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率甘軍入甘平亂，河湟起事首領盡數遭誅殺

清光緒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的春天，甘肅循化廳境內一場持續多年的教派糾紛驟然升級，原本只是花寺門宦內部新舊兩派關于宗教儀軌的爭論，在地方官府處置失當之后迅速演變為席卷整個河湟谷地的大規模民變，后世稱之為河湟事變。

起事浪潮從循化發端，短短數月之間便蔓延到河州、西寧、大通、巴燕戎格、碾伯、貴德等十余州縣，各地民眾紛紛揭竿響應，陜甘總督楊昌濬麾下的綠營兵戰力渙散，屢屢敗北，整個河湟局勢瀕臨失控。清廷接到急報后，當即下旨調喀什噶爾提督董福祥率領所部甘軍東下入甘，全權督辦甘肅軍務，這場持續一年有余的戰事也由此進入清軍全面反攻的階段。

董福祥是甘肅固原人，早年在西北團練起家，所部甘軍大多招募自隴東、河湟一帶的子弟兵，熟悉西北地形與民風，戰斗力遠勝于腐朽的綠營。接到朝廷諭旨時，董福祥正駐守新疆喀什噶爾，他即刻點齊所部三十余營馬步官兵，合計兩萬余人，沿河西走廊東進，經肅州、涼州直奔蘭州。

這支隊伍里有騎兵、步兵，還有專門的開花炮隊，裝備著當時最新式的后膛槍炮，火力配置遠超起事民眾手中的土槍刀矛。光緒二十一年八月，董福祥率主力抵達蘭州，隨即定下先平河州、再取西寧、最后清剿大通南路的整體戰略，打算由南向北逐個擊破，避免戰線拉得過長被各處起事武裝牽制。

當時河州是整個河湟事變的核心區域，起事首領馬永琳原本是花寺門宦的老教阿訇，在循化教爭爆發后趁機舉事，聯合河州各門宦勢力圍攻河州城，城內守軍被圍困數月，糧草幾乎耗盡。董福祥分析河州局勢后認為，河州起事人數最多、根基最深，只要拿下河州，其余各地便會士氣瓦解。

于是他親自率領甘軍主力南下，經狄道進軍河州，一路上先掃清洮河沿岸的外圍據點，逐步壓縮起事武裝的活動空間。馬永琳得知董福祥大軍壓境，調集各部沿洮河布防，打算憑借河道天險阻擋清軍推進，雙方在洮河兩岸展開多日激戰。甘軍憑借火炮優勢集中轟擊對岸陣地，起事武裝的土木工事在開花炮下接連坍塌，騎兵則趁夜從上游淺灘偷渡迂回，前后夾擊之下，洮河防線很快被突破。

洮河戰敗后，河州外圍的各堡寨陸續投降，馬永琳率部退守河州城及周邊的八坊、雙城等據點。董福祥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圍而不打的策略，一面切斷城內糧草補給，一面派人入城勸降，許以繳械不殺的承諾。起事隊伍內部本就成分復雜，各門宦勢力各有盤算，在清軍重兵圍困之下，不少小股武裝先后出城投降。

馬永琳見軍心渙散，知道守城無望，便帶著親信頭目主動前往清軍大營請降，打算效仿同治年間馬占鰲的先例，以投降換取自身地位。不料董福祥早已接到清廷密旨，要求從嚴懲辦首惡，杜絕后患。他表面上對馬永琳好言安撫，讓其召集所有首領前來大營議事，等馬永琳、馬永瑞、閔殿臣等數十名大小頭目悉數到齊后，當場全部拿下，押赴河州城外一并斬首。河州戰事就此平定，董福祥用一場鴻門宴式的收網，徹底清除了河州起事的核心領導層，這也是整個河湟事變中第一批被集中誅殺的起事首領。

光緒二十一年年底，甘軍南北兩路先后抵達西寧外圍，對西寧形成合圍之勢。董福祥依舊沿用河州的戰術，先打外圍堡寨，剪除羽翼再攻主城。清軍首先圍攻西寧北川的蘇家堡，這座堡寨墻高壕深，是西寧北路的核心屏障，守軍人多糧足，抵抗極為頑強。甘軍動用大炮晝夜轟擊，步兵輪番沖鋒，連續攻打十余日始終無法破城，傷亡不小。

