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玉武||刑罰權濫用：刑事辯護的第一性原理||比較法刑辯

刑罰權濫用：刑事辯護的第一性原理

——兼論國家追訴權的邊界

內容摘要：

在當下的宏觀經濟與法治生態中，國家刑罰權正面臨著一場深刻且隱蔽的“工具化”危機。從經濟領域的“遠洋捕撈”式逐利性執法、以刑化債，到商事治理中的股東內斗刑事化，再到基層行政中的以刑代管，國家追訴權正逐漸偏離懲罰犯罪、維護法秩序的初衷，異化為特定主體實現外部利益的強制工具。這種權力的異化不僅摧毀了公民的財產與企業的生機，更從根本上動搖了市場經濟的法治根基。本文溯源刑罰權的正當性基礎，以調查性與實證性的視角，深度解剖當下刑罰權濫用的全景病理，并引入德國、美國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比較法控權經驗。基于此，本文提出，在現代法治語境下，“比較法刑辯”應當成為重塑辯護理念的核心方法論，將“限制國家追訴權邊界”確立為刑事辯護的“第一性原理”。

關鍵詞：刑罰權濫用；國家追訴權；比較法刑辯；最后手段性；程序濫用阻卻；涉企犯罪

第一章 導論：刑罰權工具化危機與法治的隱憂

第一節 刑罰權的本質與異化的“中國場域”

國家追訴權，作為現代國家機器中最具強制性、剝奪性與暴力色彩的權力，其天然使命在于懲治犯罪、維護法秩序。在社會契約論的經典敘事中，洛克與盧梭早已為這項權力劃定了嚴格的正當性邊界：人民讓渡部分自由以構建利維坦，是為了換取生存的安全與權利的保障，而非制造一個可以肆意吞噬私有產權與人身自由的巨獸。

然而，審視當下的司法實踐，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極具痛感的現實：在多重利益的驅動下，刑罰權正逐漸偏離法治的既定軌道。現象的表層，是各類令人扼腕的“奇案”頻發——大型國有企業的供應鏈糾紛動輒演變為跨省抓捕的刑事大案；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權僵局通過抓捕對方高管而奇跡般地“破局”；純粹的民事違約被層層包裝為合同詐騙。而現象的深層，則是國家刑罰權的嚴重“工具化”。刑罰權最大的危險，并非在個案中對真正犯罪分子的打擊力度“過輕”，而在于其被泛化、私有化、利益化，淪為地方財政創收、行政強制管理或私人利益博弈的超級籌碼。

第二節 刑事辯護的“第一性原理”

“第一性原理”（First Principles）意指在任何一個系統中，存在一個最基本的命題或假設。在傳統的語境中，刑事辯護的第一性原理似乎天然是“無罪推定”與基于卷宗的“事實之辯”。但在刑罰權被嚴重濫用的當代語境下，這一認知已不足以應對公權力的狂飆。

當指控本身并非出于維護法秩序，而是為了凍結賬戶以逼迫債務和解；當偵查手段并非為了查明真相，而是為了癱瘓競爭對手的商業網絡時，辯護人如果仍然僅僅糾纏于局部的證據鎖鏈（如印章真偽、流水走向），便會陷入控方用公權力資源預設的降維打擊陷阱。因此，本文提出：防范刑罰權濫用，將無限擴張的國家追訴權死死框定在合法、正當與成比例的法治邊界之內，才是現代刑事辯護真正的“第一性原理”。

第二章 刑罰權工具化（合法傷害權）的全景圖鑒與病理解剖

要規制刑罰權，首要任務是運用顯微鏡與解剖刀，看清權力是如何在基層的幽暗處發生異化與越界的。在現有的司法生態中，刑罰權的濫用絕非孤立的個案，而是演化出了一套極具隱蔽性與破壞性的系統性病理。我們可以將其病理演化結構用如下邏輯模型概括：

