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葉與稻花：上古中印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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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貳》

菩提葉

菩提作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種象征，已經受到特別的關注。菩提樹原產印度，據說大約與佛教同時傳入中國。唐代文獻《封氏聞見記》中寫道：“娑婆樹一名菩提，葉似白楊，摩伽陀那國所獻也。”史籍記錄則有年代更早的《梁書·諸夷列傳·海南諸國》“盤盤國”條：“（中大通）六年（534 年）八月，復使送菩提國真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詹糖等香。”菩提即梵文Bodhi 音譯，意譯或可作“覺”、“道”、“智”，指徹悟境界。南北朝時，貴族有以“菩提”作為人名的情形，《宋書》《魏書》等正史都有記載，可知“菩提”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已經為當時社會所熟悉。

如果菩提確實是隨佛教傳入中土，則來華時代很可能早至西漢晚期到東漢初期。一說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 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魚豢：《魏略·西戎傳》）。《浮屠經》，即佛經，是為佛教傳入內地之始。一說漢明帝永平年間，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次日問群臣，得到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的知識，于是派遣中郎蔡愔等前往西域訪求佛法，于大月氏寫佛經42 章（《牟子理惑論》）。或說永平十年（67 年），蔡愔等人于大月氏遇沙門，并得到佛像經卷，用白馬馱回洛陽。漢明帝特為之建立精舍，是為白馬寺。中國文化開始受到產生于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影響，同時也以中國文化的開放胸懷與強大內力，融合并改變了這種宗教。《魏書·釋老志》說：“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認為張騫開通絲綢之路，中原人才開始得到有關印度和佛教的知識。就江蘇連云港孔望山東漢佛教摩崖造像的發現，有的學者結合東漢佛教盛行于東海地區的記載，推測孔望山佛教藝術從海路傳入的可能性很大。佛教傳入內地，或許并不只是途經中亞一路。據《漢書·地理志下》的記載，西漢南洋航路“船行”可至黃支國，“黃支之南，有已不程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西漢王朝的使節曾經抵達的“已不程國”即“師子國”，也就是今天的斯里蘭卡。中外學者也基本認同, 黃支國即印度康契普臘姆。東漢時期，中國和天竺（印度）之間的海上交通相當艱難，然而仍大致保持著暢通，海路于是成為古印度與古中國文化聯系的重要通道。中國錢幣“半兩錢”在斯里蘭卡等地出土，說明這種經濟聯系在秦代或西漢初期已經形成。

洛陽白馬寺

廣州及廣西貴縣、梧州等地的西漢墓葬出土多尊形象明顯異于漢人的陶俑。這類陶俑一般顴高唇厚，下頜突出，體毛濃重，服飾方面往往纏頭、綰髻、上身裸露或披紗，女性侍俑則下體著長裙。這些特征與東南亞某些土著民族相似。然而從另一些陶俑深目高鼻的特點看，則又可能以南亞及西亞人作為模擬對象。這些形象特異的陶俑，也可以作為反映西漢時期南洋海路航運暢通的物證。

《漢書·地理志下》說到入海交易的奇物之一“璧流離”，這種外來寶物在漢代畫像中也有體現。山東嘉祥武梁祠漢畫像石刻可見圓形中孔、面有方罫文的玉璧，有題刻曰：“璧流離，王者不隱過乃至。”可見“璧流離”被當時社會普遍視為珍奇。“璧流離”的語源，日本學者藤田豐八以為即梵文俗語Verulia 或巴利文Veluriya，漢譯又作吠瑠璃、毘瑠璃、鞞瑠璃等。這一古印度名稱得以長期沿用，說明由黃支等地輸入物資的海路保持暢通，使得人們未能淡忘這種寶物在原產地的稱謂。

《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述永寧元年（120 年）撣國遣使奉獻事，說到位于今緬甸的撣國與大秦的海上聯系：“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自言“海西人”，很有可能浮海而來。《后漢書·西域傳》說：“大秦國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大秦又稱黎軒、犁靬、犁軒，或謂泛指古代羅馬帝國，或指古代東羅馬帝國，包括今地中海東岸土耳其、敘利亞及埃及一帶，也有認為其專指敘利亞的說法。《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說，大秦與東方往來通路有陸路也有海路，而海路似較先開通。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看來漢代文物資料中出現的深目高鼻的“幻人”形象，可能多是經由海路東來的古羅馬雜技演員。這些藝術家遠來中土，曾輾轉經行古印度地方。

從《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傳》關于“大秦道”的說法，可知《魏略》的作者當時已經認識到海西幻人的來路大略有三條，即：西域陸路；交趾海路；海陸兼行的益州、永昌路。兩漢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晉寧東。東漢時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東北。《后漢書·西域傳》記載：“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赍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海路航行之艱險，成為東方與西方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嚴重阻隔。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大秦”與“漢”的往來，經“安息、天竺”中轉。大秦使臣曾經由南海航路來訪：“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安敦，可能是公元138 年至161年在位的羅馬皇帝安東尼·庇護（Antoninus Pius），或者是他的繼承人、公元161 年至180 年在位的羅馬皇帝馬庫斯·奧里留斯·安東尼（MarcusAurelius Antoninus）。大秦使節終于抵達漢地，于公元166 年“始乃一通”，應當于“安息、天竺”得到了經行的條件。

《太平御覽》卷七七一引康泰《吳時外國傳》：“從加那調州乘大伯舶，張七帆，時風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國也。”《水經注·河水一》引康泰《扶南傳》：“從迦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迦那調洲，一說在今馬來半島，一說在今緬甸沿岸，一說在今印度西岸。有的學者確認迦那調洲是在孟加拉灣西岸，南印度的康契普臘姆。當時漢人前往大秦，往往海路與陸路交替進行。印度地方曾經是中國與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

浙江省余姚縣河姆渡遺址出土的炭化水稻

上古時代中國與印度地方的交往，可以上溯至稻作文化發明與傳播的時期。在世界范圍內，水稻是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糧食作物。對于水稻的起源，則有印度與中國兩種觀點的爭論。有學者指出，歐洲很多語言中“稻米”一詞的由來最終均歸為梵語vrpīhi，有人認為這一詞源關系反映了水稻自印度西傳的過程，而且暗示其起源地也在印度。然而人們注意到，中國的水稻品種較印度更豐富。印度栽培的幾乎都是秈稻，中國則既有秈稻也有粳稻，二者都培育出了大量品種。水稻原產中國的說法得到考古發現的支持。河姆渡文化是確定的稻作文化，距今已經有約七千年的歷史。上山遺址出土的大量稻殼年代確定為1 萬年前，玉蟾巖遺址出土的一粒炭化稻谷年代則為1.2 萬年前。中國南方先于恒河流域諸遺址，是已知最早馴化水稻的地區。經過更細致的工作，許多學者承認，最早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出現了野生稻經馴化后的產物粳稻，隨后與黍等糧食作物以及桃、杏等果品經由史前交通線路流傳到印度。通過粳稻與野生稻的雜交，在恒河流域開始了秈稻的培育。秈稻在向四方傳播的過程中，又再次傳回中國南方。也就是說，水稻起源于中國，在“原始中心”中國和“次生中心”印度都得到發展，并向更廣闊的空間傳播。對稻作文化的起源地點和傳播路徑的探索和說明，描繪出了中印早期交流史絢麗的文化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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