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英剛：一個被遺忘的名字，和新疆民間戶外的開始

2023年7月12日，英剛在西藏日喀則去世，59歲。消息傳回烏魯木齊后，朋友們為他舉行了遺體告別儀式和緬懷音樂會。來到現場的不只有登山者，還有曾與他一起進入沙漠、古道和考古遺址的人。有人記得他在山上拉手風琴，有人記得酒桌上的俄羅斯民歌，也有人記得，他總能把一群原本分散的人聚到一起。

中國人首次登頂博格達峰、最早發起成立烏魯木齊市登山探險協會、走過友誼峰、玉珠峰、慕士塔格峰、羅布泊和尼雅——這些是英剛留下的紀錄，卻不是他被人記住的全部原因。人們記得他，更是因為在新疆民間戶外尚未成規模的年代，他愿意拿出自己的錢、放下原有的工作，把一件看起來沒有收益、也未必能成功的事，真正辦了起來。

英剛生前一直想辦成三件事：為舅舅和錫伯族音樂制作一張專輯，重走西遷路，再寫一本回憶錄。他只完成了一件就去世了。

此后，董務江開始收集英剛的日記、照片和朋友們的回憶，花了近兩年時間，替他完成了出書這件事——出版紀念文集《放飛自我，灑脫人生》。新疆早期戶外人再次聚到一起。許多人已經很久不再登山，有人頭發花白，還有一些人已經無法到場。

對許多關注戶外的人來說，英剛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字。這并非因為他和那一代人無足輕重，而是中國民間戶外早期的許多經歷，至今仍未被充分整理和講述。那些進入雪山、荒漠與古道的人，留下的痕跡散落在舊報紙、私人日記、照片和朋友的講述里，也隨著當事人老去而一點點消失。

今天我們重新講述英剛，不只是紀念一個人，也是回望中國民間戶外剛剛起步的年代。

撰文｜談小亦

編輯｜趙景宜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董務江、孫巖、王崢、任玉清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1964年4月9日，英剛出生于新疆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五六歲時，他站在舅舅身邊，盯著琴弦上快速移動的手指看了很久，也想接過吉他試一試。舅舅擔心他年紀太小，把琴弄壞，再三叮囑他小心。英剛拿到琴，卻出乎意料地彈出了一段旋律。

家人記得，他從小便很難安靜下來。和小伙伴捉迷藏時，他曾鉆進醫院的太平間，希望誰也找不到自己。還有一天晚上，他一直沒有回家，父母在大院里四處尋找。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有人發現他夾在一棵核桃樹的樹杈間，仍然睡得很熟。

1982年，英剛進入新疆大學外語系俄語班。同學梁紅星記得，每逢系里舉辦文藝活動，英剛總是最活躍的人之一。他會拉手風琴，也會彈吉他，常用不同語言演唱《伊犁河》。那時，他還沒有成為登山者，卻已經很容易成為人群的中心：熱情，善于調動氣氛，也總能把周圍的人帶進自己的節奏。

大學畢業后，英剛進入新疆外貿系統工作。因為懂俄語，也熟悉多種民族語言，他曾被派往中亞擔任翻譯和中方代表。外地客戶來到新疆，他常帶他們前往天池、南山。當時車輛只能開到山下，剩余的路要靠步行完成。正是在這些往返中，他逐漸接觸到一批喜歡爬山和徒步的人。

1996年夏天，英剛創辦葡萄園飯莊已有一年左右。飯莊生意紅火，他也有一份收入穩定的工作，卻突然告訴朋友王崢，自己準備退出飯莊、辭去工作，專心籌辦一個登山探險協會。

王崢感到不解。在當時，登山是一件費錢、費力，又幾乎看不到收益的事。英剛卻相信，新疆有雪山、冰川、草原、河流、沙漠和戈壁，這些尚未被充分認識的資源，將來一定會吸引更多人走進去。

1996年夏王崢和英剛在葡萄園飯莊，洽商登山探險協會

那時的烏魯木齊，已經有一些人自發進入山野。唐杉、董務新、王鐵男等人各自擁有相對固定的伙伴，也出現過早期的戶外俱樂部。但這些隊伍大多松散，彼此之間缺少穩定的組織，也沒有一處固定的活動場所。英剛想做的，是把這些人聚到一起。

