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元明清時期列朝列國志】元朝（七）：元世祖4

元朝（七）：元世祖4
②經濟 a.鼓勵農業發展，重視水利建設

蒙古人南下后，草原相對落后的生產方式沖擊了先進的生產區域，社會經濟出現暫時的破壞和衰退。忽必烈即位后，清楚地意識到：“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因此開始實行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他設立司農司、勸農司和營田司等專管農業的機構，以勸農成績作為考核官吏的主要標準，并令人編輯《農桑輯要》頒行全國，以指導全國的農業生產。忽必烈不僅在中央和各路設立了專門負責農業生產的機關，而且專門派出了督促農業生產的官員，還責成各級官吏、各有關部門甚至包括提刑按察司都要過問農業，并把農業生產好壞作為官吏升降的主要標準。為了達到開發土地、增加戶口的目的，忽必烈還發布了一系列命令，大力禁止蒙古軍隊的掠奪、屠殺及其它破壞農業生產的行為。以上這些措施使全國的農業生產、社會經濟得到緩慢的發展，即使因戰爭嚴重破壞的中原地區的農業也有了逐步恢復，戶口得到增長。王磐在《農桑輯要·原序》中贊道：“民間墾辟種藝之業，增前數倍。”《元史·食貨志》則稱：“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

對于屢經戰火涂炭的襄、郢、東西淮之地，忽必烈以免稅優惠吸引鼓勵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時在兩淮地區經營屯田。時人稱“屯田之利，無過兩淮”，使農業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江南經濟則基本維持了南宋時期的水平。忽必烈時，政府在江南推廣棉花種植，收效甚大。與此同時，邊疆地區的社會經濟在漠南支援的情況下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云南的農業、水利和蠶桑，這一時期都有很大的發展；南詔以來流行于該地的“儒釋文化”逐漸向內地的封建漢文化靠攏。漠北地區的富實繁榮，也遠較其他時代為甚。

為了備荒救濟，在豐年，國家收購余糧，貯藏于國倉。當荒年谷價上漲時，開倉免費分發谷物。他還組織了公眾救濟，將稻米和玉米定期分發給急需的家庭。中統元年（1260年）的詔令要求地方長官對老學者、孤兒、病弱者提供救濟。至元八年（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曾號召建醫院。

在戎馬倥傯之際，忽必烈還不忘水利建設。中統三年（1262年），他命郭守敬開玉泉水通漕運；王允中開漳、澄、洋等河，灌溉農田，改造水利。之后又命郭守敬巡視原西夏地區的河渠，準備對河西水利進行整治。至元十七年（1280年），忽必烈命都實考察黃河源頭，并發動肅州等地軍民鑿渠灌田。至元二十年（1283年），開鑿海道運糧。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下詔開鑿會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經郭守敬建議，忽必烈又開鑿了從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自此，南北大運河全線開通，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加強了大都與富庶的江南地區的聯系。

b.發展商業，推廣鈔幣

元初農業的發展，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及國內外商業貿易的發達。忽必烈雖繼承了歷代封建統治者“以農桑為本”的重農政策，但卻實行了保護、發展商業的方法。

忽必烈掌權時，明確規定不準進行掠奪和屠殺，面對著接連不斷的戰爭以及迫切需要恢復的各項事業，龐大的軍費和財政開支只靠農業稅收難于支持，因此發展商業、信用商人成為忽必烈解決財政問題的重要手段。在這種情況下，元朝政府任用各族商人出任中央政府的高官和各級政府的官吏。如花剌子模商人阿合馬、畏兀兒商人桑哥以及漢人盧世榮，先后以理財之能爬上高位。在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中，大部分時間都利用這些人理財經商，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為元朝積聚財富，支持了忽必烈的征服戰爭，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困難，同時卻得罪了其他官僚和漢族地主階級。忽必烈為了解決實際困難，信用商人，又屈服于漢人地主階級和漢化較深的蒙古貴族的壓力，處罰商人。

同時，元廷直接派人經營多種官營商業，實行政府專賣，壟斷專利，而且蒙古貴族也多與商人相結合從事各種商業活動或進行高利貸剝削。因此元朝的商業、交通和中外經濟文化交流都比較發達。

忽必烈在位時，大力推廣“鈔”（即紙幣），并將之引入流通領域，使它成為財政的基礎。早在中統元年（1260年），他便發行中統元寶交鈔，史稱中統鈔，各地通用，可用于交納賦稅。同時在各地設置平準行用庫，撥付白銀作錢本，即發行準備，用以調劑物價，推行鈔法。中統鈔雖以文、貫為單位，但其發行準備是白銀，1貫中統鈔值白銀1兩。這就意味著貨幣向銀本位方向過渡。中統鈔有白銀作十足保證，發行量又不大（至元十年，即1273年以前，每年不超過十萬錠），政府又隨時用銀收回舊鈔，所以在頒行之初，鈔值穩定，行用十七八年，也沒有發生貨幣貶值的現象。

至元十三年（1276年），忽必烈收兌江南流通的關子、會子，禁用銅錢，中統鈔也由木版印刷改為銅版印刷，以統一全國紙幣。但隨著發行的額大增，其購買力則開始不穩定，此后即一再貶值。統一后的元朝繼續使用紙幣，并整頓鈔法，規定了金銀的收兌價格。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發行至元寶鈔。

總的來說，元朝初年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紙幣管理制度，對紙幣的發行與流通都作了相應的規定。它比宋朝的“稱提之術”要明確細致得多，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紙幣條例。元代大規模地長期實行鈔法，在商業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c.建設站赤，中外交通

