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要鬧大了才能解決

長沙一位小區業主閔某，半夜開車回家時，發現地下車庫里的自家車位被一輛紅色本田車占了。他輾轉聯系到車主，要求挪車，但他恐怕萬萬沒想到，就這么一件小事，竟然折騰了整整10天才塵埃落定。

在這10天里，為了調解雙方的糾紛，有關單位一共組織了多達六次調解：

第一次調解：7月2日15時，東華社區、德峰小區物業組織雙方進行調解； 第二次調解：7月3日16時，秀峰派出所、東華社區再次組織雙方進行調解； 第三次調解：7月6日19時許，秀峰派出所、東華社區、德峰小區物業一同接待閔某，閔某表示愿意和彭某某進行協調； 第四次調解：7月7日15時許，秀峰街道、平安法制辦、派出所、司法所、東華社區以及市體育局等單位組織雙方進行調解，這是霸占車位的女事主的單位（市體育局）第一次出面； 第五次調解：7月8日16時，長沙市體育局、開福公安分局、秀峰街道牽頭組織雙方進行調解； 第六次調解：7月10日16時，長沙市體育局和屬地相關負責人分別組織雙方進行調解。

7月10日晚，“長沙占位女車主”彭某終于低頭道歉，并手寫道歉書給車位所有人閔某。

很多人可能都會疑惑：就這么個茶杯里的風波，為什么要鬧這么大才能解決？

霸占別人的車位還那么囂張，這當然相當霸蠻，但更確切地說，這其實是人格不成熟，心智仍停滯在全能自戀階段，后退一步就意味著自我崩潰，才會將認錯看作是自我的徹底屈服。

在7月8日的第五次調解中，雙方對峙了長達11個小時，竟然一直到凌晨3點，仍然無果。當車位主人要求道歉時，彭某仍堅持4點要求：

她可以道歉，但不能公開道歉信； 對方不能拿調解同意書； 不能拍視頻； 她道歉后，車位主人閔某須就堵車行為向她道歉。

可以看出，她最多只能私下不留痕跡地道歉，卻不認為車主有權維護自己的私有財產（那個車位是他花8萬買的），而要求對等道歉，給夠她面子。換言之，在這種人的認知里，永遠只有“我對你錯”，跟她講道理是沒用的，因為她只在乎輸贏，而贏的必須是她自己。

她之所以養成這樣的個性，必然也是因為嘗到了太多甜頭，因為絕大多數人確實會息事寧人，就此算了，但不巧的是，她這次踢到了鋼板。

認為車位主人是個“積極維權者”，而對這樣的人來說，

車位被侵占，不僅僅是一天損失多少塊錢的問題，而是一種人格尊嚴的喪失。對方的欺騙、傲慢、報警，甚至站在道德制高點對他批判，都讓他感受到了遠超過車位損失的痛苦。這種痛苦在麻木看客身上可以忽略不計，但在一些人身上，卻是深入靈魂的打擊。如果權益無法得到維護，那么，他作為一個人的完整性也將喪失。這也就是他為什么一定要對方正式道歉、公開道歉的原因。

然而，那位霸占車位的女車主彭某，其實也是在維護人格尊嚴，她之所以在單位都出面調解后仍然杠到底，是因為在她看來，退讓、道歉就意味著人格的崩塌。

就這樣，原本的小事，就成了雙方的激烈對決，因為人格尊嚴是無法妥協的。最終她選擇了一條“高風險博弈”的道路：要么全贏，要么全輸。正因此，她一次次錯過了本可以更小代價解決紛爭的機會，直到事情鬧大，她被停職調查為止。

但她真的知道錯了嗎？恐怕她不是知道錯了，而是知道怕了。因為人格停留在全能感的人，心智窄得只有權力維度，換句話說，這種人的認錯，其實是迫不得已屈服的一種戰術。

在事后公開的道歉信上，她寫道：

此次事件中，我未經允許占用他人專屬車位，事發后態度不當、推諉回避問題、未能及時認錯改錯，導致矛盾持續升級，給當事業主生活造成困擾，違背公序良俗，也嚴重損害了公職人員形象，給單位帶來不良影響。 在此，我鄭重向當時業主真誠道歉，我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評，服從組織的一切處理。

在這里，她又顯得像是一個做錯事的小學生一樣，似乎“未經允許占用他人專屬車位”只是不禮貌、不文明，但她起初竟在長達四天的時間里拒不挪車，這意味著更深層的問題是她缺乏人我邊界（所以才隨意侵占他人的車位）。她最終的認錯，與其說是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倒不如說是在事件鬧大之后，害怕公眾影響太壞，不得不向權威低頭。

耐人尋味之處就在這里：如果此事局限在私人糾紛的范疇內，她是完全不怵的，因為她拿定主意對方又不是什么權威，拿她毫無辦法；只有此事不斷發酵，涉及“公職人員形象”，產生惡劣的公眾影響，單位也對她停職檢查，她才“求放過”。

當央媒都下場，強調“公職人員的私德真不是小事”，這事的性質就變了，它已經不是你個人輸贏的問題，而成了一種象征，激起公眾的普遍反感。

她沒有意識到的是，當事件仍是私人糾紛性質時，她自恃身份，全然不懼；但正因為她的公職人員，這事的象征意義就遠遠超出了私人糾紛的層面，而這就嚴重了。

為什么在任職單位下場調解之后，她仍然拒不認錯？這并不能簡單地用“愚蠢”、“頑固”或“仗勢欺人”來解釋，恰恰是她精準拿捏住了單位的心態：如果她被認為有錯，那么單位形象也會受牽連，既然如此，單位自然會設法為她開脫。這就好比家長總要回護一下自家孩子，不然你是不是也得承認管教無方？

這實際上是一種綁架，也可印證她人格結構里的全能自戀感：為了自己的面子，為了贏得這場權力博弈，她不惜拖上所屬單位。

老實說，她差點就真贏了。從“長沙發布”的那份措辭精巧的通報來看，不說采用了她的說法，至少內容要避免對體育局不利，那就必須輕描淡寫，顯得她并無大錯，各打五十大板，甚至讓人以為對方過錯更大。

然而，問題在于：體育局的調解、官方通報，最終都是為了淡化不良影響，讓此事盡快翻篇，她的個人輸贏是不重要的；而當此事越鬧越大時，只有快刀斬亂麻，跟她切割，對單位來說才是及時止損的最佳辦法。

這是正義的實現嗎？或許是。但我實在笑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