經過多次商議，他們決定組建一支民間登山隊，同時籌備一個正式的登山探險協會。1996年8月，英剛在烏魯木齊光明路旁的建工巷租下一間帶地下室的小門面。地上用于辦公、開會和接待，也陳列一些當時并不常見的戶外器材；地下室則存放帳篷、繩索和其他裝備。

這間小店面積不大，卻同時承擔了辦公室、會議室、倉庫和戶外用品店的功能，也成為山友們固定的聚合點。人們在這里交換進山信息、討論路線、籌集經費，開始認真商量，能不能組織一支真正的民間登山隊。

1997，烏魯木齊登山探險協會宣布成立

1997，一號冰川活動大合影

此后，烏魯木齊市登山探險協會成立，英剛擔任第一屆主席。協會確定了隨隊醫生，招聘了門店工作人員。他們還以英剛兒子的名字，將隊伍命名為"賽龍登山隊"。

這支隊伍最早瞄準的目標，沖頂博格達峰。

為了尋找進入博格達峰的路線，隊員們先后數次前往一號冰川、喀拉烏成山天格爾峰，從達坂城、天池等不同方向探路。他們在冬天進行宿營訓練，測試自己的耐寒能力，也練習攀冰、缺氧自救和高海拔適應。

那時沒有成熟的民間登山課程，也沒有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準備方式。很多知識只能從專業登山隊留下的資料中尋找，再通過一次次進山自行驗證。衣服能否抵御低溫，帳篷能否承受風雪，冰爪是否牢靠，身體到了高海拔會出現什么反應，都要自己試過才知道。

王立波，在烏魯木齊市環球大酒店出發儀式舉旗

1997年7月21日下午，七名隊員在烏魯木齊市南門體育館前舉行了一個簡單的出征儀式，隨后前往博格達峰。王鐵男擔任隊長，英剛也是隊員之一。有限的裝備、不充分的經驗和過剩的熱情，幾乎是這支民間隊伍的全部資本。

他們把每個人需要攜帶的食物和裝備一一列出：馕、方便面、火腿腸和巧克力，加上睡袋、羽絨服、冰鎬和繩索，每個人的背包接近30公斤。第一次站在博格達峰前，一些隊員甚至無法相信，人真的可以爬上眼前的山。

途中，他們遇到專業登山者胡峰嶺。對方看到這支由不同年齡和職業的人組成、裝備簡陋的業余隊伍，感到意外。他用了一個下午，教他們打繩結，講解登山要領和發生意外后的救護方式，還把可以提供的裝備借給準備繼續向上的隊員。

但熱情無法替代經驗。隨著海拔升高，天氣迅速惡化，隊長王鐵男又突發肺水腫。7月28日，全隊緊急下撤，第一次攀登博格達峰以失敗告終。

下山后，王崢根據資料和隊員們的講述，以英剛的第一人稱寫成一篇長篇通訊，刊登在《新疆日報》。雖然沒有登頂，這支民間隊伍卻第一次通過報紙進入了更多人的視野。

對一支剛剛形成的民間登山隊來說，第一次失敗本來完全可能成為結束。他們已經投入了大量時間和精力，也第一次真正知道，一座技術型雪山意味著什么。但隊伍沒有散去。建工巷的小店仍然開著，地圖繼續鋪在桌面上，進山訓練也沒有停止。

對英剛來說，第一次下撤只說明了一件事：這件事還沒有辦完。

第一次攀登暴露出的一個直接問題是裝備。1998年3月，英剛和王崢飛往北京，拜訪國家登山協會，并在當時為數不多的登山用品商店里補充器材。帳篷、睡袋、登山靴、冰鎬和繩索等裝備，最后裝滿了三大麻袋。他們還花800元，買下一只潘多登頂珠峰時使用過的望遠鏡。

這批器材共花費近五萬元，全部由英剛個人承擔。

但他們仍然買不起所有現成裝備。這一年夏天，張東認識了英剛，成了他的"非正式助手"。協會的人常聚在地下室里，對著日本、瑞士登山隊留下的路線圖和資料，一遍遍研究博格達峰。

陽光之旅探險俱樂部的隊旗

日本生產的防雪套價格太高，英剛便帶著張東鉆進面粉廠附近的鞋料市場，尋找可以替代的材料。穿過路邊一個狹小的門洞，里面是一排排低矮的房子。店門口堆著裝滿鞋料的大口袋，煤油爐的油煙和炒菜的味道混在一起。他們在這里挑選材料，研究繩子、鐵鎖和其他便宜耐用的替代品。