董福祥見狀改變戰術，下令炮隊集中轟擊堡寨西北角，炸開一道缺口之后組織敢死隊突擊，同時派人挖地道通向城墻底下填埋炸藥。激戰多日之后，蘇家堡西北角城墻被炸藥轟塌，清軍蜂擁而入，堡內守軍與清軍展開巷戰，最終大部戰死，蘇家堡宣告失守。蘇家堡陷落的消息傳開后，西寧周邊其余堡寨士氣大挫，不少小堡寨主動開寨投降。

河州、西寧相繼平定之后，整個河湟地區只剩下大通河流域還有劉四伏率領的一支起事武裝仍在堅持。劉四伏是大通人，作戰勇猛，麾下骨干多是獵戶與礦工，熟悉山地地形，戰斗力在各路起事武裝中最為強悍。董福祥派部將崔偉率馬步各營進軍大通，劉四伏自知正面難敵甘軍槍炮，便放棄大通縣城，率部退守到永安營、白塔兒等山地堡寨，憑借險要地勢節節抵抗。清軍猛攻永安營多日，付出不小傷亡才拿下據點，劉四伏則率主力向西撤退，打算進入祁連山深處打游擊。董福祥得知劉四伏西撤的消息，立刻下令全軍追擊，同時傳令青海蒙古各旗出兵攔截，不讓起事隊伍進入柴達木盆地。

劉四伏率部沿大通河谷向西疾行，沿途不斷收攏各地潰散的起事民眾，隊伍越聚越多，其中夾雜大量老弱婦孺，行軍速度十分緩慢。行至野牛溝一帶時，前有蒙古騎兵攔截，后有甘軍追兵逼近，劉四伏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幾番激戰之后，起事隊伍傷亡慘重，糧草也消耗殆盡，不少隨行的百姓凍餓而死。

劉四伏見突圍無望，為保全余下部眾性命，便派人與清軍接洽，表示愿意率部投降。崔偉將情況上報董福祥，董福祥回令只許接受普通民眾投降，首惡必須嚴懲。受撫當日，劉四伏及麾下數十名大小頭目被單獨扣押，隨后全部押赴西寧處決，普通部眾則被登記造冊，分批遷往各地安插。

整個河湟事變中，被清軍正式處決的起事首領共計數百人，從總領一方的大頭領到各堡寨的小頭目，幾乎沒有核心人物得以幸免。董福祥這種剿撫并用、降而復誅的策略，雖然在短時間內徹底平定了局勢，但也讓河湟民眾對官府的信任降至冰點。

平定各地之后，董福祥隨即著手推行善后措施，參照同治年間左宗棠治理陜甘的舊例，在河湟各地清查戶口，收繳武器，拆毀部分起事據點的堡寨城墻，同時對參與起事的普通民眾進行分散安置，將原本聚居在河州八坊、西寧東關等地的民眾拆分遷往偏遠荒灘，不允許再大規模聚集居住。官府指派鄉約管理各清真寺事務，剝奪原有掌教的司法與行政權力，防止宗教勢力再次串聯起事。

河湟事變的平定，也讓董福祥與甘軍的聲望達到頂峰，董福祥本人因功升任甘肅提督，后來更被調入京畿擔任武衛后軍統領，成為清末重臣榮祿麾下的得力干將。而在平亂過程中嶄露頭角的馬安良、馬福祿、馬福祥等河州籍將領，也借此機會擴充實力，逐步形成日后左右西北政局的馬家軍事集團。

從乾隆年間的蘇四十三、田五起事，到同治年間的陜甘回民大起義，再到光緒年間的河湟事變，清代西北河湟谷地反復陷入教爭引發的戰亂循環，每一次平定之后朝廷都會出臺更為嚴苛的管控措施，這種管控最終隨著清王朝的覆滅一同退出歷史舞臺。