基于此模型，本文將當下中國語境中刑罰權工具化的現象，深度解剖為以下五大重災區。

第一節 經濟利益場域：追訴權淪為“財富再分配”與“填補財政”的強制工具

在宏觀經濟承壓與地方財政訴求的雙重擠壓下，刑罰權最觸目驚心、對市場信心打擊最大的濫用，體現在公權力對民營經濟與合法財產的強行介入。

其一，“以刑逼民”與“以刑化債”：公權力背書的“超級催收”。

• 病理表現：在復雜的供應鏈金融、對賭協議或大宗商品貿易糾紛中，占據地方資源優勢的債務人（甚至部分地方城投企業），為了逃避巨額的民事執行，通過“運作”地方公安機關立案。罪名通常被設定為“合同詐騙罪”或“虛開發票罪”。
• 深度解剖：其底層邏輯是對“先刑后民”原則的惡意利用。在我國現行訴訟法理中，“先刑后民”本意是為了防止民事判決與刑事判決沖突。但在實踐中，這一原則被異化為“刑事阻斷權”。一旦公安機關以涉嫌犯罪為由立案，法院的民事審判和執行程序便會立刻中止。更可怕的是，公安機關隨之啟動的刑事拘留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徹底摧毀了當事人的心理防線。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極限施壓下，看守所內簽訂的“刑事和解協議”（實質是放棄債權或低價轉讓資產）往往成了換取取保候審的唯一籌碼。在這里，中立的國家機器徹底淪為了特定利益集團的免費且合法的“催收暴力”。

其二，“逐利性執法”（以刑逐利）與“遠洋捕撈”（以刑謀財）：管轄權套利下的財產收割。

• 病理表現：這是近年來飽受詬病、令企業家群體風聲鶴唳的現象。中西部或財政吃緊地區的部分偵查機關，跨越數千公里，對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企業（尤其是現金流充裕的互聯網企業、上市企業）進行突擊抓捕，并在第一時間超范圍凍結企業數億甚至數十億的資金。
• 深度解剖：這種現象的病根在于“管轄權標準的模糊”與“罰沒收入與地方財政返還的利益羈絆”。在網絡犯罪中，公安機關往往通過人為制造極其微弱的連結點（如某位受害人偶然在該地注冊、某臺服務器的鏡像節點在該地）來確立管轄權。在偵查初期，完全無視《刑事訴訟法》第116條規定的“與案件有關的財物”之限制，實施無差別、毀滅性的“超權限、超范圍”查封扣押。對于大型企業（哪怕是具有國資背景的上市公司）而言，基本賬戶一旦被凍結，復雜的商業運轉、龐大的上下游產業鏈會在一周內面臨休克，銀行會立刻抽貸。辦案機關正是利用這種“企業等不起”的脆弱性，迫使企業主動繳納天價“罰金”或“暫扣款”以換取解凍。這種行為的實質，是披著刑事追訴的外衣，利用公權力進行制度性的財富掠奪。

第二節 商事與公司治理場域：追訴權淪為“商戰降維打擊”的不正當武器

市場經濟本應是平等的民商事主體在《公司法》與民法典框架下的自由博弈，但刑罰權的非正常介入，直接摧毀了這種商事治理的邏輯閉環。

其一，股東內斗的“刑事化”與控制權強奪。

• 病理表現：在公司陷入僵局、大股東與小股東發生嚴重利益沖突時，優勢一方（往往是實際控制公章或與地方公安關系密切的一方）不通過公司法上的“股東代表訴訟”或“解散公司訴訟”來解決爭議，而是直接向經偵部門報案，控告對方“職務侵占罪”或“挪用資金罪”。
• 深度解剖：這種操作的險惡之處在于利用偵查程序的“秘密性”與“強制性”。一旦經偵介入，辦案機關可以合法地調取公司的全部核心財務賬冊、封存服務器、帶走核心技術人員。原本勢均力敵的商事談判，瞬間變成了國家機器對個人的碾壓。另一方高管一旦被采取強制措施，其在董事會的投票權實質上被剝奪，公司控制權瞬間易手。追訴權在此淪為了私人強奪公司控制權的“雇傭軍”。

其二，商業競爭中的“精準爆破”與“以刑打競”。

• 病理表現：在爭奪市場份額或競標關鍵項目（如政府招投標、大型國企采購）的關鍵節點，競爭對手突然遭遇公安機關以“侵犯商業秘密罪”或“串通投標罪”為由的突擊搜查。
• 深度解剖：在“親清”政商關系發生異化的地方，特定優勢企業（通常是地方納稅大戶或擁有深厚權力背景的企業）與地方偵查機關結成了事實上的利益同盟。商業競爭的勝負不再取決于產品質量和價格，而是取決于誰能更快地動用公權力資源癱瘓對手。這是對公平競爭市場環境最具毀滅性的毒瘤，它向市場傳遞了一個極度危險的信號：辛勤經營不如結交權力。