自制的防雪套后來測試失敗了。當年，山友們普遍沒有多少錢。有人回憶，在外面吃一碗五塊錢的過油肉拌面，也要猶豫很久。到英剛那里開會，他卻常常一次請上十碗。

張東后來還記得，自己第一次跟著英剛抵達博格達大本營，抬頭望見那座山時，心里只有一個念頭："這山，人怎么可能爬上去？"

1998年7月25日，經過一年多的探路、訓練和裝備準備，登山隊再次從烏魯木齊出發。兩天后，他們抵達海拔3580米的營地。博格達峰就在頭頂，營地里數十面彩旗迎風飄揚。

8月1日，英剛所在的第三結組開始向上攀登。黃昏時，他卸下背負的物資，拿出特意帶上山的俄羅斯小手風琴，面對博格達峰拉唱了一個多小時。

吳新剛（前）、英剛（中）、王立波（后），他們在給4700米營地送物資

音樂并沒有讓接下來的攀登變得容易。第二天中午，冰雹、大雪和濃霧同時到來，隊伍被迫停止前進。此后幾天，天氣預報與山中的實際情況不斷出現偏差，對講機也時常失靈。前方營地的隊員所剩物資不多，后續結組卻在風雪中數次受阻。

8月5日，風勢稍弱，英剛和隊員再次向上。他們踏著沒過膝蓋的積雪，在巖石和冰壁之間尋找被雪掩埋的登山繩。上方滑落的積雪不斷灌進英剛的衣領，冰塊砸在他的頭和臉上。長時間的缺氧和疲勞讓他不停打哈欠，一坐下來便幾乎要睡著。

通過五千米高度時，英剛順著一根埋在雪里的綠色尼龍繩走錯了方向。繩子在冰壁前突然消失，他貼著陡坡尋找出路，身體卻開始向下滑。腰間的安全帶將他托住，他急忙把冰鎬砍進冰面，重新穩住身體，再借助冰鎬和冰爪橫跨冰壁，回到能夠繼續向上的位置。

當天，他抵達海拔5080米的突擊營地。那只是一塊面積約十平方米的傾斜雪坡。

8月6日清晨，他們帶上結組繩繼續向峰頂推進。天氣再次起霧，能見度越來越低，積雪沒過膝蓋。翻過一段陡峭冰槽后，他們在一個雪包旁發現一塊用巖錐固定的鋁牌，上面刻著前方四名隊員登頂成功的消息。

英剛聽見有人喊"我們登頂了"，加快腳步沖上雪包，眼淚流了下來。但他們很快發現，左側另一個雪包才是真正的主峰。

所有人再次向前。

最終，英剛和六名同伴站上博格達主峰。周圍沒有開闊的風景，只有一片濃霧，能見度不足十米。峰頂呈狹長的面包形，積雪厚實。幾個人站在白茫茫的霧氣里，終于確認：他們真的上來了。

1998年8月6日，英剛（右一）、董務新（右二）、楊立群、吳新剛、宋玉江、鄒志強六人成功登頂博格達峰。這是中國人首次登頂博格達主峰

很多年后，張東回憶起這次攀登時說，沒有英剛這樣始終目標明確、在前面推動事情的人，“事辦不成，山也登不上去”。

博格達之后，英剛又把目光投向了友誼峰。

友誼峰位于阿爾泰山中蒙邊境一帶。為了這次攀登，英剛和隊員準備了一年多。對他而言，這不僅是一次普通的登山活動，也關系到中國登山者能否留下首登記錄，以及自己創辦的民間登山組織能否繼續向前。

2000年7月9日，英剛第一次向友誼峰進發。途中，他從一匹烈馬上摔下，右腿骨折，行動被迫中止。

一般情況下，這次受傷足以讓整個計劃延后。但僅僅休養一個月，腿還沒有恢復，走路仍一瘸一拐，英剛便再次出發了。

8月12日，他乘船前往喀納斯湖頭。此時，攀登活動已經遭到阻止，原本的隊伍和馬匹安排也發生變化。英剛和隊員商議后，決定繼續以個人名義行動。為了節省開支，他們沒有足夠的保險和通信保障。除公司業務必需的現金外，英剛把賬戶中能夠動用的錢幾乎全部帶在身上，背著親友重新踏上了前往友誼峰的路。

