒有中國網友慣常提起了日本侵華歷史、南京大屠殺、日本政客參拜 靖國神社、中日釣魚島爭端、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等，書中多為蔣方舟去看了日本的博物館\戲劇\畫展甚至脫衣舞表演等等感受，以品鑒視角欣賞日本的“獨特文化”，最后得出“三十歲離開中國去東京，是我做過最正確的決定”之結論，東京由此成為“拯救”她的精神烏托邦，同時她的創作也圓滿完成了日本外務省借該項目“通過受邀者的作品實現文化傳播”的設計目標，可謂“一舉雙得”。

關鍵在于動機。 我對日本人向來是沒有什么好感的，天上不會掉餡餅，日本也不是“人傻錢多”。蔣方舟在創作瓶頸期受邀赴日，日方提供優厚資助，回國后出版“東京日記”，這究竟是一個作家自發的創作，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文化輸出？當一個自帶巨大流量的中國作家，用15萬冊的發行量向中國讀者傳遞對日本的所謂“正面認知”，不能不令人生疑背后的目的。中日之間一直在博弈，不僅限于經濟戰場、軍事戰場、外交戰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場也是博弈的陣地。我不反對正常的國際文化交流，我警惕的是以“交流”為名的單向文化滲透。當日本官方機構系統性地遴選中國輿論場有影響力的人士，提供優厚資助，安排他們體驗、感受，再通過他們的作品向中國社會傳遞特定國家的正面形象，依我的判斷：這本質上就是一種文化戰略。蔣方舟在她的《東京一年》里宣傳說“東京也拯救了我”。試問：一個中國作家，為何需要日本來“拯救”？難道日本才是她心中的“上帝之國”，派了一艘“諾亞方舟”接她回家？這種敘事本身就在潛移默化地傳遞某種價值判斷，細思令人不寒而栗。

今日之中國，正處于走向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我們歡迎平等互利的文化交流，但必須警惕以文化為包裝的戰略滲透。尤其是有名望的知識分子，更應當守住中華民族的做人底線，可以介紹異國文化，但不能有意無意地淪為別人文化戰略的工具。蔣方舟的學術造假已成定局，但比學術不端更值得反思的，是一個年少成名的“天才少女”，如何在流量與利益的裹挾中，一步步迷失了方向。我一直在宣傳重塑中國人的“三立”信仰——立德、立功、立言，呼吁身為中國人，首先要把人做正。因為人若不正，再優秀的“天才”，寫出來的文字，也是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