第三節 行政治理場域：追訴權淪為“逃避行政聽證”的速效藥

隨著現代社會治理復雜度的增加，部分行政機關為了追求短平快的治理效果，產生了嚴重的“刑事依賴癥”。

其一，“以刑代管”與“穿透式降格打擊”。

• 病理表現：在環保整治、稅務合規、市場準入等行政管理環節，行政機關為降低執法成本、規避繁瑣的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程序，直接將涉嫌違規的線索移送公安機關刑事立案。
• 深度解剖：這種現象嚴重背離了法治的階梯原則。現代法治要求，對于企業的合規瑕疵（如輕微的超范圍經營、偶發的稅務填報錯誤、環保設施的瞬時故障），應當首先適用《行政處罰法》進行罰款、限期整改或吊銷執照。只有當行政處罰窮盡且行為人具有極大的反社會主觀惡性時，刑罰權才能作為“最后手段”出場。但現實中，行政機關為了推諉監管責任或追求“嚴打”政績，將一般行政違法無限拔高并擬制為“非法經營罪”或“污染環境罪”，導致刑法呈現出嚴重的“泛行政化”與“治安化”傾向。

其二，以刑控權與以刑報復。

在一些極端案例中，針對特定的監督者或異見表達者，個別掌權者通過啟動刑事調查、濫用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等手段實施定點打擊。它的法理本質是國家公權力徹底脫離了法律原則的約束，向人治化倒退的危險信號。

第四節 社會管控場域：追訴權淪為“壓制訴求”的維穩工具

其一，“以刑維穩”“以刑化訪”對訴訟法秩序的侵蝕。

• 病理表現：在面對征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訴求、復雜的信訪事件或勞資糾紛時，地方政府為追求“絕對秩序”與“快速平息事端”，直接祭出刑罰大旗，將上訪者、維權者以“尋釁滋事罪”或“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定罪入獄。
• 深度解剖：這是公權力傲慢與基層治理能力退化的集中體現。信訪與維權，本質上是民眾在窮盡常規救濟途徑后的權利掙扎。地方政府不從解決權利受損的根源入手，而是利用刑罰的恐怖效應，從肉體上消滅“提出問題的人”。這種對“口袋罪”的濫用，實質上是將刑法降格為了《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加強版，徹底消解了刑罰的莊嚴感與謙抑性。

第五節 私權糾紛場域：追訴權淪為“民間博弈”的免費籌碼

其一，刑事碰瓷與虛假報案的泛濫。

• 病理表現：在離婚財產分割、復雜的家族遺產繼承等純粹的家事及民事糾紛中，一方為了獲取絕對的談判優勢，通過偽造證據、隱瞞真相，惡意啟動刑事報案程序（如控告對方詐騙、隱匿會計憑證）。
• 深度解剖：其本質是公共權力的“私有化”。國家偵查資源的啟動本應以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為前提，并耗費巨大的稅收成本。但惡意控告者幾乎無需承擔任何預付款，就能召喚強大的國家機器為自己服務。由于當前司法實踐對“誣告陷害罪”的認定標準極為苛刻，導致惡意控告的違法成本極低，收益卻極大，進一步誘發了民間糾紛“動輒報案”的惡性循環。

第三章 限制國家追訴權濫用的比較法治理范式

正如我國著名法律史學者所指出的，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構造在歷史上深受特定歷史時期的“大偵查”模式影響，長期存在著“強職權主義”的慣性。這種基因導致偵查權在啟動和運行中，缺乏外部的實質性阻卻機制。如何將脫韁的刑罰權重新拉回法治軌道？通過比較法視角的審視，各法治發達國家與地區在對抗公權力膨脹中沉淀下的控權經驗，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鏡鑒。

第一節 實體防線：以“客觀義務”與“最后手段性”遏制前端濫權

大陸法系為遏制偵查權的無序擴張，在訴訟理念上設置了嚴格的理論“防洪堤”。

其一，檢察官的客觀義務（Objektivit?tspflicht）。

在德國與我國臺灣地區的法理中，檢察官的定位絕非單純的“國家控訴機器”，而是“法秩序的守護者”。《德國刑事訴訟法》（StPO）第160條第2款明文規定：“檢察院不僅要探明證明有罪的有關情況，而且還要探明證明無罪的有關情況。”同樣，我國臺灣地區“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款也明確要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于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