英剛獨劃皮舟橫跨白湖

剛到白湖附近，傷腿便開始腫脹。騎馬經過密林時，兩棵樹之間的距離很窄，英剛尚未愈合的腿幾次被樹干擠壓，疼得他大罵。透過樹林第一次看見白湖時，他甚至沒有心情欣賞，只是擔心自己的身體還能不能繼續。

但已經投入的時間、錢和精力，又讓他無法停下來。

8月16日，他們正式向山中推進。英剛拖著傷腿走在最后，隊友為他制作了一根木拐杖。經過碎石山坡時，每一步都會牽動傷處。他一度把背包留在原地，試圖減輕負擔，腳上又很快磨出了水皰。

第二天，他選擇從冰川上行走。穿上登山靴和冰爪后，傷腿能夠相對穩定，但冰川坡度很大，一個小時只能前進約一百米。腳疼得幾乎要哭出來時，他發現對講機也落在了后面，一度產生了終止攀登的念頭。

可這個念頭沒有持續多久。

英剛在日記里寫，強烈的攀登欲望，以及不甘心此前所有付出落空的心情，又驅使他繼續向上。他把行走拆成極小的單位：海拔每升高幾米便停下來休息，或者走上一百個碎步，再重新調整呼吸。

8月20日晚上，他們先向附近的奎屯峰進發。冰坡下方分布著寬窄不一的冰裂縫，英剛的右腳已經很難承重，只能借助冰鎬，以外八字的姿勢一點點向上移動，有時甚至倒著攀登。

其他兩名隊員早已到達峰頂。晚上八點半左右，大霧彌漫，他們在上方向英剛呼喊，讓他盡快下撤。英剛距離頂峰還有約兩百米，卻無法接受就此返回。

晚上9點02分，他終于到達奎屯峰頂。

英剛到達友奎屯峰合影

但奎屯峰并不是這次行動最終的目標。接下來的幾天，大風持續，食品和燃料越來越少，他們數次產生放棄友誼峰的念頭。返回營地途中，英剛的左腳又扭傷了。此時，他的兩條腿都已經不同程度受傷。

8月25日，另外兩名隊員再次有了退意。英剛仍然堅持繼續。他騎馬穿過亂石灘，向友誼峰靠近。無法騎行后，他又背起約三十公斤的裝備徒步前進。雙腿的疼痛如同針刺，跨越石堆時還數次滑倒。走到后來，身體仿佛已經失去對疼痛的感知，只剩下機械地邁步。

8月26日，天氣終于轉好。上午九點，他們再次開始沖頂。途中經過冰裂縫、冰崩和積雪覆蓋的坡面，三個人幾乎只剩下一個念頭：繼續向上。

下午3點20分，他們登上友誼峰。

英剛和迪力夏提，在友誼峰

2000年8月26日。左起：任玉清、迪力夏提、英剛登頂友誼峰

在董務江看來，英剛是個"答應的事一定要辦"的人。博格達如此，友誼峰也是如此。別人看到的是傷腿、天氣、資金和通信條件，他更在意的，卻是這件事是否已經完成。

這種性格讓他把許多看起來不可能的計劃變成現實，也讓他一次次把自己推向危險的邊緣。他不是感受不到疼痛，也不是從未產生過放棄的念頭。恰恰相反，他的日記里不斷出現猶豫、疲憊和對身體的懷疑。但每一次，他最終都選擇繼續。

英剛日記

完成友誼峰攀登后，英剛逐漸離開了自己參與創辦的登山協會和俱樂部，前往中亞工作。此后的許多年里，他不再以一個組織負責人的身份出現，卻沒有真正離開山野。有了錢，他便再次投入登山、古道穿越、沙漠考察和音樂活動中。

可以離開組織，身份也可以改變，但只要認定了一件事，他仍然會想辦法把它做完。

英剛去世后，董務江整理英剛的日記，才知道他當年是拖著一條骨折后尚未恢復的腿進入阿爾泰山。2003年，兩人曾一起徒步進入尼雅，在沙漠中相處了九天，英剛卻從未向他提起這段經歷。