元朝都城大都“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眾，無不仰給于江南”，各級政府機關、軍隊以及“編民”的物資供應，全國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都依靠水陸交通。正是由于這種社會需要，使元朝形成了發達的水陸交通網絡。

蒙古的驛站（即“站赤”）在成吉思汗西征時就開始建立，當時是為了解決使節往來、消息傳遞和物資交流問題。元朝建立后，為有效管轄遼闊的疆域，并加強與四大汗國（兀魯思）的聯系，繼承并進一步確立了驛站制度。元朝的水陸驛站規模宏大、十分發達。在蒙古人統治的范圍內，以大都為中心，東連高麗，東北至奴兒干，北至吉利吉思，西達伊利汗國和欽察汗國，南接安南、緬甸，烏斯藏均設有驛站，呈現“星羅棋布，脈絡相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的形勢。驛站是元朝國民經濟的命脈，對鞏固元朝的統治，加強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發揮了重大作用。

元代南北之間有運河和海道，東西之間有各條自然河流。運河的開鑿雖然沒能徹底解決南糧北運問題，但卻為南北之間的商業運輸提供了不少方便。而元代的海運卻是十分突出的。伯顏攻下臨安后，因兩淮地區仍為宋軍控制，變派人由海路將南宋的圖籍、儀仗、樂器等物運往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年），因河運糧食北上不便，伯顏建議由海道運輸，從此海道成為元朝南糧北運的主要通道。元政府開辟了劉家港（今江蘇太倉）到渤海直沽（今天津）的海運，隨時將南方的糧食和海外的物資運往北方。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暫停東南沿海的貿易，施行海禁政策。兩年后弛禁。

忽必烈通過賜予和朝貢關系，與四大汗國保持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互相之間不斷有使節往來。使者及其隨從則乘機販運貨物，每一批使者實際上是一支龐大的商隊。與此同時，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大批來到元朝，斡羅思、欽察草原和伊斯蘭教各族人民通過被掠奪、移居的方式抵達內地，被稱為色目人。其中不少人從事商業活動，也有不少人組成了元朝軍隊，如阿速衛、欽察衛、斡羅思衛等。內地的手工業者、醫生和其他學者也有人移居到各汗國。元朝和各汗國在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學術各方面都互相影響。中亞城邦中所習用的理算、撲買與商業斡脫組織等制度，都在內地推行。元朝的鈔法和驛站制度也傳到伊兒汗國。伊兒汗國丞相拉施德丁在編寫《史集》時，有中國學者參加編纂。《史集》中關于蒙古及元朝的一些史實，主要得自出使伊兒汗國并留在該處的元朝丞相孛羅的口授。

③軍事 a.對其他國家/政權主要戰爭

忽必烈在位期間，對其他國家和政權的戰爭頻繁。他的戰略目標，是欲令這些國家臣服于元，重振蒙古三次西征的雄風，但結果大都是損兵折將，遭到失敗。今展示其統治期間的相關戰爭如下：

年代

主詞條

用兵對象

主要將領

結果

至元五年（1268年）至至元十六年（1279年）

忽必烈滅宋之戰

南宋

伯顏、史天澤、阿術、劉整、張弘范等

滅亡南宋，統一全國

至元三年（1270年）至至元十年（1273年）

第七次蒙麗戰爭

高麗

頭輦哥、忻都等

三別抄被消滅，高麗成為元朝的“駙馬國”

至元十九年（1282年）至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

占城之戰、元越戰爭

占城、越南陳朝

唆都、脫歡等

元軍失利，雙方議和，恢復宗藩關系

至元十一年（1274年），至元十八年（1281年）

第一次、第二次元日戰爭

日本鐮倉幕府

忽敦、忻都、洪茶丘、劉復亨、范文虎、李庭等

元軍失利，未能使日本臣服

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元十七年（1280年）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

元緬戰爭

緬甸蒲甘王朝

吾答爾等

蒲甘王朝及所屬各部相繼歸順元朝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至至元三十年（1293年）

元征爪哇之戰

爪哇信訶沙里王國

史弼、亦里迷失、高興等

先勝后敗

b.軍制改革

在奪取政權以后，忽必烈確立了“內立諸衛，屯田閱武，居重御輕”的方針，對蒙古汗國時期在中原推行的游牧分封領地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首先，他即位之后，改變蒙古軍分為兩翼、由萬戶長而下一統到底的制度，改變由都元帥節制探馬赤軍和漢軍的制度，設樞密院掌管全國軍政，加強了中央集權。其次，他花費三十多年時間，一邊建立以漢人為主的侍衛親軍，同時以蒙古軍“分屯大河南北，以余丁編立部伍，絕其虜掠之患”，“遇征伐則遣之”，逐步確立了中央宿衛軍（侍衛親軍）和地方鎮戍軍兩大系統，作為保衛元朝中央統治政權的重要核心武裝力量。第三，為了防止漢軍世侯擁兵自重，他改變漢軍由私家掌握的狀況，或令漢軍世侯易軍為將，或令漢軍世侯改任民官。對蒙古軍的軍官世襲制（怯薛軍）也進行了改革，核心職位仍可世襲，但軍隊因調動分合而不再始終為某一家族所掌。第四，他為適應戰爭形勢的變化，提倡使用鐵火炮等新式武器，發展進攻型的、獨立的水軍和炮軍，實施多兵種協同作戰。他還注意用南宋降將訓練軍隊，學習南宋在軍訓方面的長處。第五，他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軍屯制度，以促進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推動對邊疆地區的開發，保證軍隊資糧的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