這一制度設計要求檢察官在面對涉企經濟犯罪舉報時，必須保持高度中立。他們負有法定義務去審查控告人是否存在商業報復、轉嫁債務的惡意。如果發現案件系“以刑化債”，客觀義務要求檢察機關不僅不能批捕，還應主動撤銷案件，從源頭上斬斷利益同盟。

其二，刑法最后手段原則（Ultima Ratio）。

德國刑法教義學泰斗克勞斯·羅克辛（Claus Roxin）反復強調，刑法是社會政策的最后一道防線。凡是能夠通過民事違約責任（如違約金、損害賠償）、行政處罰等手段予以有效規制的行為，刑罰權絕對禁止介入。這是對“以刑代管”與“泛行政化”最直接的理論否定。

第二節 程序防線：以“程序阻卻”與“審查制裁”切斷非法目的

英美法系在應對檢警濫權時，發展出了極具威懾力和實操性的程序性阻卻機制。

其一，程序濫用阻卻教義（Abuse of Process Doctrine）。

該理論在英國普通法中具有極高的地位。在經典的R v Horseferry Road Magistrates' Court, ex parte Bennett案中，英國上議院確立了原則：如果行政機關或警方獲取管轄權的方式或追訴目的嚴重違背了法治底線與司法尊嚴，法官無需費心審理被告人實體上是否有罪，有權直接行使法院的固有權力（Inherent Jurisdiction），頒布終止訴訟的命令（Stay of Proceedings）。只要權力啟動非法，整個訴訟程序即告作廢。

其二，報復性起訴與選擇性起訴的司法懲戒。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防范公權力夾帶私利有一套嚴密的聽證程序。在Blackledge v. Perry案與United States v. Armstrong案中，聯邦最高法院確立了審查檢警追訴動機的標準。一旦法院查明追訴行為夾帶政治報復或經濟私利，不僅刑事案件將被直接撤銷，那些濫用權力的警官與檢察官還將面臨根據《美國法典》第42編第1983條提起的嚴厲民事侵權賠償。這種“讓濫權者付出傾家蕩產代價”的機制，是遏制公權尋租的核武器。

第三節 司法防線：以“令狀主義”制約強制處分

防止刑罰權“摧毀企業”的關鍵，在于控制財產查扣權與人身羈押權。

在德國、法國、日本等國，對企業大規模財產的查封、凍結，偵查機關無權自行決定。此類重大強制措施受“法官保留原則”（Richtervorbehalt）的嚴格約束，必須事前（或緊急情況下事后立即）經過中立偵查法官的實質性審查，并進行嚴格的比例原則測試。這種“以裁判權制約偵查權”的權力架構，使得趨利性執法的圖謀在法官的獨立審查面前失去操作空間。

第四章 “比較法刑辯”視域下的實戰反制：刑事律師如何回應追訴權濫用

理念的覺醒必須落實為法庭上的抗辯武器。面對刑罰權濫用的嚴峻現實，刑事辯護絕不能固步自封。筆者倡導的“比較法刑辯”理念，旨在打破部門法的壁壘與本土司法慣性的束縛，將域外成熟的控權教義直接轉化為本土實戰的抗辯邏輯，從傳統的“定性之辯”走向直擊追訴權合法性邊界的“控權之辯”。

第一節 穿透式屬性辯護：破解“以刑逼民 / 以刑化債”

面對控方用精美的刑事術語包裝的“合同詐騙”等重罪指控，辯護人切忌陷入控方以卷宗砌成的邏輯迷宮。必須引入“最后手段性”教義，運用深厚的民商法及公司法功底，對案件進行徹底的“剝洋蔥”式審查。

辯護人必須穿透復雜的資金流水與虛假的刑事表象，深度還原底層的民商事法律關系。要向法庭雄辯地證明，本案的基礎事實是股權代持、是對賭協議的失敗、是供應鏈的正常違約，抑或是因宏觀政策調整導致的不可能履行。通過嚴密的邏輯推演，論證糾紛完全可以通過提起民事訴訟、申請財產保全、行使代位權等途徑獲得充分救濟。既然民事法律關系的閉環尚未打破，刑罰權就喪失了強行介入的合法性基礎。通過這種跨部門法的“降維”論證，斬斷國家追訴權的非正常延伸。