"成也是這種性格，敗也是這種性格。"董務江說。

英剛很少講他登過的山，董務江記住的，反倒是他唱過的歌。

英剛會拉手風琴、彈吉他，也會用不同語言唱歌。大學時代，每逢外語系舉辦文藝活動，他總是最活躍的人之一。《伊犁河》是他常唱的一首歌。后來，無論是在雪山營地、沙漠考察途中，還是朋友聚會和酒桌上，只要身邊有琴，他常常又會唱起它。

張東覺得，《伊犁河》很像英剛本人。歌聲里有熱情，也有一種未經修飾的直率；有時粗糲，有時又顯得孩子氣。正式場合，他會唱錫伯族歌曲和俄羅斯民歌；私下和熟人在一起，也會唱酒歌，講一些不那么莊重的笑話。他想逗大家高興，有時卻故意板起臉，裝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他很容易成為人群的中心，但并不只是因為會唱歌。

2019年4月，英剛與朋友們在達坂城黑溝營地。 左起：王疆、楊華、董務江、劉玉、田英剛。

2019年7月12日，英剛登頂慕士塔格峰

在張東的記憶里，英剛首先是一個"辦事的人"。大家在建工巷研究路線、準備裝備，許多人連一碗五塊錢的過油肉拌面都舍不得吃，他卻會一次請上十碗八碗。現成的裝備買不起，他就去市場尋找替代材料；做出來的東西測試失敗，再想其他辦法。只要答應下來的事，他便不會輕易放到一邊。

董務江說，英剛總能把原本沒有關系的人聚到一起。登山者、考古工作者、音樂人、商人和旅行者，因為不同的事情認識他，后來又被帶進同一段旅程。有人跟著他走進雪山，有人和他進入沙漠與古道，也有人只是坐在一張桌子旁，聽他唱過一首歌。

此后的許多年，工作、經商、音樂和探險時常交織在一起。有了錢，他又把錢投入登山、古道穿越、沙漠考察和音樂活動；每到一個地方，常常又會生出新的計劃。

在朋友看來，英剛的生活很難被歸納成一條清楚的軌跡。他似乎總在出發，也總在籌備下一件事：辦一場演出，制作錫伯族音樂專輯，進入新的山谷和遺址，再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書。有些計劃辦成了，有些停在中途，還有一些隨著他的去世，再也沒有機會繼續。

2021年，梁紅星在北京再次見到英剛。距離他們進入新疆大學，已經過去近四十年。英剛老了一些，仍然在談以后想做的事。聚會中，他拿起巴揚手風琴，又唱了一遍《伊犁河》。

英剛生前一直想舉辦一場屬于自己的音樂會，最終沒有實現。去世之后，那些聽過他唱歌的人，卻因為他的音樂再次聚到了一起。

有人記得他在博格達峰下拉了一個多小時手風琴，有人記得酒桌上的俄羅斯民歌，也有人記得，他總能從一個看起來沒有條件的地方開始，把場地、裝備和人一點點湊起來。

英剛生前一直想寫一本記錄自己經歷的書，卻還沒有來得及完成。這幾年，董務江開始收集他留下的日記、照片和資料，也請他的同學、家人和山友寫下回憶。很多故事只存在于當事人的記憶里，不同的人記得不同的細節，有些時間和地點已經難以核實。原以為很快可以完成的事情，最后花了近兩年。

2004，董務江重走夏特古道，祭奠哥哥董務新。董務新是一位著名探險家?。他以多次穿越羅布泊、登頂博格達峰等壯舉聞名，被譽為“董大俠”。董務新和英剛是非常親密的朋友。

2026年5月，英剛兒子賽龍、英剛母親吳扎拉-阿利亞，與《放飛自我，灑脫人生》作者董務江。

在這個過程中，董務江也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朋友。他發現，英剛很少主動講述那些最艱難的經歷。登頂、受傷和遭遇危險，被寫進日記，卻未必出現在朋友之間的談話中。大家記得更多的，往往是他怎樣唱歌、請人吃飯，怎樣突然提出一個計劃，又怎樣催促所有人把事情做下去。

后來，董務江把這些散落的材料整理成紀念文集《放飛自我，灑脫人生》。"他要出一本書，我替他出了。"

新書面世時，新疆早期戶外人再次聚在一起。許多人已經很久不再登山，有些人頭發花白，還有一些人只剩下照片。

你會懷戀早年的戶外生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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