第二節 比例原則抗辯：破解“以刑奪產 / 遠洋捕撈”

針對趨利性執法中動輒“凍結全部基本賬戶”的毀滅性辦案方式，辯護人必須在第一時間高舉強制處分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的旗幟。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涉案財物的處置作出了諸多細化，明確禁止超權限、超范圍查封。辯護人應當敏銳捕捉這一規范精神，主動出擊：

1. 提交損害證據：向辦案機關及檢察院偵查監督部門提交“查扣凍”行為對企業員工工資發放、上下游履約造成過度乃至毀滅性侵害的客觀證據。
2. 提供替代方案：建設性地提出同等價值的非核心資產置換方案、設定共管賬戶，或引入第三方企業合規監管方案。

通過持續、高壓的程序救濟申請，迫使辦案機關正視保全大型商事主體生命線的現實急迫性，阻斷“以刑奪產”的利益變現鏈條。

第三節 目的違法與程序濫用阻卻：破解“惡意控告 / 商業打擊”

當案件明顯系競爭對手惡意構陷，或偵查機關存在嚴重的趨利性跨省管轄時，傳統的“無罪辯護”由于啟動滯后，往往等法院判決無罪時，企業早已破產出局。

此時，辯護人必須借鑒英美法“濫用程序”的對抗思維，將辯護重心前移至偵查與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應當主動出擊，全方位搜集控告人惡意串通、偵查機關存在利益驅動（如違反公安部《關于禁止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的規定》及異地管轄協作規定）的證據鏈。將這些揭示“啟動目的違法”的證據，以正式的法律意見書形式，密集地向最高檢、省檢的立案監督部門提交。核心訴求直指“本案追訴權啟動違法”，倒逼檢察機關履行客觀義務，以強制撤案或不起訴的非正常方式終結違法程序。

第四節 訴諸基本權利的憲S￥法化辯護：終極防線的堅守

在面對帶有強權色彩的“以刑維穩”、“以刑控權”案件時，普通的部門法辯護空間被極度壓縮，法律條文可能被肆意曲解。

此時，辯護人必須具有將個案上升至憲法高度的理論視野與勇氣。直接引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于保障公民人身自由、言論自由、人格尊嚴與合法的私有財產權不受侵犯的根本條款。向法庭和歷史陳詞：刑罰權的無限擴張與異化，其實質是對憲法核心基本權利的野蠻剝奪。憲法不是沉睡的文本，而是約束國家暴力的最高準則。這種帶有強烈對抗色彩的防守反擊，是捍衛法治尊嚴的最后陣地。

第五章 我國國家追訴權邊界的法治化重塑與結語

揭示病理、提出抗辯，終究是處于防御地位的被動補救。要從根本上治理刑罰權被濫用、被工具化的制度性頑疾，必須在立法與司法體制層面進行大刀闊斧的重塑，推動我國刑事訴訟從“職權偵查本位”向“司法審查本位”的實質性轉型。

首先，破冰探索建立重大財產強制措施的“提級司法令狀審查制”。

當前導致“遠洋捕撈”泛濫的制度漏洞，在于偵查機關同時掌握著立案權與財產查扣權，形成了閉環。必須切斷偵查機關隨意支配涉企財產的單方權力，通過修法，將凍結企業基本賬戶、大規模查封企業核心資產的審批權收歸中立的法院。在采取此類重大措施前，必須經過法官實質性聽證，審查管轄權是否正當、查封是否符合比例原則，從根源上切除“辦案創收”的利益毒瘤。

其次，做實做強檢察機關的實質性立案監督與客觀義務。

面對地方保護主義濃厚的“跨區域抓捕”、“插手經濟糾紛”，上級檢察機關應當建立強制性的提級監督機制。對于審查發現確屬“以刑代管”、“以刑逼民”的案件，必須敢于亮劍，建立硬性的監督撤案與內部追責機制，讓客觀義務長出鋒利的牙齒。

最后，建立對惡意控告與濫權執法的高壓嚴懲及賠償機制。

對于將國家刑罰權當做私人“打手”、惡意構陷競爭對手的主體，必須通過嚴格適用誣告陷害罪、虛假訴訟罪進行反坐，并建立懲罰性民事賠償機制。而對于明知是經濟糾紛仍徇私枉法、趨利執法的司法人員，必須徹底落實終身追責與國家賠償的向個人追償機制，讓濫用公共權力者付出不可承受的代價。

結語

人類法治文明的演進史，本質上就是一部不斷嘗試馴服國家暴力的歷史。刑法，作為和平時期國家能夠合法施加的最嚴厲懲罰，絕不是萬能的社會治理工具，更不是少數人攫取經濟利益、打壓商業對手的“合法提款機”。

現代法治國家強大的標志，從來不是看其刑罰權有多么鋒利、抓捕率有多高，而是看這個國家在面對巨大的地方財政誘惑與復雜的維穩壓力時，能否保持極度的克制，能否讓龐大的國家機器穩穩地停留在法治的邊界之內。

確立限制追訴權邊界為刑事辯護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讓辯護人成為一面锃亮的法治之鏡，時刻照出權力的越界與貪婪；成為一道堅固的防洪堤壩，死死守住公民自由與私有產權的底線。運用比較法的智慧捍衛法治邊界，絕不是在削弱國家打擊犯罪的能力，而是對市場經濟與法治文明最深沉的保護。只有當刑法褪去工具化的外衣，真正退回到社會治理“最后防線”的位置時，市場的活力方能迸發，全社會的法治信仰也方能真正得以重建。

（全文完）

作者：

莊玉武律師，畢業于中國政法?學，在?龍江?播電視臺歷任?慶、牡丹江、齊齊哈爾記者站站長，前著名調查記者，曾在?東盛唐律師事務所執業；是中國產業海外發展協會法律服務專業委員會刑事部副主任；曾是?龍江省海國龍油?化股份有限公司獨?董事、微博法律頻道嘉賓律師、哈爾濱市南崗區青聯法律界別主任、黑龍江省營商環境建設監督局法律專家顧問。正在或者曾擔任中食農業發展公司、外資韓國丹富仕飼料公司、美國約翰迪爾農機公司、甘南縣國稅局、哈爾濱道外區征收服務中心、中國?地保險公司等法律顧問；曾為浙商資產公司、工大集團、工大后勤集團、深圳華控賽格公司、深圳時代裝飾股份公司、哈爾濱市阿城區人民政府、哈爾濱市租車協會、深圳市福田區街道辦等提供法律服務。

莊?武律師致力于為私權吶喊，公眾號（視頻號）“比較法刑辯”“徒法不能自行”主理人，并辦理了大量重大熱點案件、刑事無罪案件、征收補償賠償、撤銷行政處罰等案件。

執業領域為高端經濟刑事犯罪辯護，征地拆遷及行政處罰案行政訴訟，重?商事訴訟等。部分案件有：王某涉嫌四起敲詐勒索全部無罪案、昆明馬某涉嫌請托型詐騙罪無罪案、新疆杜某涉嫌合同詐騙罪無罪案、劉某和季某敲詐勒索罪無罪辯護案、農墾系統維權型敲詐勒索無罪辯護案、哈爾濱殺警察案死刑被告人罪輕辯護、農墾系統曲某某涉嫌貸款詐騙罪無罪案、銀行信貸經理高某騙取貸款罪共犯的無罪辯護案、“紅通人員”孫某騙取貸款罪輕辯護案、小學生被奸殺案被害家屬代理、某虛假房產證詐騙罪被害人代理、請托型詐騙罪被害人代理；深圳寶安區某廠房征收拆遷案、江西某公路數十家居民征收拆遷案、綏芬河某公司農民工保證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深圳某上市公司違法建筑行政處罰違法被撤銷案、黑龍江某地閑置土地處罰案、黑龍江某地城管局控制的違建控告案等；深圳某上市公司4 億元股權糾紛案、貴州某擬上市公司股權協議糾紛案等。除此之外，還代理過大量其他的刑事案件減輕處罰、緩刑，或者刑事控告成功，或者行政拘留暫緩執行或減輕處罰等案件。

莊玉武律師獲得的里程碑意義的成就有：獲得中國第一個刑事律師調查令；創立“比較法刑辯”范式，推動中國刑事立法及刑事辯護實踐進步（比如律師調查權、被告閱卷權等），并匯通全球刑事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